本篇要讲述在洪水时期,波兰政局的三个重大历史事件,分别是杨二世·卡齐米日国王与玛丽·露易丝·冈萨加女王的政治改革、改革引发的内战和自由否决权。
玛丽·露易丝·德·冈萨加(Marie-Louise de Gonzague Queen of poland 1611-1667) ,波兰女王兼立陶宛大公爵夫人。她是法国(意大利)名门冈萨加家族的一员,其父是曼图亚公爵查理一世,出生于法国讷维尔,从小接受了很好的贵族教育。1640年,29岁的玛丽在巴黎邂逅了刚刚出狱的杨·卡齐米日,两人感情升温,但后者很快返回波兰了。1644年,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丧妻,两人在次年结为政治联姻。嫁入波兰后,玛丽将名字改成了路德维卡(Ludwik)·玛丽,因为波兰人不接受她与圣母同名。
玛丽和瓦迪斯瓦夫四世结婚的原因也受到了法国政府的影响,因为与哈布斯堡越走越近的波兰不符合法国的利益,所以 让法国贵族与波兰国王联姻可以增加法国在波兰的影响力。 说到具体个人,玛丽是一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她无比渴望权力,嫁给东欧强国波兰无疑是登上权力阶梯的最快办法。对瓦迪斯瓦夫四世而言,迎娶一位有钱有势的女贵族可以方便他制定与奥斯曼帝国战争的计划,两人一拍即合。
1648年5月20日,瓦迪斯瓦夫四世病逝,他弟弟杨二世·卡齐米日即位,次年五月,两人结婚(娶嫂子......正常操作)。婚后的玛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是贤内助和优质政治家,她和杨二世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奥斯曼帝国、莫斯科、瑞典等强敌环伺中加强波兰国力。 具体的措施就是改革政治,降低贵族权力,增强王权。 此时波兰正处在洪水时代的残酷战争中,玛丽积极涉足政治,为丈夫分担压力。她被视为一位聪明、顽强、活跃、具有坚定意志和强烈个性的女强人,玛丽也是 绝对君主制 的忠实拥趸。
在“大洪水”期间,玛丽展现了她爱国又勇敢的一面,波兰女王在军事上积极为丈夫提供各种建议,必要时还冒着生命危险去往前线督战。国库拮据时,她主动捐出了许多私人珠宝当做军费。波瑞战争期间,她反对所有绥靖投降主义,坚持与侵略者作战到底。后来杨二世被迫离开波兰,她与丈夫一起前往西里西亚,之后也是在她的建议下,杨二世在利沃夫举行圣婚并立下击败敌人的誓言。1656年底,玛丽成功与哈布斯堡家族结盟,得到了后者支援波兰的4,000士兵。
政治上, 玛丽努力加强国王与瑟姆的权力,改良了许多不合理的投票制度。 在杨二世军事失败备受打击时,也是她在身边积极鼓励丈夫,给了他站起来继续奋斗的信心。玛丽在政局上主动出击,将她从法国带来的许多贵族女士嫁给了波兰有权有势的人,这些女贵族也积极投身政治,并且大量影响了她们丈夫的政治取向,为玛丽的改革派系增加了许多支持。也是她四处奔走,为创造奥利瓦和平贡献了一份力量。
波兰贵族,特别是保守的坚持 “ 萨尔马提亚主义 ” 或“黄金自由”的贵族对玛丽心生不满,他们一方面反对女性干政,一方面恐惧这位女王昭然若揭的改革计划。但还有许多贵族成了她的坚定同盟,也就是改革派的一员,为日后的内战埋下了伏笔。
关于波兰萨尔马提亚主义可以单独写一篇万字研究,我尝试概述一下。 萨尔马提亚主义是15世纪到18世纪波兰施拉赫塔阶层的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 ,和“黄金自由”理念相辅相成。萨尔马提亚本身是指起源自古伊朗地区的游牧部落,而 施拉赫塔阶层认为他们就是当年侵略古斯拉夫部落的萨尔马提亚人后裔。 波兰灭亡后,传统的萨尔马提亚主义和黄金自由的概念逐渐消逝,转变成了某种具有浓重波兰民族气息的浪漫主义元素。
波兰贵族萨尔马提亚主义的自我认同与他们的特权现实有紧密联系,施拉赫塔以此来证明自己作为贵族统治农民的天然合法性。不过这种说法一直缺少必要的证据,直到近代考古发现古代阿兰人确实曾入侵过某些古波兰民族的聚落,并且成了当地的统治阶级,尔后逐渐斯拉夫化。有必要说明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欧洲国家的贵族都有类似的“认祖归宗”行为。法国人把高卢人当做他们的祖先、葡萄牙是鲁斯塔尼亚人、苏格兰是咯里多尼等等。 个人认为这是文艺复兴的成果之一,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认同感萌芽的标志。
开个玩笑,如果将欧洲贵族分成两拨,一拨是波兰施拉赫塔,一拨是其他贵族。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也可以证明波兰贵族阶层的独特性。就外观来看,在很长时间里,波兰贵族都喜欢穿着祖潘长袍或Kontusz大衣,留着被西欧宫廷视为粗野象征的大胡子,腰间必须佩带弯刀,喜爱骑马与骑兵军种。波兰贵族尚武却不尚战,他们虽然具有不输给任何国家的军事水平和骑兵力量,但却信奉和平主义,不会因为利益主动向同样信仰的外国势力开战,异教徒除外,然而波兰周边四大势力,有 三个都不是天主教国家......
施拉赫塔喜爱喝酒,特别是高度数的蒸馏酒,比如伏特加。一边饮酒一边享用美食,载歌载舞是波兰贵族最爱的娱乐生活,其次就是打猎。男人们喝多了难免发生摩擦,很容易演变成为荣誉的决斗,这很斯拉夫。
坚持萨尔马提亚主义的波兰贵族认为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具有保护“黄金自由”这种古老习俗的天然使命,另一方面,“黄金自由”带来的种种特权也是实际利益。 施拉赫塔骄傲的维护自己的特权,任何尝试改革的人都将被视作叛国行为。萨尔马提亚主义认同贵族的强大自治权和瑟姆的重要投票权,国王的权力被小心的看管,受到极大限制。施拉赫塔认为国王如果不遵守法律或质疑贵族的特权,他们有权力拒绝服从王命,甚至发起武力反对。但这是一个过于领先时代或是操作难度过高的政治制度,王权、贵族权力与议会权力成为互相制衡的铁三角,一旦贵族权力过于膨胀,国家就会陷入要命的无政府主义状态。
施拉赫塔认为联邦的“黄金自由”与萨尔马提亚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然而随着 贵族权力膨胀,王权受到挤压,“一票否决权”的出现也让瑟姆陷入瘫痪。 这对华沙政府的正常运作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并直接导致了18世纪末的三次瓜分波兰。直到五·三宪法时期,贵族们才意识到自己造成的可怕后果并同意削减权力,可惜为时已晚。这一时期,萨尔马提亚主义在波兰成了贬义词,是顽固的老古董,没文化人的代名词。
沦亡期,波兰民族浪漫主义风潮崛起,并极大影响了文学、诗歌、音乐、绘画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几次重大起义失败,波兰人陷入颓丧阶段的时候,萨尔马提亚主义被剥去了身上负面的因素,以一种浪漫的、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再次蓬勃发展。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亚当·密茨凯维奇,亨里克·显克微支等文学巨匠。
“ 如果要寻找后期波兰立陶宛联邦史的最大政治特征,毫无疑问,“自由否决权”可以与《五·三宪法》这样的不朽伟业被同时提及。后者流芳百世,前者遗臭万年。” ——沃·兹基硕德
在波兰王国时代的瑟姆中有 “一致同意原则” ,即一项法案必须得到在座所有议员的一致同意才能通过,这是为了体现所有施拉赫塔的平等地位而设立的规定。早期,这是一项比较民主健康的规定,即便有少数议员反对,他们也会被说服或退缩,这样法令还是可以通过。在联邦中前期, “一致同意原则”被灵活的转变为反对者反对的决议无法通过,其他决议可以通过的规则 ,这样瑟姆依然可以相对健康有效的运行。
直到1652年2~3月的瑟姆议会,当时联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而且国王杨二世也正在进行扩大君主权力的改革,许多议题争议很大,迟迟无法得到通过。激烈辩论持续了42天,瑟姆成了拥王党和贵族派为主两大派别对垒的战场。 立陶宛的拉兹维尔家族历来坚持立陶宛的独立,反对强化波兰王权的改革 ,立陶宛大贵族雅努什·拉兹维尔就是贵族派的领导者,也是他在瑞典侵略时成立凯代尼艾联盟宣告叛变。
塔尔凯地区的特使瓦迪斯瓦夫·西辛斯基(Władysław Siciński)是雅努什派系的一员,自然不遗余力地反对国王的意见及相关决议。3月11日,国王提议延长议会的时间,就在大家叽叽喳喳互相讨论时,一声爆呵平地惊雷般响彻整个大厅。
"ja nie pozwalam na prolongatę!"(我不同意延长!)
瑟姆议会厅鸦雀无声,随后,西辛斯基不顾礼仪,直接起身离开,一起离开的还有大批支持他的人, 当天的会议被迫中止 ,这就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次有人行使“自由否决权”。尽管国王与其他议员对西辛斯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但后者还是达成了他的目的,因为这是合法的。其实客观地讲,西辛斯基的作为至少在当时没有被重视,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这次瑟姆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一些决议的通过,在当时人的记载中,也没有对这次事件进行过大的刻画,基本都当做一次正常的议会插曲而已。
直到联邦灭亡前,没人对他及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国家灭亡后,许多人开始反思联邦历史上的错误时,“自由否决权”成了众矢之的,而第一个行使“自由否决权”的人, 西辛斯基成了罪魁祸首,遭到了从头到尾的历史挖掘和口诛笔伐。 在波兰和立陶宛,西辛斯基一直以某种邪恶反派的形象出现,关于他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西辛斯基是被雷劈死的,作为上帝对他破坏瑟姆秩序的惩罚,由此可见波兰人对他的痛恨......
不过值得补充的是,西辛斯基的抗议是合理的,因为当时确实已经到达法定会议时间的界限。关于西辛斯基事件的说法还有两种,一说是他受到雅努什的指使有意破坏瑟姆,一说是他当时情绪上头的冲动作为。但这件事的恶劣之处在于,西辛斯基是第一个公开使用自由否决权,而且成功打断当天正常议事的人, 这开启了极度危险的先例
1669年克拉科夫的瑟姆成为第一个因为“自由否决权”而中断整个议论,并否定之前已经通过决议的先例。之后,许多议员因为各种原因开始滥用这项高尚出发点的特权,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从此只要在会议过程中, 哪怕一千人同意,一个人反对,他只要喊出 “ Sisto activitatem ” (拉丁语,我停止这次议会) , 整个瑟姆必须立刻终止,而且废除之前通过的所有决议和政策。 这直接导致瑟姆行政效率直线下降, 瑟姆议会作为联邦国家的最高政令部门基本宣告瘫痪。
到杨三世·索别斯基时代,自由否决权被普遍滥用,至少有一半的瑟姆被打断。 议员们容易受到政敌、大贵族、国外势力的贿赂收买而故意中断会议,否定对国家有益的决议。 到奥古斯都三世统治时期,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只有一届瑟姆通过立法,国家基本进入无政府状态,政令不出华沙,各地只能依靠大贵族和瑟姆奇自治。
18世纪末,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在波兰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许多爱国的进步人士组成 “瑟姆联盟”(Confederated sejm) 组织,旨在绕过自由否决权进行正常的投票决议。同时,瑟姆也在积极进行改革尝试,但因为国外势力和国内保守势力的阻止而举步维艰。直到1791年的 五·三宪法,瑟姆一致通过彻底废除“自由否决权”的决议 ,然而也正因此招来了外国的武装干涉和三次瓜分,联邦国家于1795年灭亡。
后世 波兰史学家一致认定滥用的“自由否决权”就是波兰政治体制恶化和灭亡的主要原因 ,我个人认为“自由否决权”是波兰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过分低落的恶果。须知,瑟姆和“自由否决权”设立的初衷是好的,实际上在皮雅斯特和雅盖隆时期,三股政治力量保持平衡状态,瑟姆在波兰发挥了积极正面的作用。而在瓦萨王朝后期,王权一再恶化,大贵族权力畸形膨胀。瑟姆成了大贵族阶层相互倾轧、偏执反对国王的角斗场,国家政体也 从贵族民主制度畸变成了贵族寡头制。
说句题外话,在欧洲威尼斯共和国和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的整体有些许类似,前者的统治者“总督”的权力也很小,而且国家政令也都是经过“大议会”讨论,在“元老院”投票产生的。但威尼斯的政治效率相当高,并且维持了长达五个世纪的鼎盛局面,究其原因,威尼斯元老院拥有政治上的至高权力,而且 有一套科学的自查自纠体系,贿赂、扰乱议会等行为会受到严厉惩罚,大贵族势力也难以渗透进国家行政中心。 不过威尼斯的商业立国传统和相对安全的地理环境也很重要,相比之下波兰在许多客观层面有很多缺陷,这些我会在以后总结波兰灭亡的教训时系统论述。
下篇要讲的鲁博米尔斯基叛乱是17世纪中叶波兰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虽然规模和持续时间较小,但却对波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在后面我总结波兰灭亡的主要原因里,这场短暂又残酷血腥的内战绝对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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