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是“简单粗暴”地概括整部《蝙蝠比利》,那么可以用这样一句话:
“我是一名漫画家,我要拯救世界!”
——只能以纸笔为武器的漫画家,究竟要如何才能成为英雄,要如何才能拯救世界?
“让全世界的孩子在电视面前露出笑脸”“让全世界喜欢上美国”的查克·卡尔金,算不算是英雄?提米·真田掌握了自然资源的命脉、通过经济实力控制了不少政治势力,卡尔金集团的这种“胜利”和开遍全世界的比利乐园,究竟算不算拯救世界?
浦泽直树和长崎尚志从一开始就没有在“集体”和“产业”中寻求答案。无论是“师父”,还是杂风,还是凯文·山县,或者是最后的凯文·古德曼,《蝙蝠比利》中那些“正牌”的“比利画师”在创作时,只会看到自己笔下的世界,外界的一切杂念都不如现在正在成形的故事重要。在创作的时候,漫画家就是孤身一人面对一整个世界的英雄。这是多么纯粹的理想主义——真正有感染力的漫画自有其直达人心的力量,不需要像后来的提米·真田那样努力地想要控制水源控制资源控制话语权,也能够调动人们最本真最纯粹的热情。
就像《二十世纪少年》的尾声,人们不顾门外有可能随时会散播下来的毒气,冒险聚集在“有可能会举行”的音乐会会场,只为了现场听一听曾经深深打动过他们的乐曲。在那里,摇滚拯救了世界。《二十世纪少年》中迦南的邻居——偶尔打酱油露个脸的漫画家三人小团队,即使是在世界末日临近时,他们仍旧在根据健次他们的事迹画着“守护地球和平的男人的故事”。现在在《蝙蝠比利》当中,该轮到漫画来拯救世界了。所有能震撼人灵魂的东西,都有“拯救世界”的潜能。
这样饱含情怀的理想主义固然动人,但它很难对原本没有接触过这些“情怀”的人产生说服力。其实,在《蝙蝠比利》当中,真正具体以漫画来改变什么的情节,并不是非常多。毕竟将这样的理念以故事的形态表达出来,实在是太有难度了。如果一位读者并没有经历过漫画给自己带来的近乎醍醐灌顶般的感动,那么漫画家无论再在情节当中对“漫画给人带来的感动”予以强调,也很难将“感动”这件事本身的效果传达给他。何况,作为“画中画”的“蝙蝠比利”漫画,由于其动物化的画风和过分简化的情节,明显并不够有力,不能像打动漫画中的人物一样,打动漫画外的读者。
《蝙蝠比利》中,描述漫画通过影响人类个体而“拯救世界”的情节,最重要的是以下两个:其一是来栖清志在月球上的转念,其二是战场上两位敌对士兵因为“蝙蝠比利”的漫画而冰释前嫌。第二个情节由于已经没有了超自然的蝙蝠本身的参与,所以处理得不错;不过来栖清志的故事就呈现得不尽如人意了。
凯文·古德曼从来栖清志手中“拯救世界”的方式,是在漫画中画出了来栖清志回想起自己童年时代的情节。那时候,夺走了他家人生命的震灾还没有发生,父亲也没有死亡,在父亲的话语中模模糊糊寻找到的,那个自己最初的梦想——毕竟能够战胜“终结”的,只有“开端”。
来栖的父亲曾经对来栖说,世界上充满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们才要不断地学习,那样的话,“说不定就能到月亮上去了。”最后,(或许是在在凯文·古德曼的漫画的帮助下)回忆起这些的来栖,从月球上看着蓝色的地球,意识到,虽然是以一个奇怪的方式,但他的确来到了月亮上。而自己最初的愿望,不就只是这样而已吗?最后,他流着泪这样说:“我已经没有愿望了……不过我好想让爸爸看看这个……从月球上看到的地球,是如此地美丽动人……”
然而,这个情节的处理并不成功。漫画这一部分没有自圆其说地表现出凯文·古德曼的漫画如何能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完全没有表现出为何凯文想出的心理活动能够原封不动地复制到来栖清志的脑海当中。这个过程被默认为了“蝙蝠”的力量,但这又与蝙蝠身份的多重性产生了纠缠不清的矛盾。因此,对于不喜反复琢磨作者意图的读者来说,来栖清志的转变十分突然,就好像中间缺失了一两话的情节,反复看也很难理解。
同样地,不断为卡尔金集团猎杀蝙蝠画师的亨利·杜维威尔,他因为凯文·山县的漫画而发生的转变也显得有些牵强,竟然在看到漫画中的母亲说“无论如何我都爱着你”之后,就幡然醒悟了?
我们能够理解浦泽直树创作这类情节想要说明的理念:漫画能够唤醒人心中最原初的愿望和良知。——但是,这些情节却没有很好地将这个观点呈现出来,读者无法代入角色的心理活动。它的故事性没有强到能让读者忽视人物行为的不合理性。
将一个理念用故事来恰当地表达出来,不仅仅是技巧的问题,更有阅历的问题。如果这个理念是产生自自己的生活感悟,那么生活的厚重感会带给理念同样的现实感。如果这些理念是通过文艺作品间接接受的概念,那么在表现它的时候,就不免会陷入抽象化的苍白。浦泽直树自幼便痴迷于漫画,出道又早,至今笔耕不辍,对世界的认识可能很大程度上都停留在了少年时代的情怀之上;蝙蝠那句“去看看世界”的告诫,或许也是浦泽直树在半百之年将自己的反思诚恳地同时说给自己和其他漫画从业者听的。
评论区
共 3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