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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同舟共进》杂志2019年11月号，略有增删
边疆的面孔
边疆的面孔
清廷定都北京后，将东北视为龙兴之地，沿辽东半岛修筑柳条边墙，两百年来严禁关内农民随意移民出关。关内官民对东北十分隔膜，很多人除了犯罪会被“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外，几乎一无所知。
咸丰十年（1860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黑龙江以北尽归俄罗斯。东北地方官员深感地广人稀，难以防御北方邻国，不断呼吁开禁放垦，引入关内农民充实边疆。同时，关内战乱灾荒频发，流民四起，试图到东北开荒求生者日渐增多。加上黑龙江两岸发现多处金矿，更吸引大批农民闯关东。随着东北开发，边禁松弛，东北汉人越来越多，很多人甚至跨境到俄罗斯谋生。旅程中，聂士成记下了形形色色的边疆官民形象。
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一月，聂士成要从黑河前往漠河，在中国境内没有道路直达，只能花钱搭乘俄罗斯人经办的马拉爬犁，沿冰冻的黑龙江滑行前进。中途休息时，聂士成见到一伙到俄罗斯金矿工作的中国矿工，多是山东、直隶、河南人。聂士成问他们，漠河也有金矿，为何不去“报效父母之邦”？得到的答案是，俄罗斯金矿饮食衣物听任矿工自由购买，价格低廉。同时矿工来去自由，矿方对“朝来暮去亦不禁”。即便矿工私藏了黄金被发现，也不过被斥骂一顿而已。但在中国金矿，饮食衣服都由官方置办，价格昂贵，想回乡还经常长久不准假，私藏了黄金更是会被治罪。“利之所在，人必取之”，自然争相去俄罗斯金矿工作。
俄罗斯人不会坐视财富外流，另有敛财之法。途经海兰泡时，聂士成发现当地赌场、妓院都是公开经营，“中国以娼赌为败风俗、聚贼匪之祸胎，而俄人则以娼赌为商务”，并且按日收税。这些地方成为中国人的销金库，“中国之年轻子弟或贸易、或经营、挖金食力，虽累年蓄积若干，一撒手仍归他有，纵使速回故土，仍然两手空空”。聂士成最后感叹，没想到管仲的故伎，被俄罗斯人学到了手。
还有一些中国人变成了半个俄罗斯人。聂士成在俄罗斯连伊口岸见到的华商郎永福便是一位。此人自称来自山西汾州，在俄罗斯金矿打工时“与矿师女有私致孕”，对方要求郎永福要么截发易服娶了他女儿，要么去死。郎永福选择了前者，如今已经是有7名子女的小老板，往来中国矿工都住在他开办的客栈。
另一名华商纪凤台是山东黄县人，只身到俄罗斯伯力当雇工，几年后通过为俄罗斯人修筑官署、码头当工头积累了第一桶金，20年下来已经成为坐拥30万元资本的富商。除了中国原配，他还娶了日本、俄罗斯小妾。聂士成判断“俄人重商，见彼如此，每事亦极推重。察其情形，似无回中国之志，其子孙必随俄人矣”。这个判断没错，纪凤台已在1893年加入俄罗斯籍，登记姓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纪凤台”，2012年时他的玄孙女还生活在莫斯科。
与纪凤台理念相反的人同样存在。十二月十二日，聂士成一行抵达伯力，有一老妇带两名儿媳求见。老妇声称“我等系赫境人，世受国恩。中国向无官员至此，今贵大人来，特来叩头，藉以瞻仰也”，说完了便带着两名儿媳行了全套大礼。聂士成深受感动，叮嘱他们“万勿受俄人蛊惑，变装随服”，对方挥泪而去。聂士成感叹“此化外之妇女，尚知世受国恩，无以报答，岂他之诸国所能及哉”。来者可能是《瑷珲条约》被划入俄罗斯的赫哲地方满人。
中国百姓可以跨过黑龙江去寻求财富，中国官员守土有责，必须一面应对俄罗斯，一面维持地方。聂士成记下了几位官员的面貌。主持漠河矿务局的道员袁星南，是聂士成的安徽同乡，“气宇轩昂，言辞敏捷”。袁氏解释，漠河金矿的严刑峻法和高价衣食，全是因为地处偏僻，没有商人前来经营，又不愿意过多依赖俄方，一切只能自办，不如此无以维持。但聂士成多方问询之后，还是得出了“星南不能得人心”的结论。看守金矿的镇边营统带庆雪峰“像貌魁伟，言辞直率”，与俄罗斯方面尚能协作往来，也让聂士成深感不易。
东北少数民族同样让聂士成印象深刻。吉林沿边一带的“卡伦站”站丁均由赫哲等族人担任，这些人原本靠渔猎维生，“得鱼则食鱼，得貂鹿则食貂鹿”，光绪初年才开始耕种，饮食上当然不讲究。他们“以鱼皮染成五色，碎窦成文作衣”，因此被称为“鱼皮鞑子”。生活以鱼为主，难免到处都是鱼腥味，因此“惟入其室，无物不腥，虽自带干粮，一经其锅灶，即难以下咽”，成为聂士成旅途中难忘的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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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的一点补丁
正文的一点补丁
聂士成提到的“袁星南”实为“袁行南”，即袁大化。他曾在光绪七年（1881年）从黑河到漠河游历，查探两岸俄军情况，踏勘金矿开发，写过一部《东游日记》，和聂士成想必有的聊。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袁大化因账目不清被革职，两年后追随同样落魄的李鸿章到山东办河工，此后扶摇直上，从道员升任山东按察使、河南布政使。
宣统二年，袁大化升任甘肃新疆巡抚，把上任沿途经历写入《抚新纪程》，与70年前林则徐写发配新疆沿途经历的《荷戈纪程》对阅，颇有趣味。辛亥革命爆发，袁大化力辞新疆都督任命，前来接替都督一职的喀什道员袁鸿祐被砍死在路上，日后做来17年“新疆王”的杨增新才得以上位。
值得一提的是，袁鸿祐曾在喀什接待来华游历的未来芬兰元帅曼纳海姆（当时还是沙俄骑兵上校，他当然不是来玩的），为他起了中文名字“马达汉”。两袁之间还曾为了日本人橘瑞超在新疆的活动电报往返。橘氏是西本愿寺僧人，以在楼兰发现李柏文书而知名。这两个人的游历故事，也颇有意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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