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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四十八,未婚。从垃圾厂下班之后,回家洗澡,换上我唯一的一套白衬衫,衬衫的袖口还磨了边。
现在四点五十,步行街上挤满了下班的人。人们大声讨价还价,围着小摊子选零食和简餐。食客都围在发黄的塑料桌子边,屁股底下塞着歪七扭八的折叠凳,头埋在酸辣粉的热气中。油炸的香味弥漫,货摊上堆着果干、酸枣和核桃,腊肉挂在橱窗上。忙碌了几个小时的工人们全都聚集在这里,为了吃一顿好饭,每日如此,每年如此。
好不容易顺着人流挤到小街深处,爬上楼,一问才发现彭历不在家。听邻居说他每天要快关门才回来,具体几点不清楚。
我看看手表,咬咬嘴唇,五点钟了。只能下楼到门口等着。
从吃饭的人群中,我认出其中两个年轻人,小李和阿丁,之前见过几次。他们吃的是炒面和炒粉,还和其他的工友分两个菜,菜已经吃完了,筷子却还在锲而不舍地拨动,想找到辣椒丛中潜藏的肉星。闻见菜香,我又条件反射地抬起小臂嗅,想知道身上还有没有垃圾厂的味道。
“哎,你们知道那边儿一盘回锅肉多少钱吗?”那个叫小李的少年说。
“靠!菜里有沙子!”阿丁边呸边骂道:“坑人啊!我找老板退钱去!”
小李没管他,继续说:“人家那儿一盘回锅肉,就三百四!”一边说还一边拿手指比划:“三百四啊!水煮牛肉要四百二呢!”
“什么玩意?这么贵?”阿丁一边抠牙一边咕哝,他的指甲里全是黑泥。
同桌的人似乎对小李的发言没兴趣,还在埋头吃面。小李偏头看着他们,视线却穿过他们,看见了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目光里全是热切的渴望。
意识到自己在看着那些人大口吃炒面,我赶忙转开眼睛,可是已来不及了。深刻的饥饿又缠上了我,胃的空虚是个深渊,让我的身体微微发颤。明明已经有一个月不吃早上这顿饭了。我对自己重复着,一顿差不多一百块,一个月就是三千块,只要攒上半年,就够糖糖上学一个月的学费了。
这时,滴滴铛铛的音乐声响起,城市清理队的车辆从步行街的另一头缓缓开过来了。
我暗自咬牙,要是彭历真没回来...虽然行动会有不少困难,但时间实在等不了了,我今天必须得出发。旁边的叫卖声打断了思路,刺的我头疼。老板娘临收摊反而拔高了声音,仿佛要把休眠四十小时浪费的精力全花在这几分钟里。
随着清理车推进,人们像是受惊的飞蝇,眨眼间就不知散去哪里。小商小贩收拾得比较慢,清理车也耐心地移动,没人会在这时候较劲。谁要是因为什么走得慢了,会被强行收拢起来。
彭历终于出现了。他剔着牙,衣服扣子敞着,不紧不慢地溜达回来,打了个饱嗝。他今年快七十了,是父亲的朋友。认识彭历的人都知道他懒散、不修边幅,双颊像沙皮狗一样耷拉着,压着嘴角总显出一副不满意的神情,是个只想着吃喝的怂包。可是我从小就听父亲说过彭历的故事,所以对他还保留着一些尊敬。
我赶忙迎上去,不等他打招呼,急忙说出来意:“叔,你听我说,真没时间了,我要去第一北京,你告诉我怎么走!”
听到我这么说,彭历有点愣住了,我估计他已有十年没提过第一北京的事。我恳切地拽着他的手,他回过神来,把牙签扔到地上,带我上楼:“回去说,”又仔细地审视我的脸,补了一句:“要走也是从那儿走。”
清理车已经快开到楼下,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将人们扫回家。车上有人拿着喇叭吆喝:“回家啦,回家啦!转换马上开始啦!”
彭叔的家有六平米,有厕所、小灶台、柜子,固定住的桌子边上是胶囊床。房间的墙面上又黄又黑,装点着烟渍和鞋印。进屋后,彭叔先把桌上的外套和其他东西塞到床下的抽屉里,因为转换的时候什么都不能留在外面。
做完这些,彭叔才瞪着我开口:“你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就不告诉你怎么走。”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五点半了,还剩半个小时,只能长话短说地告诉他事情的始末。从捡到纸条瓶子,到偷偷躲进垃圾道,到我在第二北京接到的委托,再到行动。几乎没有时间了,我最好马上就走。
“你躲在垃圾道里等到第二北京?”彭叔皱眉,“那你得等24小时啊?”
我低下头,“糖糖还有一年多就该去上学了...我来不及了。”
之前去咨询的时候,我只恨没有早点来打听。稍微好一点的学校招生前两天,就有家长在门口排起长队,两口子轮着吃喝拉撒。就这么着,还不一定能排进去,前面的名额早就被买断了。这还只是一般不错的学校,最好的几所连排队的机会都没有,从一开始就是用钱买机会。本来我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可是糖糖从小就喜欢音乐,只要一听见音乐,她的小脸就放光,扭动身子手舞足蹈,还会跟着唱歌。那个时候的糖糖特别好看,哪怕是在昏暗的楼道里,她也像被舞台上的灯光层层围绕着,我目之所及只剩站在光里的她。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送她去一个能教音乐和舞蹈的学校,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彭叔一边洗脸一边听我说话,其实也就是用水随便搓一搓,又拿脏兮兮的毛巾抹干,再把毛巾也塞回抽屉。我注意到水流已经变得很小,马上就要停了。
“你真是作死,”彭叔评价道,“她又不是你闺女,犯得着吗?”
彭叔叹了口气:“你知道万一被抓着,可不只是罚款,得关上好几个月。”
根据委托,我要把东西送到第一北京去。送到了赚十万块,带来回信再加十万。这并不是什么要命的危险,只要路径和方法对了,被抓住的几率并不大,报偿却是实实在在的钞票。我实在没有理由拒绝。我知道彭叔年轻的时候胆子大,曾经偷偷进入第一北京好几次,干走私的行当。他知道哪里有路能走。
彭叔知道劝不住我。他已经上了年纪,对事情懒散倦怠了,但他明白,要是自己再年轻二十岁,也会做出和我一样的决定。更不会在乎坐牢的事情,不过是熬几个月,挨两顿打,但拿到的票子跑不了。只要抵死不说钱的下落,最后总能过去。秩序局的人也不过是吃一口公家饭而已。他带我到窗口,指一条小路给我看。
“从我房子底下爬过去,顺着排水管,毡布底下有我原来焊上去的脚蹬,应该没问题。身子贴的足够低就能避开摄像头,从那儿过去,沿着阴影爬到边上,”他顺着墙指过去,“那条缝你能摸着也能看着,沿着缝往北走。一定得往北,千万别错了!”
接着彭叔给我解释爬过土地的诀窍。要借着升起的势头,从升高的一侧沿着截面爬五十米,到另一侧地面,爬上去再向东,那里的灌木可以在土地合拢的时候作为抓手,还能用来藏身。我来不及听完细节,就已经扶住窗框,准备向下爬了。
彭叔扶我爬出窗户,踩住脚下的平台,忍不住说:“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去。那可不是什么好地儿,去了之后啥也没有,只能感觉到我们的日子有多操蛋。”
我一边挪动双脚,一边回答说没事:“我不去也知道日子有多操蛋。”
我顺着彭叔的指示快速向下爬。脚蹬的位置非常舒服,抬头还能看到他在窗口的身影。他点了根烟,非常大口地抽了几口,又掐了。身子探出窗外望着我直到消失,最终缩了回去。我知道他再等一会就要钻进胶囊床,和整个北京数千万人一样,吸入床内释放的催眠气体,身子随着世界颠倒翻来覆去,头脑却一无所知。一睡就是整整40个小时,到次日晚上再睁开眼睛。彭叔上了年纪,他终于和这个北京的其他五千万人一样了。
离地面足够近的时候,我纵身一跃,几乎要匍匐在地上。用最快的速度爬起来沿着高楼的阴影奔跑。前面就是草地上的裂隙,翻转的地方。还没跑到,就听到身后压抑的轰鸣和清脆的嘎啦声。我转过头,看到楼房正被拦腰截断,上半截正从天上倒下,缓慢却不容置疑地朝我压过来。
我被震慑住,忘了要挪动脚步,直到楼房快到头上才赶忙跑到缝隙,伏在地上。
转换开始了,这是24小时周期的分割时刻。整个世界开始翻转,钢筋砖块合拢的声音连成一片,仿佛笼罩在我背上的乌云。我看到高楼合并,折叠成立方体。霓虹灯、招牌、阳台和附加结构被吸入墙体,贴成楼房的肌肤。一切人造结构见缝插针,滴水不漏地将每一寸空间都占满。
大地正在倾斜。我观察着走势,来到缝隙边缘,随着它的升起不断向上爬。从大理石铺就的地面边缘,沿着泥土的截面,抓住土里埋藏的金属梯子。最初是向下,用脚试探着退行,很快,随着整块土地的翻转,我来到了空中。
当时我从垃圾堆中抬起头,正仔细听着门外的声音,周围发酵腐烂的食物残渣有一股发腥的腻味。我靠在门前,门外的世界在苏醒。
当街灯的光芒从缝隙透入垃圾道,我附身从缓缓扩大的门口钻出。街上空无一人,高楼灯光逐层亮起,附加结构从四面八方伸出,又一节一节延展。门廊从楼体内延伸,房檐旋转展开,缓缓落下。步行街的两侧,楼梯降落延展到马路上。一个又一个的立方体从中间断裂,向两侧打开,露出其中的货架。立方体的顶端打出招牌,连成商铺的门脸,塑料棚在头顶闭合。街道空旷的如同梦境。
接着梦境亮起来,商铺门上的新疆大枣、东北拉皮、上海烤麸和湖南腊肉的字样闪烁起来,辉映着某种奇妙的节奏。
整整一天,这一幕都在我的脑中回响。我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八年,却还从没见过这一切。每天的日子始于胶囊,终于胶囊,穿行其中的是垃圾厂的过道和油污的步行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纯粹的模样。
但每个清晨,只要从远处观望——就像大货车司机在高速上等待北京开放时一样——就能看到整座城市的伸展与折叠。
清晨六点,司机们总会走下车,站在高速边上。支撑着累了一夜的眼睛,呼吸着清凉的空气,望向朝阳升起的远处的城市中央。高速路截断在七环之外,所有的翻转都在六环内发生。隔着十几公里的距离,遥望一座孤岛的沉降。
晨光中,一座城市折叠自身,向地面收拢。高楼像最卑微的仆人,弯下腰,低声下气地切断身体,头并着脚,紧紧贴在一起,然后再次断裂,将小一些的结构扭曲弯折,插入空隙。这些钢筋重新排列组合,蜷缩成致密的巨大魔方,密密匝匝地聚合到一起,陷入沉睡。然后地面反转,小块小块土地围绕其轴心,一百八十度翻到另一面,让其背面的立方体踏上地表。新的楼宇又在折叠中挺起腰杆,在灰白色的天空中像苏醒的巨人。城市孤岛在橘黄色晨光中落位,展开,站定,空中腾起弥漫的灰色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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