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难得碰上了一些事,有了一些想法,又听到这样的音乐
自由,并非是一种“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能做到”的全能
“实在没有办法”、“虽然不想,但只能这样”、“如果有得选,我也不想这样”
在达成“人生来自由”的共识后,我们的话题可以进展到下一步——
不管什么人,也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同意使用暴力手段(这是政治家必须做的事情),他就必须接受由此产生的特定后果。对于信仰的斗士,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革命的,这一点尤其真实。我们不妨大胆地以目前的局势为例。打算用武力在地球上建立绝对正义的人,他需要有追随者,有一架由人构成的“机器”。他得不断为这些人提供精神的和物质的必要奖赏,不论这奖赏是来自夭国还是凡世,否则这架机器就不会运转。在近代阶级斗争的条件下,精神的奖赏包括,仇恨和报复欲,特别是怨愤之情和对一种貌似道德的自命正确的要求,以及由此而起的对敌人施以毁谤和虐待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物质的奖赏是冒险、胜利、战利品、权力和捧禄。领袖和他所取得的成功,完全有赖于他制造的这架机器发挥功能。可见他所依靠的,是这架机器的动力,而不是他本人的动机.因此他也有赖于是否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证让他所需要的追随者—赤卫队、报信的、煽风点火的—得到奖赏。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他所以能够控制这些追随者,仅仅因为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大概不可能是多数)对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怀有真诚的信仰。这种信仰,即使主观上是真诚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也不过是为报复欲、权力、分赃和俸禄寻找的一种道德上的“正当借口”。在这件事上,我们务必不可为言辞所欺骗—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毕竟也不是一辆招之即停的计程车,它是不会因为缺少了革命者便止步不前的!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情绪高昂的革命精神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因袭成规的日常琐务,从事圣战的领袖,甚至信仰本身,都会销声匿迹,或者,更具实效的是,变成政治市侩和实用型专家常用行话的一部分。在为信仰而从事的斗争中,这一发展尤其迅速,因为领导或发动这种斗争的,通常都是真正的领袖,即革命的先知。情况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这里,就像领袖的每一架机器一样,获胜的条件之一,就是将一切都空洞化和事务化,简言之,为了“纪律”的缘故,变成精神上的无产者。信仰斗士的追随者,取得了权力之后,通常很容易堕落为一个十分平常的俸禄阶层。
任何想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他必须明白,对于在这些困境的压力之下他可能发生的变化,要由他自己负责。我要再说一遍,他这是在让自己周旋于恶魔的势力之间,因为这种势力潜藏在一切暴力之中。在超凡的博爱和圣贤之道方面表现卓绝的伟人,无论他是来自拿撒勒、阿西西,还是来自印度的高贵种姓,从来不采用暴力这种政治手段。他们虽然曾在并仍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但他们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式的人物,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圣贤人物,依然是同他们最相近的造型。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道上求之,因为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只能靠暴力来完成。政治的守护神,或者说魔鬼,同爱神、同教会所描绘的基督教的上帝之间,处在一种固有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随时都可以导致无法调解的冲突。甚至在教会统治的时代,人们就明白这一点。教皇的禁令曾一再施于佛罗伦萨,这禁令对于当时的人们及其灵魂得救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远远超出了—用费希特的话说—康德的道德判断力所具备的“轻微惩罚”。但是那里的市民仍要同教廷开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当谈到这一情况时,写下过一段美好的文字,借他的一位英雄之口赞颂佛罗伦萨的市民,因为他们将自己城邦的伟大,看得比灵魂得救还要重要。
如果有人不提自己的城邦或“祖国”(目前这种东西所代表的价值,在某些人看来是令人怀疑的),而是谈论“社会主义的未来”或“国际和平”,那么各位所面对的,便是以今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采用暴力的手段并遵守责任伦理的政治行动,它所追求的一切事情,都会危及“灵魂得救”。但是,如果有人在一场信仰之战中,遵照纯粹的信念伦理去追求一种终极的善,这个目标很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失信于好几代人,因为这是一种对后果不负责任的做法,行动者始终没有意识到,魔鬼的势力也在这里发挥着作用。这些势力毫不松懈地为他的行为,甚至为他的内在人格制造着后果,对于这些后果.除非他早有察觉,他只能束手无策地表示臣服。“魔鬼是位老者,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这句话所说的老,并不是指年龄上的老,在讨论中,我从未因为有人提到出生证上载明的日期,便允许自己甘拜下风。但是,某人才二十岁,而我已年过五十,仅凭这个事实,并不会使我觉得,这是一件足以让我神魂颠倒的成就。年龄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在观察生活的现实时,要具备训练有素的冷静头脑,具备面对这些现实并从内心处理它们的能力。
不错,政治是靠头脑产生的,但肯定不是仅仅依靠头脑。就此而言,信念伦理的信徒完全正确。谁也不能教导某个人,他是该按信念伦理行动呢,还是该按责任伦理行动,或者他何时该按此行动,何时该按彼行动.人们至多只能说一件事。如果在这些你认为不属于“无生育力的”亢奋—但亢奋毕竟不是真正的激情—的日子里,突然冒出一批信念至上的政治家,齐声念叨,“愚陋不堪的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为这些后果承担责任的不该是我,而应是那些我为其效力、其愚蠢和粗俗有待我来铲除的人”,那么我得坦率地声明,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搞清楚,支撑着这种信念伦理的内在力量大到什么程度。我的印象是,我十有八九是在同一些空话连篇的人打交道,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们不过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从人性的角度看,这即引不起我的兴趣,也不会把我深深打动。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设想十年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我担心那时或许已是反动岁月降临到我们头上很久的时代。各位中间的许多人,我坦白地说,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希望和期待极可能只得到很少的实现,很少—当然不是一点没有,但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太少了。我不会因此而垮掉,但无须讳言,认识到这一点毕竟是一种内心的负担。我希望能够看到,在各位中间,那些今天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真正“格守原则的”政治家、分享着这场革命带来的迷醉状态的人,届时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事情的变化方式,竟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102首变成现实,那就简直太妙了:
但事情不会如此。不管是哪一伙人现在表现上获胜,我们的前面都不是“夏日将临”,而是冰冷难熬的极地寒夜。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失去权利的不但有凯撤,还有无产阶级。当这长夜开始渐渐露白,那些今天还被春天的烂漫鲜花簇拥的人,还会有几个活着?届时,在座的各位内心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怨恨,还是流于平庸?各位已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世界和自己的职业?或者还有第三种,但并非最不可能遇到的命运:有神秘主义秉赋的人遁人神秘主义,或者是—经常出现这种令人厌恶的事情—跟随流行,强迫自己遁人神秘主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都会得出结论说,这些人不适合在这个领域工作,他们没有能力应付这个世界由日常琐务组成的真相。实事求是地说,他们虽然自认为是在以政治为业,却并未体验到它最深层的含义。他们最好还是简单地做点促进人类之间单纯的博爱关系的事,至于其它方面,他们应当平静地处理自己的日常工作。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
只有做到了这一步,他才能说是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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