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笔记的内容依然还属于“序言”的性质,就和之前说的一样,差不多需要两篇笔记的内容我们才能够进入正题。这些铺垫除了帮助我们了解一些背景之外,另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做一个“压缩”——神秘学的题目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其几乎等同于整个人类的文化进程。这种巨大的题目之下,如果硬着头皮来说,最后的结果就是充斥着空泛没意义的论述;像“科学是XXX”、“宗教其实XXX”、“人类是XXX”……这一类的话,其蕴涵的意义基本不会超过一句感慨所表达的内容。
第一篇笔记 已经大致概括了一下整个西方神秘学的背景内容,并且在最后部分简单地提了神智学协会。这一篇笔记就是上一篇这部分内容的完全扩展,同时为我们真正的主题做下铺垫。 之前提到过,这一个笔记系列将会和GEB一样,所以最终会围绕一本“著作”来展开。海伦娜·布列瓦茨基的神智学著作《隐秘教义》(The Secret Doctrine)将是这个读书笔记系列的真正主题——所以在进入真正的主题前,还需要铺垫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种思想流派中,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往往一种思想的流派不能完全等同于其创始人的思想——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某种主义开宗立派的那个人物的思想,是这个“主义”的基础。但是思想被传承的同时也会发展,理论也会生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复数的”后人们、传承者们共同给搭建起来的思想流派已经变得有些似是而非了——因为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理解,在这些后来的解读层层叠加起来之后,再回过头来作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变化。
可是在此,依然存在着“混淆”的问题,因为那块招牌还一直在那里;比如克苏鲁神话体系的创始人是洛夫克拉夫特,但是今天的克苏鲁神话还是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那个神话吗?这是文学上的一个例子,那么换一个;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但后世的儒学是否还保持了当初的思想内涵?佛教又如何?其它的思想呢……我们知道确实有不同,但是有时候就会忽略这些“区别”,因为时过境迁,当初的创始人已经成为了他们这一派的代表符号了。
这里提到的关于思想演变的过程就很值得大书特书了,当然可以最直接接触到这种“传承”演变的内容,就是各个思想、主义、流派等的历史了。所以任何一门学科,要想了解它,除了其本身的内容之外,它的发展史也是必须要了解的——这二者互为表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体。
上面所讨论的内容,是为了划出一条分界线。这个研究笔记的系列主要是围绕着海伦娜·布列瓦茨基本人的思想和著作——她是神智学的创始人,但神智学不仅仅只有她。整个神智学还有更多的内容,和值得一提的东西,也许在以后有机会会提到。
那么接下来还是继续我们的铺垫,大概的介绍一下海伦娜·布列瓦茨基其人以及神智学的大概内容。然后就要正式进入布列瓦茨基的《隐秘教义》中,一起来看看神智学所构筑的宏伟而又隐秘的世界……
海伦娜·彼得罗芙娜·布列瓦茨基(Елена Петровна Блаватская 1831年8月12日-1891年5月8日),通称“布列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是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时期的神智学家、作家与哲学家。她创立了神智学与神智学协会,在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的追随者。
有关布列瓦茨基的评价充满了争议,尤其是她早年时期周游世界的传奇经历。她的支持者们认为她是一位启迪大众的上师,批评者们则认为她是个满口谎言的神棍和剽窃者。因为有关其生平记载有许多可信度存疑的部分,而且布列瓦茨基曾刻意虚构自己的过往经历,也曾留下完全矛盾的几种生平纪录。尤其是她在1873年以前的著作几乎都没有留存下来,因此她这段期间的纪录大多是来自于不可靠的本人自述还有后世记述。有部分研究她的传记作家认为布列瓦茨基的家人所提供的,有关她早年生活经历的记载并不可靠。
海伦娜的父亲彼得·韩恩(Peter Hahn)是德国冯·韩恩(von Hahn)家族的后裔,曾在俄罗斯皇家骑炮兵队(Russian Royal Horse Artillery)服役,之后还晋升为上校:母亲则是俄罗斯贵族叶莲娜·韩恩(Yelena Hahn)。海伦娜出生时,她的父亲正在波兰镇压十一月起义。父女俩首次见面时,海伦娜已有六个月大。除了拥有德国和俄罗斯的贵族血统外,海伦娜还拥有法国贵族血统,她的高祖父是在法国遭受迫害的胡格诺派贵族,后来逃亡至俄罗斯,效忠了当时的沙皇凯瑟琳大帝。
海伦娜·布列瓦茨基在1831年8月12日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今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但在当时俄罗斯帝国所使用的儒略历中记为7月31日。她是家中的长女,一生下来便在俄罗斯东正教受洗。当时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正流行霍乱,母亲生下她不久后便遭受感染。幸运的是,母女俩最终还是从霍乱流行中幸存下来。
由于父亲彼得的职业原因,韩恩家时常带着仆人举家搬迁。海伦娜自小便习惯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一个地方,成年后的她之所以经常漂泊不定,或许也是受到童年时期的生活方式所影响。在彼得抵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一年后,韩恩家搬到了邻近的军事城镇卡缅斯科耶。在她两岁大时,弟弟沙夏(Sasha)由于无法及时获得医疗方面的协助而死亡(死亡地点是另一座城镇)。1835年,母亲叶莲娜带着四岁的海伦娜搬到了敖得萨,海伦娜作为公务员的外祖父安德烈·法捷耶夫(Andrei Fadeyev)当时在那上班,她的妹妹薇拉·彼得罗芙娜(Vera Zhelikhovskaya)后来也在这座城市出生。
后来,彼得被上级派往圣彼得堡。1836年,全家也跟着父亲搬去了那里。母亲叶莲娜很喜欢这座都市,她在这里以“Zenaida R-va”的笔名开启了作家生涯,写了几本小说,也曾将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的作品翻译成俄文。彼得大约在1837年回去了乌克兰,但叶莲娜选择继续留在这座城市。之后,法捷耶夫因工作需要而搬去了阿斯特拉罕,海伦娜和母亲也跟着同行,她们在那与卡尔梅克人的领袖图们(Tumen)成为朋友。卡尔梅克人信仰藏传佛教,海伦娜在这第一次接触到藏传佛教。
1838年,叶莲娜带着女儿们搬到了波尔塔瓦,与丈夫重聚。她教女儿弹钢琴,也替她安排了舞蹈课程。之后由于叶莲娜的身体状况恶化,她们搬回了敖得萨,海伦娜在这个时期学习了英文,老师是一位英国女家教。她们随后又搬到了萨拉托夫,1840年6月,海伦娜的弟弟列昂尼德(Leonid)在此地出生。这个家庭之后又搬到波兰,然后又回到敖得萨。海伦娜的母亲于1842年6月死于结核病,享年28岁。
母亲死后,三个幸存的孩子被送去萨拉托夫与她们的外祖父同住,法捷耶夫这时已被任命为萨拉托夫省省长。根据亲戚所提供的资料,海伦娜常与下层阶级的孩童玩在一块,热衷于恶作剧和阅读。她学习法语、美术、音乐等科目,所有课程都是为了让她在将来找到一位好丈夫。放假时,她会和外祖父母一同拜访卡尔梅克人,向图们等人学习骑马和标准藏语。历史学家理查·达文波特-海因斯(Richard Davenport-Hines)将年幼的海伦娜描述为“被宠坏、任性又体弱多病的孩子”“迷人的故事讲述者”(注意海伦娜幼年时期的经历都存在不可靠描述的情况,而这里提到的童年部分,可能是后来海伦娜喜欢虚构自己经历的起点)。
海伦娜·布列瓦茨基曾宣称,自己在萨拉托夫发现了曾祖父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多尔戈卢科夫亲王(Prince Pavel Vasilevich Dolgorukov,死于1838年)所遗留下来的私人图书馆,里头有许多神秘学典籍,激发了她对相关领域的兴趣。多尔戈卢科夫亲王在1770年代晚期参与了共济会的活动,属于“严规礼仪(Rite of Strict Observance)”的一分子,也有传言说他与亚历山德罗·卡里奥斯特罗(Alessandro Cagliostro)和圣日耳曼伯爵彼此相识。海伦娜还宣称自己在这个时期历经了神秘体验,年幼的她在幻象中见到了一位“神秘的印度人”(Mysterious Indian),未来的她将会与这男人的本尊结识。后世传记作家认为这是海伦娜首次提及“圣者”(Masters)这一概念——后来神智学中,这个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根据布列瓦茨基后来的自述,在1844年到1845年左右,她被父亲带到了英格兰,造访了伦敦和巴斯。她自述,自己在伦敦向波西米亚音乐家伊格纳兹·莫谢莱斯学习钢琴,还曾与克拉拉·舒曼一同演出……
有些传记作家则认为这趟英国之旅只是海伦娜自己虚构的,因为在她妹妹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过这段经历。她与阿姨叶卡捷琳娜·安德烈耶夫娜·维特(Ekaterina Andreevna Witte)生活了一年之后,搬到了乔治亚的提比里斯,当时她的外祖父法捷耶夫被任命为当地的主管。她宣称自己在这段时期与戈利岑家族的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戈利岑(Alexander Vladimirovich Golitsyn)结识为友人。戈利岑是俄罗斯共济会会员,他激发了海伦娜对神秘学领域的兴趣。海伦娜还声称自己在这段期间遭遇了更进一步的超自然现象,她经历了魂灵投射,也在幻觉中再度见到了之前提及的“神秘印度圣者”。
17岁那年,海伦娜同意嫁给埃里温省的副省长,40岁的尼基弗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布列瓦茨基(Nikifor Vladimirovich Blavatsky)。从这里开始直至1873年之间的这段时间,就是后世传记作者以及反对者质疑海伦娜·布列瓦茨基生平经历的主要一段内容。首先就是从这场年龄差距巨大的婚姻开始:海伦娜本人之所以同意这桩婚姻的理由不明,后来她宣称是因为被自己丈夫对于魔法的信念所吸引。但是矛盾在于她在即将举行婚礼曾前试图退婚,之后两人的婚礼还是顺利于1849年7月7日举办。
婚礼之后她与丈夫搬到了埃里温的萨达尔宫(Sardar Palace),期间海伦娜曾多次尝试逃跑去见自己在蒂夫利斯的家人但是未果。最后她的丈夫软化了,让她在仆人的陪伴下,将她送到敖得萨去见她的父亲彼得。彼得当时计划带着她一同返回圣彼得堡,她们途经波季和克赤,仆人们原打算就这么把海伦娜送回敖得萨,但布列瓦茨基却在半路溜走了。后来她宣称自己是避开了仆人之后,贿赂了负责将她们一行人带到克赤的船长,最后她抵达君士坦丁堡。这是她为期九年的世界旅行的起点,后世研究者认为她的父亲彼得可能有向她提供资金。
这段期间,布列瓦茨基并没有撰写日记,也没有随行的亲属可以证实她的活动纪录。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Nicholas Goodrick-Clarke)提醒,她这段时间的纪录完全基于“她自身宣称的未证实纪录”,同时也存在着时间顺序上的矛盾。宗教研究学者布鲁斯·F·坎贝尔(Bruce F. Campbell)认为“(她的人生)接下来的25年都没有可靠纪录”。传记作家彼得·华盛顿(Peter Washington)表示“从这个时期起,她的传记中神话与现实开始融合起来”。
根据布列瓦茨基本人的说法,她先是在君士坦丁堡与一位匈牙利籍的歌剧演唱家阿加帝·梅特罗维奇(Agardi Metrovitch)结识。两人相识的契机是初次见面时,布列瓦茨基救了差点遭到谋杀的他。她与同样在君士坦丁堡结识的另一位友人索菲亚·基谢廖娃伯爵夫人(Countess Sofia Kiselyova)共同游览了埃及、希腊和东欧等地。在开罗,她结识了名叫阿尔伯特·罗森(Albert Rawson)的美国艺术系学生,他后来撰写了许多有关中东的文章,据说她俩一同拜访了科普特人的巫师保罗斯·梅塔蒙(Paulos Metamon)。
1851年,她在巴黎遇见了信奉动物磁性说(Animal magnetism)的催眠师维克多·米夏尔(Victor Michal),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她抵达了英格兰。根据自述,她就是在这遇见了童年时期多次出现在她眼前的那位“神秘的印度圣者”,那是一名印度教徒,她将对方称之为“莫里亚大师(Morya (Theosophy))”。她自己讲了好几种不同版本且自相矛盾的相遇过程,例如会面地点一会是在伦敦,一会是拉姆斯盖特。总之,海伦娜坚称对方向自己传达:“你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前往西藏。
于是海伦娜立刻启程,她规划自己的路线是走穿过美洲以前往亚洲的路线,她于1851年秋季抵达加拿大。受到詹姆斯·菲尼莫尔·库珀笔下小说的启发,她在魁北克当地的原住民社区中四处探寻,希望能见到他们的“魔法-宗教”专家,但却不幸遭到当地人的抢劫。她后来将这些原住民的行为归因于外来的基督教传教士,认为是他们让原住民腐败堕落。随后她前往南方,途经纽奥良、德克萨斯州、墨西哥和安地斯山脉,从西印度群岛搭船前往锡兰,最后抵达孟买(当时称为“Bombay”)。她在印度待了两年,据说这是莫里亚寄给她的信件中向她下的指示。当时她第一次尝试进入西藏,但却遭到英国政府的阻止。
之后她就搭船返回欧洲,在途经好望角时发生了船难,但她幸免遇难并于1854年抵达了英格兰。当时克里米亚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作为俄国公民的海伦娜·布列瓦茨基因此得面对来自周遭的敌意,她向他人谎称自己是要在皇家爱乐协会(Royal Philharmonic Society)的演奏会上表演的音乐家。之后她搭船到了美国,在纽约市游览时和友人罗森相遇。之后前往芝加哥、盐湖城和旧金山,最后搭船经过日本并回到印度。她在喀什米尔、拉达克和缅甸待了一会,打算再次尝试进入西藏。根据她本人的说法,这次她成功了。
1856年,在一位打算进入西伯利亚的鞑靼巫师的陪同下,布列瓦茨基从喀什米尔尝试进入西藏。该巫师相信布列瓦茨基这个俄罗斯人能够帮助他进入西伯利亚。结果他们在抵达列城前就先迷路了,最后是跟着另一群正在旅行的鞑靼人走回了印度。她途经马德拉斯和爪哇岛后又回到欧洲。她先是在法国和德国待了一会,在1858那年回家与自己的家人重聚,之后定居于普斯科夫(为了进西藏环绕世界两圈……)。
海伦娜后来声称自己在这段时期里,展现出了比幼年时期更强大的超能力。她可以用意念让房屋咯吱作响,也能让家具自行移动。1860年,她和妹妹前去拜访住在提比里斯的外祖母,在那巧遇了梅特罗维奇。
1862年,她与丈夫重归于好。夫妻俩领养了一个叫做尤里(Yuri)的孩子,但这孩子却在5岁时不幸早夭,埋葬时被冠上了梅特罗维奇的姓氏。1864年,布列瓦茨基在萨梅格列罗骑马时意外自马背摔落,脊椎骨折,昏迷了好几个月。为了养伤被送回了提比里斯,之后渐渐苏醒。苏醒后布列瓦茨基声称自己变得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超能力,随后她启程前往意大利、外西凡尼亚和塞尔维亚,在此期间她学习了卡巴拉。海伦娜于1857年前往巴尔干半岛、匈牙利和意大利,在威尼斯、佛罗伦斯和门塔纳待了一段时间。她声称自己在门塔纳战役(Battle of Mentana)中为朱塞佩·加里波底作战而受了伤。
由于收到了莫里亚捎来的口信,布列瓦茨基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在该地与莫里亚会面之后,两人一同踏上前往西藏之旅。她们此次进入西藏的路线是经由陆路穿过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喀什米尔后抵达西藏。在西藏时,两人据说是借住在莫里亚的友人与同僚库特忽米(Koot Hoomi)大师的家,该处距离扎什伦布寺不远。( 扎什伦布寺意为“吉祥须弥寺”,全名为“扎什伦布白吉德钦曲唐结勒南巴杰瓦林”,意为“吉祥须弥聚福殊胜诸方州”。位于现在中国西藏日喀则的尼色日山下。是该地区最大的寺庙,也是中国著名的六大黄教寺院之一。 )
根据她本人的说法,莫里亚和库特忽米都是来自旁遮普的喀什米尔人,库特忽米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导师,会在家中指导学生。据说库特忽米曾在伦敦和莱比锡待过一段时间,因此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和法语,他和莫里亚同样都是素食主义者。
布列瓦茨基称自己在西藏学会了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代语言“森札尔语(Senzar language)”。寺院的僧侣保管着几篇用该语言所写成的文本,布列瓦茨基在那里时翻译了其中一部分。根据她后来的说法:当地人不允许她直接进入寺院。在这段期间,莫里亚和库特忽米帮助她开发并掌控自己的超能力。她的能力包括透视、透听(clairaudience)、心电感应、控制他人意识、使物体消失及再度出现、将人的情绪体(Astral body)投射到现实中,使得看上去像是同一时间在不同地方出现了两个一样的人。她说自己在1868年末至1870年末的这段期间一直在这闭关修行。布列瓦茨基并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自己曾走访拉萨,但她口头上曾数次提及此事,而且她妹妹也有提到过。
由于海伦娜·布列瓦茨基的这段经历过于传奇,而且也缺乏可靠的记述——这段旅程完全基于她自己的说法,并没有其他的可靠资料能够加以佐证。所以这段“西藏之旅”充满了争议,许多她的反对者与传记作家相当怀疑布列瓦茨基是否真的有走访过西藏。其中一个质疑的理由是当时的西藏并不对外开放,欧洲人很难进入,且就算进入西藏也必须面对严酷的地势及危险的土匪,而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布列瓦茨基看起来并不具有足以应付这段旅程的身体能力,所以令人怀疑当时的她是否有办法撑过这段旅程。传记作家玛丽恩·米德(Marion Meade)则在提及布列瓦茨基的西藏之旅及其他各种冒险经历时如此评论:“里头几乎没有一个字是真的。”
不过也有不同的意见:部分传记作家指出,由于附近的居民和朝圣者能够自由进出西藏,且布列瓦茨基是与莫里亚同行,所以她还是有可能进入西藏。她也有可能被误认为亚洲人而被放行。此外,布列瓦茨基写下了对于日喀则市的第一手资料描述,而当时的西方世界并不存在她可以用来参考的相关资料。20世纪的日本佛学学者铃木大拙也说,布列瓦茨基对于大乘佛教有着很深的了解,这表示她可能真的曾在西藏的佛寺修行过。传记作家盖瑞·拉克曼(Gary Lachman)认为若此事为真,那布列瓦茨基可说是“19世纪最伟大的旅行者之一”,他也补充“虽然我不知道这事是真的假的。”
布列瓦茨基声称,她之所以离开西藏也是因为使命。她的使命是向世界证明,唯心论者(Spiritualism)所发现的现象是客观上真实存在的,从而捍卫唯心论不受欺诈指控。然而,她也指出,灵媒们接触到的实体并不像灵媒运动通常所说的那样是死者的灵魂,而是顽皮的元素精灵,抑或是已逝者所遗留下来的“壳”(shells)。
离开西藏后,她穿过苏伊士运河抵达希腊,在这又与另一位“大师”——希拉里翁大师(Master Hilarion)相识。她搭乘“尤蒙尼亚”号(SS Eumonia)前往埃及,但船只很不幸地在航途中(具体日期是1871年7月4日)发生意外爆炸,布列瓦茨基是船上400多名乘客中仅有的16名幸存者之一。抵达开罗后,她与先前结识的科普特巫师梅塔蒙见了面。在一个名叫艾玛·切汀(Emma Cutting)的女人的协助下,布列瓦茨基成立了名为“精神协会”(société spirite)的组织,该组织的理念主要基于亚兰·卡甸的唯灵论。与主流的唯心论不同的是,卡甸的唯灵论信奉灵魂转世的可能性。然而,布列瓦茨基认为切汀和那些协会雇用的巫师都是骗子,因此她两周后便关闭了协会。她在开罗又认识了埃及学家加斯东·马伯乐和另一位“瑟拉彼斯贝(Serapis Bey)大师”。她也再度遇见了梅特罗维奇,但对方不久后便死于伤寒。之后布列瓦茨基宣称她有帮忙监督了梅特罗维奇的葬礼。
离开埃及后,布列瓦茨基陆续经过叙利亚、巴基斯坦和黎巴嫩,在途中碰到了德鲁兹教派的教徒。她也在这趟旅程中结识作家兼旅行家莉迪娅·帕什科娃(Lidia Pashkova),布列瓦茨基这段期间的旅程也因帕什科娃留下的纪录而得以被证实。1872年7月,她回到敖得萨与家人短暂重聚,之后又于1873年4月踏上了新的旅途。布列瓦茨基在布加勒斯特和巴黎待了一段时间,根据她自己的说法:之后她在莫里亚的指示下前往美国,于7月8日抵达纽约市。她搬进曼哈顿下东区麦地逊街上的一间女子合租屋,接了裁缝和广告明信片设计的计件工作来赚取生活费。至此布列瓦茨基开始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纽约太阳报》的记者安娜·巴拉德(Anna Ballard)采访了她,留下了布列瓦茨基口中那趟西藏之旅的最早的文字纪录。从这一刻起,布列瓦茨基才终于开始留下“可被后世历史学家证实的生平纪录”。( 前面的经历其实也存在部分是可被证实的,这才是引发争议的所在……确实有一部分事情可以被证明,但又不是全部,仅仅是侧面的佐证……留给人们的遐想空间太大了。 )
不久之后,布列瓦茨基收到了父亲彼得过世的消息,她得到了父亲留给她的一笔丰硕遗产。于是布列瓦茨基搬进了豪奢的旅馆里居住,1874年12月,她遇见了乔治亚人米哈伊尔·贝塔内利(Mikheil Betaneli),他对布列瓦茨基相当着迷于是就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他一再要求布列瓦茨基嫁给他,而布列瓦茨基最终也屈服了。但问题是当时她的第一任丈夫仍然在世,两人也没有离婚,这就成了重婚。不过,由于布列瓦茨基拒绝与他圆房,贝塔内利最终在提出离婚后返回了乔治亚,两人的姻缘到此结束。
1874年10月,布列瓦茨基去拜访了齐坦丹(Chittenden, Vermont)的埃迪兄弟(Eddy Brothers),这对自称为超能力者的兄弟宣称能够办到“空中飘浮”(Levitation (paranormal))。她在那遇见了《每日图报(The Daily Graphic)》记者亨利·斯太尔·奥尔科特,当时他正在调查埃迪兄弟。据说布列瓦茨基展现出的超能感应力令奥尔科特印象深刻,他因此决定要在报纸上为她撰写一篇文章。两人很快便建立起亲密友谊,还帮对方取了绰号,布列瓦茨基叫他“马洛尼”(Maloney),奥尔科特则称她为“杰克”(Jack)。
奥尔科特让布列瓦茨基的超自然信仰在当时社会上获得了很大关注,《太阳报》(The Sun)的编辑部也因此安排了一场她的访问。奥尔科特也在自己的著作《唯心论,来自另一世界的人们》(People from the Other World,1875年)中详述了关于布列瓦茨基的事迹,布列瓦茨基的笔友亚历山大·阿克萨科夫(Alexander Aksakov)鼓励她将该书翻译成俄文。在此期间,她开始用自身的超自然信仰去指导奥尔科特,最终使奥尔科特成了一位独身主义者、禁欲者和素食主义者,尽管布列瓦茨基自己不是素食主义者。1875年1月,两人一同去费城拜访了信奉唯心论的两名巫师“尼尔森与珍妮·欧文”(Nelson and Jennie Owen),欧文要求奥尔科特测试他们,好证实他们所拥有的超能力是真的。奥尔科特最终相信了他们,但布列瓦茨基则认为当时发生的超自然现象只是这两人伪造的。
布列瓦茨基和奥尔科特的活动使得人们开始对他们的信仰产生了兴趣,在埃尔德里奇·格里·布朗(Eldridge Gerry Brown)在波士顿出版的《精神科学家》(The spiritical Scientist)一书中发表了一封通告。通告里他们给自己取名为“卢克索兄弟会”,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受到赫密士卢克索兄弟会(Hermetic Brotherhood of Luxor)的启发。两人搬到纽约市的出租公寓中,一起生活,用动物标本和宗教人像来装饰住处,借由奥尔科特的律师工作来维持两人的生活经济。他们换过好几间公寓,当中最后那间被昵称为“喇嘛寺”。之后在大师们的鼓励下,两人在纽约市成立名为“奇迹俱乐部”(Miracle Club)的组织,并透过其举办了好几场奥秘讲座。两人也借由奇迹俱乐部结识了爱尔兰唯心论者威廉·关·贾奇,彼此之间分享了许多共同爱好。
在奇迹俱乐部于9月7日举行的一场集会中,布列瓦茨基与奥尔科特、贾奇等同志决定要成立一个神秘学组织,成员之一的书商查尔斯·索瑟兰(Charles Sotheran)提议将组织命名为“神智学协会”。“神智学”(Theosophy)这个单字来自于希腊文“theos”(神)和“sophia”(智慧),意思为“神的智慧”。这个单字并非是他们独创的,17世纪的炼金术师乔治·史塔基(George Starkey)与基督教神秘主义者雅各·波墨都曾在各种场合使用过这个单字。神智学者们经常争论要“如何定义神智学”,贾奇则认为这是无法清楚定义的。布列瓦茨基坚持认为神智学并不是一种宗教。盖瑞·拉克曼则如此描述神智学:“ 就像是支很宽的雨伞,你可以在伞下找到许多东西 ”。
1875年11月7日,布列瓦茨基、奥尔科特、贾奇与其他16名成员在纽约市正式成立了神智学协会。在成立之初,奥尔科特被任命为主席,由贾奇担任秘书。布列瓦茨基的职位是通信秘书(corresponding secretary),但她仍然是协会的实质领导人物与主要理论家。其他有名的早期成员还包括艾玛·哈定·布里顿(Emma Hardinge Britten)、威廉·L·奥尔登(William L. Alden)、C·C·梅西(Charles Massey)和布鲁杰西阁下(Signor Bruzzesi)等人,他们都为神智学协会的运作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其中有的人后来离开了协会。
1875年,布列瓦茨基开始投入写作,打算写出一本描绘她那神智学世界观的概述书。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纽约州绮色佳的自家住处,在英语写作方面受到康乃尔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授海勒姆·科森(Hiram Corson)帮助。她原先打算将书名命为《伊西斯的面纱》(The Veil of Isis),但最终出版时的名称是《揭开伊西斯的面纱》(Isis Unveiled, 副标题:古代神秘与现代科学神学的万能钥匙 )。布列瓦茨基声称自己在写作时察觉到存在于自己体内的“第二个意识”,称其为“我体内的房客”,并指出正是这位房客令她文思泉涌。布列瓦茨基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书中引用了大量神秘学书籍、宗教文献,而她的同僚奥尔科特则说她根本没有摸过那些书籍。传记作家拉克曼认为若此事为真,那她可能是拥有遗觉记忆。由于引用各种来源不同的早期文献,《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布列瓦茨基前所未有的把很多不同的思想汇聚到了一起构筑出了某种“始源思想”的“模型”。
在这本书中,布列瓦茨基提出了她的神智学说的核心概念——她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思想都系出同源,既存在一个“原始智慧”(Ancient Wisdom),一切的宗教都是从这个原型上发展出来的。布列瓦茨基把这个观点与西方神秘学和新柏拉图主义联系起来,同时阐述了她的唯心主义思想,并对达尔文进化论提出了批评,说它只涉及物质世界而忽视精神领域。该书由哲学教授亚历山大·怀尔德(Alexander Wilder)帮助编辑,于1877年出版了两卷。
尽管该书出版之后遭到了主流媒体的大量负面评论,其中一部分负面评论就强调:该书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大量引用了大约100多本其他书籍。但是事实上,这本书的出版在商业上给还是获得了很巨大的成功,最初印刷的1000册书几乎在一周之内就销售一空。出版商于是要求布列瓦茨基继续写作后续,但是她却拒绝了。尽管《揭开伊西斯的面纱》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神智学协会的活动在1876年逐渐陷入了停滞状态。不过当时协会已经在美国和伦敦都分别建立了新的支部,同时像托马斯·爱迪生和艾布纳·道尔戴等知名人士也加入了协会。到了1878年7月,海伦娜·布列瓦茨基正式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19世纪,神智学协会与当时在印度轰轰烈烈的“印度教改革运动”【 注1 】产生了关联。梵社、雅利安社(Arya Samaj)和罗摩克利希那传教会三大改革社团是当时印度教改革的主力。西北印度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斯瓦米·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Swami Dayananda Saraswati)创立雅利安社试图通过净化印度教来实现印度教社会的复兴。他以《吠陀》经典唯一依据,驳斥当时印度教所有腐朽落后的东西,并试图创立一个以“吠陀”为权威的世界宗教;布列瓦茨基和奥尔科特认为,神智学协会与雅利安社这两个组织有着共同的精神世界观。
注1 :19世纪初,伴随着英国的入侵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传入,西方思想文化也开始传播到印度,使印度封建意识形态和传统宗教文化造受到极大的冲击。为振兴国家和民族,印度的一些先进思想家掀起了一场以改革印度教为先导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并不是单一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且也是社会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它发源于孟加拉,逐步扩展到全国,持续时间近百年之久,震撼了印度社会各个领域。
由于对在美国的生活不满,布列瓦茨基决定移居印度,奥尔科特也决定加入她,于是获得了美国驻印度贸易代表的工作。在启程前一年的12月份,两人为前往印度做准备,变卖了许多财产。当时爱迪生送给了他们一台留声机,让他们带去印度。他们乘坐“加拿大”号离开纽约,然后先去了伦敦。在伦敦与祝福者(可能是协会成员或者信徒等)会面后,他们前往利物浦,在那里搭船,于1879年2月抵达孟买。在该市,雅利安社的成员胡里春德·钦塔蒙(Hurrychund Chintamon)组织了庆祝活动,然后在孟买本地区的吉尔高姆路(Girgaum Road)获得了一所房子。
布列瓦茨基在印度的时候,主要交往的都是印度本地人,而不是英国派遣过来的的驻印人员,她雇佣一个当地15岁的男孩巴布拉(Babula)作为她的私人仆从。神智学协会在英帝国主义和基督教化的企图面前为印度宗教据理力争,这让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都对神智学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这导致了英国情报部门监视起了布列瓦茨基在孟买的活动,他们怀疑她是间谍,在为俄罗斯帝国工作。
同年4月,布列瓦茨基带奥尔科特、巴布拉和他们的朋友穆尔吉·萨克西来到卡拉洞穴,宣称那里有秘密通道,通往圣者们在地下聚集的密会场所。然后声称那些圣者们通过心灵感应命令她前往旁遮普(Punjab 现今位于巴基斯坦东部)的拉吉普塔纳,于是她和奥尔科特向北走去。在亚穆纳河,他们遇到了坐在莲花座上52年的遁世者巴布·苏尔达斯(babu surdass),后到达了泰姬陵。在萨哈兰普尔(Saharanpur),他们会见了达耶难陀参观了他的雅利安社,然后返回孟买。
1879年7月,布列瓦茨基和奥尔科特开始撰写神智学协会月刊《神智学家》,第一期于10月出版。这本杂志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读者,杂志交给了一位神智学家达莫达尔·K·马瓦兰卡尔(Damodar K. Mavalankar)来运营,他提出了把那些圣者们(Masters)称为圣雄(mahatma)的想法。
12月,布列瓦茨基和奥尔科特前往阿拉哈巴德,在那里访问了阿尔弗雷德·珀西·辛内特(Alfred Percy Sinnett),他是《先锋》(The Pioneer)杂志的编辑,也是一位热心的唯心主义者。艾伦·屋大维·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 英属印度政府公务员,印度国大党之父,鸟类研究家)也是当时辛内特的客人,他们请布列瓦茨基在他们面前展示自己的超能力。之后布列瓦茨基他们前往贝拿勒斯,在那里他们住在维齐亚纳格拉姆王公的宫殿。布列瓦茨基和奥尔科特随后被佛教僧侣邀请到僧伽罗(斯里兰卡的古代名称,又称狮子国)。在那里,他们正式皈依佛教,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皈依佛教的人。
1880年5月,他们在罗摩衍那尼卡亚纳举行的一个仪式上接受了五戒。在岛上游览时,人们对这两个皈依佛教而不是来传播基督教的西方人很感兴趣。他们的事迹提升了僧伽罗民族主义的自豪感,他们被邀请到康提去看佛牙舍利。
在得知艾玛·切汀(前面帮助布列瓦茨基建立“精神协会”的那位女士——雇了一堆骗子……)和她丈夫在僧伽罗陷入了贫困后,布列瓦茨基邀请他们搬进她在孟买的家。然而,切汀惹恼了同住在布列瓦茨基家的另外两位美国神智学家罗莎·贝茨(Rosa Bates)和爱德华·温布里奇(Edward Winbridge);因为布列瓦茨基支持切汀,使得贝茨和温布里奇决定离开并回到了美国。布列瓦茨基随后被邀请到西姆拉与辛内特共度更多的时光,并表演了一系列让其他客人大吃一惊的意念超能力;有一次,她在野餐时当着众人面把一个茶杯和碟子变进了土里。
辛内特很想联系到那些“圣者”们并且和他们直接对话。于是他说服了布列瓦茨基促成他们之间的交流,这场交流的成果就是产生了一部1400多页的书信集,据称这些内容是由是由科特·霍米(Koot Hoomi)和莫里亚(Morya)所著,这部书信集被称为《圣雄书函》(the Mahatma Letters)。辛尼特在他的《密宗佛教》(Esoteric Buddhism 1883)一书中总结了这些信件中所包含的教义,虽然自从这本书出版以来,一直有佛教学者,比如:马克斯·穆勒尔(Max Müller)公开强调这些内容并不是佛教的教义,布列瓦茨基本人也不喜欢这个带有误导性的标题。关于这些信件的真实性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争议,有的人认为这些信件是布列瓦茨基自己写的,也有人认为这些信件是由不同的人写的。
事实上,神智学协会在印度的活动,是遭到了基督教传教士以及英国驻印政府的抵制的。印度的所有英语媒体几乎一致对神智学协会持否定态度,但是协会还是很收到印度当地人的支持的,很快协会就在印度的全国各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奥尔科特决定设立佛教教育基金,以对抗基督教信仰在僧伽罗的传播,并鼓励僧伽罗人对佛教产生信仰。虽然布列瓦茨基最初是反对这个想法的,她说“圣者们”不会批准,结果奥尔科特的基金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于是她不得不改变了对这件事的看法。之后,布列瓦茨基被诊断出患有布莱特氏病(一种肾脏疾病的分类:现代医学将其描述为急性或慢性肾炎)。为了养病,布列瓦茨基接受了马德拉斯神智学协会分会的邀请,搬到了分部所在的城市,希望那里的天气有助于康复。
1882年11月,协会在阿德亚尔购买了一处地产,将那里作为他们的永久总部;并为布列瓦茨基预留了几个房间,布列瓦茨基于12月搬进了这些房间。之后她继续在次大陆(尤指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内的南亚次大陆)旅行,声称她后来在锡金(位于喜马拉雅山南坡)和西藏度过了几天,在那里她参观了她的老师的道场。随着她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她最终同意陪同奥尔科特前往英国,奥尔科特计划在那里为僧伽罗的佛教进行辩护,并与神智学协会伦敦分会合力解决问题。(英国政府和基督教的打压……)
1883年3月,她乘船前往法国马赛,与神智学会法国分会的创始人凯斯伯爵夫人(詹姆斯·辛克莱的遗孀,第14任凯斯伯爵)见面,并与她一起继续前往巴黎。之后她在伦敦的协会管理会议上,试图平息辛内特与安娜·金斯福德(Anna·Kingsford)和爱德华·梅特兰(Edward Maitland)之间的争论。但不幸的是,这反而造成了协会的内部分裂。在伦敦,布列瓦茨基也接触到了一些英国本土的超自然研究组织,但她将他们讽刺为:“幽灵研究协会”。
由于布列瓦茨基去了欧洲养病,离开了协会总部。之前收留的艾玛·切汀与她的丈夫亚历克西斯·库伦同神智学协会成员之间积累的矛盾终于彻底爆发——这次事件被称为“ 库伦事件 ”:协会总部成员指控艾玛于其丈夫私自挪用协会资金,并驱逐库伦夫妇离开协会。而艾玛与其丈夫拒绝离开,并声称自己手中握有布列瓦茨基超能力是造假的证据,并以此来威胁敲诈协会。协会拒绝了他们的勒索并将他们从协会所提供的居住地驱逐了出去。于是库伦夫妇找到了马德拉斯的基督教学院杂志,并把他们声称的所谓证据提供给了他们。杂志发表了一篇公开文章,同时布列瓦茨基也起诉库伦夫妇。
由于当时神智学协会已经拓展到了多个国家,这件事情引发了国际关注。总部位于伦敦的《泰晤士报》也报道了这件事。1884年11月,布列瓦茨基前往开罗她和神智学家查尔斯·韦伯斯特·莱德拜特寻找到了库伦夫妇的累累前科(诈骗、敲诈勒索)——只能说在这件事情上,布列瓦茨基遇人不淑,并给自己招来了巨大的争议。同时,这件事在神智学协会的内部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印度的协会( 考虑到协会外部英国政府和基督教会……他们不乘机落井下石才怪 )……尽管神智学协会和布列瓦茨基本人在印度还是很受肯定的。
到了1885年的时候,由于健康状况不断的恶化,布列瓦茨基开始考虑返回欧洲,换一个更好的环境来养病。于是1885年的三月,她辞去了印度神智学协会总部的秘书职务并且离开了印度。也差不多是在这一年,神智学协会正处在发展的高峰期;全世界已经设立了121个分会机构,其中106个分别位于印度、缅甸、僧伽罗等地。最初这些分会都是依靠总部直接操控运营——比如场地的租住还有会员的认证都是靠总部来决策。但随着发展的范围越来越广,这些分会也都开始逐渐自己独立运营起来了。虽然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是由于扩展的太开,协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行政层级之间的紧张关系——说白了就是分部与总部的权力之争。
1885年的4月,布列瓦茨基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定居,她主要依靠协会分部的养老金生活,同时撰写自己的下一本著作《隐秘教义》(The Secret Doctrine)(这也是本系列研究笔记的主要研究对象)。之后她搬到了巴伐利亚,在那里,一位瑞典的神智学家康斯坦斯·瓦赫特迈斯特伯爵夫人(the Countess Constance Wachtmeister——守望者?)拜访了她,并且在布列瓦茨基的余生里都一直陪伴着她。
1885年12月,英国心理研究学会(SPR)发表了一份200页的针对布列瓦茨基以及神智学协会的研究报告。报告的作者是理查德·霍奇森博士(Richard·Hodgson)在这份报告称布列瓦茨基是俄罗斯帝国政府的间谍,并且指控她伪造超自然现象,以此来进行诈骗。这份报告的主要依据,是来自于之前神智学协会的“库伦事件”里的那份所谓“证据”。这份报告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冲击,布列瓦茨基的一部分追随者因此而谴责她并退出了神智学协会。(粉转黑?)
布列瓦茨基原本想起诉霍奇森,但是遭到了奥尔科特的反对,因为他担心这会对神智学协会的社会形象造成损害。布列瓦茨基在自己的私人信件中表示:幸运的是批评集中在了她的身上,而没有祸及“圣者们”,这令她感到松了一口气。
几十年后,神智学家对这份报告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霍奇森博士在这份报告中对布列瓦茨基进行攻击和证伪的方法论有问题,是针对布列瓦茨基本人的反驳和攻击,而不是对她的主张和能力进行公正地分析;这有失公允。1986年心理研究学会(SPR)承认了这份报告的问题,并收回了报告的结论。但是争议并没有结束,虽然霍奇森的对于布列瓦茨基的结论被驳回了,但他所提出的质疑并没有被解决。
1886年,布列瓦茨基的身体状况已经让她基本上只能坐在轮椅上了,她搬到了比利时的奥斯坦德,欧洲各地的神智学家都来看望她。为了让养老金更加充裕,她创办了一家小型油墨生产企业。她收到了神智学协会伦敦分会成员的来信,他们对布列瓦茨基把协会的经营权交给辛内特感到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辛内特是在争取上层阶级的支持,而不是鼓励在全社会推广神智学。布拉瓦茨基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她于1887年5月抵达伦敦,在神智学协会成员的家中借住。
在伦敦的时候,布列瓦茨基建立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内部委员会,用来和辛内特运营的协会派系做对抗,这样的内部对抗导致了大量协会成员的离开。之后布列瓦茨基一边运营自己的委员会,一边接见了大量访客,其中包括了著名诗人和神秘主义者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到了1888年,布列瓦茨基建立了神智学协会的内部秘密组织,这是一个完全由她一手控制的内部组织,只有经过测试的人才能进入(完完全全的第一军团内环啊……)。她认为这是一个属于“真正的神智主义者”的地方,他们所专注的应该是神智学体系的哲学内涵,而不是去搞什么超自然现象。
她在运营自己的内部组织的同时,页创办了一份杂志。她不顾争议的把杂志命名为《路西法》(Lucifer),这本神智学刊物里,布列瓦茨基试图让神智学完全摒弃有个关于超自然现象的种种主张,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哲学思想的探讨上。在此期间,布列瓦茨基完成了自己的《隐秘教义》的写作。然而当时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样一本1500页的书,于是她干脆从成立了一家神智学出版公司,专门把这部著作分成了两卷出版:第一卷出版于1888年10月,第二卷出版于1889年1月。
写到此处,笔者有点虚了……这个笔记系列的坑写的完吗?……
布列瓦茨基在这本著作中,探讨了她自己关于宇宙、星球和人类物种如何存在的“宇宙生成论”的观点,同时还探讨了关于人的灵魂以及来生轮回等等问题。她说这本书中包含了她对于西藏宗教经文《哲言经》(Book of Dzyan);她说这是她在西藏学习期间接触过的一本用已经失传了的森札尔语写成的宗教经文。佛教学家大卫·雷格尔(David·Reigle)声称这部经文是属于藏传佛教正典里坦陀罗【 注2 】的部分.但是大多数佛教学者在研究密宗的时候都得出结论:并不存在《哲言经》这样的文本,完全是布列瓦茨基自己虚构的。
注2 :坦陀罗是一个重要的印度教哲学体系,其内涵激进但又影响力巨大。印度教、佛教密宗等都被其内涵渗透——性力派、密宗双修等皆是其衍生产物。(内涵大概是什么估计已经有点看出来了吧……)现代印度教的崇拜仪式已经染上了很大的坦陀罗色彩,尤其在孟加拉,克什米尔,古杰拉特和马拉巴尔更为显著,目前在尼泊尔与印度教和萨满教等教派已经融合到一起了……受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解释了……
著名美国女作家,社会主义者安妮·贝桑特(Annie·Besant)在《帕尔玛公报》(Pall Mall Gazette)上发表了对《隐秘教义》的评论,贝桑特对这本书印象深刻,她立刻去见了布列瓦茨基,并且随后就加入了神智学协会。1890年8月,布列瓦茨基搬进了贝桑特位于圣约翰伍德大道19号的大房子。之后布列瓦茨基让贝桑特作为她的内部协会负责人,1890年7月,贝桑特的家中,成立了新的神智学协会欧洲总部。布列瓦茨基在那里撰写了一本关于神智学修行以及相关问题解答的书《神智学的钥匙》(The Key to Theosophy)。紧随其后,布列瓦茨基写作了《寂静的声音》(The Voice of the Silence),她声称这部作品也和《隐秘教义》一样,是基于西藏密宗的失传文献而写作——同样的,大多数的佛教学者也都质疑其来源的真实性。
布列瓦茨基在自己的晚年一直面临着欺诈的指控;美国《太阳报》在1890年7月发表了一篇文章,根据协会前成员的爆料指控布列瓦茨基伪造超自然现象,并且指控她欺诈。布拉瓦茨基以诽谤罪起诉了该报,他们直到1892年9月才公开撤回指控。
海伦娜·布列瓦茨基因患流感,于1891年5月8日下午在贝桑特家中去世。从那时起,神智学家就把这一天定为白莲节(White Lotus Day)。她的尸体于5月11日在沃金火葬场火化。
可以说海伦娜·布列瓦茨基的一生确实充满了值得争议的内容,尤其很多争议的部分处在一个“不可证”的范畴之内(笔者个人觉得最近的一个类似这样“争议”的例子是:陈鹤皋海皇……哈哈哈……)。但无论如何,她所提出的神智学说确实对印度教与佛教思想于西方世界的散播有所帮助,同时也影响了一些西方神秘学说,例如:亚利安秘学(Ariosophy)、人智学与新纪元运动等的发展。
在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之下,遭到非议几乎是必然的事情,尤其是布列瓦茨基在印度那段时候的行为——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被视为公开对抗十九世纪当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代表,以及基督教的权威。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列瓦茨基作为一个个人的方方面面都会被人们放大:
传记作者彼得·华盛顿(Peter·Washington)将布列瓦茨基描述为:“一个矮小、结实、有力量的女人,有强壮的手臂、双下巴、凌乱的头发、果敢的嘴,还有一双大而圆润、微微凸起的眼睛”。
根据传记作者马里恩·米德(Marion·Meade)说布列瓦茨基的外表“非常邋遢”。
传记作者米德称她为“一个只遵循自己的怪人”,一个“完全无视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准则”的人。米德认为布列瓦茨基将自己视为救世主,其目的是通过促进神智来拯救世界。她有着“生动的想象力”和“说谎的倾向”。
宗教研究学者布鲁斯·坎贝尔(Bruce·F·Campbell)指出,她一直是一个“意志坚强、如孩子般不知疲倦”。在他看来,布列瓦茨基有一种典型的“魅力领袖”的气质。
她蓝色眼睛令人印象深刻,体态偏胖。晚年,她以穿着宽松的长袍而闻名,手指上戴着许多戒指。布列瓦茨基一生都是一个烟瘾很大的人,有时还抽大麻。她过着简朴的生活,她的追随者认为她拒绝接受金钱的报酬来传播她的教义。人们觉得她回避社会职能,蔑视社会义务。布列瓦茨基的性取向也一直备受争议,许多传记作者认为她一生都是独身主义者,在晚年,她说自己仍然是处女,尽管她有生之年嫁给过两个男人。在早期,神智学协会也提倡独身,甚至在婚姻中也是如此。有人认为她可能是女同性恋或异装癖者,因为在早期的报道中,她穿着男装旅行。米德认为,除了少数例外,布列瓦茨基对待其他女性的态度是“轻蔑”的,这表明:虽然这可能是当时社会普遍厌恶女性的结果,但也可能反映出布列瓦茨基是同性恋而且失恋过……
布列瓦茨基喜欢用缩写词“HPB”来自称,这是奥尔科特最早给她起的一个绰号,后来在她的朋友之间流传开来。她能说俄语、格鲁吉亚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和梵语。布列瓦茨基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像她生活中的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并不总是一致的,尽管这可能反映了她可能是想以一个更高的视野来看待这一切。
她在自己的著作中以及言论里,总是展现出她对与社会、种族、文化等等层面的认知都是动态的,并且会在历史进程中将这些主题结合起来。当时恰逢进化论在西方世界引发了广泛而且激烈的争辩(批评)。而布列瓦茨基可能是第一个从“智力”层面——而非宗教层面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质疑的人;她认为达尔文的学说可能从生物意义上解释了人类种族的进化,但是人类精神层面的演进则遵循不同的发展道路。
宗教学者奥利弗·汉莫(Olav·Hammer)指出:“在极少数情况下”布列瓦茨基的著作是“公开的种族主义”,并补充说她有反犹太主义:“源于犹太教作为基督教起源的不幸地位”,他说:“她对基督教的强烈厌恶”。布列瓦茨基曾批评犹太教:“犹太教,完全建立在阳具崇拜的基础上,已经成为亚洲最新的信条之一,在神学上是一种对所有人和自己以外的一切都充满仇恨和恶意的宗教。”她还说犹太人“在精神上堕落”,尽管她仍然把他们视为雅利安人。但同时,在布列瓦茨基的理论中:她对犹太神秘体系卡巴拉赞誉有加,并且广泛引用。尽管她认为卡巴拉的起源早于历史上的犹太教。
至于在对基督教方面的态度,布列瓦茨基主要不喜欢罗马天主教和传教士新教。她与某些自由派的新教徒私人关系良好,也没有对她出生的东正教提出过太多批评。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里,她称赞耶稣虽然是一个“贫穷、默默无闻的犹太木匠”和“不懂社交礼仪的大师”,但却成了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教授“崇高的道德准则”,而且,像保罗和其他早期教会的先驱一样,他也是一个“启蒙者”,“有资格在适合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下传授和实践古代智慧。”她还非常积极地引用诺斯替派的内容。
关于被指责有种族主义这方面,布列瓦茨基确实认为非洲人、澳大利亚土著人和南海岛民不如欧洲人,她把澳大利亚土著人称为“半动物”。然而,她也强调了种族的动态进化的本质。在《隐秘教义》中,她假设:“如果明天欧洲大陆消失,其他土地重新出现,如果非洲部落分离并分散在地球表面,那么在大约十万年后,他们就会形成文明的主体。因此,将人类划分为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的理由落空了,这是一种谬论。”( 笔者怀疑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一部分种族主义的描写可能就是从这儿来的…… )
正是在1886年,《隐秘教义》成书前两年,布列瓦茨基去世的前五年;神智学协会总理事会通过了该协会的三个宗旨中的第一个,即:“ 形成不分种族和信仰的普遍人类兄弟情谊 ”的核心理念。
神智学(Theosophy)一词,有两重含义,即:神智学和神智学协会。而这两者有都具有着多个层次的含义,具体的定义每一个研究者和评论者也各有不同。目前比较广泛的看法有这么几个,不少学者把“神智学”看作是:19世纪末在美国的一种新兴宗教运动;也有学者将其纳入西方神秘学的范畴:19世纪末西方神秘主义的一个流派。而神智学协会,也有多个层面的含义:有人视其为类似于“共济会”、“蔷薇十字”这样性质的神秘主义团体、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新兴的“思想运动”。
神智学理论的创始人海伦娜·布列瓦茨基一直坚持,神智学并不是一种宗教,尽管她称神智学是“一种曾经存在过的原型宗教”的现代传播形式。布列瓦茨基声称:这种“原型宗教”曾经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深处,它是一个包含了一切已知宗教形式的系统,是一切宗教、哲学、科学背后的“基本真理”,所以神智学不该被贴上“宗教”的标签。神智学协会遵循这一主旨,所以他们允许协会成员可以用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神智主义者往往也可能同时是基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或伊斯兰教徒等……
但是很多宗教研究学者,依然把神智学定性为一种宗教。比如著名宗教学者布鲁斯·F·坎贝尔指出在神智学的运动力,他们还是提倡一种“宗教世界观”,也在使用明确的“宗教术语”,其核心信条并不是一个明确的事实,而是依赖于信仰。有学者把神智学称为:“现代世界最重要的宗教传统之一”,很多学者也指出神智学具有折衷主义的性质,约瑟林·戈德温(Joscelyn·Godwin)把神智学运动形容为:一场“普遍的折衷主义宗教运动”,而学者J·杰弗里·富兰克林(J. Jeffrey Franklin )将神智学描述为一种“混合宗教”,因为它融合了各种其他宗教的元素。换言之,研究神智学的宗教学者们把神智学归类为一种新的宗教运动。
学者们也将神智学归类为西方神秘学的一种形式,更具体地说,它被认为是一种神秘主义。与其他的隐秘会社一样,如“黄金黎明”这样的。西方神秘学界把神智学协会视为19世纪末西方国家发生的“神秘主义复兴”的一部分。宗教史学家沃特·汉尼格拉夫(Wouter·Hanegraaff)指出,神智学帮助建立了“二十世纪大部分西方神秘学的基本基础”。宗教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帕特里奇(christopherpartridge)指出:“神智学基本上是西方的。也就是说,神智不是西方的东方思想,而是带有东方色彩的西方思想。”但同时,神智学将南亚宗教知识带到西方国家,在鼓励南亚各国的文化自豪感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神智学协会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粗略的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海伦娜·布列瓦茨基作为核心时的神智学协会的发展;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后布列瓦茨基阶段——即布列瓦茨基离世之后,她的继承者们所领导的神智学协会的发展。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高移民率,以及对进化论的理解不断加深,基督教传统的历史观在美国不断的受到挑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各种新的宗教团体,其中包括自由宗教协会(the Free Religious Association)、新思想(New Thought)、基督教科学(Christian Science)和唯心论(Spiritualism)。
1875年的一次纽约市的聚会上,由海伦娜·布列瓦茨基、亨利·奥尔科特(Henry·Olcott)和威廉·关·贾奇(William·Quan·Judge)共同创立了神智学协会。19世纪80年代初,布列瓦茨基和奥尔科特移居印度,在泰米尔纳德邦的阿德亚尔建立了协会总部。1884年,奥尔科特在爱丁堡建立了第一个苏格兰协会分部。当时的神智学协会的发展基本上紧随着布列瓦茨基的脚步,虽然之后神智学协会在全球各地都开始发展,但是协会的核心是一直跟随着她的——哪怕她离开了总部(后来离开了印度去了欧洲,最后在英国度过晚年)。在布列瓦茨基离开位于印度的协会总部的时候,奥尔科特则经常旅居印度,继续维持协会的运作,以及坚持佛教的推广。另一方面,威廉·贾奇则一直留在美国致力于推广神智学。
布列瓦茨基在世的时侯,就曾经推举过好几个人作为自己的继承者来负责领导神智学协会的运作。其中威望最高的三人分别就是:亨利·奥尔科特、威廉·贾奇和安妮·贝桑特。他们三人在布列瓦茨基离世不久,就在伦敦进行了一次会面,共同商讨关于协会运作的问题。贾奇声称自己也获得了“圣者”们的联络,他得到启示,“圣者”们启示:应当由他与贝桑特共同领导协会的核心(布列瓦茨基建立的协会“内环”)。
然而,奥尔科特怀疑贾奇伪造了“启示”,这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贝桑特曾试调节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贾奇却告诉她:“圣者”们向他透露了奥尔科特策划杀害她的阴谋。1893年,贝桑特选择站在了奥尔科特一边,支持奥尔科特对贾奇进行协会的内部审查。审查进行了两个阶段,最终得出结论:由于协会对于“圣者”是否存在没有官方立场,所以贾奇不能被视为伪造“圣谕”,他被允许保留其职位。结果这次审查的细节被不小心泄露给了记者F·埃德蒙·加雷特(F·Edmund·Garrett),他把这次事件作为了批判布列瓦茨基的《揭开伊西斯的面纱》的依据。
贾奇随后宣布,自己获得启示,他将全权控制协会核心部分,并罢免贝桑特;贝桑特拒绝了贾奇的罢免要求。在奥尔科特要求贾奇下台的呼声中,1895年4月,神智学协会美国部分投票决定脱离总部。贾奇仍然是美国会社的领导人,但他很快在一年内就去世了。
奥尔科特随后派遣贝桑特前往美国,争取重新夺回印度总会对于美国地区的掌控力。在这方面,贝桑特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她运营期间,协会获得了成千上万的新成员,并建立了许多新的分支机构。贝桑特与神智学家查尔斯·韦伯斯特·利德比特(Charles·Webster·Leadbeater)建立了友谊,他们共同写了许多书籍。但是随后利德比特被指控猥亵男童,从而引起了社会争议。神智学协会美国分会因此对他提出了内部指控,尽管贝桑特站出来为他辩护。协会的指控可能是为了限制社会舆论对于协会的冲击,最终利德比特自己提出了退出协会,而不是被协会驱逐。
1907年奥尔科特去世后,在此之前他提名贝桑特做为他的继任者,随后在6月份协会内部投票以多数票让贝桑特当选会在。在她担任该协会会长的头几年,贝桑特促进了协会成员的急剧增长,使成员人数达到23000人。她还扩大了协会在阿德亚尔的地产,从27英亩扩大到253英亩。
贝桑特除了运作协会外,也参与了各种社会活动,通过印度妇女协会提高了印度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地位(女权运动),并帮助建立了中央印度教学院和印度教女子学校。贝桑特还发起了印度自治运动,成立了一个名为“自治联盟”的组织。她创办了《新印度报》(the New India),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还继续在报纸上帮印度独立运动做宣传,使得她因此被拘留了几个月。这也提高了她在这场独立运动中的地位,70岁时她被任命为印度国民大会主席,这是一个具有崇高荣誉的认可。
1908年12月,利德比特重新申请加入协会;这引发了一波协会的分裂,悉尼分会退出总会管辖,成立了独立的神智学会。利德比特去了阿德亚尔,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名叫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Krishnamurti)的小男孩,他宣称这个男孩将是“世界导师”(World Teacher)的下一个化身。他后来教导了这个男孩两年。在贝桑特的帮助下,利德比特在1911年成立了一个名为东方世界明星社(the Order of the Star in the East)的组织,以他的“世界导师再临”的理念。
利德比特也希望在神智学中能有更多的宗教仪式,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和J·I·韦奇伍德(J. I. Wedgwood )成为了旧天主教堂的主教。然后,他们从中分裂出来,成立了自己的“解放天主教会”(Liberal Catholic Church)。组织虽然独立于神智学会(Adyar),但同时保留了与它的联系。教会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协会,并严重依赖协会的资源供养。然而,在1919年,警方对6名神父参与恋童癖的指控进行调查,破坏了教会的运作,韦奇伍德(被指控的人之一)退出了该组织。
接连的负面影响,让协会成员们对贝桑特领导的协会越来越不满。这导致协会成员们发起了名为“重返布列瓦茨基”(a"Back to Blavatsky")的分裂运动。这场运动的成员们轻蔑地称贝桑特和她的追随者为“新神智学”的实践者,并且反对自由天主教会效忠教皇,他们批判贝桑特和利德比特的出版物。在“回到布列瓦茨基”运动中,主导的是一个名为“神智学家联合会”(the United Lodge of Theosophists)的组织。
1909年,神智学家联合会在洛杉矶成立,当时它从美国贾奇一系的神智学协会分裂出来,寻求将组织规模最小化——也有点类似于建立“核心圈”的感觉。它的重点是出版新版布拉瓦茨基和法官的著作,以及其他书籍。这些书通常是匿名发行,以防止任何个人或邪教借由神智学的名号来发展。
阿德亚尔协会总部的会员人数,在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的4万人。东方世界明星社在鼎盛时期也有3万名成员。但是后来克里希那穆提本人否认了利德比特的说法,坚称自己不是“世界导师”的化身,发表声明后就推出了组织;这对该组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该组织在未来几年里失去了三分之一的成员。安妮·贝桑特于1933年去世,当时该组织交由乔治·阿伦代尔(George·Arundale)接管,他领导该协会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该组织的活力大大降低。
贾奇离世之后并没有能够指明他领导的美国神智学会的下一任领袖,但凯瑟琳·廷利(Katherine Tingley)接过了这一职位。1897年,她在加利福尼亚的洛马兰组建了一个独立的神智学团体“洛马兰神智学社团 ”(Theosophical community Lomaland),社团集结了一批神智学的作家和艺术家。不仅如此,廷利还发起了一个国际运动,以促进她的神智学团体的发展,社团派遣了代表到欧洲,埃及和印度。在印度他们与阿德亚尔神智学协会总部发生了冲突,导致他们的印度之行一无所获。而在1898年,这个社团内部又发生了分裂。1919年,社团帮助建立了一个神智学大学,但是由于长期的经营不善以及成员老龄化的问题,最后在1942年,社团不得不出售了自己在洛马兰的土地。同时,1929年廷利的去世也导致了美国的神智学协会被戈特弗里德·德·普鲁克(Gottfried de Purucker)接管,在后来发起的一场被称为“博爱”的社会运动(Fraternisation—— 这场运动的一个著名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圣诞停战”。 )中,他促进了洛马兰神智社团与其他神智团体的友好关系。
神智学协会从创立起一直到1980年代,已经获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徒。根据约瑟夫·坎贝尔的统计:总部设在阿德亚尔的神智学会有大约35000名成员(其中9000人在印度),美国神智学会约5500名成员,国际神智学会(帕萨迪纳)约1500名成员,以及神智联合会约1200名成员。神智学会的会员人数在1928年达到顶峰,当时有45000名会员。同时,神智类书籍的销量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可以确定的说,神智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和作家都受到过神智学说的影响。神智学的思想也对其他许多深奥的运动和哲学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人智学(Anthroposophy)、“普世凯旋教会”(the Church Universal and Triumphant)以及“新时代”运动(the New Age)。有专家认为,神智学协会的形成和早期历史是“西方宗教史的关键篇章”之一,神智学协会对宗教、政治、文化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方世界,它是引进亚洲宗教思想的主要力量。1980年,坎贝尔将其描述为“可能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非传统的神秘主义团体”,而2012年,有人指出,神智学协会“对当代宗教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布列瓦茨基和奥尔科特在尊重和认真对待亚洲宗教信仰的过程中,也影响了南亚社会。在印度,神智学在印度独立运动和佛教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独立领袖圣雄甘地在得到两位神智学家的《博伽梵歌》副本后,对印度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除了支持印度的自治外,安妮·贝桑特还支持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自治。坎贝尔认为,神智学运动可以被视为20世纪的亚洲精神发展的“始祖”。基于此观点,有的批评家认为神智学运动在今天可能已经过时了。
在1875年9月7日的那场聚会上,布列瓦茨基就和奥尔科特、贾奇三人共同讨论了他们将要创立的这个组织的名字。在经过再三的讨论之后,他们终于确定了使用“神智学”这个名字——意指:“神的智慧”。在上个一篇笔记的最后一部分里,已经简单的提到过这件事。
值得一提的是,“神智学”一词并非由布列瓦茨基首创。其实基督教很早就使用过“神智学”一词,当然在基督教语境之下,“神智学”的含义基本等同于神学了。不过这也让专家们不得不对此作出区分,他们提出了很多方法来试着划分布列瓦茨基的“神智学”和基督教神智学之间的区别——比如用大小写区分、用“新旧”神智学来区分等等。但是“新神智学”一词到了现代神智学运动中,又有了不同的含义:它主要是被那些反对者(神智主义者),用来贬义地指代安妮·贝桑特和查尔斯·韦伯斯特创新的神智学教义。
神智学的教导和信仰主要来源于布列瓦茨基的著作,然而后来的神智学家如安妮·贝桑特和查尔斯·利德比特也进行了修改和创新。布列瓦茨基自己声称:这些神智学说不是她自己的发明,而是从一个隐秘的精神导师,她称之为“圣者”或“圣雄师兄弟会”那里收到的。所以,虽然很多著名的神智主义者写书列出了一套教义,但神智学协会本身声明:它并没有统一的协会官方信仰。因此,它确实有教条,但不指出这是教条。该协会指出,所有成员都应遵守的唯一信条是承诺:“不分种族、信仰、性别、种姓或肤色,形成人类普遍兄弟情谊的核心”。这意味着神智学会的一些成员对许多,甚至所有的神智学说持怀疑态度,同时仍坚持其“普遍兄弟情谊”的思想内核。
要说到神智学作为“宗教”的信仰内核来说,一般应该就是这样一种观点:布列瓦茨基所声称的那些神秘“圣者”是确实存在的,他们产生了神智学最早期的文本。大多数的神智主义者一般会把这些“圣者”们视为神智学的真正鼻祖——因为布列瓦茨基一直强调自己关于神智学的著作都来源于他们。
这些“圣者”们在神智学的文本中有很多的称谓“导师”、“圣雄”、“智者”、“长者”等。他们被认为保存了远古世界的知识,并且组成了一个团体指引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他们本身是比起人类更高层面的存在,不论是在道德发展方面还是在智慧方面,同时他们也获得了超自然的力量:可以长生不老,可以远观千里,把自己的灵魂投射到任何一个地方(这些都是透过他们自己的修行获得的能力)——这样的形象很明显来自印度教和佛教关于神通和觉者的描述。布列瓦茨基声称,到了19世纪,这些人主要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及西藏地区。
早期的神智主义者声称,这些“圣者”正是各个宗教中那些“先知”、“导师”和“领袖”人物:有圣经人物如亚伯拉罕、摩西、所罗门和耶稣,亚洲宗教人物如乔达摩佛陀、孔子和老子,以及现代人如雅各·波墨、亚历山大·卡廖斯托和弗兰兹·梅斯默等。根据神智学的文本描述:这些“圣者”们接近那些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人,将他们收为学徒或指导其修行。学徒将接受几年的试用期,在此期间,他们必须过着类似苦修的生活:保持身体洁净,保持贞洁,禁欲等。布列瓦茨基鼓励人们创作对于这“圣者”的艺术作品作品。这些作品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了神智学的信仰物(类似于基督像之于基督教),而不是单纯的艺术创作。
然而这些所谓的“圣者”的存在,也正是反对者们反驳神智学的关键所在。一旦能够证伪这一说法,则可以使神智学的信仰产生崩塌——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布列瓦茨基一直被指控欺诈和迷信的情况下,神智学运动依然可以发展起来的原因——她不是神智信仰的根基而只是其传播者……另一方面来说,由于神智学吸纳了大量宗教和古老传统的内涵进来,则它所主张的很多思想都可以往前追溯到很久远的过去——通过先验的精神实体传受更高层次的思想……
“ The religions of the world are branches on the tree whose trunk is the one ancient - once universal - wisdom religion. The religions are the tributaries of one great river. (But they borrow from each other to make the actual details much more complex.)
世界的各种宗教是同一棵树上的不同分枝,它的树干是同一个古老的——曾经是普遍的——智慧宗教。各种宗教是同一条大河的支流。(但是它们互相借鉴,以使实际的细节更为复杂。) ”
她提倡这样一种观点,即古代社会表现出一种科学与宗教的统一,然而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失去这种统一,古代人类的成就和知识远远超出了现代学者对他们的信仰。她说,这一“古老的宗教”将在未来复兴并传播到全人类,取代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宗教。神智学运动,将会为这一复兴起到引领作用。所以神智学倾向于强调古代文本的重要性,而不是各种宗教传统中流行的仪式和习俗。
然而神智学对于佛教和印度教的一些神智主义倾向的阐述,则招致了正统佛教和印度教的信徒和研究者的批评。有人认为,布列瓦茨基这样的神智主义解读是在歪曲原始的教义。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布列瓦茨基的神智学看起来会是一个多层次的超级“缝合怪”——它几乎把能接触到的所有主要宗教信仰和神话传统都给容纳了起来;要知道,这些宗教和神话传统本身就已经自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而神智学则尝试把多个系统给拼接起来,组成了一个“超级综合系统”。
布列瓦茨基的神智学描绘了一个从形而上的宇宙诞生,到人类精神演化直至未来的一个超级图谱:唯心主义的宇宙起源内核、阿卡夏记录的意识次元、“逻各斯”的星系演化、卡巴拉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世界的连结结构、亚特兰蒂斯和利莫里亚大陆这样的超古代历史传承、涵盖了全球各地神话的“原型”概念(神—英雄—人;下行的路径)、佛教轮回概念阐释的精神永恒、基督教中关于弥赛亚的未来期待(神智学在这里还融合了佛教弥勒的概念进来)……
神智学阐述了:人类生命的目的是灵魂的精神解放。个体的生命和灵魂来自于“源头”也终将回到“源头”。
在道德与伦理方面,神智学并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但是,它还是表达出并促进了某些价值观念:如兄弟情谊和社会进步。在早期,神智学会提倡对性的清教徒态度,例如鼓励婚姻中的贞洁。到1911年,神智学协会已经参与了一系列政治进步有关的项目。在英国,神智学和第一波女权主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根据一项统计分析:这一时期杰出的英国女权主义者加入神智学协会的可能性是英国普通民众的几百倍。
另外,神智学协会没有为信徒规定任何具体的仪式来作为神智主义信仰的实践——因为布列瓦茨基强调他们并非“宗教”。然而,各种分裂演化出来的神智团体已经建立了各自的仪式化实践。
神智学运动的影响力非常巨大,而且并不是在单一领域或者社会层面的影响——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宗教和神秘学领域,甚至包括科学领域。曾经加入过神智学协会的著名科学家包括美国著名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与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和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与化学家威廉·克鲁克斯(阴极射线管发明人)……
艺术领域方面,很多早期的抽象艺术先驱也受到过神智学的影响,瑞典艺术家希尔玛·阿芙·克林特对抽象的发展与她在神智学协会的工作经历有着直接的联系,她尝试在视觉上呈现和保存精神概念。俄国抽象表现主义者瓦西里·康定斯基认为艺术重要的是精神,客观物象损害了绘画,抽象绘画是“无物象的”表达形式,它比有物象的画更广阔,更自由,更富内容。神智学说对康定斯基很有吸引力;这种统合了宗教、哲学和科学的思想学说,让艺术家们可以更进一步地去感受“精神领域”,足以让艺术界掀起一轮新的革命。荷兰抽象艺术家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也受到神智象征主义的影响。
神智主义思想也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爱尔兰文学运动产生了影响,查尔斯·约翰斯顿、乔治·罗素、约翰·埃格林顿、查尔斯·韦克斯和威廉·巴特勒·叶芝等作家都对这场运动感兴趣。美国冒险小说作家塔尔博特蒙迪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包含了神智主题。他放弃了以前对基督教科学的效忠,加入了廷利领导的神智派,于1923年加入该协会,并在洛马兰社区定居。
后来的许多新宗教运动和神秘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都曾参与过神智学运动。20世纪的许多密教团体、隐秘结社——如:爱丽丝·贝利(Alice Bailey)的“神秘学派”(Arcane School)和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的“人智学”(Anthroposophy)都是依托于神智学思想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它各国都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神智学对“大众宗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几乎渗透到西方国家当代‘民间’宗教文化的每个角落”。它对二十世纪后期的新时代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希特勒对西藏香巴拉的痴迷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神智学的宣传……
在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之下,神智学要面对的就不只有支持和传播了。其实打从一开始,它也面临着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抵制.理由可能也很简单,先暂且撇开理论方面的正确与否,或者布列瓦茨基是不是一个胡说的骗子——当神智学尝试容纳宗教、科学、哲学等等,将它们融合为一的时候;神智学已经打破了太多的界限。美国著名宗教史家米尔希·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 )就把神智学批判为“可憎的‘精神’杂交主义”。
但是在今天的流行文化里,神智学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宝库。很多奇幻、科幻等等方面的作品,多多少少都可以借鉴到神智学的内容或者形式。也许随着深入研究下去,这样的联系可能会越来越密切。可能把神智学当成严肃的学术来看待,尚有许多值得争议的地方。但是如果只把它当作幻想和灵感的来源来看待,那神智学所散发的魅力可能就没有可以质疑的地方了……(这里仅是笔者的个人感想)
至此,可能我们终于到了序章部分的结尾——下一篇笔记可能还要稍微再提一点细枝末节的内容,才能正式进入正题。本系列的真正主题——围绕布列瓦茨基本人的神智学著作《隐秘教义》的读书笔记——和GEB读书笔记系列一样,读一部分写一篇笔记。神智学的内容发展到今天,文献也已经是浩如烟海,任何概括性的描述已经没有办法涵盖到多少有意义的内容了。所以笔者决定直接从正主入手,正好这本《隐秘教义》是布列瓦茨基的神智学来论述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本是神智学的开山之作:《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从时间上来说,这部著作里布列瓦茨基的思想可能已经更进一步的完善了……当然这里是说好听的,本质上是笔者没有另一本《揭开伊西斯的面纱》……
时隔了两个月才终于写完了第二篇笔记,考虑到还有别的事情,笔者估计下一篇笔记可能会耗时更久,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坑已经开了,没填完之前是不会结束的——这是笔者唯一能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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