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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该死的蠢事”

随着德国代表在贡比涅森林中勒通德的福熙车厢中签署停战协定,1918年的枪声在11月11天11个小时后终于沉寂了。协约国各国首都的教堂钟声高鸣,庆祝战争胜利——这场被劳合·乔治称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终于结束。对于在西线沼泽与东线泥泞中挣扎的士兵而言,和平已经降临。但是对于参战各国的政府与领袖来说,能否维系和平,仍然取决于前途未卜的巴黎和会将会产生何种结果。
人们还能够清晰地记得战争前欧洲社会所面临的窘迫境地,更不会忘记大战是以何种戏剧性的形式爆发的。从1905到1914年,尽管欧洲已经阴云密布,但没有人相信——尤其是英法两国的政府官员们——德国愿意冒着同协约国两线作战的风险来争夺殖民地利益;而德国的态度则更加值得玩味——在英国因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地位而宣战时,德国首相认为这种“为了一张废纸而对有血缘关系的国家做出的勾当”是“难以想象的”。大战之前的欧洲不仅拥有均势,还拥有复杂的王室血缘关系构建起来的微妙纽带。但军备重整和民族冲突所带来的矛盾压倒了均势与血缘所维系的脆弱和平,“一点火星就能点燃火药桶”。致力于维系欧洲平衡的德国前首相俾斯麦在卸任后痛苦地看着他的成果一点点被激进的威廉二世所破坏。他预言到,欧洲战争的爆发一定是由于“巴尔干半岛上一件该死的蠢事”,而深陷安全困境的欧洲各国注定会把任何一次局部战争视为全面战争的先兆。
俾斯麦言中了。一位奥匈帝国的王储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匈帝国针对塞尔维亚的军事动员点燃了大国之间基于长期不信任和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矛盾,最终导致这样一次在奥匈帝国政府看来都微不足道的外交事件,接连引发俄国对奥匈,德国对俄国,英法对德国的总动员。这种变化是如此的超出人们的反应,以至于似乎并不是各国政府发动了战争,而是战争胁迫着各国政府走向战场。在付出了近三千万人的伤亡,度过了噩梦般的四年之后,欧洲人不得不反思问题出在哪里。

“确保和平的唯一办法”

关于和平最洪亮的声音来自大洋彼岸:早在1918年初,雄心勃勃的威尔逊总统就在国会演讲中提出了包括建立国际联盟、裁减各国军备、支持民族自决、倡导自由贸易在内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并希望以此作为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指导方针。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改以往的孤立主义立场,开始积极介入欧洲事务,这既是威尔逊及其阁僚的理想主义与道德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也是美国同欧洲日益深刻的经贸关系的要求。现在,这场“民主的十字军东征”既已胜利,威尔逊挟战胜国与债权国之余威,正要向全世界——尤其是他的欧洲盟友们——宣布自己的国联和平计划:“确保世界和平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让破坏和平代价变得足够危险,以至于其他国家不敢尝试”。
欧洲国家对于和平计划与某种形式的国际格局并不陌生。三十年战争后所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拿破仑战争后建立的欧洲协调体系,本质上都是对“均势”的合法性承认。在劳合乔治与克里蒙梭看来,巴黎和会将要恢复和平,但这种和平只有通过欧洲公法的传统才能实现。为此,各国应当对于秘密外交、势力范围、殖民地划分等问题心照不宣地达成一致。尽管对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存在恐惧,但法国、意大利与英国削弱德国以确保安全的态度仍然坚决,法国更是希望通过夺取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来同时解决本国工业能源短缺与瓦解德国工业潜力的问题;战胜国对德属殖民地垂涎三尺,同时还要对付日渐高涨的本国殖民地独立呼声;日本不单希望接管德国在东亚的遗产,还寻求扩大对中国的影响与控制;在战争中瓦解的俄罗斯、奥匈与土耳其都面临着一系列民族、领土争端,由此新生的中小国家同样迫切地需要得到某种安全保证。这一系列亟待解决的议题都将被提交到巴黎和会上加以处理,而处理的手段,他们不希望是威尔逊的“异想天开方案”。
威尔逊在在参战之初就明确向美国人民表示,美国并不是为了恢复欧洲的旧秩序,而是为了“让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畅通无阻”而参战。现在无论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是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来讲,对欧洲传统秩序妥协都是个不好的选择。更何况,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作为国际集体安全制度的核心,本来也并非他凭空臆造,而是有着一大批英美法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丰富的理论基础的。根据设想,国际联盟将主要通过“道德与舆论”——这也是理想主义者最为倚重的力量——来维系国际和平。英美法意日五国将组成领导委员会,共同对各地区的安全做出承诺,同时赋予各国在行政院与大会发表意见或进行申诉的权利。当然,作为最后手段,《国联盟约》将会规定,在发生成员国侵犯另一国领土或主权情况下,国联将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集体行动以制止侵略。同这套安全体系同时发挥作用的是建立在“航行自由”与“贸易自由”基础上的国际经济体系,日渐密切的经贸往来与合作关系将极大减少各国通过武力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常设国际法院与之前已经建立的常设仲裁院为他们剩余的国际争端提供了和平解决的途径。这样一来,一个“强制联盟”应运而生,各国破坏和平将会首先遭到舆论谴责,经济制裁,进而是国联的军事行动。相比于成本高昂的战争,经济与法律上手段则更加具有吸引力。
就这样,威尔逊带着他的国联计划来到巴黎,面对的是英法意日四国对瓜分战败国、重建殖民体系、确立势力范围的坚持,德国等战败国对“十四点和平计划”减轻惩罚的期待,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弱国、小国对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无限期待。
国际联盟作为一次人类历史上宝贵的尝试,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应当得到充分的理解——正如同国联与联合国的“两朝元老”塞西尔勋爵所说的,“国联已死”而“联合国万岁”

“二十年休战”

威尔逊在巴黎享受了各国的热烈赞誉,这其中既有他本人崇高理想的因素,也有美国在战后国力大增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威尔逊从他的欧洲盟友们那里得到的虚言一定是远超这些国家愿意对国联和平计划作出的让步。威尔逊逐渐发现,尽管美国在经济领域对欧洲有巨大的话语权,但美国社会心态的渐变以及盟国的各怀鬼胎,使他越来越受到沉重的束缚。
同样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劳合·乔治对美国的经济贸易议案非常敏感——在威尔逊费尽力气解决国联盟约问题之后,他已经没有什么力气来处理英国对殖民地市场、航行自由与贸易自由的反对了。更何况,不仅英国,其他国家也倾向于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或自由主义。战败国的殖民地或许可以通过“国联托管委任制度”实现开放,但是庞大的英帝国殖民地仍然拒绝向所有国家——当然,最主要是美国——完全开放;克里蒙梭则在战败国处理问题上态度强硬。尽管各国都认识到,德国人愿意坐到谈判桌上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希望和约真正贯彻“公正、自决”的原则,但这一点并不能由威尔逊左右。法国要求归还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施加巨额战争赔款,在莱茵河西岸建立非武装区,监督德国大规模裁军,禁止德国维持强大而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此外,会议还决定割让德国领土给新生的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并且通过援助这些国家来从东方制衡德国。这些因素都是或多或少违背“十四点和平计划”,也违反德国参与和会的期望的。
与英法两国不同,或者说至少威尔逊自己认为不同的是,美国的民主党政府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始终存在着抵触。这也意味着他自命的“小国庇护者”将会把美国摆到冲突的前沿。一方面,中国希望能够实现国际地位的正常化,废除不平等条约,尤其是收回山东权益,奥匈帝国与巴尔干国家也希望根据民族自决原则,排除欧洲强国对本国的干预或者领土诉求。但另一方面,对会议有控制力、影响力的意大利与日本在这些问题上都存在利益关切。意大利希望得到奥匈帝国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日本希望继承山东殖民地,并且确认它对中国的特别影响地位。威尔逊既不想违背诺言,辜负这些国家,又不能冒着和会瓦解,国联计划失败的风险得罪列强。最终,某些诉求——例如意大利对阜姆的领土要求,美国通过经济手段加以驳回。但更多情况下,列强的利益占据了上风。
最致命的打击来自于美国国内——在政治安全问题上,美国国内舆论远没有威尔逊这般高风亮节,无论是民众还是国会都强烈反对《盟约》第10条为代表的集体安全制度,因为这将会使美国被欧洲国家拖入到一个与本国利益几乎毫无关联的泥潭之中。他们不希望牺牲美国人的生命,耗费美国纳税人的税金去维系某个在地图上找不准位置的东欧小国的独立,或者阻止某个中亚国家的侵略企图。
这些影响因素作用之下,国际联盟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存在严重缺陷的。集体安全制度由于美国的退出与英法的退缩而形同虚设;缺乏统一协调的经济秩序,使得各国任意地在自由放任与保护主义之间选择立场,从而为经济危机制造了隐患;中小国家没能从和会中得到公理与正义,只能重新寄希望于势力范围与列强的保证。最严重的是,《凡尔赛和约》直接造成德国失去八分之一领土和十分之一人口,承担了极为沉重的赔款负担,却仍旧在威尔逊的“德国重返国联”与法国的“彻底摧毁德国”之间摇摆不定。新秩序中留有德国的席位,却没有给德国留出足够获得尊重和补偿的空间,任何人都应当明白这对于德意志人来讲意味着什么。
法国元帅、协约国总司令福熙也对这一安排十分不满——他认为,对德国既然进行了如此严重的惩罚,就必须彻底瓦解德国发动战争的任何潜力。但《凡尔赛和约》在宽宥与严惩之间游移的立场使得德国将成为一个兼有复仇主义和复仇能力的国家。当他的提议被最高委员会其他国家驳回时,这位战争英雄作出了惊人准确的预言——“这不是和平,这只是二十年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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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维尔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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