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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上舞台,期待着观众会流泪,可是相反,他们会爆发出阵阵笑声。” ——三岛由纪夫
长假期间闪了腰,反而有些大块时间,除了刷机核节目和以前的文章(一口气读完泰坦尼克号系列不要太爽噢),基本都在看老早以前淘的一本三岛由纪夫文集,是和他有些渊源的河出书房在1968年出版的,收录六部作品:
  • 《假面自白》(「仮面の告白」。中篇小说)
  • 《金阁寺》(「金閣寺」。长篇小说)
  • 《仲夏之死》(「真夏の死」)
  • 《忧国》(「憂国」)
  • 《剑》(「剣」。以上短篇小说)
  • 《萨德侯爵夫人》(「サド侯爵夫人」。剧本对白抄本)
三岛由纪夫本名平冈公威,1925年生于东京一个官僚家庭,其祖父原为殖民地桦太厅长官,因涉嫌腐败而遭到解职;到他出生时,家道实际已经中落,一家人住在东京四谷的老宅里。祖母夏子年轻时在宫内担任女官,非常强势的她占据了家庭的主导权并独揽孙子的抚养权。平冈公威的幼年是在祖母的严格看护下度过的,并不算是美好的回忆,祖母对他的母亲很强硬,公威小时体质差,家长间微妙的关系也给他不小的压力。以上这些,都在日后的作品《假面告白》中有所提及。应祖母的要求,平冈公威六岁被送进华族云集的学习院接受教育,十二岁升入中等部后,祖母才允许他住回父母处。
1938年,他在《学习院辅仁会杂志》发表第一篇习作《酸模》。1941年9月经国文老师清水文雄推荐,在《文艺文化》上第一次使用笔名“三岛由纪夫”,发表处女作《鲜花盛开的森林》(「花ざかりの森」)并连载至12月。这部作品于1944年11月成为三岛最早作品集的标题,此时他刚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这时距日本投降只有一年不到的时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三岛由纪夫也两次接受劳动动员,被派到海军的飞机厂工作。
到1945年战败已成定局,日本政府鼓吹“一亿玉碎”,欲与盟军进行“本土决战”,计划集中屠杀幼年国民,并驱赶有战斗力的国民做敢死队。三岛感到决战和死亡不可避免,他写道:
“我觉得总有一天一亿玉碎会变成现实的,所以那年我把每部作品都当作遗作来写。”
他在海军工厂的宿舍里翻阅经典名作,尤其爱读托马斯·曼、王尔德和里尔克,还“把叶芝的戏剧译成歌谣”。
2月,三岛被征召入伍,幸运的是军医误诊,认为他得了胸膜炎,于是将他遣返回家。在战败前最后的日子里,三岛自称处于一种“失重状态”,没有评论家和竞争对手的烦扰,尽管伙食是配给的,但却“不必担心前途、考试,也不必对未来负责”,他“住在小小的坚固城堡里”。虽然在作品中对死亡美学有独到的见解,三岛却坦承自己在战时是不想死的:
“虽说我觉得总有一天会死掉,但还是惜命的。有些朋友胆大,防空警报响了还趴在床上不动,我可总是抱着没写完的稿子一头钻进潮湿的防空壕里去。从那坑里探出头来看远处大都市的空袭,很美……那是破灭与奢华的死亡盛宴,我看着它,就像是眺望远处的篝火冉冉升起一般。”
这种颇为倒错的“失重状态”令三岛愉悦。8月日本投降,占据三岛青少年时代的所谓“十五年战争”和军部一起倒台。而对于三岛来说,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正常人生活”的开始和他那小小城堡的崩溃,一种战后日本人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体会到的空虚和丧失感捕获了他:
“不幸——它随着终战突然向我袭来。”
或许这也是其始自《假面自白》(1949)的一系列战后作品的原点。
河出书房的这本《三岛由纪夫集》正文后附有评论家矶田光一的解说,初读后就试译出来,内容如下:

生活与文学的定位

《文艺》于昭和三十八年(1963年)十二月号上刊登了一篇令我非常感兴趣的文章:《试问三岛由纪夫先生》。三岛先生就三十余条问题谈了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信条,但这篇文章不仅探讨了三岛先生的为人和文学创作,也给读者以相当多的启迪。
  • 喜欢的诗人是?——伊东静雄
  • 所谓能在历史上留名的男性是?——二·二六事件中的叛乱军官
  • 当今在世的男性中喜欢哪一位?——无
  • 当今在世的女性中喜欢哪一位?——无
  • 您最反感的事情是?——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
  • 您最主要的优点是?——言出必行
  • 关于您的性格,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轻薄,以及隐忍
三岛先生对伊东静雄和二·二六事件青年军官的共鸣,揭示了他心态中“日本式”的一面,以及与“日本”这一特定要素的共鸣。以近作《英灵之声》为代表的一些作品,包括本书中收录的《忧国》,都清楚地展示了三岛先生的这一美学意识的根本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他一方面对伊东静雄和青年皇道军官偏爱有加,另一方面却应答中让“您喜欢的当今在世的男性和女性”全部从缺。他在近作短篇集《三熊野诣》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
“过去多么辉煌,而当今却是死灰一片。希望是只存在于过往中的东西了。”
对于三岛先生来说,战后的民主主义时代可以说是最最憋闷无趣的时代,可以说,三岛先生的文学创作基本理念之一,便是一种渴望在美学空间中进行再塑造的心态,而再塑造的模特,则是“过往的辉煌”。
其次,他将“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列为最为厌恶之事,而将“言出必行”奉若圭臬,证明了他对于现实生活中百般算计、推卸责任的暧昧观念的彻底否定,显示的是一种明晰的生活态度。以学生金融家为原型的《青涩时代》的主人公曾信仰“人类生活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是要截然分开的”,从而认定生活的物质层面、也就是被经济所支配的领域“绝对不应掺入任何有关幸福的观念”。换言之,人只要有精神层面便可以支撑起作为“个体”的自我人生。为了保持作为“个体”的生活领域之自律性,人际关系方面只需通过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来维系便可,在其中不能掺杂任何人情味和同情心,否则这种“半吊子的精神参与”反而是人的一种耻辱。
透过三岛先生的人生态度,便不难理解他在艺术层面上的创作风格,在三岛先生的短篇中所折射出的写作技巧,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制作”更合适。此外,还可以结合三岛先生的作品来品味一下刚才列举的问答中,他所做的最后一答“轻薄与隐忍”。可以认为,他所说的“轻薄”实际上是对那些卖弄深沉的文学作品的一种讽刺,而“隐忍”则暗示了为实现“美”而付出的努力程度。那么,三岛先生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在战后的文学动向、或者说对于现代日本文学的动向中,究竟是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三岛由纪夫先生生于大正十四年(1925年),也就是说,他属于广义上的“战时一代”,这一代人在青年时期,无论自己本意如何,都必须明确地对战争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表态。尽管舆论经常在他与日本浪漫派的关系上大做文章,但要研究三岛先生的文学思想,便必须搞清楚他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他究竟赞同战争的哪些方面、又反对其哪些方面呢?他在战时创作的早期作品大都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追求一种脱离现实的美感,此时三岛先生对于战争的感觉是超乎伦理也并不实际的,他只是单纯地追求“美”的存在而已。至于《忧国》中青年军官的死,作者真正注重的也并不是支持军官内心的思想,而是作为“美的终结”的死亡本身。在《假面自白》中,作者多次对所谓的“光荣玉碎”嗤之以鼻,也表明三岛先生对美的定义:那不是被现实战争所圈定的死,而是超越现实的究极之死。由于三岛先生对这种“绝美的死”的憧憬,他才在战败后感到极度的失望,至少对于他来说,战后的时代是连“绝美的死”都不可能实现的“空白的时代”,而他则无可奈何地看着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此来临。
“对于年少的我来说,那(战后时代)真是一个全新的、残酷的挫折年代。……所谓坚强生存的态度,对我来说反而变成了俗不可耐的象征。尽管我曾渴望夭折,但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我仍活着,并预感到不仅如此,我将不得不一直这样活下去了。”[1]
战后的现实令三岛先生感到,“美”与“绝美的青春”都已是过眼云烟。因此对他来说,所谓艺术便是在战后的现实状况下,必须在作品中再次勾勒出“美”。战后的社会趋向民主化、人性亦逐步觉醒,在这个一切向前看的时代,将“死”与“美”等同起来的思想反而成了笑柄—既然“美”已从现实中被抹去,那么就不得不在作品里把它再现出来。但对于三岛先生来说,战后的现实正和他的梦想背道而驰,他难以圆梦,只能用一种反话的形式来倾诉。由此,他的作品便成了对传统意义上私小说的叛逆:并非以“素面”毫无保留地进行阐述,而是戴上了面具、躲藏在“假面”后进行自白,这种形式上对自我的反动,给三岛先生的作品注入了重要的文学特征。

《假面自白》

“私小说”是近现代日本文学的主流之一,其根本精神在于,这些作品都是建立在作家完全袒露自己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并用文学手法将其表现出来。始于田山花袋,经历志贺直哉,直到昭和时代的太宰治,私小说作家通过作品向读者传达自己生活上的苦恼和梦想,这种诚实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即便有些作品可能略显做作,但私小说始终贯彻着从现实出发,也就是将自我生活中的现实通过艺术上的写实而表现的原则。不过,仔细想想的话,“真我”就那么值得倾诉吗?
打个比方吧,有这么一个叫A的人,当他心中有烦闷时,身旁的其他人如B、C、D是否有义务听取他的烦恼呢?另一方面,A这个人是否有权将自己的烦恼倾诉给他人听呢?既然人与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平等的,那么作家就如此直接把倾诉烦恼的欲求当做艺术创作的源泉,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自恋情结呢?三岛先生将“艺术”与“生活”看作不同维度上的事物,从而明白地将二者区分开来,他曾评价太宰治是个“只知道自揭伤疤给人看的滑头”。三岛先生彻底否认了以往的自白文学,我们可以在《假面自白》里看到他探求新自白小说模式的努力,他也曾说过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作品中彻底抹去‘笔者’的痕迹”,从这层意义来说,这也可算作一本艺术实验小说。
《假面自白》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七月付梓,当时是作为河出书房的新推长篇小说丛书中的分册而发行的。在同年的读卖新闻小说三位畅销榜上拔得头筹。关于书名中的“假面”,前面已经阐述过,是作者为了将作品和以往的“素面倾诉”式的私小说区分开来,而给书中人戴上的由理性塑造成的面具。读者可以将太宰治的小说和《假面自白》做一比较,前者的文风哀切抒情,而后者则物化而具体;如果说太宰治的小说柔情而阴湿,那么《假面告白》的风格则是理性而干燥的,具有一种矿物式的清响,在作品架构的用语构筑上尤为出色。
接下来谈谈《假面自白》的主题。本书和森鸥外的《情欲生活》有相似之处,都是从性心理来描写青年的成长历程。作者从书中的主人公也就是第一人称的“我”的性觉醒开始下笔,描述了“我”在观看了圣塞巴斯蒂安殉教图后不能自已的兴奋,这个场景,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男性肉体美的关注,也揭示了三岛先生情欲美学的中心:“殉道”、以及在极致的痛苦中获得无上的欢愉。
因此,主人公就背上了“男色”的重担,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负担之下,他在意识到自己“不同寻常”的同时也学会了掩饰的演技。尽管他掩饰了自己的性取向,但仍不能确定这是否是真正的“寻常”,为了确认这一点,他外出猎色,最终失望而归。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主人公过去暗恋的对象园子嫁了别的男人。“我”再次和园子相逢,但此时两人之间已无任何交流可言,现在能激起“我”的情欲的,只有那 “肤色浅黑、五官端正,腕子上刺着牡丹”的年轻男子。就此,“我”到最后也没有打破自己的孤独牢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谈及本书中的“性的主题”时曾说:“这种抽象化的感官生活,便是我所谓的精神生活戏剧化。”因此,这部小说里关于性的主题实际上只是精神主题的一种象征。主人公被“正常”的性取向所拒绝,象征着这个无法与人交流的年轻人在精神上的孤绝感。而作者又将这种孤独感浪漫化了,让主人公在孤独的极致中自我陶醉。这部作品是作者对同样孤独的自己的一种戏剧化。在书中,主人公曾前往烟花巷,象征着他想要从孤独感中突围而出,却未能成功。即便他饥渴如风月饿鬼,但只要风尘女处于现实之中,便无法交媾。而主人公追求的“男色”则仅仅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也就是说他无法在现实中寻获值得献身的东西,而只能在意淫中寻求价值和认同。在这一点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无疑来自时代给作为个人的三岛打下的深深烙印:他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也就是说三岛本身便是被现实拒绝的孤绝者。
佐伯彰一先生曾将战后时代称作“性障碍的时代”。回想战时,无论人忍受多么大的强迫和痛苦、也总是有一种统括一切的强力思想存在着。三岛先生曾在《英灵之声》和《忧国》中向我们展现过那些渴求与超越普遍价值的理想达成高度一致的人,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他们才能在痛苦和甘美的矛盾统一中获得满足。再看看《金阁寺》里的描写吧,在书中,与金阁一起灭亡的幸福感让沟口觉得“差不多要让我沉醉了”。但是,战争一旦结束,旧的秩序便轰然倒塌,人在获得了自由的同时,也丧失了评价自我生死意义的根基。既然判断生死意义价值的基础不存在了,那么人生的满足感也就无从谈起、无处可寻了。这种效忠对象的丧失在大踏步前进的时代容易被忽视,但只要凝视我们的内心,多多少少还是能感觉到它在心底残留的痕迹吧。《假面自白》一书划时代的意义,正在于作者捕捉到了这种“对于满足感的饥渴”、效忠对象丧失所带来的空白感,并借助“性”的象征来将它们定格在纸上。
如果将以上的话题引申到对作品艺术性的评价中去,便可发现,书中的“我”将自己的异常性取向作为一种羞耻来看待,这便赋予作品特殊的意义。以往的私小说作家都将自己身上与社会价值相悖的品质看作有别于常人的优点,这种自负也往往是旧式私小说的基调所在。而对于三岛先生来说,无法适应社会的自我是可耻的、负面的,基于这一认识的“自白”是和旧式私小说完全不同的。《假面自白》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而且,即便抛开以上种种特殊意义不谈,小说本身也是非常出色的。

美与现实间——《金阁寺》

《假面自白》广受瞩目,三岛由纪夫先生也一跃成为新时代文学的希望之星。之后他陆续发表了《爱的饥渴》《青涩时代》《禁色》等长篇小说,其中最为优秀的,恐怕还是《金阁寺》。
《金阁寺》从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起在《新潮》上连载,年内即出版单行本,并荣获同年的读卖文学奖。虽然这部小说的人物原型是纵火烧毁金阁寺的罪犯林承贤,但却超越了现实的界限,升华为一部高起点的思想小说。
书中的主人公“我”(沟口)听着父亲讲述的金阁寺之美长大,并从心底深爱着它。尽管“我”没有见过金阁寺的真面目,但在少年的心中,金阁寺的幻影却生根发芽。沟口将阳光照射下金光灿烂的田野想象成金阁寺的倒影,并幻想着在山中朝阳下岿然不动直捣长空的金阁之美。由此,金阁对沟口来说成了一种“秘藏的美”。但是,对于金阁的执着又和他先天口吃的缺陷紧密相连,构成了“我”的特征。
背负着残疾宿命降生的人很容易陷入孤独之中,当他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不同时,便会涌起一种自卑感。为弥补自卑,人会寻求新的信念或神明,一旦寻得,便会越来越执着于自己的弱点,也会对世界摆出非常孤傲的态度来。天生口吃的“我”在肉体上注定是残疾,而装在心中、绝不给他人看到的金阁幻影则是无法替代的精神支柱。由此,肉体上的弱者便在精神层面脱胎为强人,反而让他在现实中越来越孤独。“我”曾经暗恋美少女有为子,可想而知,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终于,“我”跟着父亲见到了真正的金阁寺,但却“一点儿感觉都没有”。这种幻灭揭示了三岛先生的反现实主义:美是非现实的、想象世界的象征。父亲过世后,“我”当上了金阁寺的侍僧,和现实中的金阁寺朝夕相处。在这里,“我”结识了善良青年鹤川,通过与鹤川共事,“我”曾经闪过一个念头:自己的人生是否已经扭曲了?这一段描写成为通向小说后半部分的伏笔,彼时“我”已决意向“美”展开复仇/以期开辟新的人生。随着战争的激化,“我”预感到金阁寺将被烧毁,这种预感更增添了金阁之美,“我”幻想着和金阁一同灰飞烟灭、给自己的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但随着日本战败,梦想再次破灭。
对于书中的“我”来说,战败并不意味着解放,而是被剥夺了与心中绝美殉情的幸福感,他不得不面对无尽的枯燥生活。尽管“我”作为人还是要活下去,但金阁之美已经夺去了他的灵魂。金阁成了“我”迈向正常现实生活的绊脚石。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被理想夺去了心的人,为了这个理想,他甚至要把现实中的人生也牺牲掉,这无疑是一场悲剧。换言之,“我”的内心备受煎熬:如果选择理想之路,便必须切断一切人际关系;若想作为一个社会人被生活所接纳,则不得不否定理想。“美”象征着理想,只要这“美”仍是超越现实的存在,那么将它置于生活的中心是危险的,甚至恋爱(作为一种现实活动)都会在这种理想面前花容失色。小说第七章后半段,“我”企图和女性云雨之时,眼前突然出现了金阁的幻影,导致他无法继续。这段描写揭示了占据了“我”心灵的金阁是如何残酷地索求进而剥夺他的现实生活。主人公面临着极端的二律背反:是要金阁,还是要人生?这令他方寸大乱,并由爱生恨——“总有一天要轮到我来做你的主”。
此外,书中还有一个和鹤川一样进入并影响过“我”的生活的人:柏木。和健全人鹤川不同的是,柏木天生一副内罗圈腿,生理上的残疾拉近了他和“我”的距离。柏木孤僻而又冷静,拥有高度的理性分析能力,这个人物是一面镜子,透过他,读者可以更清晰的看到“我”的孤独和痛苦。在主人公的毁灭之路上,柏木的作用尤为重要。在小说的结尾,“我”意识到自己的孤独是一种病态,为了摆脱心中“美”的幻影、走上与此相背的真实人生,沟口最终火烧金阁寺。
关于《金阁寺》,三岛先生如是说:“这是一次尝试,我试图让自己的气质凝结成思想。尽管过程曲折,但总体还算是成功的。作品完成,我的思想也同时死去了。”《金阁寺》既是三岛先生思想的定格,亦是一次自我观念的脱胎换骨。与外界隔绝的孤独、对美的极致追求,这两者深深烙印在三岛先生的命运中,但同时他也提出了警告:这种孤独感是会让人陶醉其中而浑然不知的。在《假面告白》中,他对孤独者的心理机构做了缜密的分析,同时力求保持客观的态度;而《金阁寺》中所展现的那个被“美”迷住心窍的主人公和他最终踏出人生第一步的举动,都可看作是自我批判的形式。《金阁寺》与三岛先生非常喜读的《托尼奥·克勒格尔》(托马斯·曼著)一样都属于艺术小说。毕竟,对美的渴求本身和写出一本描写如此人生的小说,根本就是两码事。无论是在描绘多么超现实的梦想,艺术家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剧中人的层面上,自我批判才是三岛作品的重要一环。在《假面自白》中,作者用“假面”作为工具,将孤独者的幼稚和天真完全定格;而在《金阁寺》的写作上,三岛先生以“我”的精神肖像和世俗的现实为媒介完成自我批判,从而为作品揉入了完美的客观性。

关于短篇

三岛由纪夫先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长篇小说,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短篇作者。他吸收了西方微型小说的手法,创作了诸多机智的短篇小说,这套全集中收录的《仲夏之死》、《忧国》和《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三岛先生的魅力。
《仲夏之死》发表于昭和二十七年(1952年)十月的《新潮》上,这部心理小说多少代入了一些犬儒的处世观。作品从女主人公朝子偶然痛失两个孩子和弟媳的事故入手,描写了事件给朝子留下的阴影,但惹人注意的是,小说的中心在于探讨“死亡”给人带来的悲哀、和这种悲哀的真实性。当人痛失所爱时,难以忍受的悲哀便汹涌袭来。但这悲哀不正是爱的惟一证明吗?岁月的流逝能够减轻这样的痛苦,然而忘却难道不是感情生活的淡化和丧失吗?难道不是跌入无聊空虚的入口吗?人应当忘却悲哀、还是应当直面悲哀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作可以说是毒性甚强,因为读者总有一天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吧。
如果说《仲夏之死》是以第三者的眼光来旁观死亡的现实性,那么《忧国》便是直接代入死者的第一人称角度的作品了。《忧国》发表于昭和三十五年(1960年)十二月的《小说中央公论》上。很多人都认为这部短篇昭示了三岛先生的右翼思想,然而这实在是莫大的误解。三岛先生在作品中关心的并不是青年军官的思想内容,而是从他的自我毁灭中产生的“绝美之死”。在最近的随笔《二·二六事件与我》中,三岛先生提到了法国作家乔治·巴塔耶对“情欲”的定义——“为求生不惜赴死”,这种对死亡美学的推崇无疑在《忧国》中有所共鸣:主人公武山中尉对于天皇制的终极效忠,以及丽子夫人对丈夫的爱,实际上都象征了为理想的献身,两人通过自尽将理想一致化、证明了相互的爱。巴塔耶所说的“为求生不惜赴死”暗示了性行为和为思想殉道的相似性:前者通过进入对方而获得满足,后者则通过为理想的自我否定(自杀)来证明自我。为了理想的自杀,是燃烧生命来寻求死的终极行为,此时,“死”便代入了仪祭的含义。对于武山中尉来说,他心中对天皇制的幻想便是爱的对象,也是死的基础,这和他对丽子的爱是等价的,在文中,中尉看到了自己在战场上孤独死去的幻觉,同时爱妻的幻影出现,看似完全没有关联的二者此时重叠起来,让中尉感到了“难以言表的甘美”,他觉得“只有这,才能称作无上的幸福啊”;做好了切腹的准备后,在他的眼前身穿纯白衣服的妻子“仿佛新娘一般,和自己效忠的皇室、国家、军旗一道,似乎都在冥冥之中注视着自己”。
诚然,对于文中青年军官的思想,三岛先生并非完全没有共鸣。但是“作为一个青年军官”和“描写一个青年军官”完全是两码事,在这一点上,作家还是保持了理性和客观性,在创造人物时保留了足够的距离。
与《忧国》中戏剧性的自我否定即“死”相比,《剑》(1963年发表于《新潮》)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之死就单纯而清晰得多了。主人公国分次郎的自杀原因很清楚:友情出现裂痕。这里所表现的是人以规则律己,并主动掌控自己生死的观念,因此这部作品多少带有一些禁欲主义的色彩。

《萨德侯爵夫人》

最后,关于三岛先生的戏剧创作,我想借本书中收录的《萨德侯爵夫人》来发表一点看法。这部戏剧发表于昭和四十年(1965年)十一月的《文艺》,并由N.L.T剧团公演。在三岛先生的戏剧作品中,本作堪称唯美之作,他善于将古典能乐的作品结构运用到现代剧中,这一点在过去的《近代能乐集》和《鹿鸣馆》中有所体现。在作品中,萨德本人从未露面,只存在于六名登场人物的对话中。人物的性格也很分明,西缅男爵夫人代表“美德”,而圣芳伯爵夫人代表“恶行”,蒙托纽夫人则代表了“世俗”。尽管两位代表善恶的人物更富有戏剧性,然而全剧的中心仍是主人公露涅和蒙托纽夫人的对立。
以剧中人对萨德的态度为例:蒙托纽夫人认为声名狼藉、锒铛入狱的萨德根本就是家庭的耻辱,而萨德的妻子露涅则截然不同,她真诚地等待着被社会排斥的丈夫,并认为这才是表达真爱的惟一方式。但是,当革命风起云涌,社会价值观也随之改变。萨德出狱并被捧为新时代的旗手,蒙托纽夫人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萨德的崇拜者,称萨德为法国的献身者。
而露涅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丈夫重新被社会承认,意味着她那孤独的爱就此丧失了根基。不仅如此,她读了萨德在狱中写的小说,里面描写了一位坚持美德的女子的悲剧,露涅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的孤独之爱从根底瓦解了,同时也意识到之前的半生不过是徒劳,于是她投身修道院,再也不与萨德相会。剧中露涅曾说:“与其付诸行动,不如创制法则……”
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与其委身现实,不如付诸思想”。对于三岛先生来说,“艺术”无疑是存在于现实之外的、对于异端思想之美的例证。
[1] 引自《林房雄论》。
I
范克里夫大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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