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历史作家张明扬的作品《弃长安》。这本书是一部讲述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历史过程与人物命运的通俗作品,以李隆基、安禄山、杨玉环、哥舒翰等关键人物的经历为线索,描绘了安史之乱时期的完整历史图景。中间还穿插着李白、杜甫、岑参、高适等著名诗人被乱世裹挟下的人生际遇,特別读者如果看过《长安三万里》,还可以与电影情节互相映照着读。
书中给我最大感触的部分是李亨率领的唐军与叛军之间的战争,它从战略战术的不同层面找到切入点,分析历史的走向及其背后的原因。比如有这么一段,李亨作为新登基的皇帝,要求将领们先拿下长安和洛阳,再继续向北征讨。而谋士李泌为了对叛军斩草除根,尽量缩短战争的时间,建议先攻打叛军在河北的老家。最终李泌劝说无效,宫廷政治的要求占据了上风。新登基的皇帝为了自己的政权稳固,必然是要求先占领二京。我从这段情节感到历史的推演有时候是混沌的,有时候又是必然的,但归根结底都是有迹可循的。
世界杯上48只球队展开厮杀,绝不仅仅是体育竞技那么简单,它本质上是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教练和球员就是主帅和士兵,足协负责军队的后勤管理,球迷的看法是民心。这样的比喻虽然粗糙,但能从体育的视角之外解释很多事情。
阿根廷队走的是英雄路线和街头路线。由于经济不振,阿根廷有大量底层人口,踢足球在阿根廷是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成千上万苦出身的孩子竞争极少数去欧洲踢球拿大合同的名额。为了生存和胜利,他们从小在街头烂泥地(El Potrero)与各种混混打交道,养成了野性、凶狠和不择手段的性格(如特维斯、帕雷德斯、迪马利亚、梅西等大多出身贫寒)。
像巴蒂斯图塔、萨内蒂虽然球品和人品俱佳,但同样来自于底层工人家庭。他们通过极度的自律和拼搏实现了阶级跃迁。阿根廷也有少数中产出身的球员(如麦考利斯特、西蒙尼),但为了在充满底层血性的更衣室和球场立足,他们必须融入这种强硬、痞气的草莽氛围。
真正的富豪阶层(农场主、精英阶级)子弟通常选择马球、网球、高尔夫等高端运动,或去顶尖商学院继承家业,极少踢球。即使有极少数富裕家庭出身的球员(如伊瓜因、贝尔萨),在关键硬仗中的作风也往往缺乏那种底层逼出来的狠劲。
西班牙走的是体系,球员从小就被要求练习tikitaka,为体系服务。在西班牙的青训体系中,球感、空间感知与传接球意识是核心考核标准。球员从小被灌输“传球、跑位、接应”的三角站位逻辑。即使是后卫和门将,也必须具备中场球员级别的出球能力。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喜欢长时间独揽球权的“独行侠”,在青训阶段往往因为“破坏团队传控节奏”而被边缘化或淘汰。体系对球权的绝对控制,导致西班牙足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度缺乏传统的“杀手型”中锋。也许爱踢球的西班牙人里也有小凯恩、小哈兰德,但大概率是因为不满足传控的要求被劝退了。
由此想起英格兰队,从兰帕德、杰拉德、鲁尼到贝林厄姆、马奎尔,无论踢什么位置,都是更注重力量和身体素质的球员,一直以来也都被赋予糙哥的美名。这种选拔机制,跟以往的中国足球还挺像的。中国球迷曾经最喜欢的球员模板就是范志毅、张恩华、孙继海。英格兰不愧于欧洲中国队的美名。
对很多老球迷来说,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来很多很多。足球的历史跟古代战争史还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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