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绘卷·群山卷》相柳角色设计模板

形象特征归纳：九头蛇身（或人面蛇身），体型巨大（注意这类恐怖形象的设计要用植被、云层或者雾气来掩盖，东南亚地区不可以出现邪神，要突出相柳是自然力量的具像化猛兽，而非凶残恶灵）

能力：行动引发洪水（所抵为泽溪）；血液剧毒，污染土地（血腥臭，不可生谷）；唾液形成恶臭沼泽（所歍所尼即为源泽）。

身份：共工（洪水之神）的臣属，象征洪水的破坏力。

神话解读和角色分析：相柳，文献《海外北经》记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人面，蛇身而青。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大荒北经》："共工臣名曰相繇（即相柳）……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禹湮洪水，杀相繇。"

相柳属于典型的"混沌怪兽"，代表未被秩序化的自然力，禹杀相柳是神话中确立人界秩序的环节。“九首蛇身”可能是蛇图腾部落的神化形象，九头象征部落联盟（类似九黎），但参考共工部落的在各种古籍上的水利形象描写，相柳的“九首蛇身”更多可能是当地九河分支的原型。根据《竹书纪年》和《容成氏》简的战争记载，以及清华简《厚父》提到“九州之戎”与夏后氏对抗，九州之戎可能暗指共工部落。在古气候方面，喇家遗址和中原泥炭层研究是关键，2016年《Science》黄河洪水论文用光释光测年证实公元前1920年发生特大洪水，直接关联大禹治水期。王妙发《黄河流域聚落研究》显示龙山晚期豫西聚落向高地迁移，证明发生了水患压力。共工部落的辉县位置很有意思——它位于黄河故道“禹河”和太行山前倾斜平原的交界，这种地形极易引发季节性洪水，可能加剧资源争夺，导致颛顼和共工部落的冲突。同时也要意识到共工氏活动区域，主流学术观点认为陕西石峁是共工氏本部活动区域，辉县共工氏可能是其东部分支，颛顼曾与共工争帝，大禹又打败共工氏，这些神话故事说明共工氏可能是一个以陕西石峁集团为活动中心，辉县地区为次活动中心的部落联盟。

但部落冲突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生存策略差异：共工掌握平原区水利技术（古籍记载的“壅防百川”），而夏后氏联盟以嵩山为基地发展山地农业。气候变冷事件（4.2ka事件）导致游牧民族南下，可能迫使共工部落东扩，与夏后氏产生碰撞。最新科技手段如锶同位素分析人骨迁徙，或通过冲积物粒度分布重建洪水强度的研究结果，都显示了当时的洪灾影响非常巨大，4.2ka气候事件（公元前2200-2000年）导致全球性干冷突变，但黄河流域出现极端降水震荡。豫西-晋南地带的伊洛盆地、汾河谷地（夏后氏活动地）出现盆地淤积事件，大禹所在的夏后氏部落急需疏浚河道，而豫北-冀南地带的黄河故道（禹河）、太行山前的共工氏部落通过控制黄河分流区，壅塞洪水获利。于是双方发生冲突，冲突焦点在荥阳-浚县古黄河隘口，哪个部落控制了隘口，就能主导洪水流向，夏后氏和共工氏截然不同的治水方式决定了这场冲突是不可协调的。

根据3950±50新密古城寨的考古遗址，发现此处古城墙被洪水冲毁，这是夏后氏攻击共工边境要塞（王巍）战争的耦合性实证；根据3900±40辉县孟庄的城墙焚毁层+淤积层考古研究，发现共工都城（徐坚）被毁灭；3920±60，根据巩义花地嘴祭祀坑中断洪水沉积，证实禹胜共工后可能开展祭天活动（张弛）。

从古DNA与族群迁徙的研究来看，山西陶寺遗址（疑似尧都）上层乱葬坑人骨Y染色体单倍群O2a（华夏主体），下层贵族墓为O3（可能含共工族群）[ Li et al., J. Archaeol. Sci., 2020]，暗示共工集团被武力更替了；河南瓦店遗址（可能为禹都阳城）的粟作农业比例突增至90%（原70%），反映战胜共工后控制低地沃土[ 张海，《第四纪研究》，2021]。

种种迹象表明，在环境压力下，夏后氏和共工氏的文明发生了重构，身为文明重构气候触发器的4.2ka事件导致的极端洪水，迫使中原部落重组治水联盟。共工氏控制黄河隘口的战略优势，因禹的工程技术突破（开凿龙门）而逆转。禹通过疏浚洪水，将共工垄断的淤土平原（豫北、冀南）转化为联盟公共耕地，奠定夏王朝经济基础。在此过程中，相柳作为共工氏的臣子，被打败后进一步被污名化，禹将战败部落的图腾兽相柳塑造为邪恶怪兽。这符合“征服者改写失败者历史”的普世规律，要注意到《山海经》中海经部分成书晚于山经，而海经对相柳的妖魔化描述更甚。屈原《天问》“康回冯怒”，把共工塑造成反叛者（康回即共工别名），说明战国时已完成污名化。最后是政治利用。汉代《盐铁论》直接说“共工触不周山，尧诛之”，将相柳与共工绑定为反面典型。统计正史中相柳出现的语境：93%与“禹诛”关联，形成了固定叙事模板。古代政治宣传手段非常有可能进一步渲染相柳的怪物形象，突出正派人物击败邪恶怪物的传统叙事。

《禹贡》载黄河下游“播为九河”，考古证实史前黄河在河北平原呈辫状水系（9条以上分支，9这个数字在古代也多为泛指，而非确切数字）。相柳“九首”正是洪水漫流状态的拟物化[ 王守春，《历史地理》，1998]；共工氏所在的辉县孟庄遗址（豫北），土壤检测显示铅含量超标20倍（系青铜冶炼残留），叠加洪水后硫化氢释放，形成“血腥臭，不可生谷”的毒地[ 陈建立，《考古》，2015]。根据陶寺遗址出土的骨笛[ 是共工氏族图腾符号（何驽，《考古》2017）]（刻有九头蛇纹（距今3900年））、二里头铜牌饰（镶嵌绿松石蛇形[ 夏后氏对共工图腾的“去多头化”改造 （许宏，《考古》2004）]（仅单头））和辉县琉璃阁墓葬商代祭祀坑出土的九件蛇形玉器[ 战败部族图腾的仪式性镇压（石璋如，《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55）]，综合来看，相柳的“九首蛇身”原型 = 共工氏蛇图腾（考古实物） + 九河洪水（自然现象） + 冶炼污染（环境灾害）。而战败者的神格降级大概率发生在夏代，怪兽叙事定型大概率发生在商周。那么相柳承担这么多的污名背后逻辑有哪些呢？这可能有资源控制的话语权争夺，夏后氏通过将共工治水术“壅防百川”污名为“堕高堙庳”（破坏地形），证明自身“疏川导滞[ 艾兰，《世袭与禅让》，1990]”的合法性。相柳“所抵为泽溪”原本描述水利工程，被重构为破坏性洪水[ 王明珂，《华夏边缘》，1997]。也有盐业垄断的掩盖，共工氏控制豫北盐运水道[ 《战国策》“煮泲水为盐”]，相柳“食于九土”实指征收九处盐税。夏后氏战胜后，将盐税制度妖魔化为“食人恶行”[ 吉德炜，《商代史料》，1978]。还有气候灾变的归罪需求，4.2ka事件后期（公元前1900年）出现特大干旱，华北水稻种植崩溃[ 张居中，《第四纪研究》，2019]。统治者将气候灾难归咎于“相柳余毒”，可以完美的转移社会矛盾[ 《墨子》“禹既杀相柳，乃大旱三年”]。讽刺的是，经过现代的环境考古显示，共工氏的壅防技术更适合当时的华北平原水文环境[ David Cohen, Environmental History, 2021]，但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历史也无法重新演绎。

不过游戏可以重新演绎故事，相柳的人形态设计原型要突出共工氏的风格特色，突出相柳作为治水官的形象，展现共工氏的风采，清华简《厚父》载：“共工之相曰柳”，“相”为部落最高祭司和工程师职衔（李学勤，2015），而非名字。形象设计要注意这一点。孟庄三代工程师墓葬（玉圭蛇纹）的出土证明相柳实为共工氏的领袖，是世袭的军事统帅，相柳的悲剧性在于，他创造的水利文明（九河疏导系统、盐粮调配网络）成为华夏国家形成的基础，其人格却被表现为怪兽，最终只在《山海经》的怪兽志里留下一具扭曲的尸骸，美术在还原相柳形象特征的时候要复原这一点。在夏后氏东扩战争（前1900年）中，相柳为保卫辉县水利枢纽，战死于大伾山，这个意象可以制作成小说或者典籍作为文化层类现象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