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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对生在印度、长在泥地里的我而言，这句话从来不是什么电影台词，是刻进日子里的真相。
我亲眼见过小学校长的势利——对着婆罗门和刹帝利家的家长，他的腰弯得能折进地里，不住地鞠躬赔笑，连呼吸都放得轻，生怕惊扰了面前的贵人。而我的母亲，也曾这样弯着腰，对着同一个人，用近乎乞求的语气，换他一点轻飘飘的同情心——不过是为了我那点凑不齐的学费。他办公室外那片用翠绿竹子围起来的精致庭院，那天看着，是天底下最扎眼的讽刺。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母亲为了那笔学费，到底付出了什么。或许是把家里最后一点能换钱的东西都典当了，又或许，是一些我不敢想的、更不堪的代价。
那之后我便再也无心学习，以至于时至今日，我对那所学校的全部印象，大半都落在了校车司机身上。
他是个非裔司机，性子看着很和善，说话带着点轻快的卷舌音，像哼着不成调的歌，我总因为口音，几次都没听清他的话。
我第一次上车，慌慌张张递上身份证件，他狐疑地扫了一眼，摆了摆手，示意我要公交卡。我没反应过来，浑身上下乱摸一通，最后掏出那本红色的学生证递过去。他接过来，眼里满是无奈，指尖点着证件上的字：“你的公交卡，孩子，不是身份证明。”
他无奈地扶了扶额。
“哦老天，你真该好好去读书。”
这句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泛起一阵说不清的戏谑——我这不正走在去读书的路上吗？心里又急又乱，手上没停，翻着随身的布包。
“对对对，就是布包第三层那个！”他指着包喊。
刷卡机传来冰冷的机械音：“余额不足。”
“行了，今天就当我发回善心，下次一定让你爸妈把钱充上。”他摆了摆手，终究是让我上了车。车上人不多，破旧的车子开起来摇摇晃晃，“哐当、哐当”，碾过坑洼的土路，也碾过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那是我第一次坐校车，也是最后一次。
我还是把余额不足的事告诉了父母。两人对着煤油灯坐了半宿，最后决定，由父亲骑车送我上学。靠的是那辆比我年纪还大的旧二八自行车，它陪着父亲熬了十几年，像他沉默的老伙计。标准的二八杠结构，银色车把磨得发乌，链条生了锈，可靠着扎实的做工，这么多年过去，依旧结实耐造。
我曾偷偷骑它出去闲逛，没成想撞见了巡警。印度规定未满十二岁不能骑车上路，被抓到要罚款，我吓得魂都飞了，拼了命地蹬，至于最后怎么逃掉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路过父亲干活的工地时，我瞥见他站在脚手架上，显然是看见了我。可那天晚上他回家，什么都没说，这件事，成了我们父子俩心照不宣的小秘密。
后来，那段本该通往学校、通往所谓跃升之路的路，就只剩父亲宽阔的后背可以依靠。
只是那天，我坐在这辆旧自行车的后座上，车轮滚过的方向，不是学校，是镇上最气派的私家豪宅。
“累了吧爸，要不我来骑？”我搓了搓冻得发僵的手，开口问。
“行，上次看你骑得挺快，这次也麻利点，人家可等不起我们。”他说着，便挪到了后座，从怀里掏出那只磨得发亮、沾着铁锈的旱烟袋，点燃烟丝，深吸了一口，随即磕掉了烟锅里的余烬，双手紧紧攥住了车架的横梁。见我还站着，他又挥了挥手，粗着嗓子催：“还杵着干啥？走了。”
那磕在地上的烟灰，与其说是烟烬，不如说是烧尽的废纸灰——他早就买不起正经烟丝，只能卷着碎纸叶子抽。
我骑上了车，一下一下，朝着那栋大宅蹬去。等我骑得满头大汗，终于和父亲到了豪宅门口，两株迎客松笔直地立在大门两侧，气派得晃眼。
这位少爷，是镇上出了名的纨绔子弟。
我压着心里的慌，不卑不亢地跟他说明来意——母亲重病卧床，我们急需要一笔救命钱。
“你猜猜，我现在会不会杀你？”他举着枪，枪口慢悠悠点在我的胸口。
“您要是想杀我，早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毕竟，枪在您手上。”
“嘭、嘭！”
他突然转过身，枪口对准了远处草坪上闲聊的少女。她们穿着干净的学生制服，前一秒还在笑，下一秒，三个鲜活的人就只剩了一个，剩下的那个女孩眼里只剩铺天盖地的惊恐。
“现在，你还觉得我不敢开枪？”他把枪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眼神里满是漫不经心的狠戾。
“我从来没怀疑过您的勇气，只是我知道，我还有用，不是吗？”我慢慢弯下腰，低声回答。
“那边那个，对，就是你。还有花园里的，都过来。”他指了指那个惊魂未定的少女，又给管家递了个眼神，管家立刻心领神会地把人带了过来。
“现在，我们来玩个游戏。谁能活下来，这笔钱就归谁。当然，你和你父亲，算一组。”他抬了抬下巴，指向我和父亲。
“你们的活动范围是整座后山，记住，你们的边界是活的，有一条会动的红线，越界就出局。”
“那活动的边界怎么界定？”父亲闷声开口，声音像生锈的铁器摩擦。
“你在质疑我？当然是我来定。记住，你们的命，是我给的。”他盯着父亲，突然笑了，“作为惩罚，把你的上衣脱了。这件破破烂烂的廉价衣服，不配出现在我的游戏里。”
父亲没有动。我看见他攥紧的拳头，指节泛白，他或许想反抗，可一想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那点火气终究是咽了下去，他抬手，脱掉了身上唯一的旧汗衫。
“至于你们几个，”他看向那几个瑟瑟发抖的女孩，“你们的活动范围仅限这个园子，不能上山。别问为什么，问就是我高兴。”
刚经历过枪响的女孩们没人敢说话，只怯生生地、茫然地点着头。
游戏开始了。这场所谓的游戏，不过是一场为期七天的大逃杀。没有补给，被抓到就是输，输了，就是死。
我们逃到了一片乡下地界，房子和田坎都熟悉得要命，像极了小时候我跟着父亲去市郊日资工厂打零工时，见过的川南聚居区。作为藏匿者，我们有一点提前躲藏的时间。路边的草垛里藏着几只黑狗，一双双眼睛在暗处亮着，却安安静静地趴着，没动。
我和父亲准备穿过一间民房的门房时，瞥见院子里拴着一条白狗，正警惕地盯着我们，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我犹豫了片刻，拉着父亲绕了路——它显然不像草垛里的黑狗那样安分。
“上山吧。”我指了指远处那座更深的山。
“山上视野好，可现在，你得先给我找件衣服。”父亲的声音带着抖，清晨的山风冷得刺骨。
索性天无绝人之路，我看见远处一户人家的院坝里，晒着几张被单，还有几件短袖。
我攥紧了拳头，正朝着那户人家走过去，却猛地醒了。
【现实】
后颈的冷汗把洗得发白的枕巾浸得透湿。鼻尖先一步捕捉到熟悉的味道——熬了几个月的草药气，混着旱烟的焦糊味、老房子潮湿的霉气，还有自行车链条的铁锈味。
这不是梦，是我活了十六年的、逼仄的现实。
里屋传来母亲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着一声，像梦里那辆旧校车哐当哐当的响动，一下下砸在我的心口上。我侧过头，看见父亲蜷在床脚的地铺上，后背的脊梁骨隔着薄薄的旧汗衫凸出来，像他那辆二八自行车上锈住的横梁。他睡得很沉，眉头却拧成了疙瘩，手里还攥着半块干硬的麦饼，是昨晚没吃完的晚饭。
我才想起，昨夜我们父子俩坐在门槛上，就着煤油灯昏黄的光，把镇上能借的人家挨个数了一遍。数到最后，父亲把烟袋锅子在门槛上磕得邦邦响，闷声憋出一句：“明天，去趟辛格老爷家。”
辛格老爷，是镇上最大的庄园主，手里握着半个城的生意，也握着我们这种低种姓人家的活路。梦里那个举着枪的纨绔少爷，就是他的小儿子。
天刚蒙蒙亮，门外就传来自行车链条吱呀的响动，是父亲醒了。他推着那辆比我年纪还大的二八车，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窝陷得很深，里面全是红血丝。
“醒了？走了。”
我没说话，起身的时候，指尖触到枕头底下硬硬的东西——是我那本红色的学生证。梦里司机那句“你真该去读书”，突然撞进耳朵里，我攥着那本证，指节捏得发白。
我已经三个月没去学校了。母亲的药费像个填不满的窟窿，早就把学费吞得一干二净，连校车卡，都早就停了充值。
坐上自行车后座的时候，父亲的后背比梦里更单薄。清晨的风裹着尘土吹过来，路边的田坎和土坯房一晃而过，和梦里的乡下地界一模一样。我听见他蹬车的时候，喉咙里发出像旧风箱一样的声响，每一下，都耗着他仅剩的力气。
这条路我太熟了。以前是往学校去，是往有光的地方去；现在，是往辛格家的豪宅去，是往我们唯一的活路，也是绝路里去。
豪宅的铁门气派得晃眼，翠绿的竹子爬满了院墙，和校长办公室外的那片庭院一模一样，绿得刺眼。开门的管家面无表情，像看两只蝼蚁一样扫过我们，领着我们往里走。
穿过花园的时候，我看见几个穿着精致学生制服的少女坐在草坪上聊天，笑声清脆得像风铃。草坪角落的阴影里，趴着几只油亮的黑狗，一双双眼睛安静地盯着我们，不叫，也不动。我的后背瞬间爬满了冷汗，脚步猛地顿住。
父亲回头拉了我一把，声音压得极低：“别乱看，低头走。”
客厅里，辛格家的小少爷正坐在真皮沙发上，手里转着一把银色的左轮手枪，午后的阳光落在枪身上，晃得人眼睛生疼。他抬眼扫了我们一眼，嘴角扯出一抹漫不经心的、带着不屑的笑。
“你们就是来借钱的？”
父亲立刻弯下腰，脊背弯成了一张弓，和校长对着婆罗门弯腰的样子分毫不差，和母亲为了我的学费对着校长弯腰的样子分毫不差。他的声音带着讨好的颤抖，双手把母亲的病历递了上去。
我站在原地，没动，也没弯腰。
少爷没接病历，反而把枪口抬了起来，慢悠悠地，对准了我的额头。
空气瞬间凝固了。我听见父亲倒吸一口凉气，膝盖一软，差点当场跪下去。
而我看着那黑洞洞的枪口，梦里的恐惧、这些年被贫穷碾碎的尊严、对母亲的愧疚、走投无路的绝望，在这一刻全涌了上来，又尽数沉进了心底。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响起来，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惊讶。
“您要是想杀我，早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毕竟，枪在您手上，我的命，也在您手上。”
少爷挑了挑眉，指尖转枪的动作，骤然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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