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打字机》：用一个机器讲述微观信息技术史｜全书梳理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导语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英文原版出版于2017年，作者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是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文版在2023年年初发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译者张朋亮老师。
本书是以中文打字机为主角的微观史研究，描绘了这一技术物从无到有过程中的种种失败与成功，考察范围上至19世纪40年代电报技术的出现，下至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技术兴起。其中会蔓延出许多具体问题，比如为什么中文打字机值得单拎出来考究？中文与其他所有语言相比的特殊性在哪里？哪些人用哪些方法设计出过哪些中文打字机？历史上，打字机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政治意义？作为技术物的打字机与人的身体、意识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中，大部分能在书中找到详细答案，是墨磊宁教授写作的明线；还有一部分作为暗线，我用自身的学科视角把它们提取了出来——由于整本书以历史学方法进行细致客观的考证，史料、信息丰富，使得不同学科背景的人阅读本书的关注点大有不同，可以“各取所需”，如艺术/设计背景会关注书中对中文之形的解构，语言学背景可以深入挖掘中文形音与别国语言文字的区分，图书馆情报学专业可能会对书中提到的文字分类学、检索法感兴趣。
中文打字机作为一种信息技术物，牵连信息传播，自然与我们联系紧密。所以，我读时一方面被生动的历史和对种种机器的介绍吸引，另一方面在提取书本内容与传播领域的对话。接下来的分享中，我把各章节内容汇总又重新分类，第一章介绍前中文打字机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和文化背景，第二章还原本书的核心，也就是中文打字机被发明出的过程，按照时间线列出和讲述。方便快速了解中文打字机的技术脉络。在此基础上，第三章和第四章谈论书中涉及的中文打字机所延伸出的技术物与文化、社会、政治、身份、生命、身体的关系。
墨磊宁教授写作很重视人与物的背景铺陈，行文故事感强，理性解释与感性叙述结合得很好，让本书既可以做相关研究参考，也可以是一本日常读物。
序言中有老师提到：“这样一个有关汉字的重要的研究课题，这样一本有关中国历史的有价值有十分可读的书是出自一位西方学者之手，而不是我们中国学者，这令我汗颜。是我们觉得中文打字机题目太小、太窄？还是难以找到史料？”
我想，从当下媒介研究看来，窄和小似乎不成问题。关键在于，首先，该研究的驱动力是作者（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中文长久的费解，而天生掌握中文的人没有把中文再陌生化的视角；其次，计算机时代到来后，媒介与技术发展解决了中文的输入和传播问题，中文已经不存在明显的现代性难题了。中国学者肯定也可以做，但思路一定会不一样。大家在听的过程中也可以想，这个研究中国学者能不能做、会怎么做。
因为墨磊宁教授需要让不懂中文的外国人看懂中文的结构、理解中文打字机的处境，所以许多对细节的解释、对社会中观念的描述，都会指引我跳出母语语境来观看浩大的汉字海洋，这是本书最重要也最特别的阅读体验。
一、从技术语言学视角重审中文
本部分主要内容来自书的引言到第二章。这三部分还没有正式进入对中文打字机的介绍，而是先铺设了文化和社会背景，包括西方世界眼中的中文，中文与其他语言的区别，早期打字机巨头对世界语言的驯服和对中文失败的驯服。除此之外，也介绍了早期电报技术是如何和中文适配的，这是最早将汉字进行编码的尝试。
（一）中文的现代性危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各国代表队的入场顺序是按国家中文首字笔画数排列的，如果有首字笔画数一样的情况，就按照王羲之提出的汉字8个基本笔画顺序进行二级排列（点、横、竖、撇、捺、挑、折、钩）。这对我们来说习以为常的排列方式，在西方观众看来不可理喻，当时负责转播的解说员也无所适从。开幕式当晚，美国网站有谣言称NBC为了提高收视率而把美国代表队剪辑到了后面出场，毕竟按照拉丁字母顺序，America应该是靠前的。直到第二天谣言才被澄清，人们终于相信各国代表团只是遵循了一套于他们而言陌生的逻辑进行排序而已。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全球现代化已到一定程度的阶段，西方世界仍然会被“中文里没有字母”这一事实冲击到。
这种冲击在19世纪、20世纪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进程中不断出现，作者提到，不论是摩斯电码、盲文、速记法、打字术、铸排机、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ASCII）、光学字符识别（OCR）等等信息处理技术，最初都是基于拉丁字母开发，而后逐渐拓展至非拉丁字母，有部分顺利扩展至了中文，如OCR。然而，计算机兴起前，太多技术发明没办法打入中国市场。究其根本原因，是中文作为表意文字，不适用以字母为根基的全球信息秩序，基于汉字的中文书写，不属于字母文字的世界，也不属于音节的文字的世界。
这是技术语言学层面的原因，很难用“语言帝国主义”“西方帝国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一言蔽之，因为别的语言对中文不涉及“把一种支配性语言强加给一个从属性群体”的情况。西方社会普遍觉得中文、汉字格格不入，会在谈及时蒙上偏见甚至嘲讽。后面我们会说到，许多人迎难而上去发明或改进中文打字机，应对汉字这种在技术语言层面上的挑战，不过他们的目的与自己的身份、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各不相同。
（二）技术是灵感还是模具？
1900年，中文打字机首次“出现”在《旧金山观察家报》上（图1），1901年又以另一种样貌出现在《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中（图2），媒体们以自己所熟知的打字机形态为基础，想象了中文打字机是什么样子。

可以看到，想象中的中文也是由按键、键盘、辊轴组成，并在纸张上达成即时可视化，但中文字符远远多于英文26个字母，所以按键数量繁多，机器体积庞大，甚至需要复杂的人力安排，这都是为了体现汉字书写在技术上的荒谬感。后来的几十年里，中文打字机时不时出现在西方文化产品中，作为“不可能之物”的象征。
人们对打字机的基础形态形成这种常识，与20世纪雷明顿公司在打字机研发、生产领域的全球垄断相关。雷明顿打字机公司于1816年成立，前身是美国内战时期的武器制造商，战后期，创始人雷明顿转换市场，招募发明家，于1873年推出肖尔斯和格利登打字机（Sholes and Glidden Type-Writer）。这是一种单切换键盘打字机，跟我们现在使用的键盘几乎一模一样，通过Shift键转换大小写，从而实现用一套键盘打两套字母。
这套方法当然完美适用26个英文字母，但应用至别的语言有些麻烦。1892年，泰国发明家埃德温开发了泰语打字机，发明过程中，他认为雷明顿打字机对于泰语有明显的局限性：Shift切换式之所以方便，是因为英文字母大小写的使用频率有着明显差异，切换键不太常用；而泰语字母没有大小写之分，若采用，需要将一半字母下放到两步式操作中，可以但不合适。由此，埃德温最终和史密斯高级打字机公司合作，采用双键盘打字机，也就是全键盘打字机，这样每个字母都可以分配到一个按键。尽管如此，仍然缺了两个键，于是埃德温大胆弃用了两个字母，现在在泰语中那两个字母已经完全被弃用了。
技术对语言、文化、人的生活的磨损和影响，从泰语打字机的发明过程就能窥见一角。发明者埃德温去世加上一些商业竞争活动之后，泰语打字机市场还是被雷明顿公司覆盖了，双键盘打字机逐渐停产，雷明顿的单键盘切换式打字机进入市场，泰国的人们一时间很难接受，“嚷着换回原来的打字机”。
另一位研发泰语打字机的发明家库赞认为，以泰语为代表的亚洲语系字符都太多，若为了别国语言字母增加按键，将会大量增加生产成本，因此“只有进一步精简暹罗文，才能从根本上使暹罗文打字与现代欧洲语言打字处于同一层次。”
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在打字机版图蓬勃扩张的过程中，语言本身似乎反而成了打字机的特点或适配物。人们的技术想象力随着技术形态的一元化迅速塌缩，全世界的商人和发明家群体都明显有一种心理倾向：世界上只有适合打字机的文字和不适合打字机的文字，若不适合，先从改变文字本身这个角度想办法。有时候是直接「删」，像刚刚说得泰语，有时候是「改」，如开罗的塞利姆·哈达德为阿拉伯字母设计了独特的字体，可以把阿拉伯文的字形总数从600多个缩减到58个。
然而对于中文、汉字打字，人们始终找不到解决办法。长久以来，汉字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首选批评对象，认为中文没有动词变形、词性变化和复数形式，表意也成为了一种罪名。在这种观念背景下，汉字在打字机技术上遇到的挫折，似乎成了中文缺陷论的有利证据，中文被一种实物证明无法与现代性相融，应当被废除，对中文的审判变得理所应当。
到这里我不禁思考：因为适应不了打字机就要放弃一门语言听起来很极端。打字机的历史地位是有多么伟大？伟大到被作为文明的拐点，跟不上就仿佛错过了再也不来的末班车般严重？墨磊宁教授在书中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他只说，打字机是20世纪现代性的标志之一，作为一种书写机器和商业设备，组成了大众现代性的声音景观，也频繁出现在电影制品中，当成道具甚至叙事媒介，构成整个场景和故事的核心支点。但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打字机？后来我放弃从抽象层面去想打字机的现代化象征意义了，因为这个意义完全可以是被建构的。更重要的是具体看，英文打字机大大提高了语言传播效率，如果汉字跟不上这种传播效率，比如别人花20分钟打出一份文件，我们手抄或活字印刷1个小时，积累下来一定会带来许多现实问题。这让我觉得在历史的发展的进程中，不同文化的车队不是天然一路向前开拓道路的，历史的发展动力似乎就是来自文化之间的差距、错位、竞争、弥合、再错位，循环往复……
（三）三种中文解“谜”方式
如作者所说，无论在哪个国家，纯技术领域还是很客观清净的，文字本身是无罪，人们依然在尝试攻克中文的技术语言学难题。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1. 常用字（common usage）
常用字法就是建立一套仅包含整个语言中最常见的汉字的字库，将中文的字汇提炼到最精简。研究方法用的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词频统计法，但在没有代码的19世纪，需要靠人工一个个字数。1810年，英国汉学家小斯当东将《大清律例》翻译成英文，过程中统计了不同汉字的数量，发现常用字只有2000，仅占《康熙字典》的5%。1858年，一位名叫姜别利的美国印刷专家被派到上海运营印刷厂，花费4年和两位中国同事合作统计了4000多页，130000个汉字的出现次数，所用材料是《大学》《道德经》《庄子》等。关于中文常用字的发现，使海外的中文印刷商发现了大规模削减汉字铅字数量的可能性。计数阅读、频率分析和不断扩充中文语料库很快构成了人们对汉字的认识论框架。
常用字思维一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们，尤其在做字体设计时。但其弊端从古至今都很明显：哪些汉字纳入、哪些排除，界限永远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固定或稳定，且不同行业会有不同的需求。现代字体设计若字库较小，也会有个别字体无法统一的情况。
2. 拼合（combinatorialism）
18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汉学家包铁和字体设计师李格昂合作，希望能拆解汉字，找到规律，让中文可以被拼写。他们以汉字的“部首”作为但单元，很快便遇到了难题：首先，在不同汉字中，部首的大小和位置存在很大差异，如“旦”和“明”中的“日”；其次，汉字的最小单元是笔画而非部首，笔画在历史上没有确定的分类学；最后，拼合的结构思想和汉字书写的整体性有着根本性冲突，可能使字形变散，失去美学意义。
最后包铁和李格昂采取的办法是把汉字分为“可拆分汉字”和“不可拆分汉字”，将汉字尽可能结构化，对于一些字形尤其紧凑的字，也能做到不拆散（图3）。

这种拼合活字在19世纪走进了印刷界（非打字届），为人们解剖汉字提供了重要思路。虽然仍然被批评“一些汉字字形稍显僵硬，比例失调”，但“总体出色”。
3. 代码（surrogacy）
“标准的”电报传输符号列表是由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16个其他符号组成的，由此，在代码世界中，字母文字是一种明文，而中文是一种天然的密文，中文世界需要额外按照常用字法编汇电文，将符号对应成中文汉字。这带来两方面的麻烦，一是效率较低，二是作为密文要承受惩罚性收费和使用限制。20世纪后，中国改变了在国际电报届的不利地位，有了合法“明文身份”，至少不用罚款，但还是一直在用二级转译的方式。
“三字母代码”是对罗马字母和数字的实验性反抗。引入三字母代码后，中国人用汉字谐音转译字母（图4），这样一来，对字母数字不熟悉的人们至少可以用汉字的思维工作。电码的基本结构的逻辑不变，但语言的意义是被重构了的。在这个时期，中国人也会为了方便自己记忆重编电码本的分类方式和顺序。这是早期中国少有的对数字和字母的“反符号占领”。
于中文而言，当时的代码是将“形/音”转化成“意”的中介，和现在的拼音类似都是一种输入手段。这个中介过程可以发生在人的大脑中、发生在计算机程序中，但无法反映在机械的物质结构中。代码技术超脱了机械之物的范畴，从中看到的不是中文打字机，而是中文输入法的影子。
这三种方法将贯穿中文打字机的发明思路。
二、中文打字机与信息技术：从无到有，从可见到不可见
在西方人眼中，全新的机器会带来困难：中文需要带来重新构想。
“打字机乃适乎英文之发明，而非英文适乎打字机者也。”——《以西方视角看待东方》，载《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3年
如果打字机本身被改得面目全非，那么它还能被称为中文打字机吗？
1．1888年代，谢卫楼与第一台中文打字机
谢卫楼与1841年出生于纽约，做过教师和军人，退役后致力于传教事业，和妻子定居中国。当时，传教士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印刷技术，方便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教义和西方文本。部分传教士虽然懂中文，但不会汉字书写，包括谢卫楼自己也是长期依赖为他代写信件的中国文员。谢卫楼想发明中文打字机，本质是想开发一种中文书写机器来取代代写人，能够亲自打出中文文书，以防中国文员在代写时篡改。所以1888年1月，他在《华夏时刊》上将自己的打字机称为一种辅助工具，“外国人可以用它学习汉字和读音，同时你也可以与中国的朋友交流。”这种语言学系功能是后来的打字机发明者都没有强调过的。

谢卫楼的打字机如图4所示，像一张小圆桌，轮盘状，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30圈。他拜访了中国的铸字厂、排版作坊和印刷工，用常用字思路挑选了4662个汉字，没有留下具体的选择方法，只说是“精挑细选”，剩下的汉字一概抛弃。资料显示这台机器最多只有一台木质原型机，中国人对这台机器兴致平平，宁愿手抄，“不理解外国人为什么总是想办法节约时间”，西方舆论更多是抱着猎奇心态。谢卫楼本想将这台机器带回美国后找工匠铸成金属材质，但没有实现，更没有量产。
2．1914年5月，周厚坤的常用字中文打字机
周厚坤是一名留美学生，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就读，从1912年开始研制中文打字机。真正致力于中文打字机开发的研究者都有类似的底层认知：中文打字机需要同西式打字机体系保持距离。谢卫楼和周厚坤都是如此，他们从根本上抛弃了英文打字机“每字一杆”的“对应-敲击”逻辑，将中文打字的逻辑塑造为“检索-选中”。
周厚坤遵循的也是常用字思路，收录了3000多个汉字。他所处的背景下已有新兴的中国本土常用字研究，通俗教科书如《三字经》《千字文》在国内广泛推广，中国大众所见、所闻、所读的文字内容有着独特的时代烙印。于是，周厚坤参考了国内学者董景安编写的《六百字编通识教育读本》里包含的汉字，并加以补充，希望自己打字机面向广大民众。

图中的滚筒上刻着周厚坤收录的近3000个汉字，矩形部分为检字盘，当操作者将检字杆的末端移到所需汉字上方，杆的另一端便会将滚筒上相应的字推至打印位。
3．1915年3月21日，祁暄的拼合式中文打字机
祁暄在1914年至1915年于纽约大学学习，期间致力于研发中文打字机。他的成果一部分和周厚坤相似，也有一个固定的辊轴，上面刻着4200个常用字，同样没有键盘。除了外型设计和触发按钮设置不同，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祁暄在常用字之外结合了拼合法。他纳入了一套包含1327个汉字部件的铅字，打字员可以用这些额外的铅字来组装或“拼写”出一些不常用汉字。
然而拼合法从印刷术走向打字术显得水土不服。拼合活字印刷术的打字员至少可以提前拼装好汉字，然后加以固定并移至印刷台，但打字是一套序列动作，可能产生较大空隙和更严重的错误，这不符合前文包铁和李格昂对汉字之紧凑的强调。不过相比之下祁暄不那么在乎美学要求，更强调汉字的机械性结构性（见图6）。作者认为，祁暄这种抛却汉字书法美学的做法反映出“中文书写的美学逻辑至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技术了”。

这台机器的使用和舆论效果都不理想，1915年3月21日首次展示时，机器工作十分低效，西方媒体报道仍然将之看作玩具。
很明显，周厚坤与祁暄是同期竞争者，都想让自己的机器引入国内实现量产。1915年，两人在媒体上公开发文辩论，介绍自己，贬损对方。最后是周厚坤和他的机器获得了商务印书馆的青睐，至此，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打字机。
4．20世纪20年代，舒震东打字机（舒式华文打字机）
（上海商务印书馆制造，后面若提到“商务印书馆打字机”也是它）
可惜的是，商务印书馆直到1919年5月所有权到期都没有将周厚坤的打字机付诸生产。论及原因，商务印书馆认为周式打字机的字库是固定且通俗的，适合普罗大众，但不适用银行、警局等各个行业的人。中文打字机需要灵活性和个性化定制能力。
不过商务印书馆也没有给周厚坤继续研究和改良的机会，合作就不了了之了。1918年，商务印书馆设立中文打字部门，表明了继续研发这项技术的决心，周厚坤离职后，工程师舒震东继续研究。
舒式打字机现在被收藏在美国加州的亨廷顿图书馆。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内发行量产宣传，我国第一部动画片便是《舒震东华文打字机》。
到这里，中文打字机市场正式有了稳定产品，它是反驳“中文书写不符合现代技术时代需求”观点的证据。尽管还不够——西文打字机的标准已建立，任何形式和操作上不等同于此的产品，依然会被审判。其实直到本书完结，直到现在，中文打字机在模仿与创新之间的困境也没有消除，只是那种未被消除的偏见和困境随着这一技术物的退场自然沉没了。
5．注音字母打字机（西方发明家最绝望的一次失败）
在国内舒式打字机得到量产的同时，西方发明家依然执着于研究带键盘的中文打字机。他们试图将中文转化成注音。
注音本身是中国人发明给中国人使用的系统。1913年2月，辛亥革命之后，语言改革者商讨出一套中文注音系统，叫做“注音字母”。西方看到了中文罗马化的希望，也就看到了把中文吸纳进键盘打字机的希望。1913年冬天，英国两位发明家提交了使用注音的中文打字机专利；同月，工程师阿拉德提交专利申请，称用新的注音符号改造安德伍德标准打字机；1920年8月，《大众科学》报道哈蒙德多功能打字机，也是注音式中文打字机；1924年，发明家琼斯提交了注音式中文打字机的专利，由雷明顿公司赞助，键盘设计如（图7）所示。

可是他们费心转换的“注音字母”是平行于汉字的辅助性文本系统，和拼音一样，台湾大部分人用注音字母打字（如图8）。注音、拼音都与汉字无法形成“物对物”的转化。发明家们的失败和绝望体现出，非中文母语的研究者很难接受“中文并非和表音文字一样所见即所得”这一点。光靠“对应”的思维无法驾驭汉字，还是要重视汉字最表象的形的规律。

6．日本研发的中文打字机——万能打字机等等
日本也是汉字使用的大国。日本的中文打字机生产史与30-40年代的战争史紧密相关，是打字机的政治性最浓的阶段。
在进入中文打字机市场前，日本首先从技术层面对自己的语言独立性进行了宣告。19世纪后半叶，日韩都在呼吁废除汉字，要“去中华帝国中心化”。1894年，黑泽贞次郎发明平假名打字机；1901年，黑泽贞次郎发明片假名打字机，被称为“日文史密斯打字机”；1905年，雷明顿公司将全假名机器打入日本市场，作者认为，“全假名打字机就是一台具有政治性的机器，它的现代性建立在将日语同其从中文承袭过来的正字法传统做切割的基础之上”。1915年和1923年，安德伍德公司又分别推了两款片假名打字机，
全假名打字机问世15年之后，日语汉字打字机才出现，同样是用了常用字法则，选了3000个日语汉字。此后一段时间日语汉字打字机如雨后春笋涌现，和中国一样创办专门的培训和就业体系。
其实日本发明汉字打字机的动因并不是因为认可东亚文化圈，而是为了应对自己的技术语言危机。在汉字现代化问题上，中日韩是难兄难弟，需要一起面对。日韩发明家之间弥漫着乐观主义，觉得解决汉字问题就能解决自己语言的问题。
作者谈到，日本中文打字机的理念跟中国几乎一模一样，也用的是常用字法，具体字模用部首排序法排列。日本后来在中文打字机市场中取得了领先地位，主导了中文文字的生产和传输手段，但不是靠市场竞争，而是靠那段时间的军事武力和战争。其实在20年代，日本就被中国广袤的市场吸引，希望能在雷明顿、安德伍德等大公司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制造商关注到了商务印书馆并与其正面竞争。1932年1月28日，日本空军向商务印书馆办公楼投了六枚炸弹，中文打字机所在的车间大部分幸免于难，但商务印书馆的经营还是受到很大牵制。
伪满洲国建立之后，日本方把日本研发的中文打字机送至打字学校，让中国打字员打宣传文件与公报。当时一位打字学校负责编写教材的中国职员写道：“打字员是专任誊录公文的人员，所以打字员更要随时学习新的公文程式，才能适合时代，才能供职工作。”这段话清晰点出政治信息传播的具体节点——打字员，他们在大背景下和技术物一起被政治化为一种媒介、一种工具，隐藏在了传播效果、过程、文本之后。
19世纪30年代，战火纷飞时，运动员兼商人俞斌祺曾对日式中文打字机做了简单改造，而后推出了自己的“国货版”中文打字机，办打字学校，开创了国产商业地图。俞带来的短暂国产潮流被1937年的战争冲碎，日本对中国信息产业基础设施进行了全方位霸权统治。到1941年，日本对美国宣战并对东南亚地区实施军事占领，从几乎完全掌控了中国的打字机进口市场，“万能”打字机（图9）、中日双语打字机出现，美国对中国的打字机出口量几乎跌倒了0点。

7．双鸽牌中文打字机
直到1945年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撤离后，中国打字机本土市场慢慢开始复苏。刚开始出现了民生打字机（陈长庚推出，俞斌祺前雇员）、范氏万能式打字机（范继林推出，毕业于俞斌祺的打字机学校），基本都是对日式打字机的重新包装。
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国内的中文打字机行业与新政权携手起来，有10家不同的中文打字机公司联合组成了后来的上海中文打字机制造厂联营所，后来研制出了双鸽牌中文打字机（图10）。

在日本的部分，作者就没有像之前一样耐心地去解释机械的设计细节，而是更多着眼于它的政治意义。从文中看不出万能打字机在脱去强制使用的外衣之后，和舒氏打字机比的原创性、先进性在哪里。只能对比图片中看出，双鸽的外形设计的确更像万能打字机。
8．林语堂明快打字机——输入法的思维
说到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图11），也就到了中文打字机实物发明的末尾。

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正式开始了中文打字机的研发，1947年5月22日，明快打字机诞生。发明之处，林语堂认为：（1）任何采用拼音字母的中文打字机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的 （2）任何中文打字机都无法按照点画拼合的方式运作 （3）任何中文打字机都无法提供中文印刷和通信所需的一万多个汉字。
在那个没有电控和计算机时代，这三点论断一一批评了英文打字机的对应逻辑、孤立的汉字拼合逻辑和孤立的常用字法。他认为中文打字机最核心的两个难题，一是怎么让更多中文字更紧凑地排列，二是怎么让中文字更系统地分类。
明快打字机给出的方案是，用行星结构在小空间里纳入更多汉字，先设置6个大滚筒，每个滚筒上有6个棱柱状的小金属棒，每个上面还有8个面，每一面上刻有29个汉字或部首，这样一来，明快打字机至少可以提供8352个字符，同时部首与字符还能进行拼合。林语堂先生自己在信件中说可以拼三万个字。
至于系统分类，林语堂应用于明快打字机的检字法“上下型检字法”（图12），也有翻译成“辑形法”。书中对重要的检字法说得不算明确。

“上下型检字法”主要依靠汉字的形象进行分类，只要知道一个字左上和右下怎么写（几乎等同于第一笔和最后一笔）就可以检索。为此，林语堂在键盘上创造了一些“伪部首”（图13）。相比现在需要背诵字表的输入法，这种检字法直观清晰，当时的宣传海报上写着“人人可不用学而能之唯一华文打字机”。

找到并敲击左上和右下“型”的按键之后，打字机的辊轴和纸架会自动移动到可选的字上面，这些字的“型”一致，被分为一类，一般为8个。此时，明快打字机上的“魔眼”（放大镜）会将那8个字可视化到打字者面前，随后敲击数字按钮选中，共用三次敲击完成打字。
60年代，唯一原型机被丢弃。有人说是搬家时被扔掉，书中说被铸排机公司员工丢掉，没有得到量产。一是林语堂先生为了这台机器负债累累，资金困难，二是由于专利在美国，当时的中美关系和国内形势导致美国公司不想在中国量产；三是当时中国国内在推行罗马化，令公司觉得明快这种基于汉字设计的打字机没必要存在了。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又将视角聚焦回建国后的中国，认为这一时期的中文打字实践有了“预测转向”。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在日常中总结字与字间的共现关系，如把“新”“华”“社”放在一起，把“农”“业”放在一起。虽然违背了部首-笔画编排法，但大大提高了效率。并且，人们不会僵化地遵循一套共现字盘，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排布，使汉字编排方式完全适用于人的身体（包括显著的个人特质和动作习惯）和特定时代下的特色语言。
三、中文打字机与文化历史：机器作为社会的组成与投影
在《人造物有政治吗》中，温纳提出人造物带上政治属性的两种方式：一是技术配置与社会秩序相适应，人们发明、设计或特殊装置和系统的配置成了一种在特定社群中解决事务问题的方式，即一个技术物被人造成什么样是为了获得某种社会效果而刻意为之的；二是有政治本性的技术，选择它就是不可更改地选择了某种特定形式的政治生活。这两种方式在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历程中都有体现。
1．中文打字机如何成为隐性价值工具？
前文提到，1888年谢卫楼发明中文打字机，是为了让不会书写中文的自己和同事也能亲自生产中文，避免代写的中国职员篡改他们的意思。作者说“谢卫楼的机器使身在中国的外国人夺回自己对于意义本身的自主权”（一个人用非母语打字机为自己争取了意义自主权，这是个奇特的视角），在这里，他不是为了促进汉字技术语言学发展而创造打字机，而是为了帮助自己的传教任务。他在整理常用字的时候，即觉得要尊重客观统计出的汉字使用频率，又实在想把并不太常用的耶稣的“稣”，放进和“耶”一起的常用字区。理性逻辑与传教热情的拉扯之下，他最终在字盘上设置了两个“稣”字，一个放在常用字盘，一个放在次常用字盘里。这体现出常用字的组成最终是由创造者决定的，人造物想要做到价值无涉真的很艰也体现出技术物中价值传递可以多么隐蔽、精妙和费尽心思。
后来周厚坤选择的自汇没有私人的目的，但也是根据当时中国的文化背景决定的。
2．被“注入”中国的中文打字机
中文打字机的价值倾向也可以是显性的、自带的。政权会直接将物及其思想注射进另一个文化，这在谈论日本发明的中文打字机已经提过。那时候日本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技术物接触，也重塑了这种技术物的教育体系，在中国办打字学校。他们培养和雇佣中国人，也会接日本的打字员来中国工作，这些日本打字员的经历会作为日本方的爱国宣传报道。
在被日本产品的挤占之下，中国本土的打字机公司急剧萎缩，没有钱和空间研发和生产，只能做维修、保养打字机这种业务，中国企业出现了妥协者、合作者和彻底抵抗者三种流派，很多打字机公司都在为中日文秘行业提供服务。
3．打字机与工作
不过，这种政治、文化、技术的多重重压，也让打字员这份工作有了独特的意义。打字机能为人带来一份体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和“更先进”的文化技术合流。一般打字机培训学校的时间是三个月，但有人学一整年，以应对经济上的不稳定，或是在乱世之中建立一种延续感、安全感，打字培训学校，成为了很多中国人的避难所。人们都愿意在兵荒马乱山河破碎的年代寻得一个打字相关的工作，打字员仿佛动乱时代的公务员。
4．打字机与性别
本书英文版封面便是一位女性打字员（图14）。打字员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难以忽略的性别差异。作为职业的打字员，被等同于“文秘工作”，在美国曾被稳定地性别化为“女性职业”，无论是媒体形象，还是打字机产业的营销对象均以女性为主。日本情况类似，在打字学校里接受培训的几乎全是年轻女性。翻阅新闻报道、杂志等媒体材料，呈现出的打字员形象也常常是女性（图15）。

中国大众媒介上的打字员形象也几乎都是女性，《时报》《良友》《展望》等杂志不仅刊登女性打字员照片，而且用打字员的职业身份凸显中国女性的现代风貌。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有所不同——墨磊宁教授分析了1932年到1948年各类培训学校招录的1000多名学生资料，发现男性占比超过30%，比同期世界其他地方的数据高很多。在作者看来，这是当时中国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尽管现实社会中也有许多男性打字员，但为了效仿西方的宣传理念而刻意降低了男性的媒体曝光度。明快打字机在美国公司里、新闻发布会上的演示，都是由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女士完成的，作者认为这也是社会中长期职业性别印象带来的安排。
书中相关内容本意似乎不是讨论性别议题，是想透过中国媒体和中国人对西方职业性别传统的顺应，反应两种文化的关系，或者说反应那个特殊的时代中人们的普遍思想倾向。
四、中文打字机与身体空间：人与机器的关系
1．对“小”的追求——机器要小，移动的空间要小
活版印刷年代，皇家印书局的主事金简将汉字使用频率的高低转化为排字工人距离字架的远近，排字工人穿行于字架中仿佛被汉字创造的空间包裹，字不动人动；而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固定位操控”理念强调字动人不动，两种“活字”实践过程正好相反。20世纪以来，西方媒体和影视作品对中文打字机的讽刺大多聚焦于体积大。从这本书里能深深感受到西方人对效率和便捷的渴望，这带来了他们对小体积机器、小移动空间的执念。谢卫楼中文打字机的设计理念之一就是：争取最大限度减少操作者的手部运动。西方世界或许是认定了“键盘”体积小、动作幅度小，是最省力省空间的打字机形态，所以发明家执着于把中文收拢进键盘，大众对非键盘形式的中文打字机始终嗤之以鼻。
2．打字机与人给予彼此的记忆
中文打字机对人身体的开发方式，和英文打字机完全不在一个体系。后者无论是训练模式还是对人手指、手臂、躯干的形态要求都和钢琴训练类似，强调不同手指的不同力度和灵活度。但中文打字教育强调视力和记忆，直视和余光并用，大脑记忆上千个文字的位置及成词的字之间的空间关系，经重复性训练形成肌肉记忆，植入身体。图16展示了字盘上从一个字移动到下一个字的轨迹。值得注意的是，铅字的重量随笔画数而不同，要保证打字浓度一致，需要身体控制各个字打击的力度，不能太轻模糊不清，也不能太重戳破纸张。

中文打字机影响人的身体的同时，人也在机器上留下了印记。在亨廷顿图书馆见到商务印书馆舒式打印机样本的时候，作者就注意到最清晰的（代表使用频率最高）活字是“洪”——原主人洪耀宗的姓氏，甚至比“一”“上”“去”的常用字的还清晰。一瞬间这个机器使用者的生命就穿越时间空间，通过物呈现在了研究者面前。
3．打字机作为文本生产的先验要素
在Espen Aarseth提出的人机合作三阶段（预处理过程、协同过程、加工过程）基础上，我在前后分别增加了先验过程和传播过程。先验过程指的是，机器自身的形态决定了人使用它的方式，且这个“决定”的动作是被技术遮蔽的。之前我就认为，在机器参与人类文本生产活动的历史长河中，打字机是最能体现先验过程的机器。这本书给了我许多支撑。抽象地说，这整本书就是在解蔽打字技术，让我们深刻发现人的意识、身体和技术物的融合程度有多深，意识到文字、打字机、键盘、输入法、拼音等等之前未加辨析的概念都不是一回事，是计算机技术把它们连接成一体了；具体来说，书中谈到雷明顿公司垄断泰国市场时，用单键切换式打字机取代了更适合泰语的全键盘打字机，面对技术的迭代，泰国的人们无措又无奈。这个细节很触动我，也让我感到陌生，因为我印象中人们很少怀念过去的技术物。大多技术物不决定我如何思考、如何生产东西，不影响我正常生活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中。然而在当时的泰国，包括中国，打字机的有或无、更新换代，的确会大幅改变人类信息生产和传播行为。现在，有了计算机、输入法，文本可以在代码空间里自由延展，但仔细一想，离开了打字机这一物质先验者的限制，我们的文本其实跃进了更加隐性的限制中。机器/技术的控制或许始终存在，只是会变换形式。
五、余论
本书中文版副标题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梳理下来，觉得真正让汉字有“突围”感的，还是几位中国发明家制造的打字机。国外发明家也付出了许多努力，比如对常用字的统计，拼合字体的设计，但到真正的器械操作上，还是会受语言和技术想象力的限制。这本书还被翻译成了日文本，很好奇日文版会怎么翻译其中有政治冲突的部分。
最后一点，原副标题为简短的“A History”，翻译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更生动，也有明显的积极情感倾向。我想汉字的确突破了自身思维的围栏，但真要论及汉语在语言世界收获的尊重，中文打字机起到的效果是有限的，墨磊宁教授在结语中写道，直到2001年，《辛普森一家》中还有对巨型中文打字机的调侃。不过对于我们来说，突破自身就够了，现在打字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了可供随意研究解剖的标本，林语堂先生的设计思路和众多打字员的日常实践，都是计算机时代逻辑的预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