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共晒太阳时，音乐才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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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

二一年七月，一个雨天，在三里屯韬奋书店读《狼蛛》。迪伦很有面子，一整个柜台摆满了他的薯片袋，放在走廊的入口，每一个上楼的顾客都能瞅见三十岁迪伦的面孔，百变，如同他的嗓音。
必须要读懂《狼蛛》，这是给自己下的死命令。对一个计划成功与否的判断在于结果是否实现目的，即便对象不是《狼蛛》。长久以来，读书是我“与众不同”仅有的途径，因为不需要什么天赋，只需要翻页即可。
那天在等朋友，走进韬奋不过是用来打发时间。草草了事与较真碰撞，我仅读了三页就罢休。第一次感到来自读书的挫败，很沮丧。但或许是必然的，二十岁的nobody要与三十岁的master共振好比一头猪理解人类的熟食行为。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还好我能听懂他的歌。”
唯一失去的是阅读的乐趣。读书，读几百本《狼蛛》，看电影，看几百部《天生杀人狂》，听音乐，听几百首鲍勃迪伦，先有数量就行。发到网上，记录生活又得到满足，对标他人的生活，自己立刻高大起来。没有对比，人永远不知自己是丑是美。在攀比，不知是附和自卑还是害怕疏离。
不过还是希望有一天能读懂《狼蛛》——这很幸福。
林纳德·斯金纳德

个人最喜欢器乐演奏是《Free Bird》，在封寝时更喜欢了。坐在五楼楼道的窗台上，看着窗外严丝合缝的楼壁，天空被挥霍的仅剩间隙。鸟与自由一起陨落。
五条人

《乐夏2》最喜欢的乐队是五条人，《十三邀》里更喜欢了，但我的歌单里没有一首他们的曲子。
仁科、阿茂是知识分子，这个称号不是高学历的特权。乐队里高学历的不少，刺猬的子健、裤子的彭磊、后海的付菡……数去吧，太多了。Queen的布莱恩·梅是帝国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博士，纯正的科学家。五条人不过是nobody，但“知识分子”向来不是一种头衔，而是一种精神。靠读书、看电影、旁听课，自己琢磨，塑造了两季《乐夏》里最有人格魅力的一支乐队。玩乐队的，真性情的人不少，先锋个性的也不少，但悠然的却很少。
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知识负担不比知识红利低，罗素自己就说，世界的根本问题在于，愚者和狂热者无疑，而智者多虑。其中的真空大写着无法被解决的问题，只要闭口不谈，问题就不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思考后选择只接受知识红利，至于那该死的负担，丢弃一旁。靡乱、欺骗、放纵，比愚者更钝，比狂热者更疯狂。带着一批精神信徒，完成对自我虚荣的建设。这部分人丧失了“知识分子”精神，自诩头衔，内核沦为流氓。
五条人是另一种路子，在野地里生长，选择亲近那一条河、在何处晒太阳。他们没有包袱，不会背负谁与谁的期待，“历史责任”，他们只对知识有好奇之心。衍生到音乐上，“随性”。所以去听他们的录音很磨人，因为明知道现场才是五条人的归宿。只有在共晒太阳时，音乐才是完整的。
Beyond

一六年，初三，体育课，绿茵场，一个班躺在地上晒太阳。淘气鬼忽然唱起《海阔天空》，认真，大声。男生合唱，在变声期后，唱着不标准的粤语，想象自己在红磡。老师加入合唱，那是他的最后一节课。
私立，中考前。唯一玩过乐队的男孩，喜欢罗纳尔多的老师，最后的放松。
Queen

一九年，休学，电影院，满员。当弗莱迪在银幕上唱起《we are the champions》时，全场合唱。身旁穿着西装打着摩丝的男人面红耳赤，咖啡杯像喷发的海底火山，一簇、一簇涌出。我哭了，流泪或许只为映衬氛围。一周后，我决定上学。
二二年，封寝。形势好转后，我在六楼洗漱间里听着《we are the champions》，没有哭，但想要为，什么，而抗争。
重塑雕像的权利、海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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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人类进化出的最重要、最包含希望、最危险的能力。”
信仰是个人选择的寄托，起初还能授人力量，现在仅剩崇拜。
重塑与海龟各有一首歌代表了信仰的力量，《Sound For Celebration》与《Where Are You Going》，前者是乐队受邀前往阿富汗演出时，当地受到袭击，演出被迫取消后所创；后者是基督徒的迷茫——盘旋在十字架下、耀眼中的人、糜烂的苹果，在纷扰中，信徒不知方向。于是大声求问：
“Jesus,where Are You Going？”
信仰是轻薄的希望，绸缎般披在人身上，它不会保护人不受伤害，但会让人有继续前行的勇气。告诉你，苦难无法避免，所以要昂着头迎击。执着，沉淀，还是另辟蹊径，都由你来选择。它不会告诉你规范的成功方法，而是将选择道路的权利交给你，因此它脆弱，但它尊重人。
信仰不是具体的指代，而是前行的动力。
不应该阻止任何人选择信仰的权利。不应该嘲笑每一个有信仰的少数派。
最后提一嘴，《Sound For Celebration》中，华东的第一句歌词是：“The shows must be canceled”，翻译为“这场演出必须取消”。
约翰·列侬

不知道普京在冬奥会开幕式上听《Imagine》是什么感受。我反对任何侵略战争，无论是现在的俄罗斯、美国，过去的日本、德国，还是古代被宣扬的伟大征服者们——查理曼、秦始皇、拿破仑、亚历山大……过去有一段时间很迷恋他们，小男孩的帝王梦。后来知道流血很疼，就不再喜欢了。
我不懂政治，也不愿谈什么大局。心系天下的人太多了，我只想关心附近。有些人认为口是最无束的器官，一张一合，含下整个宇宙，自己却依旧一无所有。对于战争，人们更关心坦克，却忽略它伤害的人。他们又很爱批判艺术、思想，认为这些一无是处。为虎作伥的人才能借以虎威，身边的一切都是虚无，包括自己。
I'm a dreamer，从来不因此困惑。世界不需要太多的dreamer，否则它将无法运作，但也不能没有dreamer，否则它将寸草不生。人类社会一切的和谐都建立在平衡之上，打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修复。
平克·弗洛伊德

刚上大学时有个摇滚迷，最喜欢把几个名字很拽的外国乐队放在嘴边，受女孩追捧。后来听得人多了，他开始惶恐起来，具体表现为：
你这支乐队都没听过？那可是平克·弗洛伊德哎，你是不是连弗洛伊德都不知道？
当他被揭穿没听过平克·弗洛伊德后，我们都为他感到羞愧。不过他不在意，依旧受女孩喜欢。那只可能是因为他帅。
ONE OK ROCK 

一提起摇滚，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燥。李红旗对此很反感，他曾说：“他们（观众）都想躁起来，我就想干嘛要躁啊？”对我来说，我很喜欢海龟，但不代表我不喜欢燥的摇滚，只能说不同音乐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治愈功效，像OOR，就能让我在低落时像个爷们一样向世界宣泄。
摇滚很适合合唱，跟着上万人一起在体育馆高唱“we are”时，人类的灵魂便短暂共鸣了，只有性爱与音乐才能如此。齐声间，不同人的愤怒化为一股力量，他们的困境，成为了共同的敌人。领路人高喊：“wake up”，人们起身；高喊：“never give up”，人们振臂。声音如同利剑，一次次刺向看似不可战胜的对手。这或许诠释了悲剧为何伟大，在注定失败的结局面前，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人的勇气弥足珍贵。
在向死而生的生命里，共鸣是人与人唯一感同身受的阶段。我被合唱感动的几率超过任何一种音乐形式。毫无门槛的艺术，只需要靠人的数量实现。在波兰的商场里，人们高唱“Mama, just killed a man”，在邻桌的毕业会上，人们高唱“一直向南方开”，在伦敦碗，人们高唱“nanana na，hey jude”……
我哭了。流泪或许只为映衬氛围。
万能青年旅店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太阳初升时，忽然有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褪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支蜡烛。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然后十万支金喇叭又一次齐鸣。我忽然泪如雨下，但是我心底在欢歌。有一柄有弹性的长剑从我胸口穿过，带来了剧痛似的巨大感。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我站在那一个门槛上，从此我将和永恒连结起。”

——王小波
草东没有派对

二零年，高考结束，逃毕业典礼，躲在KTV唱《情歌》。服务员进来换话筒，呆滞三秒，合唱：
“杀了它 顺便杀了我 拜托你了”
都唱得一般，但是第一次与人合唱情歌。
崔健

疫情期间看了三场在线音乐会，西城男孩、阪本龙一、崔健。三个国家、三种风格、干同一件事。教授音乐会最后，工作人员戴着口罩举着“不要输给疫情”的白板，笼罩一股悲壮气息。
崔健在为蜡烛续火。这本就是个倦怠的时代，不能再让火熄灭了。仅靠摇滚乐是不够的，但也仅有摇滚乐能做到。
这段日子，很多大学教授在网络授课，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直在微博上直播戏剧，王小波、川端康成等人的读书会曾在网络播出，《十三邀》没有中断，但这些都不是人们首选的对象，也不是网络首先推送的对象。人们被网络服侍惬意，只剩呻吟，连选择谁来服务都费力。从服务大众，到服务受众，到为保留受众而努力，到迎合大众，只是一张单程票，没有返回的可能。如今我们再回头听崔健、窦唯、唐朝、鲍家街43号，为此惊讶；八十年代在台湾流行的音乐是披头士、鲍勃迪伦、滚石，为此震惊。曾经判断过气的音乐，经过时间考验后，又一次俯视现代人。
回忆热最大的问题在于，现实低迷，未来没有希望。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崔健在哪，不知道下一个王家卫是否有出头之日，不知道是否还能有第二个徐悲鸿，不知道王小波会不会在未来冒出，惊艳文坛。唯一确定的是，我们曾经拥有过。
“那么您也同帕纳卢一样认为鼠疫有它好的一面，它能叫人睁开眼睛，它能迫使人们思考!”
塔鲁问道。医生是这样回复的：
“鼠疫像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适用于这世界上的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有些人思想得到提高，然而，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向鼠疫屈膝。”
如果它既无法让人们思想提高，还让人们向它屈膝，那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了。

披头士（彩蛋）
“让我们恭喜利物浦赢下披头士德比，闯进欧冠决赛！”
by 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