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公众号新史学1902文章: 新史学荐书250 | 尼古拉斯•戴利《人口想象与十九世纪城市：巴黎、伦敦、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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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末，法国、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城市人口也超过了各自的农村人口。但是，除了这一被大量引用的历史转变，人口层面上也发生了同样意义重大的事件，即一次名副其实的人口革命。医学、卫生、交通、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尤其是工业带来的繁荣，促使人口急剧增加。在欧洲各地，人的寿命在这一时期不断提高。在法国，如果出生在1800年，你活到二十八岁以上，就超过了平均水平；但若出生在1910年，你很有可能活到五十岁。在英国，从1800年到1910年，平均寿命从大约三十六岁提高到五十三岁。（长寿的维多利亚女王，虽然生于1819年，却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婴儿的高死亡率使这些数据有些水分，但那整个世纪的总体情况是清楚的：大多数人的人生变得更长、更容易预测。正如迈克尔·安德森所说的那样：“人们不再担心自己会因突发的、不可预知的事件而大规模死亡。”】

【整个19世纪，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率直线下降，这意味着人口爆炸：不仅仅是城镇居民增多，实际上就是人多了。在英国，这个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我们错误地想象其乡村人口日渐稀少。理查德·塞内特唤起了人们的担忧：伦敦人口暴涨的必然结果是“大片荒凉的田地和无数破败的村庄”。事实上，农村人口数量相对稳定，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有所增长，虽然没有城市那般惊人的增长速度。1901年，英国仍有超过700万的农村居民，大致相当于1801年的英国农村居民人数。农村看似人烟稀少，这只是因为城镇增长过于迅速。1801年，伦敦居民不到100万，到了1901年，其居民人数达到450万（大伦敦都会区的人口为650万），而英国总人口从880万增长到3200万以上。尽管法国人口增长相对缓慢，从2900万增至3800万（众所周知，法国是较早进行生育管制的国家），而巴黎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从1801年的54万多，飙升至1851年的100万，到了20世纪初达到约270万。当时各国总人口一直在增长，间或大规模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生活取代农村生活就成了常态。】

【这种人口方面非同寻常的变化所产生的文化反应，我将其定义为人口想象。有鉴于此，约翰·凯里在其《知识分子与大众》（1992）中描述的，针对人类洪流的、明确的现代主义敌意，仅仅是更广泛的文化反应的一个方面。这些反应始于现代主义发生之前，并没有单一的政治理念。19世纪的文化生产，确实有可能归结到人口想象的范畴。其中包括直接与人口数量相关的工业小说和贫民窟小说，如《玛丽·巴顿》（1848）和《雅戈的孩子》，以及避开了人口革命的、有关“可知社群”的地域小说，像《米德尔马契》（1874）。另一个方面的代表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鲁滨孙式故事和帝国冒险故事。这些文学作品，如《珊瑚岛》（1858），提供了从拥挤不堪的城市世界逃离的梦想…这些戏剧被深深地打上了人口增长的烙印，就像它们被深深地打上政治和社会革命的烙印一样。】

【19世纪的人口想象是流动性的。我在这里讨论的许多重复的主题，如火山灾难，是“多模态”的，跨越通俗表演、歌剧、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的类型界限；而时尚，我最后一章的主题，涵盖了新闻、物质文化、国际商务和日常生活。那么，我的方法必然是跨学科的。但如果我讨论的这些材料不在意类别界限，那么它们中的大部分就会在不同意义上流动，且能很轻易地跨越国界。在史无前例的城市发展时期，有关城市街道的故事和图像成为民族文化的素材，也许并不奇怪。但城市也超越了国家，有些城市主题和素材，无论属于高雅文化还是低俗文化，都能相当轻松地跨越语言和其他文化壁垒。这是一种国际性的（或许，更准确地说，是跨国性的）城市文化：犯罪剧将人群吸引到圣马丁大道，也会吸引到斯特兰德街（也称河滨路）和波威里街；能让梅瑞恩广场上的读者惊悚的读物，也可能会使华盛顿广场上的读者战栗；能打动皇家学院的城市风俗画，在纽约和布法罗也同样受到青睐…我的讨论所涉及的这个时期，都市时尚也越来越成为跨国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