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一直是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学作品,是中华文化礼教与经典的夹缝中茁壮成长的芬芳野花。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都十分喜爱这种毫无流派没有体系的故事文本,被其中奇诡与瑰丽所震撼与折服。
中国其实没有神话只有志怪,和西方建立神系的神话创作方式比起来,东方的志怪充满了神秘学、宿命论和各种怪力乱神的事物。谁能想到一块石头或者一盏油灯都能成为吞噬人命的怪物呢?
但同时,中国的志怪小说又是如此的充满生命力,与中国历史上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比起来,志怪故事的创作就天马行空羚羊挂角一般的机敏与灵光。但如果说中国志怪的开端,并非“盘古开天辟地”,也并非“女娲造人补天”,而是“颛顼帝绝天地通”。
在对比中西方早期文化(距今大约4500-3500年左右的文化)的文物的纹样和母题以后,我意识到在中国早期的艺术创作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创作具体事物的图形。
西方的早期艺术,比如说苏美尔文明以及爱琴海文明都有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他们甚至会将神话直接用文字雕刻在石碑上。但中国在早期从来不把任何有意义的信息以当时认为永恒的方式记录下来,也从来不绘制任何具体事物的图形。
直到商代,才用青铜器来进行程式化的具体形象的表达,但大多也用抽象和大量繁复的纹样进行堆叠。这一切似乎都和文献中记载的“绝天地通”有关。
在中国的早期创世传说中,碎片化的记载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盘古开天,第二阶段是女娲造人,第三阶段是绝天地通。在传说中,共工和颛顼争夺对人族的统治,而颛顼作为正统击败了共工,共工怒而撞不周山,不周山就此倒塌。
不周山是人界与天界唯一连接的通道,不周山的倒塌导致天地大变,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最终奠定了古代人们意识认识的地形结构和星辰方位。古人用这种故事解释了为什么星辰都不断东升西落,大河都向东流去汇成大海。
不周山倒塌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从此人神之间的联系就被断绝了。
这个传说流传时间很长,但作为这个传说的背景却极少被提及,或许是因为传承的断绝或许是因为文献的毁弃。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最为明确的记载就是《国语·楚语· 观射父论绝地天通》:
楚昭王问观射父,说:“《周书》上所说的重和黎使天地无法相通,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这样,人民就能升天吗?”
观射父回答说:“不是说的这意思。古时候民和神不混杂。人民中精神、专注不二而且又能恭敬中正的人,他们的才智能使天地上下各得其宜,他们的圣明能光芒远射,他们的目光明亮能洞察一切,他们的听觉灵敏能通达四方,这样神明就降临到他那里,男的叫做觋,女的叫做巫。让这些人制定神所处的祭位和尊卑先后,规定祭祀用的牲畜、祭器和服饰,然后让先圣的后代中有功德的,能懂得山川的名位、祖庙的神主、宗庙的事务、昭穆的次序、庄敬的认真、礼节的得当、威仪的规则、容貌的修饰、忠信诚实、祭服洁净,而且能恭敬神明的人,让他们担任太祝。让那些有名的家族的后代,能懂得四季的生长、祭祀用的牲畜、玉帛的种类、采服的礼仪、祭器的多少、尊卑的先后、祭祀的位置、设坛的所处、上上下下的神灵、姓氏的出处,而且能遵循旧法的人,让他们担任宗伯。于是就有了掌管天、地、民、神、物的官员,这就是五官,各自主管它的职事,不相杂乱。百姓因此能讲忠信,神灵因此能有明德,民和神的事不相混同,恭敬而不轻慢,所以神灵降福,谷物生长,百姓把食物献祭给神,祸乱灾害不来,财用也不匮乏。
“等到少皞氏衰落,九黎族扰乱德政,民和神相混杂,不能分辨名实。人人都举行祭祀,家家都自为巫史,没有了相约诚信。百姓穷于祭祀,而得不到福。祭祀没有法度,民和神处于同等地位。百姓轻慢盟誓,没有敬畏之心。神对人的一套习以为常,也不求祭祀洁净。谷物不受神灵降福,没有食物来献祭。祸乱灾害频频到来,不能尽情发挥人的生机。颛顼承受了这些,于是命令南正重主管天来会合神,命令火正黎主管地来会合民,以恢复原来的秩序,不再互相侵犯轻慢,这就是所说的断绝地上的民和天上的神相通。
“后来,三苗继承了九黎的凶德,尧重新培育了重、黎的后代,不忘记他们先人的事业,让他们再度主管天地。一直到夏朝、商朝,仍旧由重氏和黎氏世代主管天地,分辨民与神的祭位和尊卑先后。在周朝,程伯休父是他们的后代,在周宣王时,失去了掌管天地的官位,变成了司马氏。休父的后代神化他们的祖先,以此向百姓显威,说:‘重能把天向上举,黎能把地向下抑。’逢到周幽王时的乱世,没有谁能阻挡。否则,天地形成以后不再变化,怎么能相接近呢?”
通俗点来说就是颛顼在平定了共工的叛乱以后指派重、黎二氏管理祭祀与百姓的信仰问题,这算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民间信仰进行管理——这里要强调一下是管理而不是统一——也奠定了之后“天子”之位的意义。当时重黎要干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大型祭祀活动把控在当权者手中,只有国家认证的巫才可以行使大型祭祀的权利,而民间的种种祭祀行为也进行了整顿和梳理。
重管理大型祭祀活动,比如春秋分冬夏至四大节,祭天祭地祭祖先神,所以里面还涉及到历法的设定工作,很是复杂和繁琐。
黎管理民间的祭祀行为,虽然规模比国家祭祀要小,但是纷繁复杂,混乱不堪,他要做的就是帮助老百姓筛选哪些需要祭祀哪些不需要。比如民间几乎每个地方都要祭拜山神、水神、动物神,中国人一直都相信万物有灵,这些不是由哪个宗教教派灌输的,而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对自然的敬畏。
这其实是一次统一思想的过程,华夏文明一直以来都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炎黄两帝带领民众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各个部族自身的文化烙印和习俗也在不断被接纳、改造、同化。不同的各种山川精怪要祭拜的名称和祭祀仪式要统一,有些只有少数人祭拜的小神就摒弃掉,简单来说就是能精简的精简能合并的合并。
与之相对的,要给这些留下来的祭拜对象赋予意义。所以黎在管理民众的过程中还要不断收集民间对于这些祭拜对象的描述,然后再传讲给那些组织祭祀仪式的人。而这些人又将这些故事讲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就这样一代代的传承,成为了志怪故事最好的载体。
和西方那种教条式的刻板灌输不同,中国民间每一代组织祭祀的人,除了固定的仪式之外在讲述故事时都会加入自己的感悟和理解,不断完善和丰富着志怪们的形象。这也是为什么直到商代以前,中国的神怪都没有具体形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只可意会不可表达的状态。
这些神怪的故事和形象或许从未被记录在任何形式的书面载体上,但是却是每个中国人所熟知的概念性的存在。
中国有句老话是“梦是心头想”,梦是人们最神秘也是最难以解析的内容,里面充满了各种奇妙的迷思和复杂的情感。
许多的神怪故事都诞生在梦中,以及半梦半醒的状态。古代的时候,巫常常用酒或者药草来进入到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也被叫做“通神”。解析梦中所看到的事物就是巫们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古人相信这些虚幻的场景和形象能够指出未来事情的发展。
说难听一点就是一帮醉鬼聚在一起大谈看到的各种幻象,还分析得头头是道,把前来拜访的人唬得一愣一愣的。
在殷墟全面发掘之前,商朝一直被作为中华文化一个伟大时代所记载,尤其是一些上古流传下来的青铜器,作为那个传说时代的佐证。但是随着殷墟大量的祭祀坑和占卜甲骨的发现,考古学家揭示出商朝不仅是兴盛的,同时也是血腥的。
大量的考古证据证明,商人酷爱人牲。何为人牲?就是用人作为祭祀神明的祭品。而作为祭品的人只有一个下场——被用各种方式杀死。
与杀人方式有关的甲骨文不下百种,纵观整个商朝历史,给人感觉商朝人是信混沌邪神的,真正做到了“血祭血神,颅献颅座。”商朝六百年的统治维护依靠的就是征战、杀戮与恐惧。而且整个商人社会都将人牲作为一种常态甚至习俗,将一切都归于鬼神。凡是都要寻占问卜,大到婚丧嫁娶小到出门办事。
比如我今天出门事情办成了,路过集市的时候买一两个羌人回家杀了,以感谢鬼神。事情没办成,路过集市的时候买一两个羌人回家杀了,以祈求鬼神不要带来霉运。商人相信只要献祭生命越多,鬼神就越高兴,回赐给商人的就更多。只要献祭的足够及时,犯下的任何罪行都可以被原谅。于是,商人成为了历史上最放荡不羁的一群人,他们无所畏惧地追求享乐。付出的代价则是把大量鲜活的生命及时奉上,以获取鬼神永恒的保佑。
因此整个殷都都谜漫着酒香,夜夜笙歌,日日淫靡。因为足够的生命已经换取了从祭祀那里得到的鬼神的“承诺”——永葆商人繁荣昌盛,永享欢乐。对于商人来说,都城殷就是地上天国,是被鬼神保护的圣城。但对于其他地区的民族,尤其是羌人,这里就是人间炼狱。
为了获得足够的人牲,他们发动战争、他们扶持势力、他们甚至形成了一套纳贡制度,扶持周边小势力亲近商朝的代理人,一方面维护统治,另一方面获得人牲的资源。
周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了殷都,他们就是商朝扶持起来收集人牲奴隶的代理人。他们四处征伐周围的羌人,俘虏青壮年,源源不断送到殷都以保护自己的子民。但是不论周人如何逃避,他们终归会沦为商人的祭品。
姬昌在周原(今陕西省周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励精图治,治理有方,赢得了极大的声望,商朝统治阶级逐步视他们为威胁,于是借一次纳贡的时机将文王带走软禁。姬昌的儿子们则带着重礼去找商王求情。
史书上记载姬昌的父亲季历被唤到殷都后封为“方伯”,是一种身份称号。后来在甲骨文中发现,“方伯”这种称号,是商人专门用来“标记”高级祭品的称号。按照商人的观念,异族的酋长、贵人是最高级的人牲,他们给这种酋长叫“方伯”。
于是,发生了那件流传千年的事件。伯邑考、姬发、姬旦三位儿子朝见了商王。商王接受了礼物将三人请入房中休息。然后放出了姬昌,并端上了一份肉泥。并告诉他,这个肉泥是他儿子伯邑考,只要他吃下这份肉泥,就原谅他的不忠。而他剩下的两个儿子就在他旁边看着姬昌一口一口将案板上的肉泥吃光。
这件事情在姬昌及其儿子的心中埋下了反叛的种子,他们被商王原谅之后并没有着急返回,而是积极参加各种贵族的宴会,打探商朝高层的情况,寻找反商的盟友。他们很快便找到了这个王朝的间隙,寻到了志同道合的盟友,制定了翦商大业的大致计划,便分头离开各自准备去了。
很快,以武王姬发为首的反商大军击败了商朝军队,推翻了商王统治,建立了周朝。他们将人牲这一恶习彻底剔除,改用了更为温和的祭祀方式——礼乐制度。
在制度上的改革是物质的,同时在精神上也要对于世人进行改革。商朝太过重鬼神,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都陷入了病态的献祭与祭拜活动之中,因此作为武王姬发的副手,周公旦结合了父亲对于占卜的研究以及那些商朝祭祀们的胡言乱语,编纂出了《周易》、《周公解梦》,用于民众精神上的过度,并重构鬼神对于周朝统治正统性的解释权。
这种对于神秘事物的重新梳理与解释,依靠周朝统治的正统性,成为了志怪故事的框架和蓝本,为后世的文人和创作者们提供了灵感源泉。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各个诸侯都想要拔得头筹继承“正统”,证明自己的霸业,因此经常搞出一些怪异之事。就比如经常传说自己的老祖宗是什么神兽交感而生。在如《战国策》这样的正史记载中,神怪之事也不在少数。但这些事情并非纯粹的神怪之事,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谏言”,具有警示与劝解之意思。
战国策·齐六·齐负郭之民有孤狐咺者
齐都临淄有个叫狐咺的人背靠城墙而居,他直言批评闵王过失,被闵王杀死在檀衢刑场上,从此百姓心中不再服从闵王;齐国宗室中有个叫陈举的,因对国事直言不讳,被闵王处死于东城门外,齐国宗族从此与闵王离心背德;司马穰苴为政素有美誉,也被无故诛杀,大臣们自此不再亲近闵王。此时,燕王趁机派昌国君乐毅率领人马进攻齐国,齐国派触子带兵应战,齐国大败,触子只剩下一辆车子逃跑了。齐将达子收拾残兵败将,重整旗鼓,与燕兵苦苦争战。达子要求闵王对勇赴国难的兵将能有所稿劳,闵王吝啬不与,齐军再次败北,闵王无奈逃奔至莒城以避兵祸。
齐国相国淖齿面见闵王,数说闵王的罪状:“那次在千乘与博昌之间数百里的地方,天降血雨,污秽了人衣,此事大王可知?”闵王说:“不知。”“嬴、博之间,大地裂开涌出泉水,大王可知?”闵王又是摇头。“有人在宫门前啼哭,去寻找则不见有人,走开却又听见声音,大王可知道吗?”闵王还是说:“不知。”淖齿此时语气更是强烈:“天下血雨污衣,这是老天示警;地裂出泉,这是大地示警;望宫门而泣,这是人事示警。天、地、人都作了警示,而你却不加警惕,又怎能不受到天谴呢?”于是,就在鼓里这个地方杀死闵王。
商朝那些保佑国家和民众的鬼神在礼教治国的周朝渐渐失去了原来那种莫测的让人敬畏的力量,大部分民众也许还相信着鬼神的力量,但士大夫阶层和那些诸侯们早已放下了对鬼神的畏惧之情。正如孔子所说: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致力于服务民众的义举,尊敬鬼神但要远离它,就可以说是智了。
这也是东周以后知识分子阶层对于鬼神的态度。正因这样的态度,士大夫们发挥了他们优秀的头脑和浪漫的想象,结合古史传说,创作出一个个引人深思的志怪故事,作为他们在朝堂之上针砭时弊、阐述观点的工具。
那些怪力乱神的事情,都掩藏着各家丰富的观点、论据与意图,形成了中国人说话的特点。那一个个精典的志怪故事甚至被浓缩为四个字的成语,变成了我们描述一个事情常见的引用,借事喻人或借物喻事成为的一种说话的方式。
比起说教性质的谏言,寓言形式的讲述更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也能打破反对方寻找语言漏洞的节奏,同时还兼顾其核心观点的容易理解,成为了中国语言文化的一种魅力。
这种魅力被汉代的说书人等街头语言艺人们发扬光大,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形式,也成为了志怪故事的灵魂。
志怪故事中,主体永远是人,哪怕不是人,也会带有人性的一面。其中总会掺杂一些民众质朴的愿景,比如男耕女织,比如功名利禄。因此中国的志怪永远是零碎的,每一个仙魔妖怪在每一个说书人口中都是不同的,他们的好坏完全取决于故事要表达的主题。
比如玉皇大帝,在一个降妖除魔的故事中就是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轻松点化几下凡人就获得了神力消灭了妖怪,但是在仙凡之恋中,他又代表了不可逾越的阶层的家长形象,成为了阻碍凡人娶到仙女的终极阻碍的大反派。
也因此,仙魔妖怪逐渐在故事中减淡了其二元论的善恶区分,而是用因果宿命论来宏观阐述这些志怪们的行为。他们在一个故事中做了好事与在另一个故事中做了坏事,都不是凡间道德的约束,而是更高一个级别的因果宿命循环的影响,才让他们做出的这些事情。
做好的事情,就会有好的影响,但有些看似是好事的事情,却可能会带来坏的结果,原因不在他,而在于那难以琢磨的因果。很多影响可能在很久以后才能显露出些许迹象,但志怪们却能洞悉这些。但他们不能说,因为说了就会使得因果变动,会遭天罚。
在故事创作上,这叫“埋扣子”,是说书艺人们用来吸引听众继续花钱听书的手段。而这也为志怪小说提供了极大的发挥空间。文人们将志怪故事反过来包装成杂谈读物,但其中却加入了许多对当时社会的苦难、黑暗与丑陋的批判,用浪漫的想象包裹住悲惨的现实。
在故事里,一个粮食绝收的农民可以等来一位仙人的帮助获得丰收,而现实中,或许这个农民只能饿死。在故事里,一个不得志的书生得到了贤惠的妖精帮他打理家务,助他金榜题名,而现实中,这个书生或许早已郁郁而终。
在故事中,那些恶终将被善的所消灭,为无力的凡人带来幸福美好希望的结局,引得在现实中过得苦楚的民众不禁向往那番美好。这样的志怪,又怎能不让人去喜爱去欣赏去体会呢?
小的时候,每当雷声响起,孩子躲在被窝里不敢露头的时候,奶奶就会坐在床边,给孩子讲雷公电母的故事,将他们如何驱散鬼魅,如何守护乡民,又如何与那些妖魔鬼怪们战斗。这样孩子就不再惧怕那滚滚的雷声和耀眼的闪光。
而当他的孩子同样惧怕雷鸣电闪时,他也会将这些故事讲给他的孩子,这就是中国人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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