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侠》译史小记：一枝红花在汉字文化圈的三种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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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西·布莱克尼爵爷有两副面孔。在伦敦，他是个衣服穿得一丝不苟、嘴上却没几句正经话的有钱闲人；一过英吉利海峡，他就变成法国密探恨不得立刻捉住的神秘救援者。每次行动完毕，只留下一朵毫不起眼的小红花。这个人物的拿手好戏是乔装，而小说本身在汉字文化圈也没少换装：红蘩蕗、红花侠、红星花、粉红花、红蝴蝶、海绿红花、紫樱花。光看书名，简直可以办一场植物展，展品却未必都对得上原来的花种。
奥希兹女男爵的《The Scarlet Pimpernel》先在舞台上获得成功，1905年又以小说面世。故事设在1792年9月：英国贵族帕西带着一群同伴，想方设法将面临杀身之祸的法国旧贵族救出国境。跟踪、化装和密谋固然抓人，另一条线也不轻松：他的妻子玛格丽特聪慧而骄傲，偏偏不知道枕边人是谁；两人又因政治信念、亲人遭际和旧日误会，成了一对同住屋檐下的陌生人。别看书中处处有断头台的阴影，1792年并非1793至1794年恐怖统治最烈的阶段。奥希兹反感革命暴力，这一点写得毫不含糊；她自己的贵族立场，以及笔下的反犹成见，也同样清楚。喜欢帕西的机智，完全不必连作者的历史偏见一并照单全收。
追查这本书在汉字文化圈的行踪，最省事的办法是按国别、年代开列书单。问题是，书单上写着《红花侠》的两册书，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故事的长度，甚至不完全是同一个故事。有的认真翻译成人长篇；有的替小读者删枝剪叶；还有的只留下秘密英雄和惊险营救这副骨架，另起炉灶。下面按全译本、少儿改写本、翻案改写三条路线来看。这里的“全译本”先借指以原著长篇为翻译目标的成人读物，并不保证书里一字不缺。印着“世界名著”四个字，当然也不是免检证书。
一、成人译本：从原著长篇到层层转译
林纾的文言译本
中国读者认识这枝小红花，时间比想象中早。1908年，林纾、魏易合作的《大侠红蘩蕗传》已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林纾不懂英语，魏易负责口述，他负责把故事写成文言。这种看似特别的分工，其实是清末西洋小说译介的一条常用生产线。全书分三十一章，基本沿着原著长篇走，没有把营救故事压缩成几篇侠客轶事。日本目前可以确认的同一部小说初译则在1922年。两边的年表一摊开，林纾非但没有晚到，反而先入席十四年。
林纾并非只图一个“洋侠客”的热闹。他在序中点出此书“贬法而崇英”，随即想到了中国的变法、立宪与革命。在晚清的动荡里，他更留心民众激情如何走向仇恨，鼎革又可能付出怎样的代价。一部满是马车、舞会和密探的英国冒险小说，就这样被他拿来讨论中国的前途。读者当然可以不同意他的政治判断，但很难否认：小说刚一译进来，已经开始说那个时代的中国话了。
麻烦在于，林纾认错了作者的身份。他把奥希兹写成法国贵族女子；事实上，奥希兹出生于匈牙利贵族家庭，以英国人的政治眼光写法国革命。两种身份只隔着几行序文，立场却差得很远：原本是隔海观望法国的英国叙事，到了林纾笔下，仿佛变成法国贵族女子回头讲述自己祖国的灾难。林译文言有它的爽利处，这个误会也仍是误会。对清末读者来说，小说因此多出一层并非原作者安排的见证意味。另外，林纾先生只关心斗法故事，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尤其是女性的心理描写，往往加以昕削。
当然，林纾会被这故事吸引，一点也不奇怪。乔装、密谋、女伶、义士、强敌和险中求生，样样能在中国的侠义、公案和才子佳人故事里找到熟悉的读法。只可惜，这部译作后来更多住进了“林纾翻译史”的书架，不大常被当作休闲小说翻出来读。二十世纪的读者另有入口：有人从成人白话本认识红花侠，有人小时候就先读了少年改写，还有人读到的甚至是一部借了他机关的新故事。
日本成人译本：一个“团”字的去留
日本的起点先得做一道书目辨认题。1915年植松正曾出版《紅ハコベ》，乍看像是抢得头筹。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后来核对发现，它翻译的是红花侠系列的一本续作《Lord Tony's Wife》，不是1905年的这部《The Scarlet Pimpernel》。现能确认的本书初译是1922年金刚社《世界传奇丛书》第七编《紅はこべ》，译者惠美敦郎；1929年松本泰又译出改造社《世界大众文学全集》的《紅蘩蔞》。韩国学者梁雅岚、李幸善在2018年讨论日韩接受史时，所列日本书目从1929年起步，因而错过了1922年的前站。旧书考证就是这样，书名只差一个系列成员，译史便能平白多出七年。
花名也有它自己的麻烦。“はこべ”是日本常见的草名，英文 pimpernel 所指却是另一类植物，旧学名常写作 Anagallis arvensis，中文又有“琉璃繁缕”“海绿”等名称。林纾的“红蘩蕗”、日文的“紅はこべ”、韩文的“红星花”，并不都符合植物学家的脾气，却各自设法让一个陌生名字在本地读者口中说得顺。奥希兹选这花也颇有意思：这么一位把法国密探耍得团团转的侠士，偏不用雄鹰猛狮做徽记，只留下路边一朵小花。书名一改，反差的妙处有时也就跟着打了折扣。
说到战后日本成人译本，村冈花子的《べにはこべ》绕不过去。她回忆自己年轻时向朋友借来原著，一晚上读得停不下来，许多年后终于有机会亲手翻译，还认真记下所据的是1908年英文普及版第二十四版。这样一行底本记录，比空泛地写一句“据英文原著译出”实用得多。村冈花子发心要译出日本第一个全译本，最终出版的现行本，却在萧布兰于外交部舞会等待红花侠的一节中，缺失了几个自然段的环境描写，其原因有待查明。风传当年纸价高昂，直接导致同期问世的村冈花子版《红发安妮（绿山墙的安妮）》遭到大幅删节。村冈花子在二战时期曾经“落水”，而在战后的文学翻译活动，基本上是为基督教女性主义和战后民主化改造服务的，《べにはこべ》属于战后发表的译作，其遣词造句颇有体现。
西村孝次则给这枝花添过一个“团”字。1958年，他的《紅はこべ団》收入东京创元社《世界大罗曼全集》；1970年出修订文库版时，又恢复《紅はこべ》的题名，并说明自己尽力重修译文。加“团”，读者未翻书就知道这花还是一个秘密组织的标记；去掉“团”，题目更贴近原作，却把谜底留给正文。两种取法各有道理。西村还注明英文底本是伦敦Hodder & Stoughton公司1950年12月印本，给后人留了一张管用的寻书地址。
此后中田耕治译本进入不同的文库书系，近年又有圷香织新译。一部《紅はこべ》，光在日本就换过好几副文体：有的端正，有的活泼，有的舍不得旧式英语的转折，有的讲究对今日读者说得自然。书名相近，句子里的脾气却各不相同。
韩国：1960年的《红蝴蝶》和1977年的《红星花》
韩语译本出现之前，韩国已有认识红花侠的读者。殖民地时期能读日文的人早就接触过《べにはこべ》；解放后，这条日文阅读渠道也没有一夜消失。1958年，1934年的英国《红花侠》电影又在韩国上映。等到1960年三中堂出版朴兴珉译《红蝴蝶》（붉은 나비），收入《世界大罗曼全书》，不会日语的普通读者终于也能抱着一本韩文长篇，跟珀西夫妇从伦敦读到加来。
但这部韩译的出发站不是伦敦，而是东京。梁、李二人将朴译本与西村孝次1958年的《紅はこべ団》对读，判断它经由日文转译，出版社却没有向读者说明。日本的《世界大罗曼全集》到了韩国，连“罗曼”这种图书分类也一同过海，成了《世界大罗曼全书》。上世纪东亚外国文学传播常有这样的“换乘”，只看译本封面，谁也猜不出旅途中到底经过了几站。
1977年，这枝小花在韩国不但改了名字，连书架位置也变了。东西文化社推出南廷贤译《红星花》（빨강 별꽃），收入推理文学书系，后来的2003年《东西推理丛书》又接续了这条路线。南廷贤以《粪地》等批判现实的作品著称，也曾因创作遭韩国当局追究。他读奥希兹，既欣赏追逐、化装的悬念，又留意帕西与玛格丽特怎样从互相伤害走到重新理解。冒险小说放上推理书架，爱情这条暗线却没有跟着搬走。
这部1977年韩译留下的日文痕迹，倒很适合拿来练一回“旧书侦探术”。英文的“几分钟”，到了西村孝次1970年修订日译里变成“五六分钟”，韩文也写“5、6分钟”；原作近三里格的路程，日译折成十公里，韩文同样走了十公里；书中一处树枝的方向，日译说朝南，韩文也跟着朝南。单看一条，只能说译者做了换算或解释。几条连起来，痕迹就渐渐显出来了。
还有一个出场很突兀的法律词：“现行犯”。英文原意只是当场捉住某人，日译把它说成“以现行犯逮捕”，韩文也照样留下这个称呼；英文的“两打人”又在两本书里变成“二十多名士兵”。数字、方位、用词连着留下相同改动，像旧书之间串起的一排小脚印。追索它们，是为了知道文本怎样传下去，而不是给译者贴一张“好”或“坏”的总标签。1960年与1977年是两次不同的翻译和出版事件，当然也不能合并成一段。
后来，韩语读者又迎来直接从英文翻译的版本：1999年有《朱红星花》，2013年李娜京译本干脆音译为《斯卡莱特·平珀内尔》（스칼렛 핌퍼넬）。可是韩国本土维基网站“纳木维基” “红花侠”条目写着“2013英文直译版翻得很硬，得和东西文化社版对读才能搞懂故事”---从原文直译，不等于“译文出色”，这种令人无奈的例子又多了一个。
内地白话译本：书虽不厚，问题并不简单
中国内地的成人白话《红花侠》，在1980年代才出现较集中的身影。1986年海峡文艺出版社有《海绿红花》，1988年群众出版社有《紫樱花》；后一册偶尔被写成作家出版社版，馆藏书目却明明白白记着群众出版社。两组译者都出身福建师范大学，这里不必点名，从后来的职业发展历程看，《海绿红花》的译者后来致力于培养国际贸易人才，《紫樱花》的译者转做了外事工作，想来其志也不在文学翻译。这两个译本谈不上曾在读者中掀起热潮，却是那一代地方出版社和高校译者重新拥抱西方通俗小说时留下的实物。如今在旧书摊上遇到，也算同一朵红花的两种稀奇装扮。
两册的英文底本都来自美国爱尔蒙出版公司（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的廉价名著平装丛书，群众出版社版的封面还模仿了爱尔蒙平装本的封面构图。爱尔蒙平装本不是需要戴白手套翻阅的珍本，恰恰相反，它本来就是让人便宜买来读的纸皮书。1980年代一册这样的英文小说，足以给中文译者提供一个工作起点；不过，底本便宜不等于译文注定便宜。小说好不好读，最后还得看句子在译者手里遭遇了什么。
这两册的毛病并不相同。《紫樱花》删去了大块历史背景，把奥希兹原有的政治气氛、社会关系和人物处境削得很薄。这样处理，营救和追捕的情节固然还在，许多行动却少了来龙去脉。奥希兹写法国革命本就有明显偏向，原该留给读者自己辨别；连这些偏向赖以成形的叙述也一并剪掉，故事就容易只剩下跑来跑去的人物。一本面向成人出版的书，并不会因为封面没有“缩写本”三个字，就自动变成毫无删节的全译本。《海绿红花》的最主要问题则不在成片删去背景，而在对稍长稍复杂的英语句子屡屡解错；其次是经常磨平人物对话的层次细节。这些问题最终导致该版译文的“翻译损耗”非常严重。
书名同样透着一点任性。“海绿”至少还能在 pimpernel 的植物名称里找到亲戚；“紫樱花”则索性把红色小草换成紫色樱花。译名当然不必请植物学家逐字签字，可一路改得太远，最好至少把原题交代清楚。
这两种译本的贡献在于让人有书可买，缺点也不能就此轻轻揭过。《红花侠》原本是一部生动有趣的通俗冒险小说，然而这两个译本都把“有趣”弄成了“无趣”：成了跑了气儿的汽水，风味干涩、爽感皆无，自然也就流行不起来了。对一本靠阅读快感立身的小说来说，这才是最伤的地方。
二、少儿改写本：一本冒险小说的跨海童年
日本：给少年读者另剪一部故事
成年人的《红花侠》，舞会、政见、婚姻误会和法国局势一根线缠着一根线。儿童本却常常先问一个简单问题：下一页有没有危险？于是，乔装、追兵和绝处逢生成了主菜，政治背景与夫妻间的心理拉扯退到后头。把一本成人冒险小说改给孩子读，当然不能只是把字印得大一点、长句截短一点；它往往得重新排一份故事菜单。
日本出版社对此驾轻就熟。小山胜清1941年已有《紅はこべの冒険》，战后还替少年读者另写《紅はこべ》；1950年代有《快傑紅はこべ》，1963年小学馆《少年少女世界名作文学全集》又收入署江户川乱步名字的版本。封面上都是奥希兹，书里却可能经过编写者裁剪、重组甚至增添情节。童年时读到的红花侠，未必是成年后打开英文原著会遇见的那一位。
小山胜清1952年讲谈社版本尤其值得注意：他甚至借用了奥希兹续作《I Will Repay》的高潮情节，放进《The Scarlet Pimpernel》的故事中。这样一来，改写者不仅在“删”，还在把系列故事拆零件、重新组装。小读者兴冲冲地记住某个惊险桥段，长大后翻原著却怎么也找不到，不必忙着怀疑童年记忆：那一段可能本来就借自隔壁一本书。
中国台湾地区：从日本少年本转成自己的语调，又送进大陆
这条日本少年本的路线后来拐进了中国台湾。东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学选集》的《红花侠》由王梦梅改写，1974年问世；此后东方出版社又把版本提供给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了简体版。将近四十年，文字换了字形，读者也换了一代，故事的“上一站”却依旧在日本。赖慈芸等人的对勘指出，王梦梅本承袭小山胜清的讲谈社少年改写。它真正走过的路线，是奥希兹英文长篇、小山日文少年本、王梦梅中文译写，而不是从英文原著一步跨到中文。光看两头的署名，容易漏掉中间那个剪裁故事的人。
鲁迅弟子洪炎秋则走了另一条路。他的《红花侠》1954年开始在《东方少年》连载，1963年由《国语日报》出单行本。相关研究找到更早的日文来源：日本《小学五年生》1953年11月号附册，近藤健编写，十三章。章名、插图布局乃至讲故事的次序都能互相照应。洪炎秋的中文却并不生硬，反而用上相当活泼的北方口语。这故事从日本小学生的课外读物里走出来，到了台湾省内，忽然说得一口利落的中文。
当然，少年读本有它自己的成功标准。它让不懂英语、也还读不进大部头长篇的孩子，先认识一个会伪装、敢救人的英雄。改写得机灵，未必就比僵硬的“忠实翻译”少一分阅读乐趣。该讲清楚的，只是它究竟删了什么、合并了什么、又从别的故事里借了什么；不必把童年那册书冒充成1905年英文小说的逐章全貌。
韩国：封面、插图和章节也会说话
韩国的少儿书架上，这枝花也开得热闹。韩国论文列有1967年的《粉红花》、1979年的《朱红花》，以及1980年、1984年的《红星花》等。名字花团锦簇，封底却不见得替读者说清编写经过。有时只写作家、丛书名和“世界名著”，至于究竟取自哪一本日本儿童改写，反倒得等几十年后的研究者翻书来找。
这些书还可能把“上一站”藏在插图里。现有书影与内容比较提出过一些具体对应：1958年韩国《분홍꽃》的封面设计，模仿了小山胜清讲谈社少年本；1964年的《붉은 꽃송이》可同高垣眸编写、岩井泰三绘图的日文版本参照；1980年东亚出版社《빨간 별꽃》，又与1974年藤原一生的小学馆改写本有联系。这些线索值得追索。
日本和韩国的出版社都很清楚，这类故事不止能卖一次。少年时期读过“红星花”，长大后还可以去读冒险小说、历史传奇或者爱情罗曼司。原作者只写了一次秘密营救，出版市场却替它安排了好几种人生。也难怪红花侠在不同书架上频繁更名，差点比本人换装还勤快。
三、翻案改写：保留机关，改写历史
中国的侠义想象与“伪翻译”
少儿改写毕竟还想讲同一个营救故事；翻案则不一定。它直接把珀西的秘密身份、富有的同伴、受要挟的亲人、步步紧逼的密探拆下来，装到别处的时代和人物身上。法国革命的舞台可以撤掉，机关却照样转得起来。这和把长篇浓缩成少儿读物，是两码事。
中国近代的侠义小说读者对此并不陌生。周瘦鹃在《绿衣女》的按语里提到林纾《大侠红蘩蕗传》，把它与西洋义侠小说放在一起，喜欢的正是那些巧妙的机关与险情。他还说《绿衣女》来自英文小说简译；后来的研究却认为那是一部带有“伪翻译”性质的原创故事。因此，不能拿它当《红花侠》已经被直接翻案的证据。它所说明的另一回事也挺有意思：那时“外国义侠故事”既能供人取材，连“我是从外国小说译来的”这句话，也可能替一部本土创作增添几分神秘感。
韩国金来成：把英国贵族救援写成朝鲜独立运动
真正把这副故事机关用得有声有色的，是韩国推理作家金来成。他于1955年3月至9月在《阿里郎》连载《红蝴蝶》（붉은 나비），把英法海峡的救援搬到三一运动前后的中韩。原来在伦敦交际场上装糊涂的英国爵士帕西，变成北京社交界的中国名流公子白云雁；红花侠小队变成帮助朝鲜独立运动者脱险的“红蝴蝶”；奉命追查的法国密探萧布兰，则换成总督府体系的日本密探。梁、李二人在2018年的论文中详细比较了这些人物和情节的对应：故事的速度没有慢下来，政治立场却整个转了方向。
换个国籍、改个人名当然不够。金来成把原作的骨架也带了过去：首领照旧有钱有闲，故意扮成脑子不太灵光的社交人物；女主人公照旧美丽聪颖，婚姻里照旧藏着秘密；女方的哥哥（在总督府混饭吃，但不是韩奸）照旧成了敌人设局的筹码。帕西乘船往来多佛与加来，这里则是营救船驶向天津与朝鲜之间的水路。连惊险的节拍都相似：你以为已经露馅，英雄却还藏着一手。读过原著再读翻案，不免有一种熟人在外国街头换了衣服的感觉。
真正改写得厉害的，是故事要替谁说话。奥希兹站在英国贵族一边，为法国旧贵族的厄运愤愤不平；金来成把同一套营救本领交给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人。一个偏向贵族保守主义的英国传奇，竟能变成朝鲜独立运动小说。故事的机关从来不只为某一种政治感情服务，装在里面的苦难、忠诚和愿望换了，读者为之紧张的理由也就换了。
金来成本人坦言，他挑取奥希兹作品里有趣的部分，再按本国情形编排。梁、李二人根据人物关系和关键场面，认为他主要改写的是1905年的第一部《红花侠》，并非从整个系列东拼西凑。论文还提醒读者：小说回避了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等重要历史力量，不能照着它还原独立运动史。作为反殖民冒险故事，它有自己的文学力量；作为史料，则不能让英雄的光环替代历史的细节。至于金来成是否直接受1955年日本上映的英国旧片刺激，目前还只能说时间上恰巧挨得很近。
这里还有一段漂亮的传播次序。《红蝴蝶》1955年已经连载，韩语成人长篇译本却要到1960年才出版。1958年英国旧片在韩国上映，报纸广告甚至拿金来成的名字帮助观众认出那个英国侠士。换句话说，一部分韩国读者先认识了“借来的韩国英雄”，然后才认识英国原版。谁说翻案一定得排在翻译后头？这一次，反倒是翻案走在前面替原作引路。
从银幕到舞台：另一种改写
书页之外，红花侠还得不停适应舞台和银幕。日本1930年代已有英国版电影上映；宝塚歌剧团1979年演过取材于此的本土改编剧，2008年又引入百老汇音乐剧版本，两者不是同一出戏隔了二十九年再开演。2013年韩国引进百老汇版音乐剧时，宣传人员把帕西拉来同钢铁侠、蜘蛛侠、蝙蝠侠合影，夸他是双面英雄的老前辈。说穿了，这倒也很懂现代观众：乔装、隐藏身份、家财万贯，听上去实在比法国流亡贵族的历史背景熟悉。
舞台和银幕的改编，未必都该归入狭义的“翻案”。但它们面临的是同一道选择题：哪些东西新观众一看就懂，哪些又得换一种讲法？一百年前让伦敦观众会心一笑的社交俏皮话，今天可能得另找落点；救人的紧张，却往往用不着翻译。好故事总有一套硬骨头，至于穿西装还是穿戏服，那就任由不同时代打扮。
余话：看见书走过的路
一百多年走下来，这枝小红花的汉字文化圈之旅，显然不是“某年初译、某年再版”几格表格能装下的。林纾用文言为它开门，日本译者替它留下不同年代的成人译本；韩语译本借日文作过中转，日本的少年改写又漂到台湾、内地和南韩；金来成干脆把英国营救队的本领借去讲朝鲜独立运动。同一套惊险机关，换过好几种语言，甚至几种政治处境，依旧能让人替主人公捏一把汗。
分成三类，不是想宣布谁高谁低。成人译本未必一字不漏，少年改写也可以好看得叫人舍不得合书；真正的翻案甚至会生出原作根本没有的意义。只是既然一册书经历过转译、删节或拼接，最好让读者知道。封面若只剩下“世界名著”与一个大作家名字，读者会误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故事的全部。至于法国革命的褒贬，更该把作者的立场、译者的解释和历史本身分开来看。
帕西留下小红花，从来不留署名；汉字文化圈的这些书却没法把来路藏得那么干净。旧式用词、某个特别的换算、少年本里多出来的情节、沿用的插图和章节，都会露出线索。循着这些线索查下去，不是非要拆穿儿时一本让人读得过瘾的故事，更不是让几十年前的译者排队挨批。恰恰相反，了解书经过哪些人之手，才更能看见它怎样活过了一代又一代读者。那位精于伪装的英国爵士，大概也没想到，自己在远东会留下这么多身份。

资料说明：日本1922年译本与1915年误认版本的辨析，依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参考咨询记录及书目资料；中国台湾地区少儿版本的日文来源，主要据赖慈芸关于《红花侠》诸版本的对勘，参见其个人博客“翻译侦探事务所”；韩国金来成《红蝴蝶》、1960年韩译及电影音乐剧的接受史，主要参照韩国学者梁雅岚、李幸善2018年论文《奥希兹女男爵的接受与〈红星花〉的翻译：法国大革命、恐惧、憎恶》；1977年韩译中的增译、换算及语义承继，参考既有英、日、韩三语对勘记录。内地版本以1986年海峡文艺出版社《海绿红花》及1988年群众出版社《紫樱花》为准；关于删节范围及错译数量，仍应在逐页复核文本后作最终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