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说,能够接触到“智能”这一抽象存在的一个最接近的连接处就是语言。这里的语言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并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自然语言”;也包括手语、摩尔斯码、肢体语言、艺术语言等种种形式。这里我们所说的语言是一个带着扩展解释的范围。其意义在于“信息”的承载——其中包括了输入、传递、解读、输出等等。
关于信息及其意义之所在的讨论,在GEB的第六章节有过专门的论述(读书笔记的第七篇)。语言研究对于“人工智能”这个主题来说,是一个下属的分支。但是其本身有是一个及其庞杂的学科领域,单单是自然语言的研究就要牵扯到人类文明的种种发展和演变,涉及到地理对文明的影响、涉及到历史演变种人种之间的交流变化……就像是一个无穷分叉树一样。同时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内容也极为精深——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把自己接触到的信息总结归纳起来的,是怎么想到使用某种方式来做“记录”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交流”的……于是问题到此,我们又回归到了“人类智能是什么?如何形成?”的问题当中来了。(类似“二分心智”这样的假设理论也被包含在这个题目的范畴之内了)
这篇附录里,就打算把目光直接聚焦于这个无限庞大的学科上来,对其尝试做一个极为简略的“概述”。也算是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之前的读书笔记内容做一个增补——侯世达教授在GEB这本书当中提到过“因陀罗网”的比喻,一个无限复杂的、涵盖了一切的命运之网——它的无穷交错正式一个非常泛用但又非常形象的描述。作为人类的方方面面来说无一不是如此——社会、文明、个人甚至于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学科”——它们就被涵盖在“人类文明”的因陀罗网之下。
同时这里我们也回到了GEB一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上来:“自指的怪圈”。笔者在写作的这篇笔记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或粗浅、或漏洞百出);而这篇“语言”所在探讨的恰恰正是“语言本身”……这如何不让人感到有趣。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沟通方式,其反映人类高度演化的心智能力,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反映人类文明的进步。语言学(linguistics)是一门关于人类语言的全方位的科学研究,研究人类最核心本能的语言能力,透过对口语、书面语甚至手语、唇语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了解人类的本质。
宏观上语言学概念包括:叙事理论、文体学、语篇分析和符号学。另一方面,微观语言学概念涉及语法、语音、古图形符号、内涵和逻辑参考的分析等。传统上,语言学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但是现在语言学越来越独立了。语言学研究句法和词语等语言的描述,也研究语言的发展史。语言学在狭隘的定义上:为研究语言的科学方法,但是其实语言学可以与其他几种智能学科有关联,这些学科也同样影响了对语言学的研究。像是心理学、言语-语言病理学、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人体解剖学、神经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声学。
语言学本身涉及对语言形式、语言含义和语境的分析。传统上语言学家通过观察声音与意义之间的交互作用来分析人类语言,并会探讨影响语言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因素,通过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界定语言的意义和语境。
在语言结构(语法)研究与意义(语义与语用)研究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主题划分。语法中包含了词法(单词的形成与组成),句法(决定单词如何组成短语或句子的规则)以及语音(声音系统与抽象声音单元的研究)。语音学是语言学的一个相关分支,它涉及到语音(phone)与非语音声音的实际属性,以及它们是如何发出与被接收到的。
除了认识人类语言本质外,语言学研究还具有多种应用价值。在语言教育方面,借由对于语言本身的暸解,编成各种词典、文法书、教科书供人学习语言,也有助于改善应对语言学习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与错误的能力。 在不同语言翻译方面,语言学理论对于笔译和口译有更多具体的指导,也有助于利用科技来进行机器翻译。 ( 机器翻译正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其中一个重要分支。不论是在GEB书中,或是在整个人工智能发展史来说,这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题目。 )
语言学的历史非常古老。人类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从解释古代文献开始的,是为了研究哲学、历史和文学而研究语言的。中国在汉朝时产生了训诂学。已知最早的语言描写是波你尼在公元前五百年对梵语的分析。在印度和希腊,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就建立了语法学,同一时期的中国也已发展了本身语法的传统。阿拉伯和希伯来的语法差不多在中世纪时期发展起来,而现代的语言学建立于18世纪初期,是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出现的。下面就对语言学的发展历史做一个很简略的概述—— 但还是可能略长……
在之前的正篇笔记里提到过,对于语言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很早的历史时期,当时笔记里提到的例子是古希腊时代的语言研究以及中国先秦时期的“名家”。(东西方文化的两大源流,而且历史时间上也很接近)当然现在提到的语言学研究,更多的还是西方的学术概念,这里就以西方语言学研究的脉络为主了。
当时古希腊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的,属于当时哲学流派的一个分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们已经开始提出一些极为深刻的问题:一切事物从哪里来?由什么构成的?如何解释大量事物的本质?为什么能用单一的数学来描述它们?等等。
古希腊哲学家当时对语言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语言受自然支配,二是语言受惯例支配(问题的焦点是一个词的意义与它的形式之间到底有没有内在的联系)。于是分为了“自然派”(后来很多人成为斯多葛学派)和“惯例派”两大派系,前者认为一切词天然地代表着它们所指的东西,所以他们努力研究词源。后者认为除了少数象声词以外,语言的词汇意义与形式之间没有任何必然关系,都是人为的、任意的,人类可以改变它、发展它。(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况曾在其《正名篇》中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他的观点与“惯例派”类似。 )
于是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在两个学派之间就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数场大论战。
第一场论战的焦点集中在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上。“自然派”认为: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所以单词的形式受制于其表示的事实。他们以语言中的象声词为依据,得出结论:“语言是自然发生的。”
“惯例派”则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在实践中达成共识的,和事物的本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反驳“自然派”的论据,说语言中的象声词是极少数,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语言交际。由此,他们认为语言是非自然的约定俗成的产物。
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而且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促进了对词源的研究,对词的各种关系的分类产生了兴趣,可以说是开创了在哲学这个总的框架中研究语言的先河。而同时这个论战之后进一步引发了一场新的语言学论战——“斯多葛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学派之争。
这场新的论战整体上是延续了“自然派”和“惯例派”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法结构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
斯多葛派多基本上继承了“自然派”的观点,认为天然形成的东西没有什么规律可言,虽不否定规则现象的存在。他们认为:作为自然的产物,语言不能完全被规范,而是应该特别注意其“用法”,一个语言现象如何“使用”就应该如何描写,不论其用法多么不合理。所以他们侧重研究不规则词汇的情况,从而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语言中词形与词义没有严格对应关系。
亚里士多德学派则基本上继承了“惯例派”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则支配的,所以语言也不例外。它虽然有不规则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还是规则的。规则派努力研究语言的规律性,把词汇分门别类,编制词形变化表,作为共同遵守的规则,以便逐渐纠正例外现象。
所以这场延续的论战可以被称为:“变则派”VS“类推派”,这场论战最后也没有得出什么结果,但是同样为之后语言学的确立做出了重大贡献:辨别出了主要的语法范畴以及确定了语言主要的屈折变化形式。
早期的希腊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除了当时的两大派别之外,哲学家柏拉图则属于中立派,他兼容并包两大派别的思想,在分析单词与意义的关系时,把词分为主词和述词两大类(大致相当于名词和动词),是西方语言学史上第一个对词进行分类的学者。
之后他的学生亚里斯多德(他属于“自然派”)在他的词类两分法的基础上把那些既不属于主词又不属于述词的词自成一类(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谓的连词)。他还注意到名词有格位变化、动词有时态变化等这样一些结构上的特征,并第一次给词下了定义。
后来斯多葛学派又在亚里斯多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词分为冠词、名词、动词和连词。后来又把名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他们还对动词的时态和名词的格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名词有主格、宾格、与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腊时期,对传统语言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 注:1 】的特拉克斯(约公元前一世纪)。他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和连词八大类。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欧洲的语法学家在分析其它语言时,仍将词分为八大类,尽管所用的术语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对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法上。最早对希腊语句法进行全面描写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著述的狄斯考鲁。他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关系入手,再分析描写其它词类与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同时,对动词与名词或代词在人称和数的一致关系、对一类词代替另一类词的替换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写为后来区分主语和宾语、区别主从结构等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场值得一提的论战:“帕加马学派”与“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之争。
帕加马学派(新柏拉图学派分支之一)和亚历山大里亚派的论战围绕着两个主要问题展开:第一,自然界是如何构成的?第二,自然界的运动情况如何反映到人类语言之中?
帕加马学派认为大自然的运动没有什么定律或规则性可言。而亚历山大学派则认为星球的运动和季节的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由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的。因此,不论是大自然的运动还是语言的结构,都是受规律支配的,人们可以发现和描写它们的模式,只有这样,才有语法可言。——可以看得出来这场论战还是之前论战题目的延续。
总体上来说,古希腊的语言学研究虽然有很多欠缺之处,但是其基本理论构架还是相当严谨的。可以说他们毫无疑问为后世的语言学诞生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注:1】——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是结合了毕达哥拉斯派、柏拉图派、亚里士多德派思想,并且阐述这些派别的综合哲学流派,所以这种他们也常常被称为“折衷主义”。
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的文化统治地位逐渐被罗马帝国所代替。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对西方文明的统治地位已经稳固下来,文化进一步发展。古罗马当时对于研究语言也比较活跃,由于其自身传承自希腊文化,自然已经了解到古希腊的语言研究成果。他们在此基础上开始进一步的研究。
当时古罗马的语言为拉丁语,和希腊语同属印欧语系,罗马帝国中拉丁语和希腊语分别是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官方语言,两种语言共存使用。由于拉丁语和希腊语结构相近,并且拉丁语当中有很多希腊语的借词,所以两种语言里有很多同源词,因此一定程度上可用希腊语法的理论和范畴直接描写和分析拉丁语。但拉丁语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希腊语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故而连古罗马人自己都以为拉丁语可能源自希腊语,或者是来自希腊语和蛮族语言的混合。但是现代学者则认为并非如此,二者只是同属印欧语系的两个分支。
马尔库斯·铁伦提乌斯·瓦罗(公元前116年—前27年)是罗马时代的政治家,同时也是著名学者。他曾对古希腊语言研究的第二场论战“变则派”和“类推派”的观点进行过详细地叙述和说明,同时也对拉丁语法作过大量的分析。其语法著作为《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
瓦罗将语言研究分为三大部分:词源学、形态学、句法学;在词源学上他区别了派生构词法和去和屈折构词法是在西方语言学史上首次这么做的人;在形态学上,他同意格和时态是区分有屈折变化的词的基本范畴;句法学上他关于时态的观点受了斯多葛派的影响;同时,瓦罗还注意到希腊语有五个格,拉丁语有六个格。(第六格“夺格”)
昆提利安或者叫“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35—约100年)是古罗马时期的著名律师、教育家和皇室委任的第一个修辞学教授 ,也是公元1世纪罗马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他在拉丁语修辞学校工作了二十年左右,大约在公元90年左右退休,所以在语法方面,他也有过一些重要论述。
他认为语言的正确运用应合乎推理、应仿效权威和引经据典。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意义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词汇的选用应遵循自然逻辑和类推这一基本原则。要判断现行的用法是否正确,则应求助于权威,看是否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如果权威学者之间对某一用法意见不统一,就应在古代的经典中查找证据。这些主张无疑对后来的传统语言学家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制定语法规则、对某一用法进行硬性规定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这些原则。
在所有的拉丁语法学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多纳图斯(约公元4世纪)和普里斯基安(约公元5世纪)。他们二人是拉丁语传统语法的奠基人,他们所确立的拉丁语语法一直沿用到了中世纪。
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语言学的发展不仅仅在于希腊。这里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古印度,当时古印度的语言学发展得非常蓬勃,并且影响深远。其直接奠定了之后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的基础。
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古印度的语法学家波尼尼(梵文Pāṇini)。一般认为波尼尼出生在公元前4世纪,出生地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他是当时印度语法学的集大成者,他为语法学所制定的原则,至今仍被很多现代语法理论所沿用。
印度古代极重祭祀。祭神要唱颂歌,颂歌多取自吠陀。由于努力保持吠陀圣典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发展了所谓吠陀六分支,其中尼录多是词源学,毗伽罗是语法学。婆罗门世代相承,发展了这两门学科。因此在波尼尼之前,印度语法学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
波尼尼将多年来印度语言学的内容汇总凝练,著成《波尼尼经》一书,又因内容有八章,又称《八章书》(Aṣṭādhyāyī)。之后该书还被玄奘带回中途,翻译为《声明论》。《波尼尼经》用近4000句口诀概述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的语法体系。字母排列非常合乎科学。先元音,后辅音,依照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排列。这种排列顺序比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所有的西方语言的那种脱离语言体系的字母表都合理得多。
波尼尼的研究特点在于对语法结构的分析。他从语音分析开始,不分析句,只分析词;不管语义,完全以语形为分析对象。他分析词根、词干、词尾、前缀、后缀、派生词、复合词等等。分析到最后就是词根,即所谓"界"。加到“界”上使它成为词,或者再使它表现出名词、动词等所有的关系的都称为“缘”,即直接后缀。因此,构词的基本公式是界+缘=词。
波尼尼认为词类共有4种,即名词(包括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介词、不变词(包括叹词等)。其中介词、不变词不再变化,而动词和名词互有变化:一个行为的过程用动词来表达;一旦行为完成了,动作固定了,那就成为一件事,则用名词来表现。(这理论的这部分——名词出自动词,有些争议,现在有学者认为这是波尼尼为了统一自己的语言理论而造成的破绽)
即使波尼尼的理论存在争议,但是他对于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在印度,《波尼尼经》是学习梵语的圭皋。在欧洲,它促成了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产生。而在波尼尼之后,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更加兴旺,先后出现了十多种语法派别,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波尼尼语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有两个方面是西方传统语言学望尘莫及的:一是对语音问题研究;二是对单词内部结构的研究。虽然直到18世纪末西方学者才开始大量接触到古印度学者的语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为古印度学者对梵语语音所作的准确详尽的描写才使得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和其它日耳曼语言的比较成其为可能。
欧洲的语言学的发展进入中世纪时,主要聚焦于拉丁语法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拉丁语在使用过程中在不同地区发生了各种变异。在南部欧洲,拉丁语逐渐演变成中世纪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地方语言。在西北欧,拉丁语逐渐分化为日耳曼语的各种地方语言:德语、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荷兰语等。
到了13世纪,当时的语法研究受到了经院哲学的影响,语法学家们不再仅限于对语言现象的说明和描写,他们开始要探索语言的核心原理,这便是摩迪斯泰学派(Modistae)的思辨语法。
摩迪斯泰学派在研究语言时将词语同事物联系起来,或者将句子的结构与现实世界的性质联系起来,而他们之所以能在这两者之问建立起联系,则是因为“意义”(signification)。他们认为,语法学家的理论目标,是探索语言的元素,即词是如何与心智所领悟的事物相匹配,以及该元素又是如何指称现实的。由于词不能直接表示现实的性质,所以词必定表征一个事物,而这个事物就是方式或者特征。这与亚里士多德的三重语义理论相对应,即:词语代表概念,概念代表对象。
他们反对唯名论,认为分析普通语言的语法是形而上学的关键。就修饰语而言,语法形式、动词、名词、形容词的修饰意义构成了语言深层的本体结构,客观地反映了现实。他们的工作预测了普遍语法的概念,表明普遍语法规则可以从所有现存的语言中提取出来。
希思帕尼斯(Petrus Hispanus)是思辨语法的代表人物,他是中世纪初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他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的普遍现象问题,认为语义具有普遍性,语义和真实性有着密切联系,他主张不仅要研究孤立词语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它们在实际运用中的词义。他的代表著作是《逻辑纲要》(Summulae Logicales)。
摩迪斯泰学派的思辨语法已经开始较多地探讨句法,对某些词类的基本功能也描写得更清楚了。它从哲学的角度解释前人的语法体系,将语言作为思辨的对象,并从逻辑的角度研究语法。思辨语法体系标志着句法分析的新发展和语言理论的新成就。看得出中世纪的语言学已建立了一种明确、系统的句子结构理论和句法关系理论,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语言研究的一个相当高深的层次了。
从14、15世纪开始,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开始逐渐扩大,欧洲的其他语言开始被纳入研究范畴。中世纪末期已经开始研究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但是文艺复兴之前,西方的语言学还是主要聚焦于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研究。
当时语言学的研究拓展,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受到了当时欧洲宗教之间版图变化的影响。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版图变化,使得阿拉伯语的大量文献流入了基督教。当时基督教学者们对于阿拉伯语文献进行了大量的翻译,而作为阿拉伯语的文献典范,伊斯兰教圣书《古兰经》是当时语言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范本之一。
同时中世纪末期,犹太教的很多内容重新被基督教往回吸收,以及犹太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之间的渊源(传说古希伯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圣经》与《古兰经》中皆有记载。《古兰经》中也称作易卜拉欣(Ibrahim),又译“伊布拉欣”或“伊卜拉欣”。)语言学家们也开始对希伯来语进行研究。
当时欧洲语言学者对于希伯来语研究的代表当属德国语言学家约翰·鲁奇林(Johann Reuchlin 29 January 1455 – 30 June 1522)他的《论希伯来语的基本规则》(De Rudimentis Heraicis)是当时对于希伯来语研究的重要成果。(他在著作中将希伯来语的词类分为了名词、动词、小品词三大类)。
早期的语言学研究更多还是偏向于共时的语言学研究——换言之就是只针对某一历史时期的语言学进行研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开始拓展;当时的语言学家们已经开始把目光逐渐投向了更多的“土著语”(主要研究的对象语言之外的那些语种)。通过对罗曼语的研究,当时的语法学家们才开始有了历时语言学的概念。所谓历时语言学——就是指对语言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历史进行研究。于是共时和历时就成为了语言学研究的两大分支。尽管这一时期语言学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但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不能再单纯的把拉丁语的语法范畴强加于其他语言来研究。他们开始考虑并提出新的语法分类方法。
文艺复兴后期,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对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实验法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和总结,要求提出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和途径,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上的理性主义。
而语言学与哲学是密不可分的,如何观察世界就决定着如何看待语言。于是在当时哲学思想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争论也就延续到了语言学当中——而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这场争论和当年在古希腊时期的那场争辩似乎很像——“约定俗成”与“类推演绎”。可能这场争论是一以贯之的从古希腊时代一直持续着……
经验主义与语言学结合之后出现了:速记学、语音学和密码学等。理性主义则刺激人们试图对语言进行合理化——有人试图提出“普遍语法”,从而打破“巴别塔的诅咒”。
可以看得出来,类似于这样的争论,其实对于语言学的进步是有着极大的推动力的,而且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其他学科里遇见——拿GEB书中的例子来说,比如三次数学危机,对悖论的争论反而促进了数学概念的不断进步。
历史语言学是语言学领域最早出现的几个分支学科之一,它是研究语言变化的学科,特别是关于一种语言或一组语言的变化。历史语言学可以是历时的(通过对过去和现在不同时期的比较),也可以是共时的(通过观察一种语言的当前语言阶段中存在的不同变体之间的发展)。该学科的子领域包括语言变化和语法化。
历史语言学也是比较语言学的基石,它涉及到对不同语言之间关系的研究。二者的重叠度很高,但是在专业领域内的研究方向其实还各有不同——历史语言学的学者们更关注于创建不同类别的语系,尝试对古早的语言进行重建和比较。这种比较往往是针对同一语系内的,通过这种方法比较语言元素的含义和形式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中的变化情况。(这当中甚至还涉及语音学等内容——-读音口语的变化)
但是历史语言学的这种比较的的研究方式,相较于比较语言学得研究来说仅仅只是一小部分。比较语言学的比较要在一个更广的范围内对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者甚至会展望未来的语言变化)。随着语法研究的推进,对比研究的项目越来越多:一个时期内方言与方言之间的语言变化、过去和现在时期方言与方言之间的语言变化形态、句法和语音上,语言的演变和变化……
语言学界比较公认19世纪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时期,但是真的要追溯起来,早在12世纪,在冰岛就已经有学者在研究冰岛语和英语的关系,并且进行了语言的比较研究。
14世纪初,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用拉丁文撰写了《论俗语》。这是一本讨论意大利方言问题的著作,目的在于引起知识界对于民族语言的注意,这是最早一部讨论意大利语及其文体和诗律的著作。书中但丁批判了那种只推崇拉丁文、轻视民族语言的偏见,对解决意大利民族语言和文学问题起了很大作用。 但丁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俗语”的重要性,而且随后就身体力行用意大利语创作出划时代名著《神曲》。但丁的讨论已经涉及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不同语言是同一源语经过时间的推移和人的移居而造成的。
文艺复习之后,民族语言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朝着这个方向研究。而最后环球地理大发现、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等等事件。使得欧洲的冒险和宗教传播一度成为热潮。这极大地扩展了当时欧洲人的语言视野,当时的欧洲语言学家们不仅有了欧洲语言的范本更是获得了美洲、亚洲、非洲等各地的语言,这为语言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16世纪法国宗教领袖、意大利语言和历史学家、现代历史年表创建者之一的约瑟夫·斯卡利杰尝试把欧洲语言进行整理归纳——把欧洲语言分为十一族包括四大族、七小族(四大族分别是:罗曼语、日耳曼语、希腊语和斯拉夫语)
匈牙利人亚诺什·沙伊诺维奇(János Sajnovics)于1770年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性地证明两种语言有滋生亲缘的尝试。他以语法和词汇的相似性为基础,试图阐明萨米语和匈牙利语之间的亲缘关系。(在此基础上,沙伊诺维奇的同胞萨穆埃尔·焦尔毛蒂(Samuel Gyarmathi)于1799年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芬兰-乌戈尔语族)。
到了17世纪的莱布尼茨,他支持世界语言单源说,并尝试建立了芬兰语和匈牙利语的历史关系,为原始母语拟定了两个分支——雅弗语和阿拉米语;同时他促使编写各语言的辞书语法书、绘制语言地图、创立通用字母。
18世纪后期,一些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语言的历史和起源进行了讨论,并试图用语言发展的普遍原则来解释文字的形式。语言学家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个别语言的语法描写,而是开始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开始寻找支配世界语言的共同原则,探索语言与思维、逻辑、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且开始探讨语言到底是怎么来的、发展过程如何、哪些因素决定了现存语言的形式和语法结构等等问题。虽然还存在诸多缺陷,但这些初步的探讨为19世纪的历史语言学的空前发展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同一时期,差不多也是英国全球殖民的高峰期。这一时期对全球文化的影响也非常巨大,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西方学者借此历史潮流,开始逐渐注意到更多的外来文化(这一时期的一部分内容,在上一期的“ 禅宗史话 ”部分就有提到过一些)。这一时期大量的语言文献被积累起来,为之后比较研究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18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并掌握古印度语——梵语。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梵语和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在某些词汇层次和语法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皇家亚洲学会的建立者威廉·琼斯在1786年亚洲学会上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了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三种语言源于同一原始语言他说:
“ 梵语尽管古老,却有着精妙的语法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也比它们更优雅。然而,在动词字根和语法上,它又与它们相似。其相似程度之深,已不可能纯出偶然,而任何语言学家倘能对三者加以考察,都很难对它们来源相同的说法避而不信,只是这来源恐已不复存在。我们还可以假定,虽然已经夹杂了各自的独特方言,哥特语和凯尔特语亦与梵语同出一源。原因同上,虽然说服力稍逊。此外,波斯语似乎也可以归入这一语族。 ”
这一论述随后被欧洲各国的语言学者经过研究,进一步证实。于是印欧语系由此构建出来,一般认为,属于该语系的诸语言在公元前2000年至1000年通行于欧洲大部及西亚和南亚部分地区,后广泛传至世界其他地方,希腊、意大利、日耳曼、凯尔特、亚美尼亚、波罗的一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安纳托利亚、吐火罗、印度-伊朗等语族,借属其内。这成为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的直接动力。
整个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是整个语言学界的主流,语言学家们几乎都用“比照法”来研究语言。在对印欧诸语的研究过程中,比照法逐渐发展起来。语言学家用它来揭示语言间的源流关系。它的任务是通过同源词的比较来证明两种或多种切实存在或存在过的语言拥有共同的祖先(祖语)。同时,用它来归纳语言间同源词的语音对映规则,推演一系列用以重构祖语的规则的语音演变。简而言之: 比照法是一种验证语言亲缘关系的方法,同时它也是构拟祖语音位和揭示同系属诸语言所经历的语音转变的方法。
1808年, 德国文学浪漫派理论家、作家、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格尔(1772-1829年)发表了题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的学术著作。这使他成为德国梵文研究的奠基人。这本书作为比较语言学的巨著,是印度日耳曼语言学的第一部经典。在其中他强调语言内部结构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等在词汇及语法关系方面有着亲缘关系,并首次使用了“比较语法”这一术语。书中他还提出了在试图证明语言亲缘的过程中,尽可能使用最古老的语言材料(指文献)的重要性。
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姆斯·克里斯蒂安·拉斯克(Rasmus Christian Rask)于1810年确立了规则音变的原则,以之解释他的有关日尔曼诸语言单个词语间的相似性以及同拉丁、希腊语共有的同源词的学说。他的论文《古代北方语即冰岛语起源研究》举例证明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冰岛语塞音的对应关系,同时揭示这3种语言的词形的相似性。他指出,如果发现两种语言中最不可少的原始词有对应关系,并且数量很多,由此可以归纳出若干语音转换的规则,而且在形式和结构中能看出一些对应来,那么这两种语言间便一定存在着密切的亲属关。他实际上大体解决了印欧语的辅音变化规律问题,这个成就后来为格林所继承,并用更明确的语言表述出来,成为"格林定律"。
之后,以格林童话著称于世的雅各布·格林在他的著作《德语语法》中(四卷本1819初版1837再版)首次运用与现代比照法相似的方法,他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字母,阐述了德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尝试阐示了日尔曼语族从共同来源到当代诸语的演化史,这也是第一次对贯时(diachronic)语言现象的系统研究。他所发现的这些语音对应规律被后人称为“ 格林定律 ”。( 也有翻译成“格林姆定律或格里姆定律”——具体规则内容可以去查词条,这里就略过不提了 )
德国语言学家弗朗兹•葆朴,是第一个将梵语和其他印欧语言系统比较的学者。1816年出版的《论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动词变位系统的比较》是他重要的成果。葆朴的语言研究目的是为了找出语言的原始语法结构,探索印欧语的原始语言。他认为唯一办法就是追溯语法形式的来源。
葆朴注意到梵语比其他欧洲语言保存着更多的原始形式,因此竭力想通过梵语来追溯原始印欧语最初状态 。他把大量相似相关的语法事实搜集起来,进行详细比较从而有力地证明了印欧系语言的亲属关系。同时,他把梵语引进了比较领域,从而创立了比较语法,使欧洲语言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有人在评价他发现的“比较语法原理”足可以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媲美。
在当时梵语是主流思想中通向史前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将其被当作语文学的工具使用。但葆朴是最早主张划清语言学和语文学界线的学者之一。这标志着语言学概念的真正确立,对后来语言学曾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的语言学已经开始和当时大量的其他学科领域的概念互相交融(尤其是生物学、物理学等),从而产生出了大量的全新思路和分支学科。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歇尔(1821-1868),是当时历史比较语言学当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对后来的语言学发展影响巨大。他提出了自然主义语言观的大量理论,开创了自然主义学派。他的主要著作有:《以系统的观点看欧洲语言》、《达尔文学说和语言学》、《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等。
施莱歇尔受达尔文影响把语言与植物动物做对比,认为语言是天然有机体,是不受人们意志决定而形成,并按照一定规律成长、发展而又衰亡的。(但这个观念有些问题,因为这等于从根本上抹杀了语言的社会性。)
他提出“语言生命两个时期假说”。该假设是以他的语言有机体理论为依据的。他说语言生命和生物机体都具有成长期和衰老期:在成长期,它们由简单结构变成复杂形式;到了衰老期,由达到的最高点逐渐衰退,形式也逐渐受到损害。施莱歇尔认为语言上升阶段在史前时期,从有史时期开始,语言历史就是一部衰落史。这“两个时期假说”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流行的一种唯心史观的反映。
语言发展阶段论:施莱歇尔认为语言发展经历三个阶段,所有语言都发端于词根语,然后通过辅助词的粘着,最后发展到高级阶段,即印欧语开始衰落时那样的屈折结构形式。他认为一切语言的形式都系出同源,一切比较复杂的形式都来源于比较简单的形式,语言的粘着形式产生于孤立形式,而屈折形式又产生于粘着形式。(但这个理论仅仅是一个假说)
施莱歇尔在描述印欧语系时,描绘出了语言谱系树理论。他将印欧语系比作一棵树,树干就是构拟的印欧母语(原始印欧语),支干是各种印欧语分支,进一步的细支是各种印欧语的现代方言。这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施莱歇尔把生物学描绘生物进化类别的树形图引进语言领域,变成了语言谱系树。
语言谱系树理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亲属语言谱系分类(即发生学分类),形象清楚地表达了对语言相互之间关系的看法,对谱系分类研究确实起过一定推动作用。但由于这一理论本身包含根本性错误,因此之后便站不住脚了——主要问题在于:施莱歇尔认为,在分杈前的某一时期内语言内部是完全统一的,从分杈开始,则完全分裂为两种语言,而且这两种语言似乎从此就没有了任何联系,这个推测和语言的实际变化情况并不相符。
施莱歇尔所设想的原始印欧语,结构很简单,只有几个元音,几个辅音,词法非常有规则。但其学生施密特在《印欧语言的亲属关系》指出,在施莱歇尔所说的母语时期,实际上已经存在各种方言,因此认为语言分化起源于统一的母语的观点不能成立,施莱歇尔的语言连续分裂观点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于是针对施莱歇尔谱系树理论的缺陷,他的学生施密特提出了“波浪理论”。这一概念是由物理学借来的,其把语言形式的扩展视作从某一中心开始的波浪,形成许多同心圆,不断向外传播。波浪说使人们考虑到了印欧语系各语言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凸显出了谱系树理论的幼稚和简单化的弊病。
施莱歇尔的另一个学生舒哈特认为方言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 所谓“方言”的分布范围是不能确定的, 变异是语言的本质。这个理论被称为“地理变异理论”。后来在1905~1907年在土耳其发掘出了公元前1700~前1200年的赫梯文字,更证明施莱歇尔所构拟的形式需要修正。
语言学中的“构拟方法”,为施莱歇尔所首创。这项成就把语言历史比较工作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构拟(reconstruction)又称为重建重构,指以留存语言成分的比较为基础,推断共同母语的原始形式的一种方法。在构拟的形式前面加*号来表示这并非是确实有历史依据的形式。构拟方法确实是一种简明有用的方法,它促使研究者注意语音演变的细节,并把研究结果归纳到构拟的形式中去。同时,有了构拟的形式,也便于说明语言历史演变的情况。所以,构拟方法很快成了历史比较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方法。
19世纪70年代, 历史比较语言学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 “青年语法学派”或“新语法学派”, 其主要成员是勃鲁格曼 (K.Brugmann, 1849-1919) 、奥斯特霍夫 (H.Osthoff, 1847-1909) 、雷斯琴 (A.Leskien, 1840-1916) 、保罗 (H.Paul, 1846-1921) 、维尔纳 (K.Verner, 1846-1896) 、德尔勃吕克 (B.Delbrück, 1842-1922) 等人。这群德国莱比锡大学的青年学者, 与老一代的历史语言学家意见不合, 他们于1878年创立了《形态学研究》杂志, 并称自己是“青年语法学派。他们对旧式语言学家的一些观点作出了批评性评论, 并详细阐述了青年语法学派的观点和行动方案。他们批评老语言学家只关注语言, 忽视语言的使用;只注意语言的物理和生理特性, 忽视语言的心理机制;只注意书写古语, 忽视现代口语和方言。他们明确反对语言的自然主义观点和超出实证研究范围的原始语言结构。
勃鲁格曼和奥斯特霍夫更于1878年断言:“音变法则没有例外”。这一波革命性的思潮奠定了现代比照法的基础,因为比照法的前提要求亲属语言间语音对映的规则性,以及从祖语到子孙语言语音演变的规则性。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新语法学家假说”。在这个前提下,从当时研究最为深入的印欧诸语出发,比照法开始被用于去构拟原始印欧语。随后,语言学家们又把研究范围拓展到了其他语系。很快地,比照法被确立为探求语言亲缘的科学方法。
青年语法学派的学者发现语音演变的不规则现象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 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隐藏法的作用, 借词的联想, 书面形式对单词发音的影响等。内部因素包括类推作用的影响。
在1822年,格林就提出了语音演变规律,人们也曾看到有些例外情况,1875年K.维尔纳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格林定律”中的例外问题,认为这些例外实际上是由于重音的变化所导致的。他的这种音变规律后来被称为“维尔纳定律”。新语法学派因此觉得,历史音变已得到了充分解释。1878年,布鲁格曼和奥斯特霍夫在一篇文章中宣称,语音变化按规律进行,没有例外,跟自然科学一样,有其严格的规律。他们认为,人类语言变化的因素不外乎心理、生理两种,可是语音变化是缓慢的,不自觉的,所以“语音定律的活动完全是盲目的,依照自然的盲目需要而进行。”
新语法学派提倡研究活的方言,但受到H.舒哈特和J.吉耶龙 (1854~1926) 等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经过实地调查之后,认为语音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情况复杂而且变动不居,不能像新语法学派那样划出清楚的界线,说什么地区的方言在什么时候总是发什么音,毫无例外。
新语法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很大,对语言学的发展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它总结了19世纪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成果,预示了20世纪初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该学派也被人称为“语言学家的第一个现代学派”。布鲁格曼和德尔布吕克合著的《印欧语言比较语法》,以及保罗的《语言历史的原则》,都是宝贵的语言学文献。
但该学派也有其局限性:该学派夸大了语音规律的绝对性,没有意识到语言和方言在地域和结构上的相对统一性。在语言研究中采用原子主义的方式,孤立地研究语言现象,材料零散,缺乏系统性。该学派研究的重点是语言的个人因素,忽略了语言的社会因素,所以对语言本体的研究难以深入下去。
在19世纪末的语言学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语言研究已到达顶点,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但20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而进入到现代语言学时期。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发端于十九世纪的一种方法论,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创立,经过维特根斯坦、让·皮亚杰、拉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阿尔都塞、科尔伯格、乔姆斯基、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发展与批判,已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思潮。
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年11月26日—1913年3月22日),瑞士作家、语言学家,祖籍法国。是后世学者公认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索氏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把语言学塑造成为一门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尽管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特别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但真正使他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这一美称的却是他在1906年至1911年期间为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开设的“普通语言学”课程。其以人类一般语言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语言的性质、结构特征、发展规律,是综合众多语言的研究成果而建立起来的语言学,是语言学的重要理论部分。(这奠定了符号学的诞生与发展)
1878年,索绪尔在柏林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论印欧系语元音的原始系统》(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这是索绪尔早期的代表性著作,是一篇有关语言的历史研究的论文,但它所用的方法却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比较法。他把原始印欧语的语音系统看成一个有规则的整体结构,因此从语言结构的不规则处着眼,拟测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索绪尔用这种方法解释了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的一些问题,他的这一理论被称为“喉化音理论”,在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奠定了索绪尔当时在语言学界的学术地位。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发掘出了古印欧语赫梯(Hittite)语的材料,证明了索绪尔在半个世纪以前拟测的正确性。这篇论文的理论方法已经显现出索绪尔从系统整体把握语言的思想。索绪尔在柏林住了18个月后又返回莱比锡,他写了一篇关于梵语中绝对属格用法的论文,以此获得了博士学位。
索绪尔区分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个不同的概念。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但是不管个人的特点如何不同,同一社团中的个人都可以互通,这是因为有语言的统一作用的缘故。索绪尔进而指出,语言有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因此语言研究又可以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外部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索绪尔指出,研究语言学,首先是研究语言的系统(结构),开结构主义的先河。
他主张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区别开来。他虽然承认社会史、文明史等因素与语言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认为这些因素不会触动语言的内部系统。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内部语言学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科学。
索绪尔创造了“共时 ”和“历时”这两个术语,分别说明两种不同的语言研究。他特别强调共时研究,因为语言单位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在系统中的地位而不是它的历史。语言学家必须排除历史,才能把语言的系统描写清楚。
他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组成。所指的就是概念。能指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或音响形象。索绪尔又指出,语言符号有两个特性:
2符号构成的线性序列,话只能一词一句地说,不能几句话同时说。
1语言始终是社会成员每人每时都在使用的系统,说话者只是现成地接受,因此具有很大的持续性。
2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和符号本身的形式,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因此语言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在构成关系系统时存在于两种关系之中,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中。组合关系与语言成分的线性排列次序是一致的,而聚合关系则是以语言项目中一定成分的选择为条件的。
1913年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位同事根据学生所作的笔记和他所留下来的讲稿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不朽的著作,并于1916年出版。该著作成为二十世纪现代语言学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山之作,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理论基础都来自于此书。
某种程度上来说,索绪尔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语言学的范围而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直接导致这些学科中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已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一世纪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创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
在进入20世纪之前,不妨先把上面的内容总结一下。笼统地来说,上述语言学的发展史主要可以分成这么几个阶段:语文学阶段——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进入转换生成语言学时代。
如此的划分是因为,在转换生成语言学之前,语言学的学派大体上都是比较统一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学派或者研究方法在语言学当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引领着语言学发展的大方向。( 所以还是同时存在别的语言学研究流派的,只是这些旁支太繁杂了。 )而转换生成语言学以后,出现了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三家鼎立的局面。
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12月7日—),他的《句法结构》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最伟大的贡献。该书于1957年一经问世,就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转换生成派。乔姆斯基正面提出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背道而驰的生成语法。他主张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应从语言转向语法,研究范围应从语言使用转向语言能力,研究目标应从观察现象转向描写和解释现象,研究方向应从处理语言素材转向评价语法假设。这些石破天惊的论点在语言学界引起了爆炸性反响,继而掀起了一场语言学界的革命,并产生了以他为代表的国际上的语言学重要流派。自从该书发表以来,转换生成学派又称养姆斯基学派逐渐形成,并且有所发展。
《句法结构》从广义(跟语义学相对)和狭义(跟音位学及词法相对)两个方面论述句法结构,旨在建立一种公式化的一般语言结构理论。
“ 句法学是研究具体语言中构造句子所依据的原则和方法的学问。——《句法结构》 ”
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对语言进行分类描写,而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绎系统,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这套规则既能生成出无限合乎语法的句子,又能解释各种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上的歧义性。
生成语法学与传统语法学的一个区别,是它使用数学那样的符号和公式来规定概念,表达规则,所以可称其为形式化的语法。生成语法学家采用数学模拟的方法进行研究,其研究的对象是大脑的一种独特的认知系统──语法系统,因此乔姆斯基认为它属于经验科学,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学,最终将归入研究人脑机制的生物学。乔姆斯基说,与其把生成语法看作一种理论,不如看作一门“学科”,其性质和研究方法与以往的语言学有本质的区别,而与其他自然科学则基本一致。
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材料是随机搜集起来的大量句子。乔姆斯基则认为,随机搜集的句子是十分有限的,而句子的数量却是无限的,人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句子搜集完全,所以,语言研究的不应是人们的言语行为,而应是人们内在的语言能力,因为正是语言能力使人们能够不断地产生并理解新的句子。因此,语言研究的方法应当同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相同,即先根据观察作出假设,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验或证明假设,并针对实际情况对假设进行修改。这样多次地进行反复,直到能够正确地解释句子结构为止。
乔姆斯基认为结构主义只是对语言结构的表层进行切分和描写,所以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结构的句子会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区别等这样一些语言现象。语言研究不仅应注意表层结构,而且还应注意其深层结构。
在发展自己语言理论的过程中,乔姆斯基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区分开来。并试图说明人的语言能力,试图用语言研究来说明心理活动,因此,他认为语言学应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曾作过多次修改,经历了早期理论、标准理论、扩充式标准理论和修正的扩充式标准理论四个阶段。最近一个阶段的语言理论模式由句法、语音和语义三大部分组成。句法部分包括基础部分、转换部分和格部分,基础部分生成出深层结构,然后通过转换部分生成出浅层结构,再通过格部分而成为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既可通过语音部分而获得语音表达,也可通过语义部分获得语义表达。
乔姆斯基的理论在涉及到:“人类童年如何获得语言能力”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议性。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在语言学当中就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因为某种程度上这个争论是涉及到了语言学的源头问题了——即: “语言”是如何以及何时诞生的?
在这一问题上,结构主义接受的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年,启蒙思想家、“ 自由主义 ”之父。被认为是英国最早的经验主义者之一)“空白说”的哲学观点——洛克通过意识连续性来定义自我,他推测人类头脑的原始状态是一片空白,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后来从经验中获得的。
“无论我写什么,只要我发现它不是真实的,我的手就会成为扔到火上的最先手。——洛克”
由此,结构主义者认为儿童的语言能力是靠反复地模仿和记忆,使其成为一种习惯而获得了语言能力。
二:供小孩模仿的句子无论数量有多少,但毕竟是有限的,小孩为什么能够理解并产生以前从未听见过的无限的句子?
乔姆斯基本人更赞成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指人类生来就有的观念,先天已具备种种逻辑、感知能力等。因此他认为人的大脑中天生就有一个“语言习得机制”,儿童被假定为天生具有适用于所有人类语言的基本语法结构的知识。在进一步在这个观念进行推广之后,乔姆斯基把这个假设推广到了人类语言的起点。于是他和其他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著名的普遍语法理论,也称为“原则与参数理论”。他们认为,普遍语法是人类所特有的语言知识体系,存在于正常人的大脑中。根据这一原则和参数体系,普遍语法包括一套普遍原则,利用这些原则,可以不断合成短语,同时也可限制格条件原则过于强大;普遍语法还含有一系列参数,这些参数可以帮助和指导普遍原则更好地操作。
乔姆斯基强调:“普遍语法不是一部语法,而是一系列条件,用来限制人类语法的可能范围。”
普遍语法是乔姆斯基为揭开人类习得语言的奥秘所做的假设,是假想的人类语言都要遵循的一系列抽象原则和必备的条件,是生成各种具体语言的基础体系,它不是社会规约出来的规则,而是人脑里的心智规则。
他提出的这一理论,让语言学不再停留在语言本身的共有特征上,而是赋予了其新的生物语言意义,即不同语言背后的生物遗传属性,这引发了一场学术界的革命。普遍语法的核心是——递归与合并。这两大特性被用来将语言的发展从最简单元到复杂生成的过程都囊括了进去——乔姆斯基根据自己的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出来的——2002年乔姆斯基等人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中提出:递归性是人类语言唯一至关重要的特性。
然而,相当一部分语言学家反对普遍语法理论,认为在尚未对所有人类语言进行研究之前就假设所有人类语言有共同的“底层语法”的做法过于激进。而且普遍语法的解释也是不完善的,存在一些情况否定了普遍语法的理论。
在应用普遍语法研究未知语言时,不得不假设许多“空白词类”,在研究基本语法为“谓主宾”的语言(如爱尔兰盖尔语)时,更不得不假设这些语言的“底层基本结构”为主谓宾,这种做法本身可能已经违反了描述性原则。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由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丹尼尔·L·埃弗雷特提出的。他在亚马逊地区迈茨河沿岸的一个叫皮拉罕(Pirahã)的印地安部落断断续续生活和研究了30年。他发现皮拉罕人的语言中没有“递归性”,如他们的句子里没有“ 爸爸说妈妈说你叔叔说他要带你去公园 ”这样可以套从句的句子。由此埃弗雷特获得了“普遍语法”的挑战者的称号。
2005年埃弗雷特在《文化人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对乔姆斯基等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双方掀起了一场语言学界的大争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至今。不过,争辩双方的观点有待经验科学结果的检验,比较性、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将决定他们的胜负。如果埃弗雷特的发现得以证实,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将受到重大挑战。由于递归性是普遍语法的两大核心内容之一,证伪递归性几乎等于证伪普遍语法。埃弗雷特认为是文化而不是遗传决定语言。他只是否定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中的“唯递归性假设”。皮拉罕语的特性在其他语言中也有发现。
除了埃弗雷特之外,也有语言学家主张,普遍语法是基于种族中心主义而得出的假设,而这会对认知科学造成很不良的影响……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让人特别信服的答案。因此,对普遍语法的探究和论争目前仍将继续下去。
现代语言学在18世纪开始发展,一直至19世纪的“文字学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上半期,语言学主要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到了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出现了许多新的领域,以乔姆斯基为例,语言学开始和其他多个领域之间结合发展出全新的方向。(越来越强调交叉学科的重要性了,现在进行时……)
如今的语言学已不再是单一学科,而是下属大量分支学科共同构筑起来的一个庞大的“系统”学科。语言学其他的附属研究科目包括但不限于:
社会语言学——探究语言学变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
语言掌握——研究儿童是如何掌握他们的第一语言,以及儿童与成人是怎样掌握和学习他们的第二与随后的语言的;
话语分析——这涉及到文本与会话结构和语用,语用是指意义是怎样在综合语言能力,非语言知识与讲话上下文被传达的。
更进一步拓展开来的话,还包含了: 语音学、音系学、构词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词汇学、方言学、修辞学、文字学、语源学、词典学、文体学、比较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类型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对照语言学、语言地理学、社会语言学、方言学:方言地理学、语体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教学、话语语言学、实验语言学、数理语言学、代数语言学、统计语言学、应用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翻译学、神经语言学、伴随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音韵学、词义学、写作学、语用学、国际语学、训诂学、语境学、生物语言学、理论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语音学音位学、词法学、句法学、语义学(词汇语义学、结构语义学、原型语义学)、语用学……
应用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对照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文体学(规范语言学、语源学)、语料库语言学、 符号学 、生物语言学、翻译、计算机语言学……
还有各种对于语言学研究方法和目的的阐释的语言学学派: 自然主义学派、新语法学派、社会学学派、唯美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Structuralism)、语符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格语法学派、关系语法学派(Relation Grammar)、形式主义学派(Formalism)、生成语法学派、生成语义学派(Generative Semantics)、词汇功能语法学派、核心词组语法学派(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认知-功能主义学派(Cognitive-Functionalism)、功能语法学派(Functional Grammar)、系统功能语法学派(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角色指涉语法学派(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认知语法学派(Cognitive Grammar)……
从上述这么多的关于语言学的交叉分支学科,可以比较直观地感受到“语言”所牵扯的范围之广,同时这门学科研究之复杂。往大了说,这门学科几乎与人类的方方面面都有牵连,不论是整体的社会、文明,或者个体的智能……
另一方面来说,在讨论“语言学”这件事本身来说,我们就不得不身处于GEB开篇中强调的“怪圈”概念里——我们如何以语言之外的方式来谈论“语言学”——请注意,这里的语言涉及的范围是很广的;不仅仅是口语和书面语、其实这个概念之下包含了一切人类的有意义的交流形式。当然具体的各种讨论要在具体的题目范围内来说才有意义。
在这里联系回GEB的内容,关于形式和内涵的关系探讨——其实这部分内容和下面的“符号学”内容的关系要更加密切。但是这里必须先提到语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从上面的语言学发展历史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语言和符号两门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笼统的说,当我们从语言学跨入符号学的时候,有些非常有趣的“成对”的而且“背反”的映照情况出现——从学术范围来说,我们的主题其实变得更加具体了;但同时,内容上和形式上我们变得逐渐由具体走向了抽象——这一类的对应关系简直就是个大网,几乎可以把社会发展历史、哲学发展史、近代思想演变等等内内容全部兜进来。
当然在学科诞生的早期,往往都是边界模糊的。专有名词的确定就是为了划定界限,进而有了定义,就有了种种区分。只是到了如今,我们似乎又开始逐渐的往源头上靠回去了。因为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之前确立的“边界”一再地被打破。似乎原本分割开的领域,又再一次联系了起来,而它们身上的映照的关系也越来越明显。
这种存在于各处的“映照”关系,不禁让笔者联想到柏拉图在“洞穴寓言”中描绘的那种对应关系——一切现象都是“真实”的一种映照,其中各有不同,但仅仅只是本身不同面的映照。但是正因为这“映照”的影像是那么多,又有那么多不同的“面”——我们对于这个“真实”源头的感受也就陷入本体论与还原论的争端当中去了。因为确实在这里的描述中,语言的限制就产生了这样的违和感而像“一既全、全既一”这样的说法又未免有些过于“玄乎”,很难让人接受……
GEB当中所探讨的内容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属于符号学的内容,当然计算机语言的部分——机器语言、编译语言、编程语言……可以归入语言学的范畴内。严格来说这里我们正处在一个跨界的位置上,这其实是对于认知的一种挑战。这种接纳虽然可以扩充认知的边界,但也同时在冲击着之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体系——就好比数学界的三次危机一样,但是只要能够跨过去,就总会进入全新的天地里。那接下来就进入符号学去看看吧……
某种意义上来说,符号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互相之间的影响非常的深,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可以说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是深深纠缠在一起的。但是如果细分的话,二者之间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内容又是截然不同的。在这种时候对于想要了解的人们来说,往往会非常痛苦,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模糊关联会耗费很大的精力才能理清头绪——当然如果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不会有这问题,因为经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他们可以很清楚的为自己的领域做出划分。(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最明显的区别;并非在于知识“量”上的多少,而是在于概念“界限”上是否可以明细)
“ 符号学中,将征象(sign),即是可能发生意义的事态呈现,后经过觉知而转化为单一符号或符号系统,根据其传播模式而分类。所传播之意味以使用的编码而确定,并且将符号分成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广义上,这种能指可以是一段声音、一个手势、一个字符、或是一切所见所闻之事物。但是一个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只有在一个集体共同认可才可以形成,而通常来说,这不仅与语言中的词汇相关,且联系到语法。这对应关系所代表的事或物,也可能会因为社会和文化关系而带有隐意。
在《于讯息与意味之中》(In Messages and Meaning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1994)一书中,马歇尔・达耐西(Marcel Danes)提出符号学家的职责应以研究指示关系为优先,其次才是沟通交流。
以文化为研究范围的是现代符号学的特质,当中包括民间故事分析(Folklore Analysis)、人类学(Anthropology)、叙事学(Narratology)、言说分析(Disclosure Analysis)、神话符号学(Semiotics of Myth)、艺术符号学(Semiotics of Art)等领域。
符号学(征象学)包括三个分支:语用学(pragmatics)、语义学(semantics)、语法学(syntactics)
征象有三个意义化的层次:这三层意义由外在到深层隐晦依序为明示义(denotation)、隐含义(connotation)以及意识形态(ideology)。
第一层明示义:征象具外观之具体、外显且可见的明显意义,容易转化为符号。
第二层包含隐含义与迷思(myth):一个征象的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与世界中的某样事物有绝对的对应关系,而是以彼此之间的关系来产生意义的,所以将第一层的符号化体系嵌进文化价值体系之内,而有使征象有其符号的意义。
第三层意识形态:反映出文化用来组织和解释现实的广泛规则。
符号学(Semiotics)广义上是研究征象(sign)、意义发生(signification)、符号(symbol)、传播(communication)的人文科学。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几乎涵盖所有涉及“征象、兆头、徽号、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正是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符号学研究在西方世界人文科学的早期历史中并未得到过重视。
但话虽如此,符号学的发展实际上是经历了漫长的哲学讨论历程的。关于“符号”定义的讨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现代“符号学”一词是从希腊语“Semeiotikos”经有中世纪演化而来,意为:指号的观察者(“指号”即:一切“有所指”的东西——不限于语言等等)——解释和推测其意义的人。所严格意义上来说Semiotics一词被翻译成符号学,只是在当前最惯见的译法;另外也曾经被译为“记号学”,但两者其实都不是此一学问最恰切的译名。
对于这一“有所指”的概念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时期的希波克拉底和巴门尼德的著作。对于这个概念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了古罗马,当时在各个领域当中,都牵扯到对这样的概念的探讨:“隐藏于视界之外的存在的征兆”或“有所指的抽象概念”。
希波克拉底把“Semeiotikos”定义为:确诊隐藏疾病从而采取某手段的医生。因此诊断即为:发现显性病症背后,涉及患者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指号(征兆)。希波克拉底的这一定义在之后被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扩展——“指号”(符号)具有三种时间指向,既包含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逻辑串联性。
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修辞学》当中对其进行了性质区分:确实可靠的、必然的“指号”和可驳斥的、或然的“指号”。前者表示具有“指代性”的符号于其所指代的含义具有着明确的,清晰的、当下的关联性,而后者则表示其“指代性”是更为抽象的以及逻辑上不必然的。这一分类在之后引发了斯多亚派和伊比鸠鲁派关于“符号”意义定义的争论——其究竟是值观获得的还是推理获得的。(这场争论可以对照语言学中的辩论来看,很有意思)
有趣的是在古希腊时期,关于“符号学”的探讨,更多的来自于对于自然界当中种种抽象关联的探讨——征兆、象征意义。在此“符号”的概念还没有被扩展到语言学的范畴当中去,在这一类探讨中,“符号”和“语言”之间还存在着界限。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解释篇》开头,有点打破这个界限的征兆。
他在开篇这样说道:“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学是口语的符号。正如任何人没有相同的书写形式一样,任何人也没有相同的说话声音。但所有这些本来是内心经验的符号,这一点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却是相同的……”
但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词是“符号”(symols),而不是“指号”(to semeion)所以在那一时期,指号的含义被限定在自然现象的抽象概念范畴内,与书面以及口语的意义传递形成了对照。
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上面会说“符号学”的翻译未必准确的原因了。因为追根溯源来说,“符号”在其词源以及早期历史时期,是有存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不同专有名词的。虽然其中存在“同构”的情况,但还是被明确区分开。而在之后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其含义开始逐渐合并,概念逐渐一般化,其覆盖范围开始出现变化了。(注意上面第一段符号学包含的几个领域,文中所提到的几个相对照的不同概念的词“指号”/“符号”,逐渐建立了“母集”和“子集”的关系了)
罗马时期对“符号”的讨论主要是在修辞学框架内进行的。这一时期符号研究的特点是偏于技术性和科学性,当罗马时代修辞学和记号逻辑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后(经院哲学),对符号的讨论大幅度转向语义学方面。
当时对于“符号”概念定义的变革,起始于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 354—430)。他接受伊比鸠鲁派的观点,把“指号”看作是某种感知的特殊意象——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他借由此划分出了“自然指号”和“约定指号”这两个概念:前者没有任何内涵或者主观的意愿,仅仅是某种可能客观存在的关联性;后者则是在因交际目的而有意无意所产生的指号。(简单理解还是可以划分成客观的关联性和主观的关联性)
奥古斯丁的解释忽视了一点,是在“指号”的解释和推理运用中,语言是具有中介作用的。在这一点上,与伊比鸠鲁派相对的斯多亚派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同时,奥古斯丁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对于口语和心灵之间关系的推论,最后得出结论是——口语与心智之间确实存在着对应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某种表征。(奥古斯丁提出了“心灵词”的说法)奥古斯丁对于“符号”概念研究的推动是非常巨大的,他为之后的概念发展奠定了基础。甚至他的成果直接影响了之后索绪尔开创“符号学”。
至此,中世纪时期,对指号的概念开始逐渐演变。当时指号的希腊词“Semeion”的拉丁语翻译是“signum”(复数:signa)——征象。于是可以看出,之前对于这类概念的种种划分和定义开始逐渐被统合了起来。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时期,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愈演愈烈,这场争论为日后的诸多学术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经院哲学关于个别与共相的这场争论遍及了多个思想维度:在认识论上是关于普遍概念的形成、性质和意义问题的争论,在本体论上是关于理念、精神实体和个别事物的独立存在问题的争论。就思想渊源来说,这个争论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共相问题是中世纪早期经院哲学争论的中心。后来虽然以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为重点,但共相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其形而上学本体论方面的争论一直未曾中断。
实在论者认为:名称即一般概念都是实在的、客观的,是先于物质的;而唯名论则认为:只有具有特性的事物采是实在的,名称是事物的一般概念。作为事物的概念永远后于事物。于是随着争论的继续,语词符号问题便成为了两派关注的焦点之一。
接近中世纪末期的时候,著名的唯名论学者奥卡姆的威廉(奥卡姆剃刀原理的提出者)声称自己赞成古希腊时期“证据指号”的概念,他举例:烟是火的指号、呻吟是疼痛的指号、以及笑声是“某种内心快乐”的指号。这些指号的概念不同于奥古斯丁分类的意义由约定俗成确立的“约定指号”。所以他建议对自然指号和约定指号的划分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奥卡姆奥古斯丁的分类基础上提出“自然指号”具有第二种类型,就是奥古斯丁的“心灵词”。
随着注意力日益集中于语言指号,奥古斯丁最初划分的概念也逐渐演变成了心灵词、口语和书面语的划分。到19世纪初,奥古斯丁及其近代继承人遗留下来一类庞杂的自然指号,它们与恰成对照的所谓“约定指号”有不同关系。古典证据指号也被保留了下来,并且沿用古希腊的例子来阐明。但除此以外还有心智观念(或“心灵词”),作为图像指号的对照(抽象指号)。最后还有外部情况引起的内外对照的心智指号(对外界的情绪反馈)等等。在奥古斯丁那里作为形成语句的基本元素的口语和书面语成了典型的“指号”。但是,由于自然指号的分类增加,仅用“指号”这一词来概括自然指号,和用于人际交往中的指号,已经显得日益困难了。
在近现代,霍布斯和洛克等人也投入了符号问题的研究,洛克在他著名的《人类理解论》中把人类知识划分为自然、伦理、符号(指号)三大类,并且专门用了一卷的篇幅来论述“指号”在语言表达式中的情况。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指号”一词限定了范围,将其限制在语言表达以及心智方面。
至此关于“符号”的关注焦点完全转向了语言学。霍布斯认为“指号”有公私之分,所谓:“私人指号”即是奥古斯丁的心灵词的概念:它是我们自己思想的记号。而“公共指号”,则是通过它来让别人知道我们思想的指号。所以可以这样解释“记号”和“指号”的区别——即前者为己所用,后者为他人所用。在这里所说的指号“sign”(征象)一词已经和一开始古希腊语当中的“指号”(semeion)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已经由完全的客观性转向了完全的主观性了)
二十世纪是现代符号学诞生的时代,目前来说学术界比较公认的是把美国学者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 1839年9月10日-1914年4月19日美国当代实用主义奠基人)誉为现代符号学的创立者。皮尔士自认是逻辑学家,而他把逻辑学视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他的理论预示了之后逻辑实证主义者与语言哲学支持者之间的论战,而语言哲学主导了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另外皮尔士在数学、研究方法论、科学哲学、知识论和形而上学等诸多领域中也都有巨大的贡献。皮尔士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他的研究文献仍很缺乏。皮尔斯身后留下10万多页手稿、笔记、信件,是思想史的一座富矿,至今持续影响着当代符号学运动的发展。他一生共写了不少于127篇关于语言和语言学的论文,他的很多巨著至今也仍未能出版中译本。
在皮尔士的著作中,关于“符号学”定义的诸多早期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混乱影响都有体现。皮尔士以他的实用主义来尝试梳理这些观点,并且试图拓展“符号学”的边界到人类语言交流的范畴之外。
皮尔士认为一个完整的符号由对象、符号和解释项三部分组成,所以符号学由三个分支构成:第一个分支是符号语法,讨论符号表象自身,即符号的形式条件;第二个分支是批评逻辑,讨论符号与其对象间的关系,即符号为真的形式条件;第三个分支就是一般修辞,讨论符号与其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即获得真理的形式条件。
在他看来,符号对象决定符号,符号作为传播媒介,由发送者发送给接收者,接收者对符号的理解被称为解释项,随后解释者又转变为发送者,将已成为符号的解释项发送给下一个接收者进行理解,由此而得到新的诠释,如此延续发展,以至无限。解释项是理解皮尔士符号学及其符号传播思想的关键,它是解释者对符号进行感知、解释的效果、程序和产物。
皮尔斯将符号定义为对象、符号和解释项的三元关系之后,先后提出了10种有关符号分类的三分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将符号分为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三大类:
1·图像符号的符形是用相似的方式来表征对象,例如一副肖像画就是典型的图像符号,它完全是对符号对象的写实和模仿。
2·指示符号指的是符号形体与被表征的符号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因果或邻近性的联系,使符号形体能够指示或索引符号对象的存在。指示符号的这一特征,使其符号对象总是一个确定的与时空相关联的事物或者事件,比如指示牌。
3·象征符号的符号形体与符号对象之间没有相似性或者因果相承的关系,它们的表征方式仅仅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比如语言就是典型的象征符号。
“符号是这样一种表现体,其典型特征恰好在于它作为规则,会决定它的解释者。一切词、语句、书,以及其它的约定指号都是符号。”
皮尔士的理论促成了传播学和符号学之间的相互融合,而传播符号学是当今符号学运动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是传播学与符号学两个学科融合发展的重要结晶。与传统的传播学研究范式不同,皮尔士专注于符号意义之解释与互动这一理论视角,从符号意义的生产与互动来讨论传播学中的各类问题,并由此形成其独特的三元传播模式观。这颠覆了传统的传播学二元传播模式(传—受二元),转而以意义生产与再生产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可以说正是由于皮尔士,20世纪的语言学确认了语言符号传播功能是语言研究的最基本问题。
在皮尔士之后,符号学在欧洲大陆上和在美国产生了两种很不相同的研究方向(也分别用两个不同的词来代表符号学)。在美国的符号学是用“semiotic”,主要继承自皮尔士从逻辑学角度提出的专业术语,之后经由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C·W·Morris)等人进一步发展。
欧洲大陆的符号学则以“semiology”(亦可称为:记号学、症状学)更为主流,这一支的符号学起源则来自于费尔南迪·索绪尔——没错就是上面在语言学部分提到过的那位。他即是瑞士语言学界的泰斗,同时也是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
索绪尔开创了语言符号理论,故而人们视其为符号学的鼻祖之一。又因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的一般性、开放性和深刻性,他的理论成为20世纪结构主义思潮的重要思想来源。往后影响了法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美国衍生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等。
索绪尔将符号分成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个互为表里的联结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索绪尔是第一位正式将语言研究纳入符号学视野的语言学家。他在自己的教学演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指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换言之,索绪尔十分强调语言的符号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立场使得他实际上将符号的核心(即符号意义)排除在语言学之外。
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定义人类对语言的符号本质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许多学者就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语言说成是表达心灵印象的符号,而文字又是口头语言的符号。尽管如此,直至 20 世纪初期,人们关于语言符号性的讨论要么旁敲侧击,要么只言片语,缺乏今日学术论证的严密和系统。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出版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在那本书里,索氏率先将语言同社会生活中其他各种符号系统相提并论,从而把语言研究放到了他所谓的“关于符号的统一科学”中来进行。 要了解语言的符号本质,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语言符号这个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根本问题。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部分的第一章中,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定义为“概念与声音模式 (A Sound Pattern) 结合”(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Open Court 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66 页)。其中声音模式可被视作“物质”成分,虽然它只是一种听觉印象,而与它对应的则是更为抽象的思想单位。
索绪尔进一步指出,就这样给语言符号下定义会带来一个术语上的问题,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符号”这一术语指的仅仅是声音形式。例如,人们常常把“tree”看成语言之外具体木本植物的符号。其实,“tree”之所以能够指称物体,是因为在该声音形式的背后还有“树”的概念。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符号的物质部分看成是符号的全部。为了避免这一术语上的歧义,索绪尔建议将语言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改名为“能指”和“所指”,而把这两者的结合称为符号。
澳大利亚学者霍奇 (Robert Hodge) 和克莱斯 (Gunther Kress) 在他们合著的一本书中提到:
“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价值的符号(系统或横组合与纵聚合结构中的位置)及其意指活动(语言外部的指称关系)。与在其他方面的做法相一致,他(索绪尔)选择作为考察对象的是价值(系统关系),而不是意指活动。符号本身由两部分组成,即能指(意义载体)和所指(概念或意义)。索绪尔虽然没有完全忽视对所指的考察,但他的主要兴趣是在能指上面。”索绪尔的这一选择导致了此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过分注重符号系统关系而忽视符号本身意义的不良倾向。
由于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成两部分来处理,为研究文化符号或者意识型态的学者,提供了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学,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在欧美文化批评界,符号学盛极一时。到目前为止,全球学院训练的文化批评者仍有不少使用符号学方法进行文化现象的结构分析。
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学者们,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1960年代。
不过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只遵从皮尔士创立的研究思路,或者索绪尔的。以法国学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把符号学拓展到了更广阔复杂的文化交流形式里,比如:电影、戏剧、音乐、舞蹈、文学、建筑、广告。甚至是人们标注社会价值的食物、服装和奢侈品等等。
(因为罗兰·巴特本人是法国作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符号学家、社会评论家和文学评论家。所以他对于符号学的研究自然会拓展到社会领域,而不仅限于自然或约定的范围内。——这里插一句,著名的“作者已死”的理论就是他提出来的。)
罗兰·巴特和符号学相关的著作有《S/Z》、研究日本而写成的《符号帝国》以及分析时尚的《流行体系》等,这些重要的作品使他的理论在1970年代受到广大的注目,并在二十世纪有助于把结构主义建立为一种具领导性的文化学术运动。1976年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文学符号学讲座教授,成为这个讲座的第一位学者。
巴特在自己的短篇文集《神话学》中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间大众文化的大爆炸——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体形式的普及,它们在最深层次上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以此为基础,巴特初步创建了自己的新符号学理论(相对于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而言)。《神话学》旨在分析流行文化,找出大众文化的行为规律,检测其压力,揭示其影响力看不见的边界。
巴特认为大众文化的运作跟神话非常类似,以前由神和史诗来做的文化工作——教会公民他们的社会价值观,提供共同语言——现在成了电影明星和广告人的工作。此外,在被神话化的当时流行话语中,总是包含两大因素:一种是打着“大众文化”语言的旗号所道出的意识形态批判;另一种是对大众文化语言所进行的新符号理论解构。
罗兰·巴特在自己的《明室:摄影纵横谈》中开创了“刺点”和“意趣”的概念,这本书围绕着两个概念展开。意趣指向人们在欣赏照片时产生的整体感觉,只是从视觉上吸引观看者,让观看者产生兴趣,一般这种兴趣是使人愉悦的;而刺点则指的是照片中与整体格格不入或是突出的部分,可以引起强烈的情感变化,就好像刺到观看者的心里去。
刺点是一张照片中被人忽略、却能在一个主体身上唤醒特殊的审美感知的元素,具有刺激观看者展开更深层次的思考。不同于意趣的浮于表面,刺点是刺进人心,刺到回忆里去。一张照片容易有意趣却不容易有刺点。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有的平淡无奇,有的充满戏剧性。那张有刺点的照片背后的故事就是一出能让人记忆深刻,回味无穷的好戏。
“刺点”的存在将照片所展示的表象与观看者的私人经验紧密联系,即对照片的记忆功能的一种沉思以及探讨大众照片中的私人化的摄影经验。照片之所以会存在“细节”或“时间”的“刺点”,恰是因为摄影的机械性特征导致照片这种图像必然与绘画、雕塑等不同,它的图像是对外在世界表象的截获。
罗兰·巴特把诸多全新的媒介形式都纳入符号学的讨论范围内,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的这些表达形式背后都具有这某个语言背景。所以罗兰·巴特根据这些宣称可以将符号学视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是由于巴特把题材范围扩展的太宽,很多可以应用于语言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这类学科的研究方法再次就失效了,而且同一学科的学者们之间似乎很难保持一致。
可以这么简单的概述上面提到的这三位,皮尔士以逻辑和哲学的研究态度看待符号学;索绪尔则把符号学设想成经验科学;而罗兰·巴特则把符号学看作为传达个人理解和知识的手段。
上述三位某种意义上算是符号学在近代发展的代表人物,但同时也有很多其他的学派以及代表学者。比如俄国(苏联)的符号学也自成一派,代表人物有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苏联的文学结构主义学者,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其最重要的著作为《故事形态学》(以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民间文学发展);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是俄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重要理论家。他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包括:对话理论(dialogism)、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狂欢(carnivalesque),以及时空体(chronotope)等。在文学理论方面,巴赫金继承了俄国结构主义学派,但是他仍然试图以文本、以及围绕文本的文化当中的一系列固有结构为途径,去理解对话中的文学意义;罗曼·奥西波维奇·雅克布森,俄罗斯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
雅各布森是20世纪前期语言学的主流语言结构分析的先驱。分别受到了到索绪尔和特鲁别茨柯伊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雅各布森定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在美国时与乔姆斯基结识,他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产生了一定影响。雅克布森拓展了分析语言语音系统的技巧,因而开创了西方音位学学门。雅各布森将同样的技巧运用在句法学跟构词学上,此外他也认为这些技巧能套用在语意学上,而这产生了一些争议性。雅各布森对斯拉夫语言学有许多的贡献,最有名的是关于俄罗斯语格位的两份研究以及俄罗斯语动词类别的分析;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特鲁别茨柯依,俄罗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他的学说形成了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的布拉格学派。词法音位学之父。欧亚主义者;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苏联文学家,符号学家和文化史家。他在塔尔图大学工作。是爱沙尼亚科学院成员之一。他在符号学和结构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符号学影院》、《艺术文本的结构》和《诗文本分析》是行为符号学代表人之一。1984年,洛特曼创造了符号域术语。1991年,他获得语言学金奖。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这个是语言学中的最高奖项。
进入现代之后,符号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开始出现学科交叉,从而诞生出了大量的分支学科,比如:象征符号学、结构符号学、一般符号学、性别符号学、行为符号学等——行为符号学的代表人物有威拉德·蒯因、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等人。(蒯因的理论在GEB本篇笔记的内容里出现过,这里由于篇幅所限,就不细致展开了)
这篇附录笔记的内容基本上是对应笔记正篇第七章节内容的拓展,对于“意义”所在的解读和探讨。但同时所有的内容实际上又都是相互嵌套的——即包含了前面序言的“怪圈”主题、第五章的“递归”主题、“同构”主题等等。
这里想聊一聊关于“专用术语”的一些个人感想:其实对照GEB原书里提到的内容拿去和真正专业的内容做一个对比——比如音乐方面、数理逻辑、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等——可以明白为什么GEB这本书依然被贴上了“科普”的标签。也就是说光靠GEB是不能了解真正的专业内容的,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相关专业的“专业术语”。
专业术语确实可以看作符号,但重点在于其背后的意义。“专业术语”代表着这个专业的很多重要概念,对于这些重要概念的把握才是是否进入这个专业的重点。所以才需要有所谓的“专业训练”,目的就是为了熟练地掌握,快速建立起概念和“术语”之间的关联。
但反过来来说,专业当中的概念,其实来自于现实生活,来自于普通可以接触到的一切。但为什么需要建立“术语”,来形成一个学科内自有的一套体系呢?——我们知道,实际上人类的一切学科,都是为了研究探索真实世界而建立的系统模型。它们是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的工具,从始至终都是如此。但重点就在于——任何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都必然是有限的。所以在建立的过程当中,不得不对现实的一切做出取舍。这种简化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率的归纳和整合,从混沌中建立秩序就是如此了。
所以这种取舍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就好比为我们不得不长时间的保持注意力,不让自己被需要关注的内容之外的东西干扰我们一样。专业术语的建立,就是作为那些纷繁复杂的种种概念的收纳。像一个个抽屉一样,把各种概念收入其中。然后再把抽屉塞进柜子里,完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大框架是系统概念,一个个专业术语填入其中,而这些专业术语的一个一个抽屉里放着的是各种概念和拓展内容。)
有时候想想,专业既代表着高效、明确,也有着限制。就像上面所说,有时候专业也会成为一种限制要想突破,就不得不跨出限制————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痛苦的(跨出舒适区嘛)~~但这却是代表着可能性。这也算是一个人类智能的例子——-会想到GEB当中的那个WJU形式系统的题目,我们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呢~~~~很有意思……
这篇文章动笔于一月底,说实话,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查询资料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脑袋看的发涨的感觉……由于篇幅所限已经砍掉了很多可以细说的内容了,要是让专业的人看到估计会贻笑大方……
附录系列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实在不敢保证频率和质量。因为如果以GEB为引索的话,牵扯的内容是在太广了,而且都还很深——人是有限的,笔者只能尽力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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