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影院,被核爆轰炸的大脑逐渐清醒,我开始尝试回味前三小时里经历了什么。无数帧镜头从脑中闪过,渐渐组成了一段翻书动画——导演在用一圈名为叙事的皮筋反复缠绑着标有“奥本海默”字样的量杯。
理论的力量是有限的。
——欧内斯特·劳伦斯
为了将量子力学带回祖国,奥本海默毅然决然地走进了伯克利的大门。在他的教室隔壁,就是辐射实验室,在这里,他和同事欧内斯特·劳伦斯第一次相遇,劳伦斯边安装仪器边向他打趣:理论的力量是有限的。
皮筋第一次扭动时,劳伦斯和奥本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劳伦斯对奥本默许学员在实验室讨论政治活动的行为深感气愤,认为他这种纵容破坏了学术的纯粹。但同时他又良苦用心的劝告奥本,和政治过多的接触,对他的学术生活有害无利。
奥本海默认为,学术是无法完全脱离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积极动用自己在学术圈的影响力来参与各种活动,这一阶段,他频繁的参加美共集会。但他也认为,无论有多少亲友身在美共,自己只要没有正式宣告加入,对自己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更何况美国此时和共运中心的俄罗斯还是公开宣称的盟友。
第一个形式上的反差产生了,奥本海默在理论上认定战争的走向一定会影响学术,但他在实践中又认为这两者就像油和水,具有天然的分隔。而劳伦斯在理论上笃信学术可以在波澜中岿然不动,但他又心知肚明,奥本参与的政治活动一定会逐渐摧毁到奥本的前途。
这二人各自的前后反差,以及彼此之间的反差,就像一个扭转的橡皮筋,对称又对立,表面是人物认知上的倒置,本质却是量杯上的第一个刻度:奥本海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巨大差距。
在大方向上,奥本海默具有相当的远见——在战争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但他又对身边事物的判断上过于理想化——将量子力学带回美国的第一人,上帝之鞭的预备役,一边在美共酒会上言笑晏晏,一边居然认为所有人都能看出他的逢场作戏。正如劳伦斯所说:你以为你是自以为是,实际上你真的很重要。至此,奥本海默的智慧与天真表露无疑。
当哈恩和斯特拉斯曼成功分裂原子的消息传至校园,奥本海默既兴奋又怀疑地开始了演算,他急切的向劳伦斯展示黑板上刚写的公式:“看到了吗,做不到的,多么简洁的算式。”
“隔壁,你的学生做到了,”劳伦斯得逞的笑了:“理论的力量是有限的。”
你让每个人都误以为你是很复杂的人。
——琼·塔特洛克
即便劳伦斯再三劝告,奥本海默还是乐此不疲的参加着各国的共运沙龙,并时常拿出薪金资助国际共运。虽然一颗“红心”早已人尽皆知,但奥本海默并没有想过加入美共。情人塔特洛克曾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反问:“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制在某种教条上呢?”
在一场酒会上,奥本海默和凯瑟琳相遇了。即便奥本海默已有情人,且得知眼前人还是一个有夫之妇,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和她扣上了十指,甚至没有一丝停滞。这一幕带给部分观众的震撼想必不亚于原子弹在人间的第一次现身(笑)。
意料之中的,座位左右飘出了几声“渣男”。的确,很少有创作者会让笔下的主角堂而皇之的违背道德生活并引以为傲,尤其是当他肩负英雄般的使命时,塑造角色的难度会呈指数增长——和有夫之妇出轨与拯救世界之间找不出公约数,这不符合逻辑。很巧,奥本海默恰恰不是虚构人物,而是活生生的人,现实不需要逻辑。对于他道德生活的瑕疵,镜头没必要偏转哪怕一度。
而当观众跟随奥本海默一起在新墨西哥州建立拯救世界的第一阵线,逐渐淡忘他的不完美时,这位大英雄又千里迢迢地投入了情人塔特洛克的温床——作为原子弹设计的第一主导者,他居然跑去和美共分子独处一夜,荒唐。
在面对执法小组的质询时,奥本海默吞吞吐吐的承认了这次出轨,前有咄咄逼人的律师,后有妻子灼人的目光,裸体的奥本海默和四周西装革履的角色格格不入。这一幕除了为观众展现他如芒刺背的尴尬,又何尝不是表明,纵使取得了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功绩,但他仍旧是肉体凡胎。
皮筋又吃力为量杯套上了一圈,为何它会承受惊人的拉力?不是因为简单的扭转,而是因为它套在了名为“奥本海默”的量杯上。正因为他是奥本海默,荒唐与神圣间的差距在他身上将无限拉伸,他的能力和自我,以及他参与的这项前所未有的事业,造就了量杯不可忽视的周长,将皮筋死死地绷紧。
我觉得他就是典型的美国男孩思维,认为出卖朋友很可耻。
——格罗夫斯上校
没来由的,奥本海默突然向军方揭露了一件事,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某一夜,朋友哈康向他提过:如果有可能,组织里有人可以帮忙向俄方传递讯息。
当然,他隐去了哈康的名讳,自以为无懈可击,然而长官的诘问很快令他招架不住——听别人说的?那总有个消息来源吧。从得意洋洋到支支吾吾,再到眼观鼻鼻观心,奥本像极了良心发现的差生,向老师忏悔了自己暑假作业都是抄的,这下可没完了,“那你找谁抄的?”这话让差生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他可没想过要背叛哥们。
在三小时紧锣密鼓的交响乐中,这只是一个随时会被人淡忘的小插曲,却揭示了奥本性格光谱里,最普通的普通人底色——他并不总能把后果考虑清楚。这正是皮筋微不可查的扭动,后面的事可以预见,奥本海默的周长会再次让它绷拉到见者心惊的地步。
我们的政府在使用武器上没有任何底线。
——罗伯特·奥本海默
曼哈顿计划成功后,奥本海默被淹没在鲜花与掌声的海洋里。他心里除了骄傲和自豪,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巨大的惶惑——这一切真的是对的吗。
当然是对的。因为无论是出现在阿拉莫斯还是广岛,原子弹都已经是结束战争、减少军民伤亡的最优解了,至少在当时是这样。
在原子弹研究接近尾声时,一部分科学家向奥本海默提出了质询:
“我们该如何证明将这种武器用在人类身上的做法是正当的?”
奥本海默答道:“我们是理论家,理论家分析未来,并在未来中感到恐惧。但他们不了解这种武器,也就无从恐惧,如果不试用,他们也无从了解。当全世界都知道了洛斯·阿拉莫斯的恐怖秘密,我们在这里的研究,将会给全人类带来和平。”
洛斯·阿拉莫斯庆功演说上,奥本被幻影笼罩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被扭曲成了哀嚎,刺目的白光映照礼堂,脚下是孩童的焦尸,惊吓中,奥本步履艰难地撞出门外,眼前涕泗横流的男人哪里是酒醉的科学家,分明就是被辐射照射后的行尸走肉。
他怕的不是广岛亡魂的追讨,他怕的是仓库里大大小小的核弹头不知归乡何处。
因此,当政客们意图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他向公众毫不掩饰的表达了他反对核扩散和发展氢弹的立场。令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帮美国在全世界的目光下打赢“终局之战”后,有人想用一间远离媒体的破旧办公室,简单的官僚程序,将他的终局关进盒子。
1954年,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一场针对奥本海默的秘密听证会拉开帷幕。九百多页的文稿和信件,旨在证明这位曾力挽狂澜的科学家是收受苏联人报酬的间谍。除了弄巧成拙的检举,长久以来的目中无人,与美共的人际纠葛,还有对共产主义运动不加掩饰的倾向,这些十年前奥本阴影下不曾在意的种子,已生出足以爬满他宏伟建筑的森然绿意。
不能审判,不能给奥本海默公开宣讲的机会,你不能让他殉道。
——刘易斯·施特劳斯
一个有趣的巧合,施特劳斯的演员小罗伯特唐尼为本片贡献了一个不是彩蛋的彩蛋——奥本海默正是一个“史塔克”式的科学家,精英,浪漫,又狂傲自负,不爱被规则约束。而施特劳斯则是典型的“史塔克”反派,总是热脸贴上冷屁股,最后被暴走的自尊所吞噬。
影片中,奥本海默生涯的最大危机,就是由施特劳斯一手主导。但我们要清楚,奥本海默毕竟不是驰骋天空的花花公子,施特劳斯的自然也不是“反派”,他费尽心思想扳倒奥本,绝不仅仅因为在同位素事件上被奥本海默的狠狠奚落——想对付名声如日中天的奥本海默,即使是施害方也需要承受相当的风险。在刀光剑影的政坛,记恨每天都会产生,作为一个成熟的政客,这样的动机还不足以支撑施特劳斯从逐利转向除害,他这么做,显然是因为奥本海默和他之间存在的“大道之争”。
施特劳斯是典型的政治生物,他经商有道,善于利用规则,无疑展现了美国政坛的两大人格化特征,商人和律师,而这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缺乏工科思维。事实也正是如此,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们,出身于理工科的极少,甚至几乎没有。
听来也许突兀,但思维对立场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远。第一次见奥本海默,格罗夫斯上校曾向他丢过一个难题:我们怎么才能快过纳粹?奥本海默则向他反抛了一个完全意外的角度——“反犹太主义”。当着爱因斯坦的面,希特勒将量子力学称为“犹太科学”,如果希特勒被仇恨懵逼了双眼,拒绝为尚在德营中的海森堡提供资源,而美国又能齐心协力,就有一线希望。
又是一个新的倒置。作为非专业人士,格罗夫斯期待的是一个科学严谨的回答,而奥本作为顶尖的量子物理学家,给出的答案竟不是基于计算。这个段落表面上是展示奥本海默的独到的大局观,本质上要表现的,是跨学科思维对不同人类之间求同存异,精诚合作能起到的巨大作用!正因他的思维不仅局限于本学科,才说服了格罗夫斯让他成为曼哈顿计划的第一主导者,也正因如此,美国才有机会来一场“三年四千人二十亿美元”的史上最大科学豪赌,并最终赢得胜利。
作为以刻板著称的军人,格罗夫斯上校能和奥本海默配合融洽不是没有原因,他可不是什么大头兵,而是麻省理工的工程学毕业。而作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当奥本海默问起他的物理水平,他的回答仅仅是“自学成才”——对于他的高中学历,这是相当委婉的说法了。
观念的差距导致立场的差距,对原子弹前景的不同看法,令施特劳斯必须将奥本海默埋葬——社会性的,这样的埋葬断绝了奥本殉道的可能,一场秘密听证会可以最大程度上实现这一目的。
罗伯特,这是你的责任。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走到这里,没有人认为奥本会输,奥本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但可惜的是,奥本从始至终就和他的敌人们不在同一片战场。他生活在“真理”的世界里,而这些人生活在“利害”的世界里,他的弹药全部都不起作用了,只能在无数的质问中绝望的将脸埋入掌心。
全片最具张力的部分,无疑是会议室里对奥本海默的连环质问:
哑火的不只是奥本海默,还有观众。明明我们跟着奥本海默一起走过了这一路,但当这些问题丢在面前时,每一个都难以回答。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每一个问题都是电车难题的变种,而电车难题就意味着永无休止的道德思考,最难的并不是决定车该走向哪条车轨,而是要说服所有人为什么要走这条车轨,包括自己。为什么奥本海默受尽羞辱也不愿还击,因为就连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有罪,而原子弹已在此之前现世人间。伦理问题的回答未必就要在行动之前——想不通上帝为何无法终结世间苦难,善良的信徒仍会以上帝之名布施。
就算想不明白伦理问题,一般人也是不会在破旧办公室里被秘密审问的,因为奥本的周长,事情被扩大到了严重的尺寸。西拉德说:“你是最伟大的科学推销员,你可以说服任何人做任何事,甚至你自己。”为了原子弹,他借助了可借助的一切力量,而当他与自己造成的大势背道而驰,他凄惨的结局几乎成为必然。从道德上,没有人希望奥本承受这一切,但从因果上,这正是他会承受的。
片尾,奥本海默凝视着镜头,脑中闪动着链式反应,除了寓意着人类灭亡的序幕可能已经拉开,何尝不是对观众的一种追问。破旧房间的审问从未停止,自这部电影结束,听证会的问题将在无数人心中开启链式反应,一如结尾的无数雨滴荡起涟漪,我想这种永不休止的思考正是诺兰想带给观众的。
至此,橡皮筋扭出了最后一圈,紧紧地绷在了象征奥本海默的量杯上,也紧紧的套在了观众的心上。幸运的是,21世纪的叙事摧不垮20世纪的亡者,大而易碎是奥本海默生涯的主旋律,但他的死期不在今天,不在观众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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