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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那一夜大雨滂沱,一切都笼罩在朦胧之中

“她什么都招了。”

“不用担心,我会遵守我的承诺,她没怎么受苦。”

雨夜,古巴南部某座军事基地的监狱区,那个被我们以及所有认识的他的人称为“Skull Face”的男人对着笼中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在他面前的铁笼里,穿着橘黄色囚服的少年盘腿坐在泥泞的地上。因惭愧、内疚和恐惧凝结而成的复杂情绪,使现在的他像一只被打断了脊背的小狗一样垂头丧气。

虽然早已收到任务简报,但当我举起冲锋枪,在探照灯的灯光下看清目标的具体外形时还是暗暗吃了一惊。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属于他的应该是小学课堂,要面对的敌人应该是课本和老师家长,不应该是荷枪实弹的美军特种兵和他们的指挥官。我向首领点头示意,希望趁机从他的眼中看到什么。但透过我的护目镜和他的眼罩,我看到的东西一如往常——深不见底的恐怖和憎恨。

“喂,给你这个。”Skull Face举起了一盒磁带在铁笼的栏杆上敲了敲,如同是君王面对即将处以死刑的乱臣一样,强迫对方脱离假死一样的自我封闭,面对自己,面对现实。他看了一眼磁带,然后把那玩意丢到了少年面前。

“这是你应得的。”我注意到那少年正用手臂把自己的身体撑到磁带前,他的脚仍然能保持着盘着的状态,不知是被钉入了钢钉还是单纯的双腿血液循环不畅。少年艰难的移动到了磁带前,把脖子上挂着的耳机插到里面听了起来。

“当叛徒的感觉怎么样?”Skull Face蹲下来试图拉近二人的距离,少年也把身体转向了一侧,头深深的埋了下去,摆出一副专心听歌的架势。Skull Face对这样的小小反抗并不在意,就像是慈祥的父亲对着耍脾气的小儿子一样继续聊着。“再也不是战争游戏了。现在,你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了。”

听到这段话,少年急忙把脸转了过来,车灯、路灯和探照灯发出的光一同照在了他的脸上,这让我能更清楚的看到他脸上的那块止血布,还有迷茫与不安。Skull Face站起身,向铁笼投下最后一瞥。“回去代我向你的Boss问声好。”沉默了几秒钟之后,他踩着雨水向着监狱区外面走去了。

我从“那个少年竟然和传说中的Big Boss有紧密关系”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连忙跟上Skull Face的脚步。用眼角的余光,我看到那个少年按下了磁带的播放键。雨下的越来越大,各种灯光交替变化在地上和墙上打出一个又一个白色圆圈,看守的士兵努力的拽着军犬不让它们挣脱束缚,战友们陆续踏上军用吉普,一架直升机从我们头顶掠过。

不知怎么,我突然有这样的一股感觉。这个夜晚是特别的,和我过去的二十多年度过的成千上万个夜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今夜会有人来、会有人走、会有人死去、会有人活着但从此失去一切。

我活动了一下头盔,试图把它调整到一个更为舒适的位置。让自己的脑袋变得更舒服的同时,催促自己赶紧忘掉这些任务开始之前出现的各种杂念进入作战状态。

话说回来,那盘磁带里,播放的是什么内容呢?
"Here's to you nicola and bart."(这是给你们的,尼古拉和巴特) "Rest forever here in our hearts."(你们在我们心中永远存在) "The last and final moment is yours."(生死关头是你们的努力) "That agony is your triumph."(所有的痛苦都是你们的胜利)

鞋厂抢劫案


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市的珍珠街,坐落着一家斯莱特-莫里尔鞋厂(The Slater-Morrill Shoe Company factory)。在如今的网络海洋中,这家鞋厂的名字早已被莫里尔法案和各种叫斯莱特的人物淹没。这家鞋厂是谁建的又是谁经营的,早已无人知晓——或许品牌的创始人曾经幻想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大笔资金的投入,这个品牌将在历史书上留下自己的一笔。但他大概没想到,十几分钟时间再加上全厂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就把这事办妥了。

1920年4月15日,鞋厂保安亚历山德罗·贝拉德利(Alessandro·Berardelli)和出纳弗雷德里克·帕门特(Frederick·Parmenter)在将两个装有公司工资总额的保险箱运到主工厂时遭到抢劫和杀害。持有枪械的前者在向臀部枪套伸手试图拔出自己的点38口径左轮时被枪击四次。手无寸铁的出纳则胸部中弹,在他试图逃跑时又背部中弹身亡。抢匪们劫走了保险箱,开着一辆偷来的深蓝色别克及时逃离现场。除了在现场执行任务者之外,车上还有几个人。在他们逃离现场的同时,车上的枪手对着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猛烈开火,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抢劫杀人这样的大案惊动了市里的各大部门。在这场抢劫案发生一天后,联邦移民局(FIS)给布里奇沃特警察局长迈克尔·E·斯图尔特(Michael E. Stewart)通电话。电话中移民局方面提到了一个曾被斯图尔特逮捕的名叫费鲁里奥·科奇(Ferruccio Coacci)的人。此人被怀疑参与了一场发生在布里奇沃特市(Bridgewater )的鞋厂抢劫案。布利奇沃特是位于波士顿南方30英里的一座小镇,去年的12月24日,四个人对一家工厂的运钞车动手,一个人用短枪射击但没有伤到任何人,歹徒没有得手而逃窜。这个案件的目击者同样证明开枪者是意大利人的模样。当时有人看到一辆汽车逃窜到西布里奇沃特市的科切塞特。据斯图尔特的判断,这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为资助他们的政治活动而展开的一场劫掠行动。当时,斯图尔特以联邦移民局的名义逮捕了科奇。

布伦特里市劫案发生的当天,是科奇的被拘留的最后一天。按照法定程序,他应该被即刻驱逐出境。但是科奇先生却打电话给FIS,声称由于妻子生病,他未能及时成行。FIS的这番电话,目的就是要求斯图尔特调查科奇未能在4月15日离境的具体理由。

斯图尔特立刻行动,在科奇的家中发现了他,并认定他为延迟离境提出了虚假的不在场证明。于是警方给了科奇一周的时间对此事做出说明。同时,警方注意到一个叫马里奥·布达(Mario Buda)的人和科奇住在一起。

4月17日,调查此案的警方找到了劫匪驾驶的别克车,并在附近的地面上发现了几枚12口径的猎枪子弹。而验尸官的报告和弹道检查给出了更详细的凶案线索:遇害者身上的黄铜子弹是0.32英寸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弹,有5枚子弹发射自同一支半自动手枪——据判断是一支0.32口径的萨维奇1907型手枪。

当斯图尔特局长再一次拜访科奇家中时,他惊讶地发现科奇失踪了。从对布达的审讯中,他们得知,科奇拥有一把0.32口径的萨维奇自动手枪,而且就放在厨房里。警方搜查了厨房,没有找到这把枪,却在厨房抽屉里找到了随枪附赠的1907型0.32口径萨维奇自动手枪的设计图纸,这把手枪完全符合射击帕门特和贝拉德里的手枪的类型和口径。而布达自己也有一把0.32口径的西班牙手枪。

枪械口径和型号的一致进一步加深了警方的怀疑,他们又对交通工具进行了调查。布达告诉警方,他有一辆1914年的奥佛兰汽车。此车在4月19日被交付维修,这辆车看起来破破烂烂的,至少有五天没跑过了。这打消了警方的怀疑,斯图尔特带着警员们离开了布达的住所。

但当斯图尔特发现科奇曾为这两家鞋厂打工以及被遗弃的别克车旁边有第二辆车的轮胎痕迹这两个事实时,又一次赶到的警察们只得到一个人去楼空的结果。早在4月18号,科奇就收拾细软带着家人逃往意大利,原本住在这里的布达此时也已人间蒸发。

 放跑了这两条大鱼是一件很让人感到懊恼的事,目前来看,唯一留下的线索是布达留在修理厂的那辆车。斯图尔特局长认为,被遗弃的别克车旁边留下的轮胎痕迹就是劫匪逃逸所用的车辆,布达的车很可能就是这第二辆车。假如科奇和布达确实是抢劫案的参与者,那来接车的八成就是他们的同伙。于是他给修车厂老板下了指示:一旦有人来接车,老板就要报警。

5月5日,也就是劫案发生20天之后。消失已久的马里奥·布达在修车厂再次露面了,和他同行的有三个人:里卡多·奥齐亚尼(Riccardo Orciani)、尼古拉·萨科(Nicola·Sacco)和巴特·万泽蒂(Bart·Vanzetti)。

逮捕


大鱼的出现令警方欣喜若狂。在“修车厂会面”中,布达还称萨科和万泽蒂为“我在美国最好的朋友”。这样的称谓很难让人不联想到一个地下组织的兄弟之间的相互称呼。接到情报的警方即刻行动,对四人展开了抓捕行动。

四人中的三人很快落网——萨科和万泽蒂在登上一辆有轨电车之后被捕,奥奇亚尼也于5月6日落网,美中不足的是,最为关键的布达再一次逃离法网,直到1928年人们才在意大利发现他的踪迹。被捕的三人中,奥奇亚尼虽然和布达一起出现在了修车厂,但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表示他在两起犯罪发生时都在工作。这样一来,审讯工作的重点就转移到了萨科和万泽蒂这两人身上。

即使“萨科和万泽蒂”如今已经成为蒙冤而死者的代名词,有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文艺作品都引用了他们的事迹作为受迫害者的象征。但如果将今天的读者代入当时警方的角度,很难相信这两人是清白无辜的。

掩盖真相是犯罪分子的必修课,萨科和万泽蒂就对警方撒了两个致命的谎言。

首先,在警方搜查时,两人都否认持有枪支。

其次,警方在审讯时,两人都表示自己和无政府主义者有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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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经过搜查发现:萨科持有意大利护照、无政府主义书籍,一把上弹的0.32口径柯尔特1903型自动手枪以及23个0.32自动手枪子弹弹壳,其中几枚弹壳属于已经过时的温彻斯特型子弹。万泽蒂身上则有四个12口径的猎枪子弹壳和一把五发镀镍的点38口径哈林顿和理查森左轮手枪,和遇害警卫的手枪相同。
在物证充足的前提下,不在场证明成了二人洗脱嫌疑的最后一根稻草。萨科表示自己在去年12月24日在工厂上班,并表示自己在4月15日那天放假,于是他被指控谋杀。作为个体户的万泽蒂并没有这样的不在场证明,被指控在两起抢劫案中分别犯有抢劫未遂和谋杀未遂以及抢劫谋杀罪行。两人在5月5日被指控谋杀罪,并于6月22日上法庭接受审判。

初次审判


爆炸动摇不了法庭进行审判的决心。6月22日,第一次刑事审判在布里奇沃特如期进行。这次审判的目的是确定两人是否和布伦特里抢劫案有直接关系。

吃的是公家的官司,万泽蒂当然不会选择法院指定的律师,在这场审判中他选择了经验丰富的瓦希(John·P·Vahey)和权益委员会推荐的詹姆斯(James·Graham)作为自己在本案中的辩护人。即使是文盲也明白第一次审判的结果对之后的案件走向意味着什么,万泽蒂自然不会掉以轻心。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又一位重要人物登上了故事舞台。此人名叫韦伯斯特·塞耶(Webster Thayer),本案的主审法官。就像任何一个身处司法机关之中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的官员一样,从史料记载来看赛耶是一个时常义愤填膺的家伙。案件审理的几周前他向公众发表演讲以谴责无政府主义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作为一名法律界人士,他支持以武力镇压功能性暴力激进言论和煽动实施暴力行为者。我们很难讲他到底是由于自身的身份和阶级利益受到侵犯还是由于职业习惯和个人道德要求而对无政府主义者及他们的暴力行为充满愤怒和不满——也可能是两者都有,但总而言之,在时人眼中,他是一个不喜欢外国人,但很正直的法官。这样的描述让人想起一些保守派的老头子,比如坚持“黑老虎”型号的福特和叫嚣着要消灭所有不洁的文艺作品的萨伏纳罗拉一样。

审判由控方列举人证物证开始。控方介绍了几名身份各异的目击证人,虽然对万泽蒂的描述(特别是关于他胡子的形状和长度)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无一例外的表示万泽蒂当时就在犯罪现场。在进一步的盘问中,法庭发现控方证人很容易对日期感到困惑。一个作证的男孩甚至直接承认他在排练证词。“就像在学校学的一样吗?”检察官问“当然”他回答说。控方出具的物证包括在犯罪现场取回的猎枪外壳和在万泽蒂被捕时在他身上发现的几枚弹壳。
辩方介绍的16名证人都是来自普利茅斯的意大利人。全都是意大利人并不是一个巧合,而是因为万泽蒂是一个鱼贩子,劫案发生的时候,这16人正按照意大利的民族传统从万泽蒂那里购买鳗鱼作为复活节礼物。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中只有一些人可以用不熟练的英语作证,其他人则需要翻译来帮助他们进行阐述,这影响了他们辩词的有效性。除了不在场证明,辩方试图证明万泽蒂总是留着一种与众不同的长胡子,以此反驳目击证人的证词。

不得不说整场案件辩护进行的很糟糕,一方面是控方混乱的证词,另一方面是辩方蹩脚的英语。作为主人公的万泽蒂在庭审过程中也是一言不发。事后,他表示他的律师瓦希反对让他出庭作证。同年,瓦希告诉州长是万泽蒂在咨询了萨科之后拒绝了他作证的建议,他只是警告万泽蒂:控方很有可能根据他的政治立场对他的证词可信度提出质疑。

1920年7月1日,在经历了五个小时的审议之后,陪审团就持械抢劫和一级谋杀两项罪名作出了有罪判决。在宣判之前,塞耶法官了解到,在审议过程中陪审团擅自动用了万泽蒂被捕时在其身上发现的猎枪弹壳,以确定其中所含的枪弹是否足够杀死一个人。因为这一举动干扰了陪审团对谋杀指控的裁决,所以塞耶宣布该部分为无效审判。

这样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审议和研究,8月16日,赛耶法官以持械抢劫罪判处万泽蒂12至15年有期徒刑,这是当时法律所允许的最高刑期。

对于这一结果,有法律评估指出“塞耶法官对于证据的可接受性的判定在双方之间是平等的”,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偏袒。另一项对此案的法律分析指出,除了16名不在场证人之外,辩方没有向陪审团提供更多证据,而是让万泽蒂作证以得出结论。由于当事人保持沉默,“这使得陪审团在没有他帮助的情况下,在目击证人和不在场证人之间做出决定。这种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出现无罪判定的。”该分析声称,“很难说这起案件是为被告而进行的逻辑严密的审讯或者对于案件事实进行了激烈辩论”。

换句话说,初次审判的结果就是在人证物证不足的情况下,陪审团和法官搞出的一锅乱炖。万泽蒂和萨科被判了15年刑期,这是一个令他们感到不快的结果。既然是无辜者,那为何要平白无故的在监狱里蹲上15年?他们的目标是无罪释放,任何的罪名和刑罚都是不可接受的。

很快,第二次审判到来了。

第二次审判


1921年5月21日,萨科和万泽蒂在马萨诸塞州的戴德姆市接受了他们的第二次审判,审判关于他们布伦特里抢劫案的具体行为,起诉的罪名是抢劫和谋杀。

法庭的主审法官仍是塞耶,而代表州政府起诉二人的是检察官卡兹曼。有了第一次合作的前车之鉴,万泽蒂新选择的法律代表是耶利米和托麦斯·麦卡纳尼兄弟,萨科的法律辩护工作则由弗雷德·H·摩尔和威廉·J·卡拉汉承担。

摩尔曾是世界工业工人会的律师,此人的出现被证明是萨科犯下的一个关键错误。作为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臭名昭著的激进分子,摩尔在法庭行为很快就激怒了塞耶法官——这位老兄虽然身为律师,但却经常在法庭上脱夹克,还有一次脱下鞋子。报道此案的记者们曾听到塞耶法官在午休时间宣布:“我要让他们瞧瞧,加州来的长毛无政府主义分子休想在法庭上造次!”末了又补充一句“你给我等着!我会把我的指控交给陪审团!”这段话算是第二次审判现场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摩尔和泰尔在法律程序和法庭礼仪上反复发生冲突。

律师再毛,他也不能大闹天宫。法院虽大,终究是个讲道理的地方。控辩双方你来我往,靠的不是脱鞋和对骂,靠的还是实打实的证据。控方给出了如下证据:萨科在案件发生时不在鞋厂工作;被告在案发当天早上出现在抢劫案现场附近,且被人目击到;萨科的居住地和逃逸用的别克车所在地相距不远;有人看到萨科射杀跌倒在地的保安贝拉德利;在谋杀现场发现的弹壳和萨科身上发现的手枪口径相符合;在谋杀现场发现的帽子和萨科以前戴的很相似;萨科和万泽蒂两人都是支持暴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成员。

控方传唤的重要的证人中,销售员卡洛斯·E·古德是其中之一。他在法庭上作证,表示当逃逸车在他距他25英尺距离飞驰时,他认出车上的一个乘客是萨科,而且对方还用枪指着他。

两名被告都提供了由几个证人支持的不在场证明。万泽蒂作证说,他布伦特里劫案发生时一直在卖鱼。萨科则表示当时他正在波士顿向意大利领事馆申请护照,劫案发生时他和几个朋友在波士顿北区共进午餐,每个人可以为他作证。在审判之前,弗雷德·摩尔不遗余力地联系到了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萨科说在案发当天下午和此人交谈过。

另一个口证来自于一位意大利店员,此人表示他记得萨科,因为萨科出示的护照照片特别大。他仍然记得4月15日那天发生的事情,但他拒绝返回美国作证(因为中途要倒两次船),理由是他身体不好。作为回应,他执行了宣誓并提供了证词,这份宣誓证词在法庭上大声宣读但很快被驳回。
在人证环节上,双方势均力敌,谁也不能说服谁。案件陷入了僵持,这也使得萨科和万泽蒂两人陷入了不利境地——控方有着大量的案发现场物证作为依托,可他们却不可能提供什么可靠物证展示给法庭,能否洗脱嫌疑就要靠他们自己舌灿莲花了。

控方提供的物证不多,总共有三样:子弹、枪械和帽子

首先是子弹,控方证人表示造成保安贝拉德利致命死亡的3号子弹,来自于一个已经过时的温彻斯特.32自动弹壳,这种弹壳如此古老,使任何人都可以将它与其他子弹进行对比。

卡兹曼决定进行一次子弹检查,用萨科的点32柯尔特进行射击测试,萨科表示自己没什么好隐瞒的,欣然接受了提议。测验于审判的第二周举行,在两名枪支专家——春田军械库的查理斯·范·阿布格上尉和马萨诸塞州警局的威廉·普罗克特上尉见证下,检测员进行了枪械试射。通过对膛线进行分析,两位专家认为致人死亡的3号子弹和萨科的柯尔特并不匹配。致命的3号子弹可能是从任意一把市面上流通的柯尔特枪口中发射的。所有的目击者都作证说,他们看到一名枪手向贝拉德利连开四枪。这也使得控方质疑,在贝拉德利尸体上发现的四枚子弹中,至少有一枚是从萨科的枪口射出的。

萨科的嫌疑被暂时洗脱了,我们再转向万泽蒂。

在人证方面,卡洛斯证明万泽蒂当时在逃亡车里,另一名证人则表示他们在抢劫案发生时在工厂附近看到了万泽蒂。在物证方面,控方试图将万泽蒂身上的点38左轮手枪与犯罪现场消失的那把手枪联系在一起,虽然两者的类型和外观十分相近。但在犯罪现场失踪的那把手枪和万泽蒂那把还是存在着区别。

从受害者身上找到的所有六颗子弹都是点32口径,由至少两种不同的子弹射出。然而,万泽蒂只携带了一把点38口径的左轮手枪,口径上并不一致。控方声称这把手枪就是案发现场消失的那把贝拉德利的手枪。案件中出现了第一个谜团:警方调查现场的时,枪套是空的,但没有人目击到贝拉德利的配枪被人拿走的过程。

此时卡兹曼指出了另一个问题:万泽蒂在被捕时对自己的配枪撒了谎。他声称手枪是自己买来防身的,可他对自己的防身宝贝却毫不了解。首先,他把它描述成了一把六发左轮手枪,而不是五发。其次,他说自己只买了一盒同一型号的子弹,但左轮里装了五枚不同型号的子弹。最后,他还声称自己花了18—19美元购买了这把枪,而这一价格是市场价格的三倍左右,明显不符合现实。参数细节上的不一致并不能彻底洗脱万泽蒂的谋杀嫌疑,控方相信手枪作为最坚实的物证,会成为案件的突破口。

为了证明万泽蒂手里的这把枪就是贝拉德利手中的那把,控方追踪了贝拉德利失踪的那把手枪的历史。贝拉德利的妻子作证表示:案件发生前几周,她和丈夫把枪送到波士顿的Iver Johnson公司进行修理。该修理厂的修理工也表示,那把手枪上有一个编号为94765的修理标签,这一号码和州政府的修理日志保持了一致。
对上编号之后,调查者们追踪着那把手枪的经历。他们很快就发现:车间记录里的手枪口径标记为了点32而非点38,这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错误,却从一个侧面足以证明修理车间管理效率之低下。遵循墨菲定律,有伤大雅的大错误出现了——车间记录里没有这把枪的序列号,贝拉德利失踪的那把枪到底是不是万泽蒂手里的那把成为了第二个无法解开的谜团。修理工证明,那天他确实给这把手枪安装了新的弹簧和击锤。而从车间记录来看,委托人取回了手枪,并支付了半小时的修理费。

理所当然的,枪械修理工检查了万泽蒂的那把手枪,并证实了这把枪有一个新的击锤,和贝拉德利的枪械修理纪录保持了一致。对于一个每天都要修理二十到三十把手枪的工厂,修理者不可能记住每一把枪,这又是一笔糊涂账。但至少得出了一个结论——贝拉德利在劫案发生前,去修理了自己的手枪,换了一个新击锤,然后又把枪取了回来。于是控方又传唤了一名证人,此人证明了他在周六的抢劫案发生前曾经看到贝拉德利持有一把点38口径的镀镍左轮枪。

虽然枪械的序列号已无从得知,但是既然贝拉德利失踪的那把枪和万泽蒂手里的那把都替换了击锤,那很有可能是同一把。虽然只是“很有可能”,但也有很大嫌疑。

贝拉德利失踪的枪和万泽蒂身上搜到的枪都替换了击锤,所以两者可能是同一把。为了反驳这一指证,万泽蒂不得不承认自己说了谎。他的朋友,苦役犯路易吉·法尔齐尼给出了这把枪的来源。“几个月前,他以5美元的价格从我这个无政府主义者手里买了这把枪。”法尔齐尼说,在从一个叫里卡多·奥奇亚尼的家伙手里购买了这把点38左轮手枪后,他把它卖给了万泽蒂。又有几个人都作证,万泽蒂拿到左轮手枪之后,从来没有安装过新的弹簧和击锤。不论这一证词的可信度如何,万泽蒂在自己和无政府主义者关系上扯的谎被戳穿了,这对于他的处境很不利。

地方检察官给出的最后一件物证是一顶帽子,据称是萨科的。萨科在法庭上试戴了这顶帽子,根据第二天负责制作卡通图的两位报纸素描艺术家所说:这顶帽子太小了,高高地套在萨科的头上。但卡兹曼坚持认为帽子是萨科的,他给出的理由是:萨科的帽子后有一个洞,是用来将帽子挂在钉子上的,而这顶帽子后面也有一个洞。“在州警察、地方警察和二三千人的目击下,它不可能躺在街上几十个小时。”这位检察官这样说道。

相比起被各种参数和型号搅成一团乱麻的手枪和子弹,人人都看的懂的帽子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悬而未决的谜团让人云里雾里,相较之下证人的证词就展现出了和这个法庭不相称的确信无疑。控方请出的一系列证人发表了一系列言之凿凿的证词。比如一位名叫玛丽·斯普林的书记员,她准确的将萨科描述成了她看到的那个从逃逸车辆上开枪的那个人。然而,交叉检查显示,斯普林无法在审讯中辨认萨科,可一年后她却回忆起萨科出现的许多细节。虽然其他一些人把萨科或万泽蒂列为他们在犯罪现场见过的人,但更多的证人,无论是控方还是被告方,都无法在测验中辨认他们的身份。
“从60英尺到80英尺远的距离目击到这一场景,斯普林女士看到一个以前不认识的男人坐在一辆以每小时15到18英里的速度行驶的车里,而她只看到他经过了大约30英尺的距离。也就是说,她只看到了他1.5到3秒。”——摘自《大西洋月刊》上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的报道。
在审判的最后,控方对两人被捕时的状态提出了疑问。除了犯罪分子,还有谁会没事往兜里揣把枪还上了子弹?辩护律师弗雷德·摩尔坚持要求萨科和万泽蒂对他们被捕时全副武装的状态做出解释。两人给出的解释是:他们在被捕时一直在搜集激进文学作品,而且十分担心政府会将他们驱逐出境。

两人关于激进政治观点的言论一方面搅乱了法庭,另一方面引起了控方的嘲弄。控方趁机指出:萨科和万泽蒂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杂志《Cronaca Sovversiva》的撰稿人和捐助者,两个人在战争期间都出走到墨西哥以逃避兵役。这事实也确实如此,萨科和万泽蒂之前曾为了逃避登记草案而改名。在审判中,检察官以此为理由证明他们缺乏爱国心,并且不允许他们反驳。萨科和万泽蒂的支持者后来据此争辩说,他们逃离美国是为了避免迫害和征兵。而反派则认为他们离开美国是为了逃避美国政府对激进分子和煽动性活动的侦查和逮捕。

值得一提的是,和他们一起逃到墨西哥的人中,有一位名叫卡罗瓦尔·迪纳希(Carlo Valdinoci)曾经当过《Cronaca Sovversiva》的编辑。1919年6月2日,他在一次针对当时的司法部长帕尔莫(A. Mitchell Palmer)住宅的一次炸弹袭击中炸死了自己,这种炸弹袭击是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惯用方法。但是这一次袭击却引起了司法部的重视。司法部为此成立了一个情报机构,未来的联邦调查局之父埃德加·胡佛脱颖而出,成为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1921年7月21日,陪审团对此案件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审议,在饭后对此案作出了有罪判决。支持者后来坚持认为萨科和万泽蒂因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而被定罪。但每个陪审员都坚持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他们判定两人有罪的决定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当时,马萨诸塞州一级谋杀罪可判处死刑。要么辩方能找到新的证据证明此二人无罪,要么萨科和万泽蒂就得上电椅。

这一判决结果引起了国际舆论的热潮。作为两人故乡的意大利,有六十个城市举行了示威游行。在法国,大批的邮件被送往驻巴黎的美国大使馆。许多拉丁美洲城市随后举行了示威活动。德雷福斯案的重要活动家、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纳托利·法兰西写了一篇《呼吁美国人民》,在文中他写道:“萨科和万泽蒂的死将使他们成为烈士,并使你蒙羞。你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你应该是个正直的人。”

宣传、热潮和辩论


萨科和万泽蒂的遭遇在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的同时,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背后是一群人努力的结果。要知道,1921年年初,即使是美国人也少有人听说过萨科和万泽蒂。

关于审判的结果,《纽约时报》只是在报纸第三页简要提到了定罪结果。辩护律师摩尔通过讨论萨科和万泽蒂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将矛盾激化和政治化。他试图向人们战展示这样一幅图景:两个在底层社会的淤泥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被无能的警方当成了替罪羊送上了法庭,政府正试图用两个无辜者的鲜血来镇压势头正猛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摩尔的努力确实收获到了一批人的支持,但代价是他最后被开除出了辩护委员会。

除了摩尔之外,辩护委员会的其他宣传人员不遗余力的对这起审判进行宣传工作。在1920—1921年的冬天,委员会每周都在工会出版物上刊登新闻。宣传人员们还制作了一些《劳动之喉上的毒牙》之类的小册子进行发放,多的时候甚至会印上数千份。

不止步于单纯的纸浆宣传,委员会还向工厂、采矿营地、意大利人社区等场所派出了自己的演说人。这一招起到了显著的成果,进一步丰富了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曾经担任过劳工领袖和辛恩·费里恩活动组织者的玛丽·多诺万(Mary Donovan)女士。她的独特社会地位为辩护委员会在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活动提供了一条通路。在1927年的处决之际,她和费利卡尼一起从一个富裕家庭中招募了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加德纳·杰克逊共同管理宣传工作。他们在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委员会核心和越来越多具有更自由的政治观点的支持者之间充当调解人,这些人包括社会名流、律师和知识分子。

杰克逊在激进分子和社会精英之间弥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萨科在处决前几周对他表示感谢:我们是一颗心,但不幸的是,我们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但是,每当上流社会的一个核心与被剥削的工人一起为人类情感中的权利斗争时,就会感到彼此之间有一种自发的吸引力和兄弟般的爱。”

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加入了委员会,撰写了长达127页的《面对主席:两个外国工人美国化的故事》一书,对此案进行了正式审查。多斯·帕索斯得出结论,萨科可能在阶级战争中犯下了谋杀罪,但心软的万泽蒂显然是无辜的。多斯·帕索斯在谈到万泽蒂时写道:“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把这样的人带走。”这些社会名流的参与和宣传,让萨科和万泽蒂的形象超脱了原有的普通囚犯,按照摩尔所划定的那样,成为了一种人们热议的法律符号。

普罗克特动议


虽然在辩护委员会的组织下,许多新的证据和疑点被民间人士发现并提起。但令人遗憾的是,塞耶法官驳回了多个新的审判动议。在这些新的审判动议中,1923年的汉密尔顿·普罗克特动议是份量最重的一份动议。该动议涉及了法医出具的弹道证据。在改良后的子弹比较技术的支持下,控辩双方对于萨科的手枪展开了新一轮研究和辩论。

控方的枪支专家查尔斯·范·阿布格(Charles·Van·Amburgh)重新审查了证据之后,向法庭提交了萨科的柯尔特手枪发射的子弹的照片,以此为证据支持他们“萨科的手枪与杀死贝拉德利的子弹相匹配”的论点。作为回应,自称“枪支专家”的阿尔伯特H.汉密尔顿在法庭上进行了一次演示,他将两款全新的点32口径柯尔特自动手枪和萨科的手枪放在桌上进行拆卸工作,将三把枪的主要部件(枪管、枪管衬套、反冲弹簧、框架、滑块和弹匣)展示出来,以此证明萨科的手枪和其他柯尔特手枪并无差异,阿布格的提出的指控站不住脚。在这过程中,塞耶法官阻止了他并要求他把萨科的手枪重新组装回去。

同年,被告向法院宣读了威廉·普罗克特上尉(在审判结束后不久去世)的证词,证词中普罗克特表示他不能确认三号子弹是由萨科的点32柯尔特手枪发射的。

案件就这么推到了1924年的2月,阿布格应塞耶法官的要求再一次检查萨科的手枪。在卡兹曼的监视下,阿布格从书记员手中接过手枪开始进行拆卸工作。但这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把枪的枪管是全新的,枪管身上还有一层制造商专供的防锈保护剂。

关键证物被人篡改,案情变的更加扑朔迷离了。塞耶法官立刻召开了听证会调查这一情况。在这场为期三周的听证会上,汉密尔顿和阿布格都指责对方动了手脚。阿布格一方的辩护律师威廉·汤普森坚持说:他身边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这把枪做过什么,“除非他们想把脖子伸进套索里。”汉密尔顿则发誓自己只在塞耶法官监视的情况下才拆开这把枪。从枪械上发现的相关证据则证明,萨科的枪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有被多次拆卸的痕迹。原有的枪管到底去了哪里,成为了该起案件的又一个谜团。同年,《真相调查》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弹道学的研究得出结论:“那些本来几乎是无可争辩的证据,事实上却被‘专家们’的拙劣行为弄得毫无作用。”
第一次向最高法院上诉

面对混乱的举证和错综复杂的各方主张,辩方将案件向最高司法法院(SJC)上诉要求进一步裁定此案,该法院是州司法系统的最高级别,把案子打到这里也有进一步扩大此案影响力的考虑。

从1926年1月11日至13日,控辩双方逐一向五位法官陈述了论点。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法院无权审查整个审判记录,也无权判断案件的公正性。唯一需要法官们考虑的内容是赛耶法官是否在审判过程中滥用了自己的自由裁量权。5月12日,SJC做出了一致的决定:维持赛耶法官的原有裁决。

这一结果在赛耶眼中意味着SJC已经“批准”了判决。而辩方对这一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这是对法院判决的误解——法院的判决只是证明在塞耶法官个人的判决中“没有错误”,它只能证明法官的行为过程的合理性,不能证明案件的结果和事实情况。

所以他们在1926年5月26日再一次向最高法院上诉,这次他们提出了新的证据——一份来自于谋杀犯梅迪罗斯的供词。

1925年11月,一名等待谋杀审判的罪犯塞莱斯蒂诺·梅迪罗斯承认自己参加了布伦特里抢劫案,而且证明萨科和万泽蒂都没有参与这起抢劫案。在SJC于五月份驳回上诉之后,辩方准备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研究梅迪罗斯供词中的细节。警方的审讯和调查将他们引向了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莫雷利帮。根据这伙人在鞋厂抢劫的历史与一辆像布伦特里劫案用车相似的汽车及其他细节,他们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他们发现帮派头目乔·莫雷利与萨科两人惊人的相似,很可能是目击者将两人搞混了。为了支持他们的动议,他们搜集到了64份宣誓书。在1926年9月13日到17日,在泰耶听取辩词时,控方以26份宣誓书对辩方之前的观点予以反驳。

连同着在法庭上提出梅迪罗斯-莫雷利犯罪理论,辩方还指控美国司法部通过扣留从案件调查中获得的信息来协助控方。律师威廉·汤普森对此展开了政治攻击:“一个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自己的秘密超过它公民的生命,它已然沦为暴政,无论你称之为共和国,君主政体,或其他任何东西!”

塞耶法官于1926年10月23日驳回了这项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在结束了梅迪罗斯证词的可信度辩论之后,他在针对联邦政府的辩护声明中说,被告患上了“一种新型的疾病……他们相信某事物的存在,而事实是这种事物并不存在。”他的这一决定可以说是毫无道理的,这成为了他人生的最大污点之一。

抗议和宣传


得益于“萨科和万泽蒂”辩护委员会不遗余力的宣传和奔走相告,该起案件的影响力已经辐射到全美,进而影响到全球。许多社会党人和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要求案件重审的活动,但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窗外的世界炒得沸沸扬扬,但对于萨科和万泽蒂来说,他们却在挑战、复仇、绝望的情绪之间来回交替。

1926年6月,由辩护委员会出版的《抗议乌马纳》杂志刊登了一篇由萨科和万泽蒂签署的文章,呼吁同伴们进行报复。在这篇文章中,万泽蒂写道:“我会在他说出我们的判决之前设法看到他的死亡”,并要求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以我们的名义和我们活着和死去的人的名义复仇,复仇。”除此之外,两人都写了几十封信,声称他们是清白的,并坚称他们是被陷害的。可以想象这两个孤立无援的普通人,既没有足够的文化水平去理解案件的复杂性,又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牢狱里与世隔绝。任何一个可能的信息都会引起他们的巨大情绪波动,当他们认为自己获救无望时,愤怒和不甘让他们不惜以一死来寻求复仇。而当有那么一丝获救的希望出现时,他们又不惜无限放低自己的地位乞求饶恕。

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两人在监狱里的所作所为给警卫和监狱长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戴德姆监狱的牧师曾写信给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表示他没有看到任何萨科有罪或悔恨的证据。万泽蒂给查尔斯敦州立监狱的囚犯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个书生气的知识分子,看起来不会犯任何暴力罪行。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在监狱里探望了两个人,他观察过万泽蒂之后说:“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头脑清醒的人会策划那样的犯罪,并把自己送到这里。”在很短的时间内,万泽蒂对英语的应用水平就达到了一个全新的程度,以至于记者默里·肯普顿后来将他描述为:“(万泽蒂或许会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英语作家,他学习技巧并创作他的作品,在他人生最后的七年里。”

1927年4月9日,塞耶法官听取了萨科和万泽蒂的最后陈述。经历了各种希望和绝望的交叉,萨科和万泽蒂对现实感受到了无能为力。一切懊悔、愤怒和恐惧都来自于未知的可能性,在一线生机和电椅处决之间,他们已经挣扎了太久,费劲了口舌。这场最后申诉,与其说是为自己辩解,不如说是一场死刑前的回忆。

“我不想养狗,也不想养蛇,不想养世上最卑鄙、最不幸的生物,我不想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不希望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我没有过错的事情而遭受我必须承受的痛苦。但我的信念是我应该为我所犯下的罪行而受苦。我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是一个激进的人,而且我确实是一个激进的人;我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是一个意大利人,实际上我是一个意大利人……如果你能处决我两次,如果我能再重生两次,我会再次活下去,做我已经做过的事。” ——万泽蒂在最后陈述阶段的演讲

或许是万泽蒂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起到了震慑作用。塞耶宣布,定罪的最终决定来自于陪审团的有罪判决。“法院绝对与这个问题无关。”他在7月10日判处两人“因电流通过你的身体而遭受死刑的惩罚”。但在之后他两次推迟了执行日期,因为此时州长考虑了宽大处理的请求。
宽免上诉及总督咨询委员会

马萨诸塞州州长阿尔文·T·富勒(AlvanT.Fuller)在回应公众对判决的抗议时,面临着在最后关头请求宽大处理萨科和万泽蒂的责任。反对者的滔天愤怒已经发展到了不能坐视不管的地步,于是在1927年6月1日,富勒任命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包括哈佛大学的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校长、麻省理工学院的斯特拉顿(Samuel Wesley Stratton)校长以及遗嘱认证法官格兰特(Robert Grant)。他们的任务是审查审判,以确定审判是否公正。

洛厄尔的任命受到普遍欢迎。人们普遍认为,尽管他的过去存在诸多争议,但他却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表现出了应有的独立性。辩方的辩护律师则认为,委员会成员并不能真正胜任州长为他们设定的任务,他最终对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都不具备审理刑事案件的经验所带来的必要的复杂性。…委员会成员在社区中担任的高级职位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实际上没有资格完成分配给他们的艰巨任务。”

“委员会,尤其是洛厄尔,认为自己可以利用其强大的分析能力,胜过那些多年来从事此案工作的人的努力,甚至找到专业检察官丢弃的有罪证据。”

另一位权威人士是格兰特,此人曾在1893年至1923年担任遗嘱认证法庭法官,1896年至1921年担任哈佛大学的监督人,著有数十部通俗小说。对于格兰特被任命一事,许多人颇有微词。一位辩护律师说他“有一个黑领带阶级(上流社会)的生活观”。其他人引用了他小说中的一些内容作为他仇外心理的证据,比如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riff raff”和隐藏的各类种族歧视。他的传记作者承认他“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他既不是一个法律学者,而且年龄上并不合适。

最后一位是斯特拉顿,一个并非“波士顿婆罗门”的成员,保持了三人中最低的存在感,他在听证会上几乎没有发言。

由于不是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只限于法庭的审判记录。辩方也由此入手,将搜集到的塞耶法官在法庭外的歧视性言论作为证据递交给了委员会以此证明审判结果受到了法官个人偏见的严重影响。
“没有一个加州的长毛无政府主义分子动得了这个法庭!” 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塞耶还曾在俱乐部的活动中称萨科和万泽蒂为“布尔什维克”并称他会“把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get them good and proper)”。 在迪德姆审判的第一周,塞耶对记者说:“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起案件,在这起案件中,有这么多的传单被传播开来……说在马萨诸塞州,普通人不能得到公正的审判?等我把证据交给陪审团,我就给这帮坏东西点颜色看看!” 1924年,塞耶曾在他的母校达特茅斯与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律师对质,说:“你看到我前几天对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混蛋做了什么吗?我想这会让他们消停一段时间。…现在让他们去最高法院,让他们看看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
辩方试图向法庭证明塞耶法官的偏激和无知。事实上,作出最终裁定的塞耶先生在法庭内外的行为早已作为本案的核心成为了一个公共问题。在最终判决之后,报道审判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弗兰克(Frank Sibley)给马萨诸塞州总检察长写了一份抗议信,谴责塞耶公然的偏见。《纽约世界》杂志攻击塞耶为“一个焦躁不安的小个子致力于寻求公众的关注,却完全不受道德标准的约束,人们有权期待一个真正的男人来主持这一重大案件。” 辩方搜集的证据有效的交到了委员会手里,赛耶公开的偏激言论或许会成为推翻案件审理结果的救命稻草。

不幸的是,在听取证人证词并审查证据两周后,委员会最终认定审判是公正的,没有必要进行新的审判。

对于泰耶言行的指控,委员会引用格兰特法官的话直截了当地批评他:“他不应该在法官的位置上谈论这个案件,这样做是对司法礼仪的严重侵犯。”但同时他们也指出,一些关于塞耶法官言论的指控是不可信的甚至夸大的,他可能说的任何话都不会对法官的行为产生影响。专家组对审判记录的解读使他们相信,塞耶“试图做到审慎公正”。委员会还报告说,审判陪审员几乎一致称赞塞耶的审判行为。

委员会报告的公布“突然平息了新英格兰意见领袖们的疑虑。”案件也就此板上钉钉,局势已无可挽回。

处决和葬礼


8月15日,一枚炸弹在迪德姆市一名陪审员的家中爆炸。

8月21日,超过2万名抗议者聚集在波士顿公地(Boston Common)进行示威活动,支持者们仍然希望奇迹能够在最后时刻发生。

死刑定于8月22日至23日的午夜执行,在死刑开始之前,萨科和万泽蒂在查尔斯敦州立监狱的牢房里等待处决。因为是激进的无神论者,所以两人在最后一天几次拒绝了一位牧师。他们的律师威廉·汤普森要求万泽蒂发表声明反对对他的死进行暴力报复,并讨论宽恕敌人的可能性。汤普森还要求万泽蒂最后一次发誓他和萨科是清白的,万泽蒂照做了。他们在警卫的引领下,穿过监狱的一道道大门,来到了死刑室。

生命,活着就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命运在两人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上,安排了一个小惊喜。死刑室里还有一个一起上路的家伙——梅迪罗斯给出的证词让他的死刑推迟到了今天。今天的处决,他第一个上电椅。

梅迪罗斯坐好之后,接下来就轮到萨科了。他静静地走到电椅旁,然后像任何一个意大利男人喊道:“再见,妈妈。”

万泽蒂在最后时刻与警卫握手感谢他们的善待,并宣读了一份声明宣布他是清白的。最后他说:“我希望原谅一些人对我现在所做的一切。”然后讲到:“这是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胜利。在一生中,我们本来绝对没有奢望为了宽容、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而如此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在意外中做到了。”

国家行刑官罗伯特·G·埃利奥特(Robert·G·Elliott)指挥三位行刑者执行了任务。处决之后,他们为三人制作了死亡面具。
第二天,暴力游行席卷了日内瓦、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东京等许多城市。在南美,袭击导致多家工厂关闭。在德国,有三人死于暴动。约翰内斯堡的抗议者在美国大使馆外焚烧了一面美国国旗。

在波士顿北端的朗贡殡仪馆,超过10000名哀悼者在两天多的时间里在敞开的棺材里瞻仰了萨科和万泽蒂的遗容。在殡仪馆,棺材上的一个花圈写着“In attesa l'ora della vendetta”(等待着我复仇的时刻)。

8月28日,星期天,一支送葬队伍在城市里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游行。数千名游行者参加了游行,超过20万人出来观看。警察封锁了经过州议会的路线,哀悼者和警察一度发生了冲突。灵车到达森林山公墓,经过简短的悼词,尸体被火化了。《波士顿环球报》称之为“现代最伟大的葬礼之一”,电影工业保护组织负责人威尔·H·海斯下令销毁关于葬礼游行的所有影片资料。

萨科的骨灰被送到了他出生的小镇托雷马盖尔,在那里他被安葬在一座建于1998年的纪念碑的底部。万泽蒂的骨灰与母亲合葬在维拉法莱托。

政法界影响


这样一场政治压力和司法制度合力造成的悬案,萨科和万泽蒂案件将马萨诸塞州钉在了耻辱柱上。在SJC断言即使“有新的证据证明有理由作出不同的裁决”,也无法下令进行新的审判之后,一场激进改革运动迅速席卷了波士顿的法律界。

在1927年12月,即死刑执行四个月后,马萨诸塞州司法委员会将萨科和万泽蒂案称为“我们的司法方法存在严重缺陷的产物”。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弥合存在政治分歧的双方的改革建议,包括对上诉案件数和上诉时间的限制。它的主要提案涉及到了SJC的审查权。提案中委员会辩称:“在审判中,法官可以从一个信息完整的视角看待整起案件,在那样的情境下没人有资格处于这样的地位。”而且当法官的决定遭到质疑时,SJC有权以任何理由要求进行新的审判,“如果正义需要进行调查的话”。在1928年1月的年会上,富勒州长批准了这一提议。

如他们所想的那样,萨科和万泽蒂的死推动了司法改革。在他们被处决50周年之际,这桩陈年旧事再一次被提起。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要求州长法律顾问办公室报告“是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至少根据今天的法律标准——萨科和万泽提被不公平地定罪和处决”,并采取适当的行动重新提起诉讼。

由此而诞生的《就萨科和万泽提问题向州长提交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怀疑审判在一审中影响案件公平性的众多蛛丝马迹,报告声称:怀疑审判因“后来发现或后来披露的证据”在案件审理中不断得到加强。报告对有偏见的交叉证据、审判法官的证词、法官的敌意、证据的零碎性质、以及审判后曝光的目击证人证词都提出了怀疑。同样,它认为赛耶法官对陪审团的指控令人不安,因为这一指控过度强调了被告被捕时的行为。报告还驳斥了关于审判受到司法审查的论点,指出“当时审查谋杀案的制度…未能提供应有的的保障措施。一言以蔽之,萨科和万泽蒂这两个可怜家伙,以不遵守规章制度和法律原则的审判方式定罪,并被处死了。

根据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建议,杜卡基斯于1977年8月23日宣布,在萨科和万泽蒂被处决50周年之际,举行“尼古拉·萨科和巴托洛梅奥·万泽蒂纪念日(Nicola Sacco and Bartolomeo Vanzetti Memorial Day)”。在纪念日的开幕仪式上,他用英语和意大利语发布的公告讲道:萨科和万泽蒂曾受到不公平的审判和定罪,“任何耻辱都应永远存在。”他没有原谅他们,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有罪。但他也没有宣称他们是清白的。令杜卡基斯感到遗憾的是,他没能与犯罪受害者的家属取得联系。

历史观点


许多历史学家,特别是法律史学家已就此案做出了结论:萨科和万泽提的起诉、审判和后果这一整个事件是对公民政治自由的公然漠视,泰耶拒绝重申的行为是对民主和自由的践踏。

史学家约翰·W·约翰逊表示:当局和陪审员受到了当时广泛存在的反移民思潮的影响,这一思潮在新英格兰特别有市场。保罗·阿夫里奇、布伦达和詹姆斯·卢茨则指出,这两个人都是民兵组织的无政府主义成员。该组织的成员一直在策划各种爆炸袭击和暗杀行动,这些行动遭到了不同政治背景下的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谴责。

尽管一般来说,无政府主义组织并没有通过银行抢劫来资助他们的武装活动,但调查局的调查人员指出,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加莱纳派。

约翰逊和阿夫里奇认为——政府处理萨科和万泽蒂案件的做法,是他们阻止加莱纳派武装活动的手段。当时的爆炸活动对政府和许多美国人构成了致命威胁,希望杀鸡儆猴的思想就是美国政府拒绝审判并坚定认为此二人就是杀人犯的原因。联邦和地方官员采取传统手段,对辩方搜集证据的行动屡次加以阻挠。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萨科和万泽蒂和加莱尼派的爆炸行动存在一定关联,但他们的参与程度如何则不得而知。

后日谈


在这两人被判处死刑后的几个小时,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塞韦里诺·迪·乔瓦尼(Severino di Giovanni)萨科和万泽蒂在阿根廷最声张的支持者之一,派人炸毁了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在处决几天后,萨科的遗孀以信的形式感谢迪Giovanni的支持,并补充说烟草联合公司提出要生产一个名为“Scacco & Vanzetti”的香烟品牌。于是在1927年11月26日,乔瓦尼和其他人炸毁了烟草联合公司的烟草店。1927年12月24日,乔瓦尼炸毁了纽约国家城市银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士顿银行的总部,显然是为了抗议死刑的执行。1928年12月,乔瓦尼和其他人试图炸毁当选总统胡佛访问阿根廷期间乘坐的火车,但我们都知道他失败了。

三个月后,三枚炸弹分别在在纽约市地铁、费城教堂和巴尔的摩市长的家中爆炸。迪德姆审判中一名陪审员的房子被炸毁,将他和他的家人从床上抛了下来。1928年5月18日,一枚炸弹炸毁了行刑者罗伯特·埃利奥特家的前廊。1932年,塞耶法官的家被炸毁,他的妻子和管家在炸弹爆炸中受伤。从那起事件之后,塞耶在波士顿的俱乐部永久居住,警卫每天对他进行24小时守卫,直到他1933年4月18日去世。

处决的第二年,厄普顿·辛克莱出版了他的小说《波士顿》控诉美国司法系统。他以万泽蒂的生平为作品中心进行了探索,并将小说人物与审判中的历史参与者混为一谈。尽管辛克莱对万泽蒂的描述完全是同情的,但他并不认为万泽蒂和萨科是完全无罪的,这样的观点让辩护律师感到失望。尽管辛克莱认为他们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但他解释说:“我所说的一些事情使狂热的信徒不高兴,但在描绘了贵族主义者之后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为无政府主义者做同样的事情。”在为这本书做研究时,摩尔秘密地告诉辛克莱:他们两人有罪,他(摩尔)向他们提供了虚假的不在场证明。

同年,当萨科和万泽蒂的信件出版时,记者沃尔特·利普曼评论道:“如果萨科和万泽蒂是职业强盗,那么试图从个人文件中推断人物性格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也可能会关店。在我所知道的每一个判断品格的测验中,这些都是无辜者的信。”

1929年1月3日,富勒州长离开了他的继任者的就职典礼,他发现人群中有人递给他了一份信。他轻蔑的将这封信扔到了地上。

1936年,在哈佛大学庆祝其300周年之际,28名哈佛校友发表声明,抨击该校退休校长洛厄尔在1927年担任州长咨询委员会委员时的行为,他们中包括海伍德·布鲁恩、马尔科姆·考利、格兰维尔·希克斯和约翰·多斯·帕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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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作为案发地的美国人并不能理解这个案例为何在遥远的欧洲掀起了舆论热潮。欧洲人关注的内容当然不是这两个意大利人是否真的有罪——很有可能他们是真正的杀人犯,毕竟在审判中他们的表现让人很难相信他们对案件的真相一无所知。这起案件之所以在欧洲掀起舆论热潮,关键在于案件的判罚方式。

在美国排外的大背景下,把两个很有可能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关联的外国人放在一个出了名的排外主义法官手下接受判罚。在证据不清晰、辩词不严谨、关键的证物还出了问题的情况下,民众的滔天呼声也无法阻止两人被大学校长、大法官、军官组成的团体送上电椅的结局。这起案件,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上层社会为了镇压暴动,将无辜的底层人士判处死刑。“

按照墨索里尼和莫斯科的方式,把政治对手作为政治对手处决,把土匪作为土匪处决,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把杀人犯作为红军处决,或者把红军作为杀人犯处决,对于世界上最强大、最文明的联邦国家的法院来说,这是一条恐怖的新路线。 ——H·G·威尔斯

换一种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欧洲人眼里,这是一起”美国高层将挣扎求生的欧洲人送上电椅“的案件。美国政府在案件判罚过程中表现出的傲慢和固执,作为当时美国排外主义的一个反映,极大的激怒了欧洲民众。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发达又富裕的美国向落后又衰微的欧洲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这些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应该对美国感恩戴德,而不是用爆炸和袭击恩将仇报。1927年的欧洲和美国各是什么样子,稍通历史的人都有所了解。能够掀起如此巨大的浪潮,也是精疲力尽的欧洲文明向正值青壮年的北美发出的一声展示自己还有两片逆鳞的怒吼。试想一下,倘若这起案件的主人公改成两个中国人或者印度人,它还会有如此的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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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曾担任萨科和万泽蒂辩护委员会成员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告诉马克斯·伊斯曼“萨科有罪,但万泽蒂无罪”。从他的声明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有罪意味着在行动中扣动了扳机。也就是说万泽蒂也有很有可能参与了行动,但是并不是主要执行者。伊斯曼后来提到此事时,遭到了特雷斯卡的女儿的否认,表示她的父亲从来没有暗示过萨科有罪。人们大多将特雷斯卡的这番揭露归因于他与加莱纳派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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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无政府主义者兼美国公民查尔斯·波吉前往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尼亚地区的萨维尼诺,探望包括加莱纳派在内的无政府组织老同志,其中就包括炸弹专家马里奥“迈克”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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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在讨论布伦特里抢劫案时告诉波吉,“Sacco c'era(萨科就在那里)””Andavamo a prenderli dove c'erano(我们过去常常在它(钱)待的地方去把它拿到——这意味着工厂和银行。)"波吉补充说,他“强烈感觉布达本人就是其中一名劫匪,但我没有问他,他也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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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离开美国前往墨西哥,有些人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害怕,这是是不可能的。情况是这样的:去墨西哥的想法能吸引到那么多同志的注意,是因为他们担心留在美国后会被强行禁止前往欧洲,而他们相信二月份爆发的俄国革命将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由匿名者撰写的1953年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运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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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在萨科的柯尔特半自动手枪上进行了利用改进后的弹道测试。研究结果证实,1920年杀死贝拉德利的子弹是由萨科的手枪射出的。在检查中,泰耶法官按照当时的习惯,将萨科的柯尔特手枪以及任何其他自动手枪称为“左轮手枪”,这让后来跟踪此事的研究人员感到十分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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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前波士顿环球报编辑查理·惠普尔(Charlie·Whipple)透露了他在1937年与爱德华·J·塞博尔特中士的一次谈话。根据惠普尔的说法,赛博尔特说,“我们在那件案子中掉包了凶器”,他还表示如果惠普尔把这件事印出来,他是不会承认的。然而在萨科和万泽提审判时,赛博尔特只是一名巡警,并不在波士顿警察弹道学部门工作。1961年赛博尔特死了,这条情报就又成了一个捕风捉影的消息,惠普尔的故事最后也没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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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控方的关键弹道证人查尔斯·范·阿伯奇上尉为一家侦探杂志写了一篇总计有六章的文章。范阿伏尔格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塞耶抓住了弹道专家汉密尔顿,而他当时试图带着萨科的枪离开法庭。不过在枪管开关的听证会上,塞耶并没有提及这一举动,也拒绝责怪任何一方。在私人听证会之后,阿伯奇把萨科的枪放在了自己的房子里,直到1960年《波士顿环球报》才曝光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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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一位前黑帮成员发表了一篇由乔的兄弟弗兰克·莫雷利(Frank“Butsy”Morelli)供认内容组成的文章。文中弗兰克声称:“我们干掉了他们,在抢劫中杀了那些人。”弗兰克后来告诉文森特·特蕾莎:"那两个油灰球(指有意西葡等国血统的美国人)还挺坦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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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在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四人小组的成员乔瓦尼·冈培拉(Giovanni Gambera)去世之前。有信息指出:在萨科和万泽蒂被捕后不久,他与儿子面议了他们的抵抗计划。他告诉儿子:“无政府主义者内部圈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萨科有罪,而就实际参与杀戮而言,万泽蒂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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