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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霍梅尼被流放到伊拉克的纳贾夫,并在此安然度过13年。
当然,并不是说霍梅尼在这段时间里无所事事,干革命需要两种东西——钱袋子和枪杆子。在纳贾夫,霍梅尼忙于教学、写作、演讲和发表声明,制造舆论攻势,联系欧洲与美国的伊朗留学生,支持反国王活动,接见了巴解代表团,还进行艰苦的理论研究工作,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论,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批判的武器。
国内的教士仍然以霍梅尼的名义收取慈善费,并交给在库姆的霍梅尼的弟弟管理。这笔资金不仅用于支持教士、清真寺、神学院学生和伊斯兰文化活动,而且资助反对派的政治活动。拥护霍梅尼的人通过各大清真寺建立了初步的联系网络,也有很多伊斯兰社团单独活动。
1965年,拉贾伊等6名前解放运动的成员创立了人民圣战游击队;1971年3月,5名原人民党以及2名参加民族阵线的大学生组建了激进组织——人民敢死队。霍梅尼与两支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支游击队都采取了相同的斗争策略:破坏公共设施,暗杀瓦萨克军官,刺杀外国顾问和丧失国格的伊朗人。他们逐渐积累了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成为1978年伊斯兰革命的领导骨干和先锋战士,其中的一些人成为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干才。
自此,霍梅尼有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以及重要的资金来源。

一、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理论

巴列维末期革命理论如潮水般喷涌而出。正所谓鼓破万人捶,墙倒众人推,谁都想往巴列维的坟头上添一抔土。但是说实话,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这些理论的水平确实不怎么样。霍梅尼、阿里·沙里亚梯、纳瓦布·萨法维、巴扎尔甘,四个人之中水平较高的巴扎尔甘没足够的力量去实现,只能屈居于霍梅尼麾下;其他三个人就是矮子里选高个,最后选出了霍梅尼——至少对比其他两个,他的蓝图并不是最差的那个(最差的是纳瓦布·萨法维,跑步进入中世纪)。碍于篇幅所限只介绍霍梅尼的政治理论,有兴趣的可以顺便去读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的蓝图。
1、伊斯兰教至善至美,伊斯兰教同政治不可分割,教士必须也应该参与政治
霍梅尼所著《伊斯兰革命的篇章》中有云:
(《古兰经》和《圣训》)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伟大指南,是解放人类的巨著.......伊斯兰教是一个指导并洞悉人们个人生活的每一个侧面、体察社会的社会体系、物质体系、精神体系、文化体系、政治体系、军事和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
霍梅尼认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些西方理论是实利主义的理论,而伊斯兰将保证满足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伊斯兰是唯一的包括今世生活和来世生活的意识形态。因此,伊斯兰教是即优于资本主义,又优于共产主义,既无二者的缺点,又有二者优点的至善至美、博大精深的意识形态。
霍梅尼特别强调伊斯兰教本身就是完美的政治学说。他说:“神圣的《古兰经》和穆圣的遗训在有关政府和管理国家的策略方面比其他方面有更多的规定。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中的许多醒目的祈祷箴言,都是确确实实的政治性祈祷箴言。”霍梅尼在《伊斯兰政府》一书中指出,清真寺就具有政治活动的功能,礼拜与政治连在一起。先知和伊玛目阿里的历史经历以及政治活动,论证了伊斯兰教与政治不可分离。早在1963年霍梅尼被捕期间,巴列维国王派瓦萨克作为密使去见霍梅尼,劝他不要干预政治——“政治是谎言、欺骗、无耻和卑鄙,把政治留给我们”。霍梅尼回答道:“所有的伊斯兰就是政治。”
霍梅尼号召教士客服动摇和冷漠,积极参加反国王的斗争。他说:
即使洋人让我们远离政治,只关心宗教事务........你,教士,必须成为人类的主人,甚至不要忘记你也能管理这个国家。
(只关心灵魂问题,不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只会导致穆斯林国家的毁灭,会导致向血腥的殖民主义者敲开大门。
霍梅尼关于“伊斯兰教与政治不可分离”的思想,揭示了伊斯兰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本质特征,在精神和物质、灵魂和世俗、天国和尘世、来世和今生、出世和入世,伊斯兰教并不只是并重,而是更重后者,这是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来就具有的特征——其本人就是政治家。霍梅尼要求教士从清真寺走向社会,不仅爱教,更要爱国、爱民,不仅从事宗教、司法、教育领域的工作,更要进行反抗非伊斯兰的“压迫者”政权的斗争。
伊斯兰教与政治不可分离的原则包含二重性,如果让现实政治强行符合伊斯兰教,那么这个原则的保守性显而易见;如果让1300多年前的伊斯兰教指导20世纪的伊朗政治,那么伊斯兰教本身必须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呼声,也就是伊斯兰教必须在体系内进行创新和自我调节,必须具有生命力。该原则既昭示了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的伊斯兰化进程,又预示着1989年以后的改革。
2、建立法吉赫领导的伊斯兰政府
对于教法学家历史和现实作用的评价,一直是霍梅尼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对在革命中起到领导作用的教士阶层在革命后将扮演什么角色,也是霍梅尼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最终汇集成 《伊斯兰政府》一书,它是霍梅尼革命思想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对未来伊朗政教关系的最终定位。
霍梅尼认为,伊斯兰政府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先知时代在麦地那建立的穆斯林社团就是历史上首创的 “伊斯兰政府”。因为 “历史的过错”,这一正确、合法、得体的政治体制仅仅实行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被伍麦叶王朝的国王们用武力推翻,因此今天必须恢复这一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从伊斯兰教法的角度来看,真主颁布伊斯兰教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国家政府,以便有效地管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建立伊斯兰政府是社会进步的保障,可以防止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出现,保护社会免于腐败堕落。
霍梅尼认为,教法学家必须既是领袖又是统治者,执行法令和建立伊斯兰社会秩序。但作为合法领袖的教法学家必须具备两大条件: 精通沙里亚法和公正。其教法学家统治的逻辑是: 伊斯兰社区的神圣监督权直接属于真主,然后是伊玛目,最后在第十二伊玛目隐遁时期是教法学家,因此接受乌莱玛的宗教监督统治是每个穆斯林的宗教责任。在霍梅尼看来,教法学家 “不仅仅是被看作建议和同意的分发器,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权力实践者,他们是唯一有资格成为伊斯兰宗教政治秩序的仲裁者和统治者。”因此,宗教学者的权威被霍梅尼扩展到了一个过去从未涉及过的领域,即对国家的治理。也就是说,宗教学者不仅拥有宗教知识的权威和提供咨询的能力,还拥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
霍梅尼声称:
我们需要的伊斯兰政府将是宪政的而不是专制的。伊斯兰政府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立宪政府即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定法律。新的国家将严格遵循 《古兰经》、‘圣训’和沙里亚所规定的原则
既然伊斯兰教的原则是法律的原则,那么只有教法学家而不是别人负有治理国家的使命。他们是理解先知意图的人和按照安拉的旨意管理社会的人
教法学家有权支配国家机构、传播公正、保障安全和调整社会关系。教法学家具有确保人民自由、独立和进步的知识。
伊斯兰政府是法治的政府,安拉是唯一的统治者和立法者。
3、反对君主专制、反对压迫者与剥削者
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的首要内容之一即是反对巴列维的王权专制。1963 年,霍梅尼在库姆开始向巴列维国王公开宣战,抨击巴列维政府独断专制、操纵选举、侵犯宪法、禁止新闻自由、取缔反对派政党和侵犯民众权力,谴责巴列维国王投靠美国、出卖伊朗的民族利益以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出卖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将巴列维国王比作杀害伊玛目侯赛因的哈里发叶齐德,号召什叶派穆斯林推翻巴列维王朝。霍梅尼甚至发出警告:
如果国王任然任意妄为,那么当他某一天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人民将会感到无限的喜悦。
霍梅尼反对压迫者与剥削者,这两个概念有时候指世俗的君主政权,有时候指违背伊斯兰经济伦理的地主和资本家。但霍梅尼并不反对整个地主阶级和资本家因为他并不否定封建土地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人们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两个模糊的概念,这对赢得人们的支持具有极大的作用。
1942年,霍梅尼虽然攻击礼萨国王,但并未宣布君主制是不合法的。60年代,他没有明确否定君主制。进入70年代,他在《伊斯兰政府》一书中,坚决反对君主制。
1971年,在一篇关于伊斯兰政府的论文中,霍梅尼认为君主专制与伊斯兰水火不容。他说:
君主制是伊斯兰一开始就反对的制度。伊斯兰军队推翻了伊朗、东罗马、埃及和也门的君主制,这便是事实的证明。先知在他对伊朗国王和罗马皇帝的信中反复劝他们放弃独裁专制的君主制和帝制,允许其臣民信奉真主——真正的统治者。世袭的君主制是伊玛目侯赛因反抗的典型制度。因为他不愿意生活在叶兹德的统治下,并不承认它是合法的政府形式,他也号召别的穆斯林起而反对。
霍梅尼认为在第十二伊玛目隐遁期间,任何政府,不管他是世俗政权,还是政教合一政权,甚至什叶派执政的政权都是不合法的。这些政权的不合法性不仅仅在于它们是“非伊玛目”政权,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压迫者的政权,先知、伊玛目侯赛因、伊玛目哈桑都反对君主的压迫政府。因此,穆斯林和教士有义务推翻压迫者的政权。
霍梅尼从伊斯兰历史中论证和推演出君主制的不合法性,对传统教义做出重大创新,将伊斯兰教重新适应了当时的伊朗政治,使他能以反对君主制为目的团结领导伊朗人民推翻巴列维王朝。
4、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西方化和世俗化、反犹太复国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随着巴列维的亲西方政策和西化改革的推进,西方文化与价值观汹涌而来,对伊朗的传统社会和文化造成了猛烈冲击,不仅给普通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带来不适,更遭到宗教阶层的强烈反对。霍梅尼指出,伊斯兰正经受着物质主义、基督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等邪恶思想的侵入,呼吁净化伊斯兰、回归伊斯兰教。霍梅尼认为,为了维护伊斯兰社会的团结,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府的占领和奴役,解放伊斯兰国家。为了穆斯林人民的团结和自由,穆斯林必须推翻由帝国主义扶持的压迫政府,建立服务于人民的公正的伊斯兰政府。为抵制外来世俗文化的入侵,1964年霍梅尼在批评议会授予美国公民外交豁免权时明确表示:
过去,英国人奴役穆斯林国家; 现在,这些国家处于美国的奴役之下
来自美国的大资产阶级涌入伊朗,以投资的名义奴役我们的人民……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剥削……另一方面说明现行的政府屈服于殖民主义……现行的政府力图毁灭伊斯兰教及其神圣的法律。因此,只有伊斯兰教和乌勒玛才能阻止殖民主义的侵犯。
霍梅尼要求“监视并防止新闻和出版媒界背离伊斯兰教的正确方向和背叛国家利益的倾向。把年轻男女引向毁灭的西方‘自由’应该受到伊斯兰教的谴责,受到常识的谴责;收听、写作、演讲、出版反对伊斯兰教教义的文章,与社会的道德和伦理原则背道而驰的反对国家利益的行为应该受到禁止。”
1962-1963年,霍梅尼攻击巴列维国王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他认为,以色列人是国王以及其反动政府的帮凶;以色列人是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代理人;他们是反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人的异教徒;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恐怖主义者一样犯下重大罪行。
霍梅尼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衰败的学派;信封共产主义的人会把国家引入苏联的怀抱,会对自己的民族发动战争,会为外国人卖命;信封共产主义的人所主持的政府是世界上最独裁最专制的政府;共产党最杰出的领袖斯大林独裁专制,压迫人民;共产主义苏联侵略阿富汗、压迫阿富汗穆斯林,且对伊朗人民犯罪;信封共产主义的伊朗人民党亲苏卖国,大搞破坏。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会让伊朗人民偏离真主指引的道路。因此,受压迫的大众要摆脱压迫就要反对共产主义。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和宗教神学存在根本矛盾,共产主义要消灭剥削与霍梅尼承认剥削合理也根本对立,这是霍梅尼反对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不难看出霍梅尼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极为片面的,他把苏联霸权主义当作共产主义,把斯大林的某些做法看成共产主义。
霍梅尼伊斯兰民族主义的进步性和保守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带有片面性,他的伊斯兰文化观具有排他性。唯我独正,唯我独纯,唯我独尊,具备中二少年(老年?)的一切特征,缺少社会的毒打。在后来的两伊战争中还是真香——接受了以色列犹太人的军事援助以及从社会主义中国进口武器。
5、输出伊斯兰革命
输出伊斯兰教革命是霍梅尼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霍梅尼认为伊斯兰不仅是革命的手段,也是革命的目的,伊斯兰不仅为伊朗服务,伊朗也应为伊斯兰服务。他认为,伊斯兰革命在伊朗成功以后,应以伊朗为根据地在全世界展开,在伊斯兰中不存在由边界划分的民族国家,因为伊斯兰大世界的人民拥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法律———沙里亚,其主权属于真主。他主张泛伊斯兰主义,梦想建立“世界伊斯兰政府”,“将向世界各地输出我们的革命”,宣称 “所有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社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责任把伊朗的总政策置于各伊斯兰民族的联合和团结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
1980年3月21日,伊朗新年时,霍梅尼说:
我们必须努力输出我们的革命,我们应放弃不输出革命之想法……所有的超级大国及列强一定要让我们毁灭,如果我们停留在禁闭的环境中,我们将一定面临失败。
为执行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主张,革命后的伊朗当局成立了 “全球革命部”,联络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而伊朗的这一政策一度在伊斯兰世界引起恐慌,毕竟中东地区的国家大多是逊尼派国家,而伊朗输出的伊斯兰革命是什叶派的革命思想。也因此,在两伊战争中,中东多数国家持支持伊拉克的立场。

二、末世

  1977年,伊朗已是危机重重。美国不愿看到伊朗发生动乱,卡特总统严令伊朗改善人权状况,巴列维国王在国内外的压力下被迫放松政治控制,伊朗进入政治宽松时期。1977年5月,伊朗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利用这种开放的气氛,纷纷给国王和首相写公开信,批评政府违背宪法,公民缺乏政治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1977 年6月,著名的政治家74岁的桑贾比及两位在狱中的政治犯给国王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打着改革或革命幌子的计划失败了,最恶劣的是,人权和个人的自由受到践踏。宪法原则和人权宣言受到空前的侵犯。”信中还说,在伊朗国内令人压抑,国王违背宪法,建立君主独裁制度;经济上,通货膨胀,食品和住房短缺;石油资源行将耗尽。信中要求国王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要求遵守宪法,释放政治犯,实行出版自由,建立代表多数人的政府。这封信在递交给国王后的两周内,就复印1万份,在德黑兰的知识分子,公务员学生及部分军人中引起强烈反响。接着,作家、艺术家、律师和法官纷纷发表公开信,要求结束审查制度,抗议司法制度的不合理,要求实行法治。这些写信行动并不要求推翻国王和巴列维王朝,但要求他遵守宪法。这些公开信的抗议井不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但它产生了巨大的政治能量,揭开了风暴的序幕。
伊朗伊斯兰革命发轫于知识分子争取自由民主的世俗斗争。1977年10月,德黑兰歌德学院举行了10个晚上的读诗会。与会者公开批评政府的非民主做法、由学生、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听众达1万人。会场上群情激奋,虽然这次集会未受到当局的立刻镇压,但伊朗保安力量对此不可能总是袖手旁观,他们曾给伊朗人权协会的创建者家中扔燃烧弹,此举激起了人们更广泛的抗议,当局很快放弃了这个笨拙的做法。8月,霍梅尼指示他的学生,要求利用伊朗出现的大好时机,也写公开信,批评政府的错误。教土也摩拳擦掌,准备加入这斗争队伍。1977年8月7日,巴列维国王撒换了任职达13年之久(1965年—1977年)的首相胡韦达,代之以阿穆泽加尔。新首相释放了几百名政治犯,但为了控制物价,他继续惩治巴扎商人,减少教士的年金及社会福利开支,这激起了教士和工人的不满。在1977年下半年,巴扎商人、工人和教士也投人到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的抗议浪潮中。

1、反国王统一战线的形成 1977年10月30日,霍梅尼的长子突然死去,死因存疑,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怀疑是被萨瓦克毒死的,这导致人们对霍梅尼的同情,使他的名字再次传遍全国。11月4日,许多人集会吊唁游行、谴责萨瓦克的残暴和国王专制。12月19日,政府控制的全国最大的日报《消息报》用恶毒语言攻击霍梅尼受外国政府收买,这一诬蔑激怒了霍梅尼。12月20日,乌莱玛、巴扎商人学生和普通市民举行有秩序的游行示威,但被警察开枪驱散。 1978年1月7日,《消息报》刊登篇匿名文章,攻击霍梅尼是红色殖民主义者(指苏联)和黑色殖民主义者(指英国人)利用的工具。1963—1964年的反国王反美斗争已使霍梅尼成为什叶派的宗教领袖伊朗人民的“圣人”和民族英雄。当局诽谤霍梅尼,就是侮辱什叶派教士及伊朗人民。所以,1978年1月7日,库姆神学院4000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警察向示威者开枪,造成约70人死亡,400人受伤的“库姆惨案”。
“库姆惨案”激起人们对王权暴行的愤慨,霍梅尼号召举行更多的示威游行。根据伊斯兰传统,人死后40天要举行悼念活动。1978年2月18日,“库姆惨案"发生后的第40天,12个城市爆发了反国王的示威。在大不里士的军队打死示威者100多人,打伤600多人。3月20日,即“大不里士惨案"后的第40天,12个大城市发生示威抗议又导致新的伤亡。40天之后的5月11日,35个城市发生骚乱。这种每隔40日悼念活动一次又一次动员了群众,卷入革命洪流的人越来越多,参加者的宗教情绪越来越强烈,利用宗教传统节日动员组织群众正是宗教领袖霍梅尼实现政治目的手段高超之处。   1978年8月5日—9月4日,是穆斯林斋月,教士们利用霍梅尼的录音带进行斋月布道,宣讲什叶派反抗暴政和殉道的信条,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8月19日,阿巴丹一家电影院着火,烧死430人,公众怀疑是萨瓦克所为。8月20日,悼念者愤怒高呼“烧死国王”“处死国王”。8月21日,霍梅尼发表讲话:“这一政权可以在其他城市犯下同样令人发指的罪行......”为了平息人们的不满国王撤换了阿穆泽加尔,任命上院议长贾法尔·谢里夫·埃马米为新首相。埃马米是伊斯法罕一位阿亚图拉的孙子,与温和派宗教领袖关系密切。国王想利用他组建“民族和解政府”,缓解宗教人土的反抗运动。埃马米上台后,释放政治犯,特别是被关押的宗教人土;建立宗教事务部;取消新闻检查;废除帝历,采用教历;增加政府雇员工资;将70名警察撒职;军队撒出首都;发誓要“尊重宗教社会和伊斯兰法规”。这使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以及温和的宗教领袖的要求得到满足,其代表人物巴扎尔甘和大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想同政府妥协。 埃马米的让步并未满足工人的要求。1978年9月5日,全国工人协会要求驱逐外国雇员,阿瓦士钢铁厂4000名工人罢工,抗议外国资本家和伊朗资本家掠夺伊朗财富。1978年9月6日,霍梅尼针对温和分子的妥协态度发出警告:国王的邪恶本性难改,他在欺骗人民,意图得到一个喘息机会,要求穆斯林继续罢工和示威。9月7日,德黑兰50万人响应霍梅尼号召.举行示威,示威者高呼“处死国王”、“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我们想要一个伊斯兰政府”。这表明群众已接受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理论,他们不是要求改革,而是要彻底革命,推翻君主制。 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国王露出了本来面目。9月7日迫使议会同意在12个城市实行6个月的戒严,任命奥维西将军为德黑兰戒严司令。1978年9月8日(星期五)早晨5点,政府颁布戒严令。8点,15000名群众在德黑兰贾勒赫广场示威,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87人,打伤205人,制造了“黑色星期五”。同时,国王拘禁了反对派领袖。促使伊拉克驱逐霍梅尼出境。
国王的残暴印证了霍梅尼的警告,打破了温和分子对国王的最后幻想,他们也加入到反国王的行列。11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巴扎尔甘和桑贾比,温和的宗教领袖沙里亚特·马达里与霍梅尼结成了反国王的政治同盟。工人阶级、巴扎商人、由农村流入城市的贫民、学生都加入反国王的政治同盟,他们团结在伊斯兰的旗帜下,高呼着同样一个口号“独立、自由、伊斯兰”,反对共同的敌人——投靠美帝国主义的国王,宗教领袖和民族英雄霍梅尼成为他们共同的领袖,反国王的人民统一战线形成。
2、加速跑路的历史进程
1978年9-10月,高官显贵对政府失去信心,纷纷向国外转移资产。政府雇员和政府官员也举行了罢工。各行业工人罢工不断,50家主要企业因此关门。1978年10月11日,流亡巴黎的霍梅尼号召人民在10月17日为9月8日(黑色星期五)的烈士举行第40天哀悼。到10月份的第三周,罢工已遍及除石油工业之外的各行各业和政府机构。10月31日,霍梅尼正式号召石油工人罢工,这使国家财政每天损失6000万美元,对王权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1978年11月6日,国王再度换马,任命原帝国卫队司令、参谋长爱资哈里将军为首相,实行军管。霍梅尼在巴黎宣告“这是伊朗国王的末日”,并发出警告:任何与政府合作的人都将被视为伊斯兰的叛徒。11月23日,霍梅尼号召人民反对军政府,拒绝纳税,要求神学院学生和乌莱玛去村镇向人民说明:“伊斯兰站在穷人一边,站在农民一边。”要求信徒们蔑视军政府的戒严令,参加追悼月集会。
1978年12月10日、11日(什叶派追悼月的第九天、第十天),塔勒喀尼和桑贾比带领100多万人走上德黑兰街头示威游行。示威者通过决议:拥护霍梅尼为国家领袖,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兰政府。
当人民反国王斗争开始时,卡特一再声明支持国王,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迫使美国改变了策略。
12月7日,卡特在同记者举行的例行早餐会上,公开声称国王是否还会幸存“这个问题的答案握在伊朗人民手中”。1979年1月3日,卡特总统特使、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副司令罗伯特·休塞将军抵达伊朗,在伊军高级将领中积极活动,要求军队保持稳定,避免伊朗爆发内战。这促进了伊朗军队的中立。罗伯特.休塞将军在接见伊军将额的同时,又与霍梅尼的主要助手贝赫什梯和巴扎尔甘会谈,由此可见,美国已将国王抛弃。苏联、美国与相制衡,谁也无法干涉伊朗内政,这迫使美国眼看着国王势力江河日下而无能为力。美国于是从实际出发,尽量让伊朗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避免内战,防止伊朗落入苏联之手。   1978年12月29日,国王任命民族阵线副主席沙普尔·巴赫蒂亚尔为首相,企图在反对派内部寻找代理人以拯救自己失败的命运。巴赫蒂亚尔答应组阁,但条件是国王必须立即滚蛋,以待时机施行君主立宪制。巴赫蒂亚尔因任首相被民族阵线开除。1979年1月11日,伊朗首相在议会众议院宣布了他的施政纲领:解散萨瓦克,设立情报机构;尽快审判那些掠夺国家财富和侵犯人民权利的人;释放所有政治犯和曾被非法法庭审判的人;恢复政治犯的名誉;在宗教领袖的合作下逐步取消一些城市的军事管制。他答应与宗教领袖、知识分子、工人和巴扎商人合作,结束一切罢工;创造政府与教士之间密切合作的气氛;制定在全国各级机构举行自由选举的计划。他还说,将赶走所有非法在伊朗工作的不必要的外国工人和外国人。他说,政府将努力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维护领土完整、统一、主权和国家安全。他宣布,伊朗将不再向南非和以色列提供石油。
巴列维王朝已经退到最后一步,这意味着,只要不推翻巴列维王朝,政府可以答应一切要求。1979年1月16日,国王出走。
3、最后的起义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从巴黎飞抵德黑兰组件临时政府。
2月5日,他指定巴扎尔甘为临时政府总理。
2月9日,在德黑兰的空军基地,空军军校的学员进行了支持革命的示威游行,保皇派的帝国卫队赶到军营镇压示威者,双方发生了激烈战斗。群众站在空军军校学员的一边,伊斯兰敢死队和伊斯兰圣战者的游击队也赶到现场,与帝国卫队作战。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1月,当局共释放了大约2450名政治犯,这些人增加了革命派的实力。在德黑兰市的东部筑起路障,战斗持续了两昼夜,大约200—300人在战斗中丧生。空军军官给群众和游击队打开了军械库,最后帝国卫队从军营撒出。2月11日数千名武装的市民、游击队员和军校学员夺取了德黑兰全部的军营和警察局。在大不里士的战斗持续了3天。2月11日,最高国防委员会命令所有军队撤进军营,当天晚上军队高级将领向巴扎尔甘保证,军队将站在革命的人民一边。随着军队归从革命,巴赫蒂亚尔内阁政府及全体议员辞职。伊朗陆军司令及帝国卫队副司令在战斗中被杀。2月12日,巴列维国王的王宫及帝国卫队的军营被攻占,伊朗政权完全转归革命者之手。
在这一阶段,城市无产者从军械库得到大量武器,他们多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无技术专长的穷人,是现代化中受歧的城市边缘人,他们又是狂热的穆斯林。他们拿握了武器,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的支柱。 1979年2月9日,巴扎尔甘总理公布了“临时政府”的六点纲领:巴赫蒂亚尔政府向临时政府交权;举行在国际监督下的公民投票来决定国家的前途;重建国家经济;举行议会选举;起草新宪法;组成伊斯兰政府。2月12日,巴扎尔甘进入首相府,正式接管了国家权力。同一天,电台广播了霍梅尼提出的包括六点内容的公报和临时政府的声明,呼吁支持者尽快恢复秩序,停止破坏,交回从军火库和军队手中抢来的武器,同政府进行合作。鉴于所有的军队、警察都“已经加入到人民中来”,应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并不准进入军营拿走武器和其他东西,不准抢劫和毁坏财产。声明在谈到有人随意杀害前政府和军队的官员时,审讯和惩罚罪犯应该放到适应的时候进行。临时政府还提出要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人的安全。
1979年2月13日,伊朗临时政府总理巴扎尔甘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他的内阁成员名单。到2月14日,世界上已经有30多个国家宣布承认伊朗新政府。
显而易见,巴扎尔干临时政府的成立时反国王统一战线的必然结果,这个临时政府由革命目标相互矛盾的派别组成,外受制于伊斯兰革命委员,又缺乏团结一致、坚强有力的支持者,它的临时命运将不可避免,统一战线失去了共同的目标——反国王,统一战线的分裂是必然的,内部争夺胜利的果实也随之开始。
但是不管怎么说,巴扎尔干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巴列维王朝的寿终正寝,也标志着伊朗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

三、后续——再争夺

巴列维王朝覆灭后,统一战线随之解体,结成战线的各派人士纷纷创建、重建或者扩大自己的政党,为取得政权进行激烈的斗争。当时的主要的党派力量有:
伊斯兰共和党,成立于1979年2月19日,这是霍梅尼的忠实信徒创建和掌握的政党,坚决支持建立法吉赫的伊斯兰政府。

伊朗民族民主阵线,1979年3月5日,100万非宗教势力在德黑兰附近的哈迈·阿巴德村(摩萨台在此地度过了他最后的流放岁月)集会,宣布该党成立。该党由巴扎尔甘政府的外交部长里姆·桑贾比博士领导,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这个政党组织涣散,缺乏领导核心。
伊朗穆斯林人民伊斯兰共和党,早在1978年2月25日就在另一个“效法本源”沙里亚特·马达里的训喻下创建。马达里在阿塞拜疆势力强大,据说有1400万追随者,有自己的教士工作网。该党赞同在伊朗建立民主制度,尊重伊斯兰教和教士的权益,但主张教士不要直接卷入政治事务。该党与阿塞拜疆的分离主义者关系密切。
人民圣战者,该党得到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巴尼·萨德尔支持,认为主权在民。
人民党,左派政党,主张消灭大地主与资本家,将政权交给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民族民主共和国,最终目标是在伊朗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人民敢死队,一贯主张武装斗争是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
由此看来,不仅非宗教的政党与霍梅尼的目标相左,而且在伊斯兰势力内部,马达里的目标也与霍梅尼不同。为了建立法吉赫(伊斯兰教法学家)政府,霍梅尼决定镇压其他派别。
首当其冲的便是投奔革命的旧军队。
1、革命卫队与旧军队
  1979年2-7月,对这支“投奔革命”持怀疑态度的霍梅尼开始清洗军队,处决248名军人(其中有38名将军,103名军官),此外,128名军人(包括仅有的三名将军)被判监禁或国内流放,还有302名军官(210名将军)离职。清洗运动使旧军队处于瘫痪状态。1979年2月20日,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成立一支治安队伍,叫做伊斯兰革命卫队。1979年11月19日,霍贾特伊斯兰哈梅内伊就任卫队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一直控制在原教旨主义手中,成为新政权的坚强支柱,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它作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的合法性,一切开支纳入国家预算。
它不采取征兵制,而是采取自愿报名的方法。只有信仰伊斯兰教、拥护教法学家治国的原则、拥护霍梅尼领导的人才能才能加入“卫队”。“卫队”也有各级指挥官,但没有军衔,相互之间称兄弟。指挥员和士兵、老兵、新兵之间的薪金每月都是25000里亚尔,约合300美元,他们还可以得到房租补贴和家庭困难补贴。
两伊战争中革命卫队表现优越,敢打敢拼,为战争结束后地位的抬高奠定了基础。
2、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与临时政府
  1979年1月13日,霍梅尼在巴黎建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它负责领导一切反国王的活动。在国王推翻直到新宪法产生和新议会召开之前,它还是国家立法机构。1979年2月后,教士、手工业者以及城区的小商小贩大量加入该组织,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很快就与巴扎尔干的临时政府分庭抗礼。
与此同时,在1979年1月,狂热的穆斯林组成了“真主党”,即“伊斯兰突击队”,他们自命为唯一的政党,只有唯一个领袖霍梅尼。这个党没有正式的首脑机关,也没有报纸。他们扰乱破坏左派以及民主派别的集会、示威、书展、书店、照片展览和演讲,攻击这些活动的参与者。霍梅尼对此听之任之。1979年4月4日,七个伊斯兰准军事组织成立了一个忠于霍梅尼的伊斯兰力量联盟——“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用以支持伊斯兰共和党,控制“真主党”。开展缜密的破坏活动。
  1979年6月22日,伊朗民族民主阵线召开立宪会议的大会,真主党闻讯前来捣乱。1979年8月12日,伊朗民族民主阵线组织了50万人的请愿活动,真主党经过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用一辆救护车和两辆货车运来石头、瓶子,用来攻击请愿者。在另一条线路上,他们用棍棒、鞭子殴打参加者,甚至用刀乱砍。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用催泪弹镇压听众。大约有270-360人受伤。
同时巴扎尔干受制于革命委员会,寸步难行。宗教领袖只想利用巴扎尔干为彻底控制国家机器创造必要的条件和时机,而巴扎尔干强调对话、缓和和宽容,主张恢复法律和秩序,认为革命已经结束,重建已经开始。但各级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革命法庭随意逮捕和处决公民,制造恐怖气氛,不遵守临时政府的法令和政策,而且霍梅尼信任和鼓励伊斯兰革命机构继续与临时政府作对。巴扎尔干为社会混乱和政府错误背上骂名,但手中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也缺少斗争到底的意志。
  1979年11月1日,巴扎尔干在国内斗争的紧要关头居然和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去阿尔及尔参加阿尔及利亚革命胜利25周年庆典。结果是致命的——11月4日,伊朗学生攻占美国驻伊大使馆,人质危机发生,巴扎尔甘事先并不知情,事后无权处理,却被指责与美帝国主义妥协与和解。巴扎尔甘在内政外交上毫无权威可言,那他还坐总理这个位置上有什么用呢?1979年11月6日,巴扎尔甘被迫辞职,他领导的伊朗自由运动成为温和的反对派。
3、霍梅尼与萨德尔
巴扎尔甘政府倒台后,霍梅尼命令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接管政府。巴尼·萨德尔作为霍梅尼的首席经济顾问随之登上政治舞台。他与霍梅尼最大的分歧就是他反对宪法中赋予法吉赫的绝对权力,坚决反对教士在国家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垄断权力,并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团队的支持。在1980年1月25日巴尼·萨德尔以75%以上的选票当选为伊斯兰共和国第一届总统。2月4日,霍梅尼批准了总统的选举结果,并任命萨德尔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霍梅尼很清楚萨德尔并不会对自己言听计从,所以他安插了对自己绝对忠诚于自己的贝赫什提为最高法院院长,阿尔达比里为总检察长,以牵制和监视总统。
两者的交锋从第一届伊斯兰议会开始行使职权的时候就开始了。1980年7月20日,第一届伊斯兰议会263名议员中,伊斯兰共和党党员有130名,拉夫桑贾尼为议长。8月9日,巴尼·萨德尔被迫让贝赫什提推荐的原教旨主义者拉贾伊为议长。拉贾伊总理主张内阁百分之百伊斯兰化,而萨德尔总统坚决反对那些不学无术的忠于伊玛目的人担任外交、石油、经济、计划和预算、商业和劳工各部部长。
人生看淡不服就干,反正就不是一路人,打起来丝毫没有什么革命感情。拉贾伊指责总统要走自由主义路线,萨德尔则谴责贝赫什提垄断权力、垄断新闻,任意迫害、监禁、拷打普通百姓,施行新专制、新独裁。霍梅尼一看这小子怎么快就跳反了,真的是太好了,早点把你收拾了心里也踏实。霍梅尼支持拉贾伊总理和总统对着干,并用自己影响力支持总理。霍梅尼的信徒很快就通过议会、最高法院、总检察院反对总统。1981年6月8日,霍梅尼在电视中讲话:谁反对议会、总检察长以及其他权力机构,谁就是独裁,谁就将得到与国王一样的下场。6月10日,霍梅尼解除巴尼·萨德尔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之后萨德尔开始转进如风,在地下秘密反对霍梅尼政权;22日霍梅尼免除萨德尔总统职务,萨德尔光速下台。
霍梅尼觉得这场拉克希尔仪式结束得无比轻松愉快,接下来的反对派你们一起上吧,反正没一个能打的。
4、霍梅尼与其他反对派
沙里亚特·马达里反对政教合一,认为新宪法无视国家主权,赋予一个宗教领袖的权力太大。在霍梅尼的高压下,1982年4月,马达里被迫退出政治舞台,1986年3月3日这位八旬老人在库姆被捕时死去。
人民圣战者组织由一批反对国王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组成,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教义相统一,提出“革命的伊斯兰”口号,主张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的“伊斯兰民主共和国”,主张暴力革命、政教分离,否定霍梅尼的地位。决定用暗杀、组织示威游行、号召群众起义等方式与当局决战,并支持巴尼·萨德尔反对霍梅尼。
1981年6月28日,该党用两枚定时炸弹将伊斯兰共和党总部所在地炸成碎片,将至少72位与会者送上了天,其中有上文提到的伊斯兰共和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穆罕默德·贝赫什提、4名内阁部长、6名副部长、27名议员——相当于没了差不多半个政府,霍梅尼集团受到沉痛打击。
1981年8月3日,总理拉贾伊出任总统,教育部长巴号纳出任第二任总理,并兼任伊斯兰共和党总书记。8月30日又发生了总理府爆炸事件,上述二位又被炸死。
9月15日,总检察长科杜西被炸死。
9月30日飞机失事,机上载着武装部队总司令、总参谋长、前国防部长,全部死亡。
短短三个月就送走了一位总统、一位总理、两位总书记以及部长议员若干,这年头伊朗的官员不好当啊。
随后哈梅内伊接任伊斯兰共和党总书记并于10月13日就任第三任总统,动用一切手段镇压人民圣战者组织,先手抓获该组织7000多人,处决500多人,其中包括23名中央委员会以及第二号任务希亚巴尼,其余部分转入库尔德斯坦。
接着,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真主党再接再厉,镇压剩余左派力量——伊朗民族阵线、“为工人阶级解放而斗争的马列主义组织”和“马列主义人民敢死队组织”。1983年2月5日,当局控告人民党充当苏联间谍,阴谋推翻政府,逮捕该党总书记以及1000多名干部。1983年5月4日人民党被解散,“人民敢死队”组织也同时受到镇压。
各反对派或因为成员太少,组织松散、缺乏战斗力,或因纠缠于过去的恩怨,对现实缺乏清醒的认知,未采用联合行动以保护自己的生存,被当局分割包围,各个镇压,最后无人幸存。
5、霍梅尼与内部分歧
曾经是伊斯兰共和党手中利剑的伊斯兰革命圣战者组织分成了三派,分别是:
一派信奉阿里·沙里亚提学说,认为社会公正高于一切,主张限制私有财产,政府干预经济。
一派信奉蒙塔哈里学说,主张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制度。
最后一派说我保持中立,绝对听从伊玛目的指挥。结果第二派别消灭了第一派,霍梅尼很不满。怎么办呢?解散,都解散。1986年9月,该组织解散。
号称有200万党员的伊斯兰共和党在1983年5月10日-15日举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该次大会暴露出了党内也存在蒙塔哈里学派和沙利亚提学派的分歧,内部分化和争吵危机到了伊斯兰政权。1987年6月1日,霍梅尼同意总统哈梅内伊和议长拉夫桑贾尼的请求,将其解散。
如果有耐心看到这里的读者可以反过去看看本节的主要力量的党派介绍,你会发现最后幸存的只有霍梅尼,所有政党全军覆没。
自此,霍梅尼完全巩固了伊斯兰政权,伊朗彻底与旧王朝的力量一刀两断,进入了霍梅尼—哈梅内伊时期的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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