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八月底,距离我的白血病确诊纪念日1月12日已经过去了半年有余,距离我开始与病魔缠斗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现在的我并没有多健康,但起码不是一个病秧子,恢复得还可以。现在我写下来这些流水账,算是为了记录而总结一下这一年来的生活,让自己不要忘记;也算给读者一点较为个人化的分享,给大家一点或是告诫、或是嘱咐的心里话。
本篇文章以手机打字写成,文段松散,结构难看。就当作是小学生的小日记,大家看个乐子。另外一年来的故事,我未必能每天每天记得那么清楚,总有颠三倒四之笔误,大家也不必较真。
所有的医院似乎都对“癌症病房”这样的绝症看护区有一种忌讳:无论是我之前的实习单位、爷爷当时住院的医院、姥姥当时住院的医院、还是现在我所就诊的医院,都在病区/病房的标注上完全不提“癌症”二字。事实上我这个医院的八楼在电梯的楼层指引上写的依旧是“普通病房”——人家并不是自欺欺人,普通病房确实也是有的,电梯上得八楼来,上来就是一行大字:“普通病房-八楼东厅”。但是到了八楼,在普通病房完全相反的方向有一扇什么都没有标注的大门,在这扇大门过后是一个消毒通道,在这个通道后是另一扇什么都没有标注的大门。打开这扇门,墙边的铜牌子上刻着一行小字:“癌症病区-八楼中厅”。所有医生和护士都用“八楼中厅”这四个字来指代这个地方,久而久之我也和大家一样习惯了“八楼中厅”这四个字,或者更简略一点,“八楼”。
说说八楼中厅。进得两道大门来,映入眼帘的是护士台。围绕着护士台是一个U型的通道,两边排着共计若干个病房——具体多少间病房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我住的888号病房窗户朝着麦迪逊市区,朝外看去就是门多塔湖和莫诺纳湖环绕着的麦迪逊市政厅,风景好得要命。888也可能是整个八楼中厅最大的病房,里面除了我的病床,还有一个几乎是双人床大小的一架沙发床,老娘也有了睡的地方。我被推进八楼来,也没太来得及看看走廊的景色,我就来到了自己这“第二个家”,一住就是一星期。
第一个疗程也确实就持续一星期。之前说过的,我的病需要全反式维甲酸(ATRA)和砷剂(砒霜)联合使用:全反式维甲酸一顿5粒、一天三顿,砷剂是静脉注射、一天一次。全反式维甲酸的作用是诱导血液中异常细胞的分化,砒霜在此后使用可以使分化的异常细胞执行自毁,从而促进正常白细胞的生成。这两种药品作为靶向分化治疗药品,已经是癌症治疗里最温和的类型,但也是有一定的副作用。
全反式维甲酸本来是皮肤科的一种外用药,然而大量口服的话,也会奇妙地产生“改善皮肤质量并祛除痘痘”这样的“副作用”。当然除此之外,掉头发、视力降低、口干舌燥以致嘴唇开裂的副作用也是有的——自我开始吃ATRA,润唇膏就没有离开我的手边,就这样也没能防止我的嘴唇每天都像汉尼拔一样血淋淋。
砒霜大家就都比较了解了:副作用请参考武大郎,此处不再详述。好在砒霜进入血液循环以后对消化系统的刺激还比较小,但是也会产生强烈的恶心和呕吐感,需要用药来抵消。
然而由于这些药品的特殊性,护士每次都会穿着防化服给我配药、给药,看起来很严重。我老娘被郑重地通知说,从今天起,您最好不要和您的儿子共用一个卫生间,因为他的排泄物有剧毒——这句话让老娘哭笑不得,但是我和护士的一脸严肃让本来不当回事的她也变得郑重起来。看着每天穿着防化服收拾卫生间的护士和保洁阿姨,我自己也开始觉得这事儿看来真的很严重。
这些药品还有另一个潜在的危险:服用ATRA可能会造成一种叫做“分化综合征”的致命的副作用。这个综合征会产生非常急性的类炎症症状,包括但不限于发烧、呼吸困难、肝肾功能障碍、皮疹、肺及胸腔内积液等等。这些症状一旦大量产生便十分致命,因而在使用ATRA治疗APML的时候常常会配合使用类固醇等强力抗炎药物。我的情况是每天都会打地塞米松。地塞米松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种类固醇类抗炎药物了,外号“美国万能药”的它在大多数急性抗炎场景中都有使用。然而不那么熟悉的是它对我的一种极其罕见的异常反应:静脉注射地塞米松后,我的屁股,准确说是肛门周边,会发生很短暂但却强烈的瘙痒般的刺激感,持续三秒。医院的护士纷纷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还有病房,病房从我开始用药就进入了无菌环境。大家从刚才的药理描述中不难推测这个靶向治疗会在短时间内快速降低体内的白细胞水平,换句话说,就是降低体内的免疫力。不仅是病房要无菌,就连平时吃的东西喝的水也都要经过特殊处理——许多蔬菜水果都因为“无法做无菌处理”而从我的菜单上撤下。还好这样人心惶惶的日子也只是过了一个星期,时间总是很快的。转眼间,第一个治疗阶段结束。又过了三天,我的白细胞迅速地来到了“前所未有的”正常水平,病房的无菌被撤下,皆大欢喜。
可能有朋友还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泡澡会晕,这里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在浴室里洗热水澡都几乎是一个水雾蒸腾的环境,空气中水雾及水蒸气的比例大幅升高,如果还关着门,那么整个浴室就是一个相对低氧的环境了。健康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还可以坚持不少时间,但是如果时间长了,总会出现或多或少的缺氧症状:头晕眼花、心慌心悸、四肢乏力等等。肺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在这样的环境可能会更快地进入这样的缺氧状态,而我当时只用了三分钟就彻底晕过去了。
接下来我看到了眼前突然多了五个人,自己的鼻子上插了一根氧气管。这五个人里三女二男,都在试图把我拽到浴室门外的轮椅上。
没事个屁!你昏迷十分钟了!你知不知道刚才你在浴室昏迷然后摔倒的事情!如果不是你母亲不停敲门,事情就大条了!
抬眼一看,病房外面戴着口罩的还有三个人,我的媳妇,还有两个本应在芝加哥的至交好友。
哦,对哦。今天是媳妇回来的日子,他俩要送她回麦迪逊。
对哦。洗澡前还在打电话说这个事情来着。我怎么好像都不记得了。
媳妇来到我身边,抓着我的手:对不起……对不起……我应该早点回来的……
身体情况突然开始变差。戴着一升的氧气,血氧含量也常常只能维持在85%左右。正常人的血氧很难低于98%,而低于90%就已经是血氧含量不足的表现。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到了第三天,我的血氧监视已经掉到了80%上下,氧气供给已经到了两升。护士进来了。
孩子,你的血氧含量已经到了不足以维持生命的程度了,为了我们下一步的决定,现在只靠指套测血氧是不够准确的,接下来我们要取你的动脉血氧。你明白取动脉血氧的步骤吗。
这是我当年在医院实习时见过无数次的事情:对于濒临呼吸衰竭的患者,医护人员需要做出是否需要送往ICU或高压氧舱做进一步治疗的 决定。寻常的非穿刺式,也就是指尖红外光测血氧的方法已经不能成为“下一步决定”的准确测量方法了,这时候必须使用动脉穿刺采氧。听起来非常简单直接:找到一根动脉血管,一根针插进去,抽血,测量,完毕。具体的采集手段是这样的:通常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护士,用摸脉搏的方法找到手腕上的桡动脉——这根动脉所有人都能摸到,仿佛很浅,然而它所在的位置在手腕深处——使用一根相当长,我是说,相当长的针,从手掌靠下的手腕处穿刺进入,由于这根动脉所在很深,护士只能靠触觉来感知针和血管之间的位置关系。刺入血管后用注射器采血,然后只需要迅速把这个血样放进血氧分析器中就结束了。
护士在把这根针拿出来前跟我说:孩子,闭上眼,无论发生什么都绝对不要看。
我求你了千万不要看。你以为你能控制住,你的动脉血管会因为你的紧张而到处乱跑,这对咱俩都是个麻烦事儿。
在美国就医,只要跟医院打交道,第一件事情就是扎一根静脉留置管。按照护士的话说,这叫“我们需要随时随地能在你的身上找到一个入口”。和国内不同,就算是门诊输液,美国的护士们也很少会在手背上扎针:对病人来说,手背上的针不甚方便、不好活动,也会更加疼痛;于是大家都会优先选择前臂的表层大静脉。习惯了这一下针刺以后,就不会再觉得有多疼了,何况真的不算特别疼,咬咬牙的事儿。
准确说一直都没怎么感觉到疼:除了皮层感觉神经以外,皮肤再往下就没多少和痛觉相关的神经了。于是我在手腕处感到的是一种更加类似于压迫的感觉。这个真的没什么。
很有什么的是那种紧张感。我自己旁观过很多次动脉采氧的过程,我知道护士需要集中精力才能只凭一根针的反馈找到那根动脉。不能问。不能问。不能问。不能问。
不行……你这也太难找了吧,我去找一个更会扎血氧的护士来。
她打开对讲机,打了一个电话。没过一分钟,另一个陪护我的护士进来了。
血氧分析的结果出来了:75%。咬着牙生扛了两针血氧的我根本没精力看护士的表情,况且我真的有点快喘不上气了。
后进来的护士打了个电话。我感觉这个电话仿佛打了一年多。
ICU,全称“重症监护室”。无论是哪科的病人,只要进入“生命危急”状态,都会被送到ICU进行更加严格的看护和抢救。同样的,只要脱离“生命危急”状态,无论你多想呆在这里,都会被很快送走。
ICU比普通病房小很多——我是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被推进ICU的,所以走廊的样子几乎没怎么看清——有没有窗户都几乎没看清,只看得见里面斜着有一张大病床。我摇摇晃晃地从原来的病床上下来,上得ICU的病床去,立刻就被震撼了。
这是一张不知道多么精密的气垫床。开始躺上去仿佛是躺在了水上,但是马上在我的背下面就好像有无数的手把我托了起来,材质慢慢变硬,十几秒后,变成了硬质床垫的触感。背部和膝盖部位可以抬起来的范围比八楼那张病床要大得多,如果我愿意,这张床甚至可以变成一个大型的靠背椅。手抬起来放下去的时候可以明显感到床在回应我的动作,无论是什么样的姿势,它都在试图回应,让我感到舒服;但是翻身或是坐起来的时候床却不怎么动,仿佛就是一张正常的硬板床。
躺上床以后,护士们开始围着我一言不发地开始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心脏监视、血压臂带、氧气——这个氧气需要着重说一下。我从八楼来到ICU的唯一原因就是氧气:除了ICU,普通病房已经无法用更高的压力和流量给我供氧了。来到ICU的当晚,我用的是一个五升的供氧鼻管。这个管子供的是湿润氧气,在高压供氧的场景下可以保护我的呼吸道粘膜。在八楼病房,氧气是通过墙上的一个氧气出口直接供应的,但是ICU没有这样的墙上设备:屋子里推进来一台制氧机。
这就是ICU和普通病房的最大的不同之处了。普通病房的设备几乎是固定的,需要什么都会在病房里随取随用;而ICU几乎是一个“家徒四壁”的普通屋子,所有的高精尖设备都在隔壁的库房里,需要的时候才会推进病房里来。
后面的日子告诉我,只要在ICU,谁都睡不着。在噪音方面,制氧机已经算是比较温和的了。
第二天。护士进得病房里来,告诉我我的氧气管不够用了,在五升氧气下我的血氧还只是勉强拉到82%。我需要换成一个吸氧面罩,这是电视上非常常见的那种覆盖口鼻的面罩,供氧量可以达到十五升。之前的五升鼻管其实已经几乎是让我觉得是在往鼻子里灌气了,还是略略有点难受;这个面罩反倒是解放了鼻子,加上氧气浓度上升,简直是畅快无比。
绝对不要!呼吸机是不是要从脖子这儿切一刀把管子插进去!这种事情我是不会接受的!
医生笑了:电视剧看多了吧,那是在十分危急,无可选择的时候才会做的,你这么清醒,我们只需要正常插入就可以啦,放心。不过你现在还没有到必须上呼吸机的时候,我接下来会让你佩戴一个非常难受的高压氧气面罩,这个面罩会给你提供每分钟五十升的氧气。我们看看这个情况下你能不能稳定下来。
这是一个15厘米左右,正方形的,结构颇为复杂的,沉重的,塑胶材质的面具。在这个面具的后面还有几个可以伸缩的布带子,抽紧以后,这个面具仿佛是长在了我的脸上一样,非常勒,非常紧,非常地不舒服。
我仿佛感觉我的鼻子、鼻孔、嘴巴、所有被面罩覆盖的毛孔都被一股巨大的气压强行撑开,在吸气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巨大的泵在往我的肺里强行灌气,但奇怪的是呼气却不受影响。戴着这玩意过了五分钟我就有点受不了了。想吐。
到了晚上七点。我被这个东西罩着,话也不能说,甚至感觉口水都消失了。除了拿掉它,我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媳妇和老娘跟我说话我也懒得理,就好像真的没有精力一样;旁边不知何时突然围上来好多医生和护士,啊,都无所谓了,脑子越来越轻,好像整个身体都要飞起来了。
护士们开始齐声大喊,突然整个ICU进入了戒严状态。房顶的四角突然亮起了四盏吵闹的红灯,并且开始播放警铃。医生和护士们推着我的病床开始跑,依稀能听见有人说了一句“维生冷冻舱”。原来是这样,我快死了,然后他们要把我赶紧推到十七楼的救生舱那边去了。
眼见着医生和护士就开始扒开我的嘴,往我的嘴里塞了一根差不多一米来长的管子。这根管子好像并不存在一样,进入我的喉咙,却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呕吐感,真是奇妙。紧接着我的病床的地板上突然多了一个缺口,从这个缺口上徐徐升起一块有如方尖碑一样的机器,上面布满了金色的花纹。这根管子的另一端被护士拿着,插在了这机器的一个卡槽上。方尖碑开始缓缓嗡鸣,我感觉到我的肺仿佛被泵动了一样,困扰着我近两周的胸闷感突然消失了。
浑身一阵轻松,我开心地叫上了几个在广州上大学的室友去看David Bowie的演唱会了。从麦迪逊开车去纳什维尔不算近,一般总得走个一天;但是哥几个轮班开车,勉勉强强走了俩小时还是到了。到了迈阿密以后,我们几个吃了一顿非常普通,普通到不能更普通的中餐自助,在旅馆稍微歇了歇,换上泳装就一起去了海边。
毕竟是一起在芝加哥打拼的哥们儿,大家都还挺照顾我这个病号。推着我的病床来到了机场,我就这样上了空军一号,要回国进行进一步治疗了。毕竟对于我这个病,国内的医生要更有经验,治起来想必也更加游刃有余。和我一起回国的当然还有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川普,要不是我嘴上插了那么大一根管子,我真的有很多问题想问他。倒不一定是从民生的角度多么地质问,只是想知道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事情。
空军一号就这么起飞了。不知道是不是海拔太高的缘故,虽然机舱里十分平稳,但是我却觉得有点出不上气了——那个熟悉的胸闷感又回来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可不行,我好不容易进了ICU,好不容易还吊着一条命,我怎么能死在回国的路上!
是啊,川普在我座位前面再怎么骂骂咧咧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认真呼吸,心静自然凉。我就跟着这个声音的节奏,开始慢慢地,平缓地呼吸。
飞机降落了。这可太好了!马上我就可以回国接受进一步治疗了!
他开始缓缓地往机舱门走,并堵在了机舱门前,开始向飞机下面夹道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
我致你妈的意啊!这儿人都要死了,你能不能别浪费我的时间!人命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钱吗!我快死了!我快死了!
然后我就睁开眼,发现自己被泡在一种淡黄色的营养液里。外面的白大褂们看到我睁开眼了,开心地喊着我听不明白的词句。我被七手八脚地从这缸营养液里捞出来,擦干净了,然后安排在另一个病床上……不对,这不是另一个病床,这是我一开始住进ICU的那个,超强超猛气垫床!
然后我睁开眼,看见老娘站在我的右边,媳妇站在我的床脚,床左边站着一个男人,握着我的手。
然而一转眼老爹就出去了,好像是被护士还是医生请出去了,但是老娘和媳妇还在屋里。我叫媳妇过来,让她帮我去叫一下护士。
啊,这个呼吸机看上去实在是太厉害了:简直就是一个巨型的海葵一样的生物吸附在我的嘴上,上面有着黄绿相间,还发着暗紫色的光,好像是什么紫色的LED灯在这个巨型的口器上忽明忽暗地闪烁。仔细看看,这个口器旁边细细地排着一圈牙齿,牙齿居然有里外三层,就像是活物一般开合并旋转着。
在呼吸机的口器上还有一颗绿色的幼苗,似乎是用来显示我的肺部健康情况的。
之前做梦的时候,好像看到了呼吸机是从地板上的一个空洞中升起来的——这显然是梦,太假了。定睛一看,呼吸机事实上是一台直冲天际,高约十米的类似圆柱体的机器:这台机器周围缠绕着各种管线,这些管线错综盘杂,好似这台机器的经脉一样,有规律地搏动着。整个呼吸机和它所连接的各种管子,结合插在我嘴上的口器,仿佛是一只庞然巨兽,驱动着我的呼吸。
仔细看才发现,原来ICU的地板上果然还是有玄机的:合成材料的地板砖下,细看是透明的。下面有无数的管道插在我的病床上,病床似乎有几千根细细的管子,通过某种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的神秘方法连接在我身上,似乎在给我供给液体。我的全身都完全无法移动,想必是完全固定在这个维生装置上了。
哎哟,这个嘴上捂着个东西是难受啊。啥时候能让我说话。我想着,还是得让媳妇叫护士。
可能是看到了在床上扭动的我,老娘和媳妇赶忙凑了过来。
肯定啊,睡了那么久,起来嘴上还插个管子,想说话不是肯定的嘛。
你写的是啥啊……完全不懂……你手指根本都不会动啊!
我想抬手指我嘴上的管子,发现手抬不起来。怎么回事。
宝宝,我接下来念字母表,你脑子里想一个简单单词,念到那个字母你就点头哦。
还是认真写字吧。我开始集中精力,一笔一划地,慢慢地写。
怎么又是扭来扭去的……又是一个S?哦哦哦!莫非是ASS吗!妈,他说他拉床上了!我去叫护士来!
护士进得门来,我才意识到我现在所在的病房有多大:之前我住的ICU只有888的一半大小,但是从护士进门到我的病床前,她应该走了五分钟。粗略估计我现在在的这个病房应该长宽都有几十米。护士走到我的床前,检查了一下我的尿不湿。
我知道你想问呼吸机的事情。别担心,医生还在评估你的呼吸能力,现在你还没准备好,再耐心地等一下吧。
我从床上跳下来,指着护士的鼻子开始大骂:妈的你知道这个玩意有多难受吗!我连话都说不了!耐心等耐心等,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快给老子拔出来啊!!
过了不知多久,一位医生领着几个护士进来了。他们开始给我身上铺一张大毯子,滑滑的。媳妇和老娘被安排到房间角落的一张椅子上,身上好像也铺了毯子;老爹还在门外。护士开始跟我说话: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拔除你的呼吸机了。不要担心,不会难受的,但是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呕吐感。不要忍着,全都吐出来。那么准备好,一,二三——
我嘴里吐出了一只巨大的黑色蛞蝓,这只蛞蝓被我吐到了地上以后就被地板吸收了,留下的只有一滩黄绿色的粘液。嘴里一阵轻松,终于摆脱了这个玩意,我可以说话了!
但好在我还可以用气声勉强“说话”,慢一点大家总能听明白的。拔呼吸机的护士刚离开病房,老爹老娘和媳妇就凑了上来。
爹……我知道这是我爹……但是不对。我前天才跟我爹商量完来美国看我的行程,机票是二月中旬的才对……
我改签了机票,我已经来这边第三天了,儿子你可是要把你爹的命要了啊。老爹终于开口。
没事了,总算是没事了,我儿子醒来了……老爹突然哭着抓着我的手。
你终于醒啦!她特别开心地说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在照顾你,看到你醒过来真棒!不过根据规章制度我现在必须问你几个问题,你要仔细回答哦。
我刚准备回答在中国。但我想起坐空军一号回国是一个梦。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依稀记得我是1月24日晚上进入ICU,现在应该还是第三天晚上。
接下来的半小时,是护士和我三个家人向我讲故事的时间。
27号晚上,高压氧气面罩已经不好使了,医生最后向媳妇和老娘确认以后,决定让我上呼吸机。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处于深度镇静状态,医生一直在对我进行抢救——中间的过程太过复杂,现在先不跟我讲,但总之经过了将近九天的时间,我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今天,2月4号,我从镇静状态中解除,除下呼吸机,开始自主呼吸。
孩子,自你进入这个ICU,你一直在这个病房里,这张床上躺着,你哪都没去。咱们医院甚至没有十七楼。
……这一定是你的幻觉呢,孩子。好啦,我们接下来要给你换床单,接下来你尽量滚到床的左边去,抓紧。
这句话刚说完,就看见门口进来了几个帮忙的护士。我开始向左翻滚。
不行,完全做不到,我一定是被捆在床上了,别说滚到左边了,连抬手都做不到。
一个大胡子小哥走了过来,一把把我推得开始向左翻滚起来,终于我转了半圈,脸朝着床的左边了。
眼前是一根输液管子,管子上粘着一张写着“CHANGE SATURDAY”的标签。
这是什么语言啊,首先我敢肯定这两个词我绝对没见过,如此排列奇怪的字母,不可能是英语。Change……Change……这个词应该怎么读呢。Chang Gu?应该是这样的吧。听起来这个东西还挺像韩语的。奇怪,美国医院还有韩国产的东西,甚至还标着韩文。真是神了。
从这句话开始,我对自己现在的情况来了一个仔细的评估和总结。
如果说之前大部分我所经历的都是幻觉,或者无法断定什么是幻觉的话,那就干脆不要再想之前的事情,一切从现在开始。
现在是2018年2月4日晚,我还在七楼ICU病房,陪床的家属有三位:老爹、老娘和媳妇。我的专职陪护护士有三位,每天都在轮班倒——趁这个机会解释一下(美国)医院护士的部分陪护制度:
首先是普通病房。普通病房几乎是一整层楼只有一个小房间作为护士站,当班护士很可能需要对几乎大半个病区进行看护,也就是说按下护士铃以后,你的护士很可能还在别的病房照顾病人。我住过一阵子普通病房——也许当时的我被随叫随到的ICU护士给惯坏了,这样的“排队等候”让我相当不适应。
中级监护室,英文简称IMCU,之前说过的八楼中厅就是医院的一个IMCU。不仅是癌症病区,心血管、呼吸科病区也多数采用IMCU配置:这些病区的病房往往围绕护士站设立,每名当班护士只会负责两到三个病房。当按下护士铃,护士站会通过你的护士铃和你对讲,询问你呼叫的事由。护士的反应速度比普通病房快上许多倍。
重症监护室,也就是ICU则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了。在ICU病区,最大的中心区域就是护士站,围绕着这个巨大的护士站有一个个的ICU病房,每个病房门口都正对着护士站的一个隔间。每一个ICU的病人都会至少安排一名护士进行看护,这名护士就只会坐在你病房对面的隔间中,时刻观察你的生命体征,并随时准备回应你的呼叫。只要你按下护士铃,护士几秒内就会来到你的床边。
而我作为当时ICU里最重的重病号,在昏迷期间据说是有五位护士轮班陪护,在我醒来以后变成了正常的三位护士三班倒。
首先我不知道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自从我醒来,我就一直对此极其好奇。然而遗憾,我醒来后大家始终觉得我需要休息,于是都不太愿意和我谈太多可能会造成精神刺激的事情。
首先最明显的:我没有声音了。护士的解释是我插了太久的呼吸机,管子对声带的长达九天的压迫不可能不造成影响。现在只能祈求这些影响不是永久的,具体情况她也无法判断,这需要耳鼻喉科医生的进一步诊断。
接下来的发现可就厉害了!我一直觉得是有人把我捆在了床上,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自己完全无法做任何动作了。换床单的时候无法翻身是一个例子,刚才还没反应过来;但是我想按护士铃要水喝的时候,问题大条了。
护士铃是一个遥控器状的物品,上面有各种按键,还可以控制病房里的电视机。遥控器的顶端是一个话筒兼喇叭,和护士站的交流就通过这里。喇叭下面是一个直径两厘米的大红按钮,按下就可以呼叫护士。
媳妇看到了在和按钮较劲的我,赶忙过来帮忙,问我怎么了。
媳妇,我怎么了,为什么啥都做不了,护士铃都按不动了。
当人体处于昏迷状态,除了应激反应,大脑不会指挥身体肌肉主动进行动作。人体的肌肉组织是全身最为用进废退的组织。处于长期卧床的病人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肌肉萎缩,据统计,卧床五天就会使全身肌肉萎缩20%,七天40%,诸如昏迷的完全静止状态会使萎缩更加严重……
很好,我住院的时候差不多210斤。这个体重差,基本全是肌肉了。
不想那么多,肌肉是弹簧,锻炼它就强。肌肉能长回来。只要锻炼就能长回来。别想了,再看看还有什么新情况吧。
媳妇这一嗓子引来了护士。护士和媳妇一起把我按在了床上。
首先是大腿上的:这是一根动脉留置管,非常危险,不要乱动。自从我醒过来,这根管子已经不会再用,留在里面只是为了应急,过几天就会拔除。
胳膊上的是名叫静脉外周中心留置管的一根管子,简称PICC。这根管子我非常熟悉,在刚进八楼的前几天,护士和我讨论了很久关于PICC的事情:这是一根由大臂上的大静脉插入的一根静脉输入/输出管,从大臂进去,一路插进大静脉的心脏入口,我这根有40多厘米长。这样的管子的好处是留置效果好、时间长,患者甚至可以带着PICC回家进行继续治疗。由于PICC是插到心脏口,所以使用它进行静脉注射会非常迅速地起作用;这根管子同时还可以做采血用,因为是从心脏直接采的中心血,也完全不会有外周血的各种问题。
这根管子的缺点和优点一样明显:它是插心脏口上的,所以任何关于这根管子的意外都会变成致命问题。另外这是在血管中一根长达数十厘米的“异物”,对于我就有更多一层的血栓风险。因而八楼的医生护士对PICC的采用慎之又慎,然而ICU里醒来,我身上就带着一根PICC——显然我对它的需求以及远超它带来的危险。
最后就是脖子上那种说不出的异物感。我让媳妇拿了一面镜子来。
这是两根乳白色的半透明胶管,具体入口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下面层层叠叠裹着很多胶布。管子本身像是老式电话线一样,两根螺旋管交错在一起。管子的末端是两个像止血钳一样的夹子,夹子尾端带着一对看似开关一样的出口,这对出口连着另外的一根长长的管子。
你从来没插过尿管。你上呼吸机第二天就肾衰竭了,直到现在还没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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