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电话是国防部长达扬打来的,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进攻么?”达多想都没想就说:“能,现在就能。”他不知道,启动“铁锤行动”,进军戈兰高地的决定是达扬刚想出来的,甚至没有告知拉宾或者总理。因为停火协议直到纽约时间晚上9点45才会生效,达扬大概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完成这个任务。
然而问题是,在之前的推演中,进攻戈兰高地只能在夜晚完成,军官们认定在白天行动等于自杀攻击。另外,昨天晚上集结起来准备进攻戈兰的以色列部队非常有限,例如之前在西奈战斗的第8装甲旅,他们只有一些M50和M51,人员已经非常劳累,对戈兰高地也是一无所知。之前在西岸战斗的第37和45装甲旅也完成了集结。至于步兵方面,除了大名鼎鼎的第1“戈兰尼”步兵旅外,还有两个步兵旅和两个伞兵旅(包括莫塔的第55伞兵旅),能调动的都在这里了。
根据计划,进攻从上午11点半开始,之前先让空军打出一条火力通道。虽然通往戈兰高地的道路非常难走,以军还是准时完成了进攻集合。最先出击的是第8装甲旅,他们刚离开集结点就看到了叙军炮兵正在射击,然而这些人居然还在炮击以色列的村庄而不是军队。以军“谢尔曼”坦克由8辆普通推土机带头,后者负责清理掉路障和地雷,它们很快就成为了叙军的目标,5辆推土机被毁,许多工程兵被杀。冬雪融化后的雪水冲刷出了不少地雷,让以色列工兵的任务轻松了许多,到了开阔地带,坦克们很快就击溃了防线。
第8旅的下一个目标是喀拉(Qala),进攻在激烈的炮击中开始了。喀拉实在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它本身位于一处制高点上,周围部署有大量的反坦克炮,北面六公里外就是另一处制高点扎奥乌拉(Zaoura),两地互为犄角之势,进攻喀拉的道路非常狭窄难走。带领攻击的是第129坦克营,营长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还者,前伞兵阿耶·比罗。比罗回忆了当时进攻喀拉的场景:
我知道自己的任务非常危险,突然间,所有的大炮都在向我们射击,弹片如雨点一样砸向后面的半履带车。我让纳迪(纳萨尼尔·霍洛维茨的小名) 连长走在前面,我们很快就穿过了雷区,把叙军前哨打下来了。
当纳迪的坦克们打下了前哨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纳阿穆什,本来这里应该交给宜兰连长处理,但是他们的坦克因为掉了履带而耽误了。结果,纳迪发现自己居然已经冲过纳阿穆什了,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乌克达要塞,那里正在向他们倾泻反坦克炮弹。此时,129营才意识到他们走错路了,而且越走越偏了。
穿过乌克达的以色列坦克们又遇上了叙利亚的坦克,一些藏在沙坑内的IV号坦克,配备的75mm炮能在1000m外击毁“谢尔曼”。此时纳迪接到了营长的命令,先摧毁坦克,再向扎奥乌拉挺进。纳迪再一看突然心里暗暗叫苦,原来自己的连已经偏离目标很远了,现在面对的敌人完全不在计划内。
原来,比罗被一发炮弹碎片打伤了脸,血流不止。他的信号官想让他退下前线,比罗愤怒地咒骂他道:“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没要了老子的命,你当叙利亚的废物们可以吗?”并且坚持指挥,但是在另一边,纳迪的情况就不好了,现在他们完全是南辕北辙,当信号官正在查看地图,竭力找到让纳迪他们脱身的方法的时候,一梭子弹打了过来,比罗头部中弹,倒在了炮塔里。“我没事,快告诉纳迪,不惜一切代价打下喀拉!”比罗忍痛对信号官下令。但是纳迪的无线电那边完全没有回应了。原来纳迪的坦克也被击中了,同样受了重伤的纳迪接不到命令了。
看到比罗身负重伤,129营侦察连连长决定立刻接手指挥。他试图让纳迪不要进攻喀拉,但是纳迪头部也受了伤,血已经把耳机浸透了。整个129营在指挥链几乎崩溃的情况下疯狂地杀出一条血路,制高点上下都是被炸毁的坦克、火炮和弹药库,滚滚黑烟几乎把太阳都遮住了。此时,比罗的坦克正在朝扎奥乌拉前进,突然间又被击中了,一发穿甲弹让坦克动弹不得了。爆炸杀死了炮手,代理营长只能离开炮塔用机枪还击,他也被子弹射中,死了。
现在情况变得非常危急了,129营的各位指挥官非死即伤,指挥链马上就要全面崩溃了。纳迪从无线电里收到的下一条信息居然是“请你立刻接手营长职务!”此时全营还剩20辆坦克,喀拉还是没有攻下。纳迪发现,喀拉要塞距离他们还有1.8公里,前方只有一条曲折的小路。纳迪没有等到空中支援,只有一个营的坦克会和他一起进攻,只不过是从后方。
宜兰的坦克连发起了进攻,突然间,他的坦克从路边掉了下去.眼看自己的坦克都要完了,纳迪决定下令全部坦克发动冲锋。这时,宜兰的坦克再次出现了,毫发无损,还在带领冲锋。下一刻,他的坦克也被击中了,顿时火焰熊熊,宜兰跳出了坦克,在熄灭了火焰后他又跳了回去!他的坦克和一门叙军反坦克炮都击中了对方,宜兰再次离开了损毁的坦克,但是他还活着。
请不要觉得宜兰的故事有多么神,因为还有更神奇的故事。1973年10月5日,188旅24岁的坦克指挥官什穆埃尔·阿斯卡洛夫在得知战斗开始后,驾驶坦克离开胡什尼雅前往前线。他和另一位坦克指挥官(是被他强制带过来的)一起阻挡进攻的叙利亚坦克海。战斗中阿斯卡洛夫击毁了35辆坦克,包括3辆架桥坦克。直到当天晚上7点他和50m外的一辆叙利亚坦克同时射击,都命中了,阿斯卡洛夫从炮塔上被炸飞了,被及时赶到的伞兵救走。到了9日,得知约西·本哈南正带着一支后备部队增援眼泪山谷的时候,他溜出了医院又开着坦克上了前线,这次被一枪爆头了。送到医院后,三个医生都说这人没救了,第四个则表示还能试试,在八个小时的手术后,阿斯卡洛夫活了下来,不过因为脑部受损也残疾了。他的长官本哈南在战斗中也被击中,和炮塔一起上了天,最后被内塔尼亚胡的特种部队救出。
在友军坦克的支援下,下午4点,扎奥乌拉终于被攻陷,下午6点,喀拉也被攻克,在被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几十分钟后,叙利亚坦克终于撤退了。第8旅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坦克,自始自终以色列的攻势都没有让叙利亚守军放弃,直到他们用绝对的火力优势砸碎了叙军防线,第8旅才获得了胜利。
大概在第8旅发起进攻两小时后,“戈兰尼”旅也出动了,当第8旅向南进攻的时候,“戈兰尼”旅向北进攻“法赫山”和“阿扎吉亚特山”两处高地。在阿扎吉亚特山上,叙军部署了4辆IV号坦克,以军第8旅一个连的M50和M51负责进攻,51营的半履带车负责支援。凭借出色的远程射击能力,以军坦克轻松打下了这里。
法赫山的情况要麻烦不少,几个小时的轰炸后,敌方要塞仍然基本完好。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叙军防线为马蹄形,因此正面进攻十分困难。带头的机械化步兵在进攻途中偏离了方向,转而进入了马蹄形防线的中心。19辆M3半履带车和9辆谢尔曼坦克都被摧毁了,当士兵们强行通过铁丝网时,他们遭到了更猛烈的炮击。“戈兰尼”旅决定分两路攻击,一路从北侧,一路从南侧。
南侧的叙军守卫非常激烈,而且有三道铁丝网组成的防线。意识到强行剪断铁丝网太困难,“戈兰尼”士兵大卫·希拉兹直接迈过铁丝网,让战友们从自己的身上踩着过去。当战友们都过去了,他拿起倒下士兵的机枪和敌人近距离交火,直到被射杀为止。三个小时内,进攻法赫山的战斗就是这样一场可怕的肉搏战,以色列士兵和叙利亚士兵用刺刀,枪托,匕首,铁锹,到了最后甚至是拳头和牙齿战斗,进攻北路的13位“戈兰尼”旅士兵仅3人生还,南路的12人仅一人生还。整个战斗中,以军阵亡31人,伤82人,叙军阵亡62人,20人被俘。
这一天也是历史上IV号坦克和III号突击炮的最后一战,这些在二战结束后又使用了22年的战车作用很小,糟糕的维护,陈旧的悬挂和山区崎岖的地面让它们的时速甚至达不到每小时17km。再加上瞄准系统也早已过时,所以在性能方面远远不是M50,M51的对手。如果你相信以方资料,没有一辆以军坦克被德国战车摧毁,IV号坦克的战史就这样在失败中结束了。
9日晚上,“铁锤行动”的第一部分终于完成,以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利用这个晚上,以军完成了重组,恢复了一些元气。而在叙利亚那边,大马士革正竭力请求所有友邦的援助,当他们意识到埃及和约旦都投降了,只剩下自己面对如同珠穆朗玛一样难以撼动的以色列国防军的时候,他们服软了。10日上午8点45分,守卫戈兰的叙军开始全面撤退,叙方认为想要免于埃及军队那样的毁灭就必须主动撤退,尽快撤退,只有停火才能避免大马士革直面以色列坦克、飞机和大炮的怒火。
到中午2点半,第8旅的坦克开进库奈特拉的时候,他们惊讶地看到这里已经空无一人。就像是恐怖片的情景,整个城市的居民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凭空蒸发了。大楼里的无线电广播还在播报信息,军营里的坦克发动机还在冒着热气,有些商店看起来就像是主人刚才出去,马上又会回来一样。
意识到叙军防线正在光速崩塌,北方司令部立刻更改了作战计划,启动“铁钳行动”。本来北线停火时间应该定在14点,但是达扬说服了负责监督停火的联合国停战监督参谋长奥德·布尔,把停火时间定在18点半,刚好够“铁钳行动”完成。
10日,中路的37装甲旅和第3步兵旅发起了进攻,南路的第55伞兵旅也发动进攻,北线战役在持续了31小时后结束了。“当硝烟退去后,加利利省的数千名村民们离开了防空洞,遥望着戈兰高地。20年来,他们的目光终于不再是恐惧和忧愁了。”大卫·埃舍尔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整个北线战役期间的“最后一炮”来自一辆M50坦克,它摧毁了一辆IV号坦克,后者是历史上最后一辆在实战中战损的同型号武器。
停火两天后,达扬授权发动针对赫尔蒙山地区的空降作战,并在山顶修筑了一座观察站。这位独眼将军表示,这将是用来作为天文观测和科研使用的。当然,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监视戈兰高地东侧的叙军活动,赫尔蒙山因此也成为了“以色列的眼睛”。这个地方在“赎罪日战争”中曾被夺下,导致以军的情报获取出了大麻烦,直到战争末期才被夺回,从那以后,这只大眼睛已经持续工作了近五十年。
从数字上来看,以色列装甲兵在东线和北线打得并没有南线那么漂亮,“六日战争”中以色列装甲部队在西奈半岛损失了122辆坦克,在约旦河西岸损失了112辆坦克,在戈兰高地损失了160辆坦克。死伤人数上,以军在戈兰高地战死127人,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战死553人(仅耶路撒冷一处便战死183人),在西奈半岛战死338人。考虑到西岸的约军战车很少(仅288辆坦克和210辆装甲车),可以认为东线是“六日战争”中最艰苦的一战,不论是对步兵还是坦克。如果考虑到死亡人数占比的话,这个比例要比越南战争中的美军伤亡还高不少。
另一方面来看,“六日战争”成为了阿拉伯国家的一次“大挫败”(Al-Naxa),埃及战死上万人,五千多人被俘;约旦战死696人,2500多人受伤;叙利亚战死2500人,591人被俘。埃及军队损失了大量的坦克,很多T-54和T-55从此进入以色列服役,约旦的近百辆M48和“百夫长”也继续在以色列服役,叙利亚有73辆坦克被摧毁,总共损失了五分之一左右的坦克。一些被认为没什么价值的老旧坦克在被以色列人缴获后,最终进了收藏者和博物馆手中。
“六日战争”改变了中东的实力平衡,以色列国防军在不平衡的势力下,先后在三线作战并击败了三个敌对国家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胜利如同德意志第三帝国国从法国、意大利和东线三个方向,击败了英、美、苏三国一样,堪称军事奇迹。战后,以色列的地位迅速上升,犹太人的民族印象也回到了马加比称王的时代,以色列变成了“现代斯巴达”、“近东普鲁士”,欧美犹太人一度掀起了移民以色列的热潮。战前以色列那种“下一次大屠杀随时可能发生”的悲观主义论调,从此几乎消失了。
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来说可是另一番景象了,虽然他们都算不上真正的世界强国,但是在纳赛尔的心中,他还是有着团结阿拉伯世界,重返倭马亚帝国光辉的梦想。现在,这种虚无的自豪感已经破碎,他没能争取到1956年那样的战略胜利,埃及三军都损失惨重,约旦和叙利亚的情况也差不多。然而,这一切到头来都是纳赛尔自己造成的,只是因为他没有让指挥链和情报系统保持通畅,只是因为他很不厚道地欺骗了自己的盟友。
在战斗开始的时候,纳赛尔认为埃及军队完全能够压垮以军,到了“焦点行动”全面发起,埃及空军几乎被摧毁的时候,他又开始希望能让苏联加入战斗。等到这个希望也破灭了以后,他就只能欺骗约旦、伊拉克和叙利亚称“战况顺利”了,这是真正的“弥天大谎”。由于情报体系的失误,约旦的守军不得不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在缺乏防御能力的工事内作战,在他们的电话线路被以色列飞机切断后,情况更加恶劣了。同样,即使是和苏联人关系密切的叙利亚,也没能等到苏联援兵到来的一刻,他们并不想遭遇支援南越的美军那样的困境。
失败的阿拉伯国家只能把怒气先发泄到美英两国上,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航母舰载机的帮助,“六日战争”就不可能是这个结局。这样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只是影响了一些国际关系而已。战后以色列和法国的关系开始不断恶化,和苏东国家和一些亚非国家彻底翻脸了,但是这也没有影响到军队装备,美制的F-4战斗机,A-4攻击机和M48坦克开始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重武器,取代了之前的法国战机和坦克。安装法国75mm和105mm炮的“谢尔曼”的历史也随之结束了。
对于以色列军方来说,坦克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从帕尔马赫组织成长起来的老一代军官们对坦克这种他们并不熟悉的东西并不是很放心,在1948年以色列的坦克数量很少性能也很差,更让他们觉得坦克并不是多重要的东西。但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坦克对于地面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作用,装甲部队从此成为了陆军的“骄子”,在美国的帮助下,他们的规模开始迅速扩大。当然,“坦克万能论”的错误理论也在以色列国防军内部散播,步兵和坦克协同的理念受到了影响,这反而导致了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装甲部队的惨重损失。
还应该看到以军出色的动员体系,传统的战争往往需要几个月时间动员,几年时间完成,但是“六日战争”却是几个小时之内动员,几天之内完成的。第8旅在西奈战役结束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到了北线,而第55伞兵旅也在东线结束后很快就赶到北线集合。这个出色的优势弥补了缺乏战略纵深带来的不足,也让“铁钳行动”可以在停火之前结束。
整个战争中,绝对制空权都起到了作用。在以色列畅通的战场情报支持下,空军的战斗机们可以精确消灭地面上的目标,一架战斗机起到的摧毁效果往往超过几十门大炮持续炮击的效果。此后,空中支援逐渐成为了以色列地面部队主要的支援手段,炮兵则没那么重要了。
“六日战争”无疑是一场针对所有参战者的审判,而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审判的结束。苏伊士一带又爆发了埃以消耗战,叙以两国至今仍处于战争状态,而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问题仍未解决。事实上,在1967年6月19日,以色列政府就决定未来可以把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交换,只要这样能够达成和埃叙两国的永久和平,但是耶路撒冷和西岸不在这个协议内。随后,劳工部长伊加尔·阿隆提出了正式吞并西岸的“阿隆方案”,他表示“归还西岸的一寸土地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没有人能保证侯赛因国王一直坐在他的王位上”。
弗雷德里希·尼采曾经说过“战争让胜利者变得愚蠢”。现在看来,“变得愚蠢”的胜利者应该是真正取得胜利的以色列,还是以为自己取得胜利的阿拉伯国家呢?也许两者都不是,也许二者都是。当1967年后的两次中东战争和几次局部战争爆发的时候,人们才会想起“六日战争”的审判还没结束,古尔当初的那句话,似乎也带了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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