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十二月,汉和帝刘肇猝死于洛阳北宫的章德前殿,此事汉和帝才二十七岁,距离他铲除窦宪党羽的永元四年也才约12年。
如此突如其来的变故显然让朝廷有些措手不及,谁都没想到一个锋芒正盛的青年皇帝会如此忽然地撒手人寰。甚至可能汉和帝自己估计都没有预料到这一天会这么早来临,使得他还不认为指定太子是一件紧迫的事情,尤其是当他膝下仅有的二子尚在幼弱,且此前数次发生皇子夭折的情形下。
年轻的皇帝自然不会有能承揽皇权的继承人,因此政治运作的重任自然只得交给他的皇后——邓绥身上。
关于这位两汉史上少见的记载了名讳的女性,史书里的邓氏自然不乏关于其不凡之处的描写。
比如《后汉书》里描写到:邓绥自幼不喜女红,反倒喜爱读书,她的母亲——南阳阴氏之后——为此曾训斥过她,以致其只能在白日的针线活结束后私下夜读;
其次,邓绥也被描述成一位孝顺的女子,史书曾记录到:在邓绥幼时,她的祖母(就是邓禹之妻)为她理发,因其老眼昏花而误伤邓绥,以致流血披面,但是邓氏为了不让祖母徒增烦忧,忍着疼知道理发结束;
此外,史料里还有关于邓绥曾抚养早早离世的姐姐留下来的孤子等内容。这些记录大多是为了塑造邓绥的道德形象,具体上有几分真几分假,抑或是有几分是时人之常态,于其时实则无足挂齿等,我们自未可知。
史书中,唯一较为独特的描写是邓绥经常能与其父——邓训,一位曾随父主持陇西、西域军事政务的边将谈论边事,且往往有比她的兄弟们更为独到的见解。这一突显邓绥在政治能力的描写,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甚至是光武帝的阴郭二后、汉明帝的皇后马氏都没有这类描述。
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是,此时业已受“太后”尊号的邓绥实际上并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那种白发苍苍、老谋深算的大龄女强人。根据史料记载,邓绥大约在12岁时入宫,及至和帝驾崩的元兴年时,她才不过24岁左右。
因此,这位年轻的太后势必需要寻求资深的官僚以及自己的家人作为帮手,于是,她的兄长——邓骘便按照惯例受封车骑将军,并诏入宫商讨继承人选定的事宜。
除了太后兄长邓骘外,同样被指定入宫协商的还有汉和帝后期的太尉兼卫尉的张禹、同期为司徒的徐防,以及太常尹勤。张禹后升为太傅,徐防为太尉,尹勤为司空,三人在升迁的同时还被指派“录尚书事”,以便出入宫禁,嗣后则都以“定策功”封侯。
换句话说,邓绥以皇太后的身份邀请朝官之首的三公入宫,商讨皇帝继承人的事宜。
值得注意的是,张禹的出身也不平凡,出身于赵国的张氏家族与曾经担任巨鹿都尉的刘回联姻。这位刘回便是汉光武帝刘秀的祖父,而嫁与刘回的张氏便是张禹的祖父张况的堂姐。
张禹本人则是在汉和帝亲政两年后的永元六年便任职大司农,六年后的永元十二年担任太尉。几重身份下来,他的建议大概是比原虎贲中郎将邓骘更有分量的。
之所以这么做,估计主要是因为眼下汉和帝仅有两位子嗣在世;其长者刘胜,生母不详,少者刘隆,生母也不详,且由于汉和帝的多位皇子夭折,故而循前汉宣帝故事散养于民间。而邓太后有意立少者继位,欲以“身有痼疾”为由,排斥刘胜,仅立为平原王而已。
从现有史料来看,受邀定策的三位长官似乎并无异议,于是担任太傅的张禹被命令留宿于宫中,日夜照料刘隆。据传皇太后赐予这位章、和以来的老臣御用的寝具、帷帐,并令负责皇室餐饮管理的太官日夜供餐,让他时刻待在汉殇帝的婴儿床旁,每五日才允许回家一次。
即便如此,意外终究是发生了,才继位不到一年的汉殇帝刘隆在延平元年秋夭折在宫廷里。
此时的邓太后别无他路,只得再度召集邓骘及三位公卿以应变,然而这一次变故势必让她倍感压力。在汉殇帝在位的短短一年里,接连发生了陨石、山崩、大雨等灾害,这些灾异在笃信“天人感应”等阴阳学说的汉人而言,无异于对邓太后废长立幼的质疑。
但这一次,邓太后作出违背舆情期待的决定,她转而拥立清河王刘庆的儿子刘祜即位,是为汉安帝。
不仅如此,从《后汉书》的记述中来看,这并非邓太后的临时起意,而是早有意为之。当初,汉和帝去世后,他那曾经为太子然后在窦氏要求下罢黜,而后成为汉和帝谋划倒窦计划的清河王刘庆当按例立刻洛阳,前往封国居住的同时,邓太后便要求让刘祜留下,直至汉殇帝夭折,邓骘便迅速以王青盖车迎接刘祜入宫,嗣后旋即被拥立为皇帝,从中可见邓太后已经有让刘祜作为储君的后手了。
然而,新皇登基并未带来新朝新气象,相反地,地震、水灾、旱灾、蝗灾接踵而来,而且愈演愈烈,更有甚者,就在汉安帝即位当年的永初元年,帝国西部的羌人聚居地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动乱。
这些灾异在司马彪的《续汉书》中几乎都以“邓太后专政”、“邓太后摄政专事”、“邓太后以阴专阳政”等语作为解释。作为曾经历曹魏时期那实用主义政风的司马彪笔下仍可见此等迷信之语,可以想见在东汉的社会氛围里,邓太后将遭受多大的指责。
果然,于永初元年末,发现了一起政变阴谋。此前被提拔为司空的周章因不满刘祜以旁支入继宗室,排斥汉和帝的正统嫡亲刘胜,故而纠集王尊、叔元茂(职务不详)等人,谋划把持住皇宫宫门,遣人抓捕邓骘兄弟,诛杀郑众、蔡伦为首受邓太后倚重的的宦官,并截杀尚书,废黜邓太后,拥立刘胜为皇帝,把刘祜封到远地之王以为流放。
当然,周章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由于政变计划败露,周章被策免,随即自杀。此后直到刘胜去世的七年内,再没有人挑战汉安帝的合法性了。
上面综合各方史料的脉络梳理相信已经足够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的了,但是,文本间还是留下许多的空白和起人疑窦之处。
首先让笔者感到困惑的,是邓太后排斥刘胜之坚决,令人匪夷所思。为何邓太后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宁可趁早阴谋以刘祜为副储,也不愿意刘胜这个汉和帝嫡子登上皇位?
其次,相信许多读《后汉书》的读者应当也会感到奇怪的地方乃是——“为何汉殇帝刘隆和平原王刘胜都没有关于生母的记载?”
毕竟,在《后汉书》的文本里,无论旁支的记载如何模糊,皇帝本人的母亲都是清楚的,即便这位皇帝是从旁系迎立的。其原因在于:皇帝的生母往往会被后人追封尊位、庙号,且无论其原先地位如何,无论是贾贵人之于汉章帝、李氏之于汉顺帝、虞美人之于汉冲帝、陈夫人之于汉质帝皆然,而独独汉殇帝之生母例外。
曾为皇帝生母的女性被追封尊号、庙号并不一定是皇她们各自的儿子所为,也有毫无关系的更后来者追封的。
比如虞美人和陈夫人的尊号是汉桓帝在铲除梁冀一党之后进奉的,此时她们的儿子汉冲帝和汉质帝已经驾崩多年了。
上述的两个问题,在笔者详读邓后秉政初期的史料后,一直有个思路是认为两者乃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即:“有没有可能邓太后拒绝立刘胜为皇帝的原因,在于其母亲与邓绥是有矛盾的?”
跟着这一思路发展,结合邓太后于入宫初期到秉政初期的一些举措,笔者所假定的历史图景如下:
汉和帝首次有记录的后宫遴选活动发生在永元四年(公元92年),亦即铲除窦宪的当年。作为开国元勋的邓禹后人,邓绥被选中本该是理所应当的,邓氏家族实际上也是有此计划的,但是因为邓绥的父亲的去世,让邓绥必须先守丧三年,在永元七年才入宫。
这让先邓绥于永元四年入宫的阴氏获得了先机,她在邓绥入宫后的次年被立为皇后,后者则仅为贵人。
照理,同为南阳元勋之后,而且两家人又彼此联姻,甚至阴邓二人彼此都是远亲,不该有太多嫌隙才是。
按,和帝阴皇后的父亲阴纲是阴丽华弟弟阴识的孙子,而且其母便是邓训的堂兄弟邓奉的妹妹。
而邓奉的母亲,也就是和帝阴皇后的外祖母邓朱,实际是同为云台二十八将的朱祐的曾孙女。
另一方面,邓绥的母亲也是阴氏的后人,只是亲属关系不详。
但是,阴皇后在史书上被描述为一个善妒的女性,她对邓氏的后来居上感到威胁,并且对其凭借聪明伶俐得到汉和帝的宠幸一事感到十分不满。
关于后者,《后汉书》的记录则是着重描写其不愿意同阴氏正面冲突的一面。比如,当邓氏发现自己的衣服同阴氏颜色相同时,便立刻更换;而当两人同时觐见汉和帝时,邓绥不敢与阴氏并列而坐;又当两人和汉和帝言谈时,邓绥不敢先于阴氏发言。
此外,每当宫廷宴会等场合,邓绥不会和其他后妃一样争艳打扮,往往只是素衣参与,并且她对待侍从尚好,以致在宫人之间颇孚人望云云。
不论如何,阴氏仍然试图压抑邓绥的势力,以至于在汉和帝病笃之时,曾扬言若自己掌权,便要加害于邓氏家族,以致邓绥为了避免祸及家人而尝试服毒自尽,所幸在身边服侍的宫人以汉和帝已经痊愈的假消息诓骗下才作罢。
这些情节固然有些玛丽苏的味道,但我们还是能总结出以下信息:
阴邓之间是有矛盾的,而前者经常利用地位企图解决掉这位日后可能的威胁;
阴邓之间的博弈可能是集团性的,后者主要与后宫里低阶层的宫人关系较好,前者可能有在高等级宫人间有领导地位。(这太玛丽苏了,阴氏为首的恶役女主角 vs. 邓氏为首的取暖集团,至于真假如何另说姑且不究)
那么这样的“玛丽苏”女主角是如何上位的呢?答案是非常中国风的——那就是巫蛊事件。阴氏册立为皇后十年后的永元十四年时,有人举发阴氏行巫蛊诅咒的仪式,汉和帝于是下令彻查,以此牵连出阴后的曾祖母邓朱氏,以及她的两个儿子——邓奉和邓毅,阴氏家族方面则牵扯到了阴后的三位弟弟——阴轶、阴辅、阴敞,甚至阴后之父阴纲都因此自杀。
不仅如此,事件还株连到邓朱的母家,如朱祐的孙子朱演因邓朱之父朱伯为(名存疑)而夺爵。
按理,巫蛊之事乃是宫闱私密之事,受牵连者几乎可以推定有亲属关系,否则外朝官员甚难涉入后宫斗争,这也是为何笔者敢推断邓朱氏乃是朱祐后人嫁入邓氏家族之女。
嗣后,阴氏因此见废,不久之后抑郁而终,而邓氏亦名正言顺地荣登皇后之位。然而,“恶役女配角”因故倒台了,当初她的集团小跟班就树倒猢狲散了?还是就此善罢甘休了?因此,这里引出第二段史料,这一次是邓太后与其他汉和帝后宫成员唯一一次有记录的互动。
按惯例,天子贵人在新帝即位后,应当办理皇宫,到朝廷分配的庄园居住,若非特殊情况召见,基本上不会和皇室再有交集。邓绥自然是清楚此事,因此,在汉和帝驾崩、汉殇帝继位的新旧交替期间,她特意下诏分赐皇宫宝物予这些后妃,其中以周贵人和冯贵人最为特殊。
周、冯二贵人分别获得了青盖车、采饰辂、骖和马各四匹 ,以及黄金、布帛等物,而冯贵人又特赐各种首饰以及赤绶。
这些物品里头,像黄金、布帛、首饰还有马匹等,都是一般财物,赏了就赏了。但是青盖车、采饰辂、赤绶就不一样了。
按东汉时期,服饰、车饰、玉佩等属于标志身份的物品,特定阶级才允许佩戴特定的样式,就像清朝官府胸前的补子、顶戴花翎。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便是印绶和车饰了。
印为何物自不必多做解释,并有金印、银印、铜印之分,印章顶部雕饰也有龟纽、鼻纽之别。
绶则一般认为是印章上的丝带,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后汉书》中记载绶长自六米多(皇帝用)至两米半多(六百石官员用),宽则皆近35厘米,这显然是系不上小小一颗印的,故而应当是悬挂于腰侧的装饰物,有紫绶、绿绶、黑绶等区别(详见下表)。
车驾方面则复杂得多,车上纹饰的记述比较不清楚,也缺乏文物考证,因此这里只从车盖判定,有翠盖、青盖、黑盖、白盖,材质也有羽盖、缯(帛)盖、布盖之分。
注:按《后汉书·舆服志》记载:“ 凡先合单纺为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为一圭。首多者系细,少者系粗,皆广尺六寸。 ”
故而笔者判断文本中所述之“淳X圭”乃是止步时所用之纬线,而“X百X十首”意为纬线的总数,也就是说,五百首意味着在一尺六寸的宽度里编织了五百根“首”即线头,首的数量越大,首所组成的线越细。
而根据制度,贵人享金印紫绶,车制皁(黑)盖,基本上比照两千石待遇;因此可见冯、周二贵人的待遇至少提升了一个级别,来到宗室王的基本。尽管这种加特是惯例上允许的,但是这种特别优待一般不是无缘无故的,尤其是“赤绶”的加典。
根据《后汉书》的记录,后妃受“王赤绶”的条目仅有三次,前汉则无,其中第三次即邓绥授冯贵人这一次,而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记录是矛盾的,因此实际上应该认为皇帝赠予先帝后妃有两次。
而先于邓后赠予先帝后妃的记录来自于汉章帝时代,其中一次的记录是汉明帝的皇后马氏于明帝驾崩后赐予其他后妃赤绶以为交好者,后一次则是汉章帝赠予生母贾贵人赤绶以为对生母的尊崇。这两者自然是矛盾的,毕竟马太后送过一次的赤绶,章帝何苦再送一次?因此,查诸旁史,笔者发现前段史述仅见于成书于南朝范晔之手的《后汉书》,而未见于东晋袁宏所著的《后汉纪》,因此,笔者认为马氏赠明帝后妃赤绶之故事为假,而章帝赠生母赤绶之事为真。
再以此假设,王赤绶实际上是追赠皇帝生母的特殊待遇。那么笔者也因而推断,汉殇帝的生母大概率是冯贵人了。
综合上述两份材料,笔者更进一步推测,邓太后之排斥平原王刘胜,乃是出自于对其母族的担心,之所以这么担心,恐怕和当初阴邓之矛盾有关,从而估计刘胜之生母若非车制同冯贵人的周贵人,而周贵人当初可能和阴氏交好,即是干脆是阴氏所出,而由周贵人领养者。
如果我们再大胆一点,或许可以从谋划政变的司空周章以南阳随州出身,以及以区区策免作为谋此大逆的惩罚,合理怀疑周章与周贵人之间的关系云云。
当然,以上都是不成熟的猜测,真相是什么,还是有待地底下的信息告诉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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