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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正义不分国界,友谊万古长青。
“当时经济不景气,公司也很困难,但我觉得上层还是想做些超前的产品。我那会儿很年轻,却被提拔为设计主任,也是因为那时候航空学科科班出身的人很少,老板可能觉得我真能做出些什么来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正着手进行技术设计那会儿,日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昭和七年,日本的航空技术正从模仿列强转向自主研发。在那一年的上海事变中,发生了一件震动日本航空技术界的大事,一架美制战斗机孤身挑战日本海军的六架舰基机,在性能优异的敌机猛攻下,我方指挥官竟然在座机上中弹身亡!”
——堀越二郎,1975年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自导自演,强行制造借口,派遣海军陆战队对驻守上海华界的十九路军大举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坚决抵抗,并于翌日通电抗日。为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日本向驻扎在上海的第一遣外舰队、第二遣外舰队增派支援,第四次组建第三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任司令官。其中,增派部队包括从第一舰队暂调的第一水雷战队与第一航空战队,于1月31日抵达上海。
第一航空战队是日本海军最早的航空战队,当时派往上海的兵力包括航空母舰“加贺”号和 “凤翔”号。其中,1922年底入役的凤翔舰是世界上第一艘专门建造并完工的航空母舰,标准排水量近万吨,搭载三式舰基战斗机九架,十三式舰基攻击机十八架。而加贺舰原本为日本在1920年通过的“八八舰队”计划中规划的加贺级战列舰首舰,计划标准排水量四万吨,安装十门十六英寸主炮。后因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该级军舰连同天城级战列巡洋舰全部被叫停,第二舰土佐号于1925年自沉处理。原本计划改建为航空母舰的天城舰在关东大地震期间受损拆除后,加贺作为代舰被改建为航母,并于1928年入役。当时的加贺舰为三段甲板式(顶层起降飞机,中层起飞小型飞机,底层起飞大中型飞机),标准排水量近三万吨,搭载三式舰基战斗机十六架、一〇式舰基侦察机十六架及十三式舰基攻击机二十八架,另备有八英寸舰炮十门,拥有足以匹敌重巡洋舰的炮战火力。
不过,当时日本所有的航空母舰都没有实战经验,舰内军纪混乱(加贺舰尤甚),飞行队的飞行员普遍练度[1]一般,因此两艘航母由第二驱逐队的驱逐舰峯风、泽风、矢风和冲风护送,如果舰载机起飞或着舰失败,就要靠这些驱逐舰把掉进水里的飞行员捞出来,这在日本海军内部称为“钓蜻蜓”(军舰乘员管海航飞行员叫“蜻蜓佬”)。
尽管如此,日本海军在战事初期仗着航空兵力的优势,在上海肆无忌惮地横行,多次攻击非军事目标。例如1月29日,从第三舰队司令部直属的特勤舰“能登吕”号[2]起飞的十四式水上侦察机对闸北华界狂轰滥炸,上海商务印书馆总馆惨遭炸毁,这座当时远东最大出版社连同内部东方图书馆珍藏的数十万册珍本都被付之一炬。
2月5日,加贺飞行队的六架三式舰战和四架十三式舰攻在空中遭遇从虹桥机场起飞的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航空六队队长黄毓沛率领的四架中国战机,爆发了中日之间第一次空战。黄毓沛是粤籍旅美华侨,是役率队以寡击众,击伤日机两架。其部属飞行员朱达先[3]驾驶购自英国布莱克本公司的林格III式战斗机冲入敌阵,却因机枪故障而被击伤着陆。之后,黄毓沛胞弟——新婚后刚归队的航空六队副队长黄毓銓登上朱达先座机再次起飞,因操纵索已被击伤,升空后失控坠毁,黄毓銓牺牲,是抗日战争中捐躯的第一位中国飞行员。
2月19日,凤翔舰起飞三架三式舰战,这支由海军大尉所茂八郎率领的编队在上海南翔上空遭到一架美制波音战斗机的迎头痛击。虽然数量是三对一,但日本人在空战中一点便宜都没占到。对这次战斗,当时加贺飞行队的安延多计夫大尉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
“三架三式舰战在一千五百米高度进入战斗,波音机迅速爬升,当三式舰战爬升到三千米时,波音机已经达到三千五百米高度并且转入俯冲攻击,利用速度脱离后再次重复。经过多次攻击,三式舰战始终无法抓到上方的有利位置,所茂大尉被迫率队脱离战场,结束了五分钟的战斗。”
事后,地勤人员检查发现所茂座机螺旋桨被命中一弹,机翼也被两发子弹打穿。
为增大攻击航程,一航战此时已将加贺舰的制空队和舰攻队转移到上海公大纺织厂内的机场,准备以此为基地,向中国军队施加压力。
2月22日,一航战从公大机场起飞三架三式舰战和三架十三式舰攻,其中舰攻队一号机驾驶员为崎长嘉郎中尉、投弹手为小谷进大尉、电信员兼射手为佐佐木节郎一等飞行兵;制空队一号机驾驶员为生田乃木次大尉,其余两架由武雄一夫一等飞行兵和黑岩利雄三等飞行兵曹驾驶。六机编队由小谷担任总指挥,书面上的出击目的是对苏州进行侦察,但实际上舰攻满载着弹药,随时准备对中国军民下手。出发前,他们也了解了三天前的空战情况。
2月22日1600时过后,小谷机队的六架飞机飞临苏州葑门机场上空,和三天前一样,一架孤零零的波音战斗机从低空爬升,向编队猛扑过来!日军舰攻队在九百米高度向左转向,而制空队在一千五百米高度右旋并向波音飞机俯冲下去,拉开了空战的序幕。
准确来说,这架波音飞机的型号是波音XP-925A,为P-12E战斗机对华出口型波音218战斗机的改型。驾驶员罗伯特·麦考利•肖特(Robert McCawley Short)1904年生于美国华盛顿州斯特利空,成长于塔科马市。肖特七岁那年,其父抛妻弃子离家而去,他不得不四处打工,帮助母亲贴补家用。因经济窘迫,肖特无法投考大学,转而于1928年伪造学历,志愿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他并没能完成高级飞行训练,最后因为用西瓜轰炸驻地附近农民的卡车而被军队开除。
退出现役后,肖特一直为航空公司担任试飞员和飞行教练,后于1931年来到中国,任军政部航空署顾问。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肖特正与商人盖尔(L.E.Gale)合作,盖尔是波音飞机的分销商,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这架波音XP-925A在上海法租界装配完成后,又紧急加装机枪,肖特的任务是将它开到南京去,中国政府希望将它作为一个试验平台而为中国的航空工业积累一些技术经验。虽然身在租界未受战事波及,日军的暴行仍激起了肖特的义愤,他在写给母亲伊丽莎白的家信中记述道:
“闸北的战火映红了半边天,你们简直无法想象这里的惨状,城里挤满了难民……日本人是冷血动物!”
1932年2月19日,在南翔上空痛打凤翔飞行队的,正是肖特。由于日军肆无忌惮地对非军事目标和中国平民进行攻击,愤怒的肖特当场开火击伤所茂座机,并全身而退,安全降落在南京。
2月22日,肖特从上海虹桥起飞后,在苏州上空遭遇日军小谷编队,立即从下方发起攻击。为掩护舰攻,黑岩利雄驾驶的三式舰战抢先从上方对正在爬升的波音机开火射击,由于距离太远,子弹全都落空。然而肖特的眼中并没有日军战斗机,他直接向日军舰攻发起猛攻,在爬升越过舰攻队的刹那打出一个连射。波音XP-925A轻巧的机身在一次盘旋之后就咬住了小谷座机的尾巴,从后上方再次进入攻击。
十三式舰攻的敞开式座舱为串列布置,从机首开始依次为驾驶员、投弹手(小谷座位)和电信员兼机枪射手,它的机枪只能向后方射击。佐佐木在四百米距离上向肖特开火,另两架舰攻也同时射击,肖特直到极近距离才开始射击,子弹倾泻在小谷的座机上,直到距离二十米的时候才停止射击。由于日军舰攻反击火力凶猛,波音机也被命中多发,油箱部位冒出白烟,于是肖特从小谷座机下方十米距离左右掠过准备脱离战场。
正在此时,生田乃木次和武雄一夫驾驶的两架三式舰战从后方偷袭肖特,生田机集中火力全部打在他的驾驶舱。肖特头部、胸部及腰部中弹,在空中捐躯,享年二十七岁。波音机在烈焰中向右倾斜,最后坠落在江苏省吴县车坊镇高垫村(现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的吴淞江镬底潭河段中。
据当时观看了空战的高垫村村民高景生回忆,三架日军舰战随后掠过河面,确认波音机已经坠毁后,才护送舰攻队返航。
这场空战历时不到两分钟,而日军很快便发现小谷已经死在座位上,射手佐佐木被打成重伤。对于日军的伤亡状况,安延多计夫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做了详细记载(当天他在公大机场里候命,并没有参加战斗):
“……傍晚,去苏州侦察的生田队率先归来,报称击落了一架飞机,欢呼声响彻机场。接着,小谷小队的舰攻也着陆了。一号机的左前起落架爆了胎,但飞机停下来之后,没人从座舱里走下来,我们这才发现不对。大家跑过去一看,那情形简直是太惨了,后座的挡风玻璃上糊满了血。先下机的是射手佐佐木一飞兵,他的左腿被子弹打穿,胫骨粉碎,下飞机的时候一个劲儿地嚷嚷喊疼。然后是指挥官小谷大尉被抬了出来,他的脸被染成一片红色,我以为他也是重伤,后来才知道早就死了…… 根据参战队员的描述和战斗报告,对方飞行员发挥自己飞机优异的机动性,从前下方和后上方进行了反复攻击。在最后一次交火中,佐佐木打完了一个弹夹,在交换弹夹时小谷被击中。”
尸检表明,小谷遭受的致命伤是从左眼穿入并从后脑穿出的一颗子弹,这一弹结果了他的性命,尸检另记录在其左右胸各被击中一弹并且都贯穿。小谷死于肖特从后方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击,他当时正回头观看佐佐木的射击。
“二·二二”空战落幕。罗伯特•肖特是中国抗日空战中第一位牺牲的外籍人士,而小谷进则是日本海军航空兵在战斗中被击毙的第一人,生田乃木次则被认为是日本陆海军航空兵第一个有击落记录的飞行员。日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于2月22日当天就匆忙在旗舰“出云”号上给小谷进的编队发了一个奖状,称其“开创帝国海军航空史之新纪元”,日本海军省在 23 日也给小谷发了所谓的授勋公报,生田乃木次则被日本宣传机构捧成“战斗英雄”,在国内声名大噪。
然而,日本海军对此次战斗的实际反应是恼火加紧张:在日军已经取得制空权的情况下,一比六的飞机数量,早已有准备的战斗打成这副德行,令自视甚高的日军飞行员大丢面子。在战斗结束后,制空队和舰攻队曾为“谁击落了波音”而产生对峙,制空队说是舰战的战果,舰攻队则讥讽战斗机援护太晚,是他们的尾部机枪集中射击击落了肖特。但日军飞机的性能劣于波音机也是不争的事实:对比两者的性能指数可以看出:三式舰战引擎为420马力,最高速度238公里/小时,在六分三十八秒内可爬升到三千米高度;而波音XP-925A的引擎为450马力,最高速度253公里/小时,在十分钟内可爬升到五千五百米高度,其爬升性能优于三式舰战,2月19日的一对三空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安延多计夫本人后来也曾经试飞过波音218战斗机,他评价道:
“和寒酸单薄的三式舰战相比,这才是真正的战斗机!”
这场空战对日本的航空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式舰基战斗机是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公司授权中岛飞机公司制造的“赌徒”式舰基战斗机改进型,于 1928 年正式列装,由于此年日本年号为昭和三年,因此称为三式舰战。至“一·二八”事变时,日本海军的三式舰战已升级为金属螺旋桨、引擎更强劲的三式二型。这种飞机对新手很友好,便于操纵,易于维护,但2 月 22 日的空战证明了它已经在技术上落伍。
当时,日本海军已经接受了三式舰战的后继机,即中岛公司的九〇式舰基战斗机。这种飞机于1930年首飞,是第一种机身与引擎都为日本自主设计的战斗机。不过,它本质上仍是中岛综合美制波音F2B及F4B,以及英制布里斯托尔“斗牛犬”式而推出的模仿之作。以“二·二二”空战的经验来看,很快就会过时,不能满足日本海军的扩张需求。
当时,航空母舰在日本海军中仍被看作辅助舰只。日本航母通常被分散配备,舰载机的主要任务是侦察,而且上层也并不指望靠舰基攻击机击沉敌主力舰,而是和十多年前一样,仍将它们当作协助己方潜艇部队削弱敌军战斗力的辅助力量,或打算在“舰队决战”尘埃落定后,让它们带上鱼雷去打那些已经开不动的敌舰。但同时,海军条约的存在,迫使日本海军又不得不在航空兵方面投入较多注意力。继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将英、美、日三国主力舰比例定为五比五比三之后,英国又在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倡议下,于1930年上半年在伦敦召集裁军会议,这一次的主要议题是推后主力舰停建期限、拆毁现有主力舰以及限制辅助舰只总吨位。
由此签订的《伦敦海军条约》将日本辅助舰只限制在英、美的69.75%,在日本国内掀起轩然大波,海军内部对此持赞成态度的“条约派”及持反对态度的“舰队派”产生对立。日本海军认为如此兵力对比会让自己的“邀击渐减战术”毫无胜算,难以在未来的战争中与美国海军抗衡[4]。为此,日本直到1930年10月2日才正式接受《伦敦海军条约》,期间还引发所谓“统帅权干犯问题”。
然而客观来说,对航空母舰限制较小的新条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日本海军航空兵规模及技战术水准在1930年代前期的发展。尽管航空母舰与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一样,在总吨位、排水量及武备方面受到限制,但受限武备和《华盛顿海军条约》内容一样,只是主炮口径及数量。换句话说,受限较小的舰基机,便成了日本海军填补辅助舰只战斗力空缺的捷径。
“一·二八”事变过后,日海军航空本部借机制订所谓“航空技术自立计划”,在时任航空本部长安东昌乔中将、本部技术部长山本五十六少将和总务部长前原谦治少将的推波助澜之下,于 1932年4月1日在航空本部召开了日本各大飞机和引擎产业的集会。与日海军合作密切的三菱飞机公司、中岛飞机公司、川西飞机公司和爱知钟表电机公司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航空本部抛出“海军机三年计划”,责成三菱和中岛进行竞争,设计一种性能优异的单翼舰基战斗机,因此年为昭和七年,该样机也被称为“七试舰战”。
三菱派遣的机身设计课代表是堀越二郎。二十八岁的堀越此时已经在三菱工作五年,刚被提拔为设计主任,七试舰战是他主管的第一个项目。因三菱的两架原型机都在试飞中坠毁,中岛的原型机性能不达标,七试舰战最终流产,日本海军采纳了中岛的九五式舰基战斗机作为过渡。之后三菱继续委任堀越负责海军舰战的项目,其1934年设计的九试单战中标,发展为九六式舰基战斗机。之后于1937年立项的十二试舰战也被海军采用,发展为著名的零式舰基战斗机。
罗伯特·肖特身后得到中国军民的最高礼遇。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尉,设“肖特义士旌表委员会”处理善后,以楠木棺厚殓。并邀请肖特母亲伊丽莎白及胞弟埃德蒙来沪。1932年4月24日,上海五千余各界人士在慕尔堂[6]召开追悼大会并公祭仪式,包括张治中、蒋光鼐和蔡廷锴在内的国民政府代表赠花圈,民众代表吴经熊致悼词赞肖特“所流热血可作中美两国民族之胶漆”。肖特灵柩后送往虹桥安葬,过万人夹道送别。
苏州吴县各界也募集资金,在苏州大公园内立肖特纪念亭,亭内立大理石“赠上尉美国肖特义士碑”,前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张一麐撰写碑文《赠上尉美国肖特义士传》:
上尉姓肖特氏,名劳勃脱,美利坚华盛顿泰科玛乡人也。为人义侠,习航空有声,任职于其国盖尔飞车公司主驭,旋来吾国上海贸易,遂兼任吾国航空教士。今岁日侵上海,见其残虐无人理,愤不可遏。二月二十一日忽变服至吴淞,狙击日机,竟碎其一。二十三日闻敌飞炸苏州耗,立驭一机蹑其后,遇敌机六方肆虐,遂上下萃攻之。上尉从容力御,碎其一机,顾倘多力兮,卒以殉,年二十七。耗闻,我国人皆惊叹,国议追赠上尉,中外震悼。上尉中立国人,第人类而非见人类之残杀,为正义人道计,纵死亦心所甘,以视同践国之士,同食国之毛,独熟视其国之人宰割呼号而无睹者,何如哉!呜呼!
同年7月,吴县各界在肖特坠机殉难处立花岗岩方尖碑一座,高约三米,碑文“美飞行家萧特义士殉难处”。
肖特同样赢得了两个对手的敬意。
“一·二八”事变后,参与过“二·二二”空战的黑岩利雄被调回本土担任飞行教官,在佐伯航空队曾经训练过日后成为超级王牌的坂井三郎。黑岩在任教期间,常对学员提到肖特,称他是“一个真的勇士”。卢沟桥事变后,黑岩被调往侵华战争第一线,日本宣称其在第十二航空队期间取得过十三次空战胜利。1939年以飞行兵曹长军衔退役后,转业到民营航空企业“大日本航空”开客运机,1944 年 8 月 26 日在马来半岛运输飞行时失踪,得年三十五岁。
生田乃木次后来的人生轨迹颇为讽刺。加贺舰返回国内后,他向海军省提出结婚申请[5],军方调查发现其未婚妻当过艺妓,以不体面为由不予批准。生田勃然大怒,加上之前被海军捧成明星,惹来同僚忌恨,在舰上也待不下去,只能在1932年12月退伍编入预备役,去递信省航空局当文职行政。1942年他恢复现役后,也没有回到部队,继续在递信省坐办公室,以少佐军衔迎来战败。
战后,生田开过海鲜铺,之后一直致力于幼儿教育,开办了多所幼儿园。2002年2月22日,死于心脏病,得年九十七岁,这一天正是“二·二二”空战七十周年的日子。
1970年代,生田乃木次曾给埃德蒙·肖特去信表达对其兄的敬意。1977年,埃德蒙在夏威夷会见了生田,后者提到日军编队飞临苏州时,火车站正有一列满载妇女儿童的难民列车发车出站,肖特是为了保护他们不被日军攻击而挺身出战的。对肖特,生田在写给爱德华的信件中评价道:
“虽然我击落了他的飞机,但我的心中对他充满敬意。他以一敌六,这样的勇气必将代代相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肖特墓地被日机炸毁,后移葬南京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公墓。苏州公园内的纪念亭与纪念碑也遭日军炮击损毁。抗战胜利后,苏州市民集资于1947年重立纪念碑,后于1950年代拆除。方尖碑则因近水,长期冲刷最终导致碑座全毁。1960年代后期,碑身被毁,断为四块,曾被用作猪圈的栅栏柱。
时光荏苒。1984年,埃德蒙·肖特与女儿杰奎琳再访中国,先去了当年为哥哥举办悼念大会的沐恩堂,又去拜访他的殉难地苏州车坊。吴县人民政府与政协热心接待,派船接他们去了肖特坠机地,并安排数名还在世的空战目击者与他们座谈。
1985年9月16日,吴县政协筹建的肖特义士纪念室落成,并重修方尖碑。纪念室还收藏了市民在抗战期间保存的纪念碑与纪念亭残片。1999年,肖特大型塑像落成。2009年秋季,肖特纪念室和塑像、方尖碑整体迁入吴淞江江滨公园,扩建为肖特纪念馆。2014年9月,肖特被列入我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2018年1月,在苏州市六名小学生的倡议下,又在苏州公园内重建了肖特纪念碑。
2015年8月至12月,苏州市名人馆筹办了“中国的美国英雄——罗伯特·麦考利·肖特史料展”。此时,埃德蒙已去世二十二年,七十八岁高龄的杰奎琳应邀第三次来到中国出席展览,并从馆长曹俊先生手中接过现场巨幅“二·二二”空战航空画的缩微版。杰奎琳坦陈,自己出生时,伯父罗伯特已经牺牲五年,但在遥远的中国,人们一直在缅怀他,这也促使自己不断寻找伯父的资料事迹。在肖特史料展上,她致辞道:
“在美国,我曾多次向我的朋友和同事讲述罗伯特的故事,他们总是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获悉中国仍在纪念肖特,他们深感震惊。”
[1] 日军的所谓“练度”,指的是战斗员的技战术素养、协同能力、应变能力、沟通能力等综合要素。
[2] 实际为水上飞机母舰,但到1934年才正式变更。
[3] 归化印度人士,原名J. D. 辛格。
[4] 战间期初期,日本海军中盛行的论调,认为对美作战应以守为攻,依靠潜艇和雷击舰在太平洋上一路削弱美军,等实力大减的美军舰队靠近日本近海,再出动联合舰队的主力舰进行“舰队决战”,一举歼灭之。
[5] 日本海军军官结婚需要事先报告海军省,申请许可。
[6] 现沐恩堂。
I
范克里夫大尉
范克里夫大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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