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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我们十一个人,个个都是好样的,我们互相信任、出色地完成工作,直到那一天,一切都结束了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对待战俘的态度之凶残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异常有名的。在这些被文明世界遗忘的角落里,美军B-29的机组成员们或许是最不走运的一群。由于B-29对日本政府产生的巨大威慑和对物资人员的重大杀伤能力,使得日军通常将被俘的B-29机组列入“特殊范畴”之内,予以变本加厉的虐待。
在日本跳伞后,并不是所有的B-29机组都能够被送进战俘营,现在可以确信部分飞行员在日军抵达之前就被愤怒的日本居民杀死。而进入战俘营之后,这些机组成员还要忍受故意制造的饥饿、殴打、单独禁闭和不知何时来临的突然处死的恐怖。二战期间,在日本上空总共有五百四十五名盟军飞行员被俘虏(包括B-29机组),其中有二十九人(二十八名美国人、一名英国人)在被日军发现时已经死亡或被平民杀死;九十四人在关押期间因受伤、缺乏医疗或事故死亡(其中五十二人在1945年5月26日B-29火攻东京时被炸死在东京的日陆军监狱,十一人死于广岛原子弹轰炸)。超过一百三十二人被日军处决,只有二百九十人在日本投降后生还。这些情况虽然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其中的细节在1945年8月29日位于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大森战俘营被解放之前均不太明确。
在这一天被释放的B-29机组成员中,有一位名叫雷蒙德•“哈普”•哈罗兰的少尉军官。自从1945年1月27日在东京上空被击落以来,哈普在日军战俘营度过了噩梦般的七个月。然而凭借着诸多的巧遇和自身的乐观精神,他活了下来。但这一天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这里讲述的是“哈普”•哈罗兰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人在地狱和死亡面前的奇遇、辛酸、感动和快乐。

坠机

雷蒙德•“哈普”•哈罗兰(Raymond "Hap" Halloran)于1922年2月4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是保罗•哈罗兰和捷翠德•哈罗兰夫妇的爱情结晶,这对夫妇另外还育有四个男孩。1942年初,哈普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志愿加入美国陆军航空兵。1943年,他在德克萨斯州学习并得到了领航员的资格;1944年又在新墨西哥州修完了投弹手的培训课程。之后,哈普被送到堪萨斯州的烟山航空基地,上机参与B-29机组培训,这架飞机序列号42-24769,属于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第七十三轰炸联队四九九大队八七八中队。
培训完成后,哈普即被任命为这架B-29的领航员,机组由十一个充满干劲的乐天派组成,因此该机得到了一个“Rover Boys Express”的绰号,其尾翼编号为V27。
1945年1月27日,“Rover Boys Express”跟随编队一起奔袭日本本土,执行一次对“三五七号目标”的高高空精确轰炸任务。所谓“三五七号目标”是指位于东京西北郊外三鹰地区的中岛飞机公司武藏工厂,这是哈普第四次参加深入日本本土的任务(前三次先后空袭了硫黄岛、名古屋和神户/明石)。而且这也可能是第七十三联队最后一次单独对日本进行空袭了,因为第三一三联队很快就要加入到轰炸东京的行动中来。但是对于各个机组来说这次行动仍旧不容乐观,因为进入1945年之后日军明显增强了东京周边的高射炮防御力度,而且拦截战斗机的行动也越加主动和频繁。
“Rover Boys Express”保持着三万二千英尺的高度(约相当于九千七百六十米)飞越日本海岸线,四周的情况看来非常平静。轰炸航程的启动参照点是非常显眼的富士山(位于东京西侧的静冈县),在雪山附近,编队盘旋进入预定线路。因为在这之前一直没有遭到日军战斗机和高射炮的攻击,哈普甚至觉得这次行动会比想象中容易得多。但是,在进入轰炸航程之后日军的高射炮弹立即在机群中炸裂开来,V□27被几枚弹片击中,不过仍旧能够跟上编队。当B-29飞行到距离目标六十英里时(稍少于一百公里),日军战斗机向编队发起凶猛的迎击。V□27的机首部分受到严重打击,机组成员都认为这是类似日军屠龙式双发战斗机使用大口径机炮(三十七毫米或五十毫米)实施的攻击。
哈普对这次攻击和弃机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
“听到‘弃机’的命令确实吓了我一跳,突然面对着这样一种尴尬的事实令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难道就这样直接进入这片陌生而充满敌意的土地吗?我顿时瘫软下来,虚脱和挫折感笼罩着我。眼看着我们的飞机渐渐地被编队抛下,我又感到了难以形容的孤独-我想大声喊‘救命’!可是即便旁边的飞机听到了,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于是努力控制自己,以免在这里就精神崩溃。
飞机还没有抵达目标上空,炸弹舱也没有被打开。由于敌机大口径炮弹的射击,我们的机首损伤相当严重,驾驶舱里一片狼藉,钢铁破片四处飞溅。机长E•G•史密斯中尉和投弹手波比•格雷斯少尉都被破片打成重伤,他们满脸是血,情况非常可怕。而我只是两脚受到一些轻伤。
一台发动机完全失效,机械师威利•弗朗茨少尉停止了它的螺旋桨,这样我们又丧失了一部分动力,离编队越来越远了。驾驶员吉姆•爱德华兹少尉大声要求后部的射手们报告损失情况,但是由于机内通话装置失灵、加上电气装置全部停止,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我们已经彻底被编队抛下了,而且因为电气装置的停机,我们无法操作遥控机枪、等于是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现在要是日本战斗机来袭击的话那天晓得我们会被打成什么样!糟糕的是,怕什么来什么,有将近十架到十二架单发战斗机对我们进行了反复攻击,第一和第二发动机被打中起火,浓烟灌进机舱里,而机首被打开的洞穴也不断地涌进刺骨的寒风,在我耳边轰轰作响。机长不顾自己身负重伤,拼命地操控着飞机,他命令机电员凯•克努佩尔下士穿过机身向射手们口头传达‘弃机’的指令。就在克努佩尔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和机械师一起打开了炸弹舱,本来是想把炸弹都扔下去,但是我们发现舱门无法完全打开,在这种状态下投弹会导致炸弹击中半开的舱门引起爆炸,结果我们只得一枚炸弹都不投。
正规的跳伞途径是从前起落架舱爬出去,但是由于第一次攻击所造成的伤害,这个舱门无法打开。现在只能选择从炸弹舱里的挂弹架和炸弹之间小心地爬出去跳伞了。我往下瞅了一眼,妈呀!我们正在东京湾上空飞行,水面泛起的粼光令我一阵晕眩。上帝可以证明,我不会游泳!
机电员向三名射手和雷达手传达了跳伞的指令,但是当他打开已经增压的尾部炮塔舱门之后,发现尾炮射手塞希尔•拉特已经趴在瞄准器上悲惨地死去了。他回到驾驶舱向机长报告了拉特的死讯,这个时候,雷达手约翰•‘蒙克’•尼克逊、中部射手安索尼•‘托尼’•卢卡西维茨、左舷射手维特•‘索尼’•巴维里和右舷射手罗伯特•‘波普’•霍拉蒂应该都从炸弹舱安全跳伞了(事后证明并非如此)。而机长仍在不停地重复着‘快跳,快跳!’,驾驶员吉姆•爱德华兹也跳出去了。轮到投弹手波比•格雷斯和机械师威利•弗朗茨脱离了,我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地面上见。’我们当时这样互相祝福,两人滑进炸弹舱的缝隙里消失了,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而我的潜意识中还对返回基地抱有一丝幻想,换句话说,我很害怕在日本上空跳伞。而且这时候我找不到降落伞了,因为我嫌这种放在胸前的降落伞包太碍事,通常都是把它放在领航员的桌子下边,可是今天却偏偏找不到了!这还了得,急得我跪在地上乱摸,结果克努佩尔在放收发机的台子下边找到了我的伞包,他把伞包递给我,说了声‘再见’就安全跳伞了。
我站在机长后边,现在只剩下两个活人了。史密斯中尉喊道:
‘哈普你快跳吧,老妹儿马上要炸了!’
我不跳!下面还是绵延不断的海面,我可不想淹死在这里。我想说不定过几秒钟就能看到陆地了呢,这时候我的肚子突然在召唤食物了,于是我撕开一包三明治大嚼特嚼。现在驾驶舱里的温度和高空二万五千英尺(约七千六百米)一样是零下五十七℉(约相当于零下四十九℃),极为寒冷。我脱掉手套在金属架子上拿东西的时候,手指被冻在了金属表面上,于是我就硬扯,结果撕掉了一块皮。
‘再不跳不行了!’机长再次冲我吼道,这时又有一队敌军战斗机在向我们接近。我终于决定了,不能死在飞机里,我要赌一把,在地面上试试我的运气!我钻进炸弹舱,在炸弹之间小心地移动身体,终于完美地把二百一十二磅重的躯壳抛进了空中。机长最后也安全跳了出来,‘Rover Boys Express’载着拉特的遗体消失在远方。”
这次空袭的损失情况很快被传回起飞地点塞班岛。当天第七十三联队共出动六十四架B-29轰炸机空袭东京,该部报称在东京上空遭到多达九百次以上的战斗机攻击,但是损失仍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五架B-29被击落于日本本土被击落,其中一架为日陆军飞行第二四四战队长小林照彦大尉驾驶キ61“飞燕”(陆军三式战斗机)采取空中撞击的方式击落,小林生还。另有两架B-29中弹后在海面上迫降,但是机组全部阵亡。两架B-29在飞回塞班岛的基地后报废,共计损失九架。哈普搭乘的第四九九大队八七八中队的V□27号机“Rover Boys Express”的坠落被紧随其后的八七九V□41号机尾部射手威廉•R•缪伦确认,其报称“V□27号机于1510时坠机,地点在北浦之南”。
哈普显然没有做好高空跳伞的准备,他身上只穿着工作服、套着有翻毛领的夹克,另外有一双内侧附毛皮的靴子,他接着回忆道:
“我那时候应该是接近失去意识了,在稀薄空气中向大地坠落的过程中我甚至产生了一些幻觉。氧气瓶都扔在飞机上了,我迟迟没有去拉开伞的控制索,因为我自信自己暂时还不会人事不省。手枪和枪套也放在飞机上了,我可不想自杀,要是下面的日本人敢揍我,我就和他们干一架!
大约下落到距离地面五千英尺的高度(约一千五百米),我集中全力拉下手动索-一次猛烈的冲击之后,我感觉下落速度明显减慢了,不过我的一只靴子却飞掉了。不管怎么说,气温仍旧非常低,我被寒冷和精神打击弄得几乎麻木了,可就在这时我发现大约七八百米远的距离上,有三架日军战斗机正在向我接近!这下可糟透了。我闭上眼睛,等待着机枪的轰鸣和子弹穿过肉体的痛楚。它们飞到我的身边,却没有开火,而是围着我打转。我觉得眼睛有点花,不过我似乎看到机舱里的鬼子在向我挥手。
‘不可能吧?’我这样说服了自己。日机编队围着我盘旋了两圈之后,其中两架飞向远方,而最后一架则向我这边靠近。
‘想干什么?’我很紧张,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是,我清楚地看到机舱里的那个飞行员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我当时两手都在操作降落伞,赶紧腾出一只手、抬起头向他回了个礼。他打了个盘旋就飞走了,这一次我看见了他的笑容。
希望和勇气顿时涌上我的头顶,无论如何这次相遇给予我精神上莫大的鼓励,而我再次见到这位同行是在五十六年之后的事了。”
然而地面上显然缺乏这样的热情(或者说是同情),哈普落地数分钟之内,就有二、三百名日本居民聚集到他周围。这时候哈普还没有从极度寒冷带来的痛苦中恢复,日本人起先小心翼翼,慢慢地向他靠近,象看火星人那样盯着他。哈普总算把降落伞解了下来,最靠近他的日本人以为他有武器,吓得猛向后退,引起了一些骚动。
不过,日本人很快就明白面前的美国兵没有携带武器,于是胆子立即大了起来,一哄而上对哈普一顿暴打。哈普感觉自己挨了不少棒子、踢打和石块,他干脆趴在地上保护着自己身体的重要部位。这时他又听到了几声大声的呵斥,居民立即散开向后退去了。看来是日本军队赶到了此地,日军把居民赶得远远的,给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让开一条路。那个军官用手枪顶着哈普的头,他再次感到莫名的绝望。然而枪还是没有响,日本军官打了几个手势命令哈普把救生衣和夹克脱掉。由于双手的冻伤,哈普的动作显得稍微慢了些,这立即招来了日军的踢打,不过他最后还是坚持着解掉了救生衣。日军绑住哈普的手脚,把他蒙上眼睛丢进一辆卡车。
卡车行驶了一会又停下了,一阵喧嚣之后又有人被扔了进来。这应该也是落难的B-29机组弟兄,但是由于禁止交谈,哈普无法知道他是谁,不过这个弟兄一直在呻吟着,看来他要么是战斗中负了伤、要么就是挨了居民的揍。

裸露在狼群

在东京郊外的一个军用机场,哈普被带下车进行审问,他第一次体验到日军对B-29飞行员的“特殊待遇”:
“我被带进一间大屋子后摘掉了蒙眼的布条,这里看上去象是战斗机驾驶员的作战演习室,因为有大约十二个身穿飞行服的人聚集在那里。押送我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用手势命令我呆着别动,然后大概是去找这里的负责人了。于是日本飞行员马上围拢在我身边,指手画脚、叽叽喳喳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们最后指着我的靴子开始大笑,说到这靴子,还真给我惹了不少麻烦。怎么说呢,几星期前我只不过为了与众不同,就把靴子涂成了金色。这帮日本人大概是从没见过穿金靴子的美国飞行员,或许他们把我当成一位大人物了呢!其中一个飞行员打开我的上衣口袋,从里面掏出来十根口香糖,这些口香糖原本是我准备在海面迫降的时候消磨时间用的。那个小偷把口香糖举起来向他的同僚们摇晃,闪闪发光的红色糖纸显然具有特殊的诱惑力,日本飞行员们象一群饥饿的老鼠一样蜂拥而上,开始分赃。
当飞行员们为了口香糖你争我夺的时候,我被带到了审讯室,第一次体验到今后将成为牢狱生活一部分的粗暴殴打。
审讯室布置得很像老式美国电影里的场面:昏暗的房间正中摆了一张桌子,我对面坐着两个会说英语的审讯员,他们拿一个灯泡照着我的脸,开始审问:‘你说!你的靴子是怎么回事?’我努力解释,试图让他们明白这只靴子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只不过是在塞班岛的时候随手乱涂而已。他们详细询问了我的出生地点、学校等事宜,绝大部分问题还是集中在B-29和塞班岛的情况上。在记录了我的训练履历之后,问题又回到了那只金靴子上。或许是我的回答并不能令他们满意,于是我挨了很多耳光,看守还用枪托猛击我的腹部。殴打和审讯结束后,我又被蒙上眼睛押往别处,那位一起来的难友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卡车大约又行驶了三四十分钟才猛然停了下来,眼罩拿掉之后我发现卡车停在一个繁华商业区的街角,看守招招手示意我下车站在路边。有趣的是,这里的人恐怕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从身边走过时都向我点头哈腰。
这大概是让我开开眼界吧,看了半个小时的风景之后我又被押上卡车,到了晚上才抵达关押地点。这里距离宫城以北大约两个街区的距离,是日本宪兵队的监狱。我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黑屋里,和其他美国战俘完全隔绝,所以我暂时无法知道机组里其他弟兄的下落。小屋宽约四英尺(一米二)、长约七英尺半(二米三),自然没有暖气和水管,更没有卫生设施。只给我两条毛毯作为被子和垫子,发毛毯的时候,看守还要求我跳一个踢踏舞给他看。后来我才知道这家伙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
我在宪兵队监狱中度过了难熬的六十七天。每天能够得到三顿饭,其实每餐只有一碗米饭(与其说是碗不如说是杯子更合适),有的时候这“饭”甚至比汤还要稀。我也只能偶尔和两个会说英语的看守交谈一下,就是第一次担任审判的那两个家伙。每天必有的审讯是我唯一的运动,而且我必须赤着脚在雪地里走到审讯室,每次审问都是以枪托猛击我的腹部而结束。因此我的健康状况迅速地恶化,伤口溃烂化脓,牢房里的跳蚤和虱子更使我狼狈不堪。我被命令头朝着房门一侧睡觉,这样有些讨厌的看守就可以在晚上用棍子或枪托敲我的头,影响我的睡眠。特别是在B-29轰炸东京的高峰期间,这种恶作剧几乎天天上演。而且监狱旁边还设有一个防空阵地,高射炮发出的巨响和震动同样使我难以入睡。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一些同情战俘的看守冒险照顾我们(比如一位叫小林金幸的)。
我在牢房里度过空袭之夜的时候,时常在为天空中战斗的弟兄们担心,而且我也很怀疑B-29究竟能给日本人带来多大的损失。因为宪兵队的监狱没有吃过炸弹,所以我更加无法证实自己的想法。但是,1945年3月9日晚上,大群 ‘超级空中堡垒’从低空进入了东京。这次空袭的效果异常震撼人心,在那天晚上使我的信心大增:3月9日夜间,监狱外边突如其来的大声喊叫和恐怖的悲鸣把我从梦乡中惊醒,我听到了爆炸的轰响,接着有几架飞机在低空从牢房顶上掠过。我起初认为这些是日本飞机,但是当我看到被火焰映照成桔红色的天空时,立即想到了我们的B-29!更多的飞机源源不断地飞来,外边的骚动和惨叫彻夜不绝于耳。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市区的混乱,街区中窜起无数的火龙卷,它们迅速地聚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城的冲天烈焰。从牢房里看出去,就像是宇宙在燃烧一般的恐怖。
但是很快我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也被烧死,此外,我也吃不准那些被激怒的居民是否会冲进监狱把我们都杀掉。一想起这些我就非常害怕,不过我更坚信我的战友们会最终用这种方式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而保持着高昂的士气。然而第二天早上又传来了坏消息:一个看守告诉我,昨天晚上的空袭杀死了极多的东京市民,日本军队可能会开始处决战俘中的B-29乘员来进行报复,于是我的士气一下子又变得低落了。不过,日军命令在4月1日之前必须把战俘移出宪兵队,看来B-29的空袭取得了意外的效果。
然而日本人并没有忘记对3月9日的大空袭进行报复,不巧的是火气出在我头上。
4月1日,我被押到上野动物园。在那里日军脱光了我的衣服,把我关在笼子里象动物一样展出。我浑身肮脏不堪,头发胡子披在脸上,我想那些来参观的市民大概以为我是哪里运来的奇特猴子吧。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是我战俘生活中最屈辱的时刻。但是,这并不能消灭我生存的意志,我要感谢动物园里的一个旁观者——那是一只总是站在笼子外边的秃鹰,它似乎在对我说:‘你快死掉吧!’每次它这样盯着我的时候我就冲着它大吐脏字:‘见你的鬼去,老子才不会死哪!你别想吃掉我。’
1945年4月3日,宪兵队监狱里的全部战俘都被转送到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大森战俘营。这时我的体重减轻了八十七磅,也就是说从原来的二百一十二磅(九十六公斤)减少到一百二十五磅(五十七公斤),连走路都十分吃力。三十六名战俘中有三十二个是B-29机组成员,另有四个飞其他飞机。我在大森遇到了‘Rover Boys Express’的四名弟兄:机长史密斯、驾驶员爱德华兹、机电员克努佩尔和雷达手尼克逊,他们和我一样皮包骨头、头发胡子乱成一团。除了空中阵亡的拉特之外,另外五名弟兄的下落仍旧不明。
在大森,战俘的待遇多少得到了改善。我们至少能够同甘共苦,交流的机会很多,而且能够作一定的运动。我们B-29的机组成员似乎聚集成一个小团体,在解放之前,经常和其他战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战俘营里还关押着几位高级军官:比如1944年12月3日在东京上空被击落的第七十三联队五零零轰炸大队指挥官理查德•金上校、和金上校一起被俘的第七十三联队参谋拜伦•布莱克上校,还有第五十八联队四六二轰炸大队的理查德•克米盖尔上校。海军陆战队的王牌飞行员‘帕比’•波音顿中校也被关在这里。
后来,布莱克上校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被转移到我的宿舍里,然而他很快就去世了。我和金上校成了好朋友,在战胜之后,比我早回国的金上校还特地到我俄亥俄的家中,去告诉我的妈妈:她的儿子快要回来了。
而且,在这里我们被允许短时间地出门散步,到了5月,我们还开垦了自己的菜地,黄瓜和萝卜长势喜人。当时日本处于我们的封锁之下,举国陷入饥饿状态。自然,鬼子不允许我们吃自己菜地产出的作物。不过有时候我们饿急了还是会偷吃一些,被捉住也免不了一顿老拳,但总比饿死好。
到户外收集垃圾也是战俘必须完成的工作,于是我们成立了专门收集看守丢弃的烟头的‘烟草委员会’,平时捡到的烟头都要上交给委员会保管,由委员长负责将里面的烟丝抽出并且重新卷成香烟。每次吸烟就像是举行一次庄严的仪式,在三十六名战俘中有三十二杆烟枪,大家集体围坐成一个圆圈,第一个人拿到香烟后吸一口、就向下传,这样一圈圈地转下来。公平是这项仪式的要素,谁要是不自觉吸的时间太长,就要吃处分——通常是剥夺一次吸烟的机会。有时候也会有一点小冲突,我是不吸烟的,而老烟枪会抱怨我们不抽烟的人捡回来的烟草里有狗粪。同样,食物的分配也遵循着严格的规定:当每天的食物分配下来之后,餐饮负责人们就会慎重地清点饭粒的数量,然后按人数进行分配。每次吃饭吞咽饭粒的时间也是规定好的,这样可以防止有些人恋恋不舍地嚼饭粒子而倒别人的胃口,当然也有些弟兄喜欢囫囵吞枣。
战俘之间的交流话题很多,但是最后总会转移到食物上来,比如‘一筐面包应该如何分配才算公平’之类,这通常会引起一场热烈非凡的大讨论。
8月份的第三个星期,突然有B-29飞过战俘营上空,它投下了物资和传单。从传单上我们得知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赢了!离开时,我也很希望当地居民能在我们的菜地找到吃的,封锁真的很有效,大森的老百姓都饿得头晕眼花。
8月29日,哈罗德•斯塔森中校指挥的一艘步兵登陆艇停泊在大森附近。我们被移送到医疗船“仁爱号”上,在船上的第二个晚上,哈尔西将军亲自登船来探望我。“仁爱号”停泊在东京湾的几天里,我们接受了一些初步治疗,而当9月2日日本代表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签署投降书的时候,我们也在旁边的“仁爱号”上观看。
几天后,一架C-54运输机把我送到了田纳西州,然后我乘火车回到辛辛那提老家和家人们重聚。但是我没有在家里逗留很久,之后就被送到了位于西弗吉尼亚州白硫泉的一家军方医院,在那里花了半年时间复健。”

哈普的战争

哈普•哈罗兰恢复正常体重之后,于1946年退役,进入罗克岛铁路运输公司工作。然而他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1948年初,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市民团体邀请哈普参加一个征文活动,这项征文面向二战期间所有在德克萨斯州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老兵,主题是《是什么让我讨厌德克萨斯》。哈普立即回想起受训期间的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在德克萨斯训练期间,哈普等新兵曾遭到上级故意的虐待),他那幽默诙谐的文稿立即被评委会评为获奖作品,节选如下:
“……从1943年2月来到德克萨斯直到12月离开,德克萨斯在我的印象里绝对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它的气候、它的土地、它的天空,都给我留下了最糟糕的印象。我在德克萨斯州所有四个陆军基地都呆过,在十一个月的训练期间,陪伴我的只有寒冷、冰雹、暴雨、砂风、泥土和难以忍受的酷暑,根本没有什么可看的风景。最重要的,这里遍地糙汉子,你根本找不到一个能攀谈的异性。于是我一直不理解,陆军为什么非要在德克萨斯训练新兵? 在东京上空被击落跳伞之后,我在日军的战俘营里度过了七个月两天又九个小时的人生,在这段艰苦而困难的时期我一直在感谢德克萨斯的经历。正因为我熬过了德克萨斯的地狱,才能在战俘营这个新地狱里坚持着高度的自信和努力。”
评委会许诺无论如何将给予哈普应得的补偿,而豪爽的德克萨斯人的回答是:“行吧,让那家伙再来一次,我们保证给他真正的、非军事的欢迎。”
哈普如约而至,那次欢迎会的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德克萨斯州的头面人物都来车站欢迎哈普,他旋风般地游历了全州各大城市,各类商号和社团赠送的礼物几乎把他埋了起来。在宴会上,时任德克萨斯小姐率领大群美女包围了这位贵客,他还得到了一头种牛。从他公司经营的铁路回到芝加哥车站之后,哈普象个明星牛仔那样在大批友人和支持者的注视下走出了列车。他谈及对这次旅途的感想时,说道:“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德克萨斯人引以为荣的个人精神、进取心和幽默感。”
1958年,哈普离开铁路货运行业,进入全美最大的公路货运企业——联合公路货运公司,凭借着勤劳、热情和执着,哈普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进入了公司董事会,并且在1973年荣任公司副总裁一职。
但是,战争和战俘的遭遇给哈普留下了可怕的灰色记忆,在退役后的三十九年中他始终忍受着梦魇的折磨。他每个星期都要作两次类似的噩梦,家人也为此而烦恼。直到1984年哈普决定彻底和过去做一次清算,地点,自然是地球的另一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985年9月,哈普如愿以偿,在儿子丹的陪同下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在美国驻日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帮助下,他会见了当时被认为是击落“Rover Boys Express”的旧日本陆军王牌飞行员樫出勇和旧日本海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参加见面会的还有包括小林金幸在内的两名在战时冒险优待美军战俘的原日本看守,这是一次富有人情味和友好的会面。1989年至1999年间,哈普多次访问日本。通过与往日敌人的相遇和交谈,哈普心灵的创伤渐渐愈合了。当1988年他得知樫出勇的健康状况恶化时,立即给这个击落自己的人写去一封鼓励信。
“开飞机的喜欢这些鼓励。”哈普说道,“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激励。”
1998年,哈普和好友——八七八中队“玛丽安”号B-29轰炸机驾驶员切斯特•马歇尔合作出版了自传,书名就叫做《哈普的战争》(Hap's War)。

最后的飞行

而哈普一直在惦记着一位老朋友,虽然他们只见过一面。不用说,那自然是在空中向他敬礼的日军飞行员海法秀一伍长(相当于美军的下士)。
那一天飞来的三架日军飞机都是固定式起落架的二式高级武装教练机(单发),属于千叶县横芝机场的日陆军第三十九教育飞行队。驾驶员是飞行队教官大石代三郎少尉和两名助教:森胁公之伍长和海法秀一伍长。当时三人中只有海法秀一还在世,他回忆道:当天三架飞机在千叶县香取海军机场附近的沼泽地练习投掷一种被称为“タ弹”的磷弹,下午训练结束之后编队在返回基地途中发现了一叶降落伞。编队为了给美国飞行员指示最近的正规军所在地,向东北东快速飞行,以逆时针旋转希望他能够注意到。当看到地面的居民开始聚集的时候,大石少尉在完成两次盘旋之后飞走,向哈普挥手的是森胁伍长,他随后也跟随长机而去。海法伍长在第二次盘旋时,向哈普致以军礼,祝他好运。或许这也是由于他的上司——第三十九教育飞行队队长绵部彻夫少佐的日常教育所致,绵部在训练中时常告诫手下的飞行员:“对跳伞的敌军飞行员,不应该用机枪和机翼予以杀害。不要光想着武士道武士道的,西方人也有他们的骑士精神,都要多学习学习。”
绵部生于1916年,此人并非航校出身,而是从一个地勤整备兵一直升到飞行队长,战后居住在佐贺县唐津市。
海法秀一,1925年1月23日生于东京深川佐贺町,酷爱绘画,日陆军少年飞行学校第十三期学生,“二战”期间在日陆军第三十九教育飞行队/迎击中队作为飞行军曹和美军P-51、F6F和B-29作战,战争末期在驾驶武装教练机时遭遇四架美国海军的F6F舰基战斗机,海法的飞机被打成筛子,坠落在一个神社里。很偶然,那个神社名为“海保神社”(日语中“海法”和“海保”发音相同),神主的夫人和女儿把海法秀一拖出飞机,救了他一命。战后,海法和神主的女儿结婚,他本人亦自嘲道:“谢谢格鲁曼飞机和神仙,给我找到了老婆。”
日本战败后,海法秀一当了一阵子自行车运动员,六十年代进入日本中央航空株式会社运行部,在船桥机场担任民用飞机驾驶员和飞行教官,总飞行时间为一万九千小时。退休后重拾战前的绘画爱好,成为著名航空画家,为航空杂志、航空公司等企业绘制画作。
哈普一直在寻找着那个记忆中的影子,他回忆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日子,在每一次接受采访、进行演讲和出版书籍,我都会提到这次敬礼,我要让你们知道这位伟大的敌军飞行员的骑士行为。1945年1月27日,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在一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空、在我快要放弃一切的时候,他给了我希望。最近几年中,我和日本的战史研究家通过传真和网络交换了大量关于B-29的资料情报。在2000年春天我在演讲中再次提到那次敬礼之后,一个爱好研究二次大战航空史的人和我联系,他告诉我他知道那个飞行员是谁,并且讲述了海法先生的事情。这正是我一直在找的!经过和日本方面的核对,证明他是正确的。 在经过和海法先生多次信件来往之后,我决定了,我要再去日本一次,为了他五十六年前的高尚行为而向他道谢。 2000年10月23日,我完成了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在这一天,我来到了东京以东的千叶县船桥市海法先生之子的住宅,我见到了他!我立即和他拥抱,向他表示感谢。今年,他七十五岁,我七十八岁,活下来的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手紧紧相握。 1945年1月27日和2000年10月23日,对我来说都是永久的记忆。”
会见海法秀一之后,哈普还要完成一项夙愿。在“Rover Boys Express”的11名机组成员中,只有领航员(他本人)、机长史密斯、驾驶员爱德华兹、机电员克努佩尔、雷达手尼克逊活着回到了美国,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悲痛的事实。哈普想知道“Rover Boys Express”究竟坠落在什么地方。2000年的上半年,经过和日本的研究者频繁地交换资料和查证,哈普终于得到了答案:他们的爱机于1945年1月27日坠落在日本茨城县鹿岛郡息栖村(现改名为“神栖町”),地点靠近战时的日海军神之池机场。
2000年10月24日,在与海法秀一会面之后的第二天,哈普前往距离东京以东约六十英里、靠近太平洋海岸的神栖町。在神栖町历史民俗资料馆中,所有还在世的坠机目击者为他举办了一个欢迎仪式。引用哈普在同一天的日记:
“……我首先说明了事件的背景,然后目击者们逐个谈了当天所看到的情况。我提了一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关于飞机的情况。会谈中友好的气氛打消了我原有的顾虑。 之后,我们驱车前往数英里之外的坠机现场。战后,这里已经从一个小村庄变成了巨大的工业地带。目击者们回忆:当时他们看到一架巨大的飞机被日本战斗机追逐着出现在村子西南面的空中,它拖着浓烟、不断丧失着高度向东北方向的海面飞去。突然,飞机向西偏转急速下落,最后机身撞击在居切浜松林中一座神社的鸟居上发生爆炸,整架飞机随即坠地燃烧。有七所房屋被烧毁,地面上有超过七人死亡。有一名目击者说他在现场看到三名机组成员的尸体。这或许就是战争带来的现实吧。 我希望一个人逗留一会儿,所以陪同人员先行解散了。我独自一人,那天的情景在我脑中闪现,‘Rover Boys Express’的好兄弟们仿佛在我面前走过。我为那一天所有没能回到故乡的人们祈祷,快乐的日子历历在目。我们十一个人,个个都是好样的,我们互相信任、出色地完成工作,直到那一天,一切都结束了。 我抬头向西南的天空望去——五十六年前,我们的‘Rover Boys Express’从那里飞向了自己永远的终点。黄昏的天空美如诗画,无数白色的碎云在夕阳的映照下绚烂缤纷,它们无忧无虑地飘舞着,似乎在向我微笑。 我静静地离开了。”

化作千风

这篇文章的初稿完成于2002年7月,距今已经十七年了。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战争的艺术BBS上看到网友转贴的一张航空画,绘制了屠龙式战斗机攻击“Rover Boys Express”的情景。作为一个航空画爱好者,就去寻找了一下相关的背景资料,才得以知道了哈普的故事。2002年4月,我通过电子邮件和哈普•哈罗兰先生取得了联系,询问是否可以向中国的军史爱好者介绍他的经历,他欣然应允,并表示很高兴能与中国的朋友们交流。此外,他还提供了很多战时经历的细节,包括飞机被击落的情况,以及十一位机组人员最后的命运:
到底是谁击落了“Rover Boys Express”?
战后人们长期认为1945年1月27日击落“Rover Boys Express”的日军飞行员是从山口县小月机场起飞的日陆军飞行第四战队第二中队樫出勇大尉。根据哈普的回忆,当天他的飞机遭到日军屠龙式战斗机从前上方发起的攻击,机首被击伤、电力系统被切断,这次攻击发生在三鹰地区以西约十五英里上空,这是一次致命伤害,此后又遭到了十余架日军战斗机的攻击,才告坠落。但根据第四战队长小林元二少佐在战后的证词,1945年1月27日当天该战队没有起飞迎战B-29。当时另一支担任东京防空的部队第十飞行师团的战报中亦没有提及有关V□27号机“Rover Boys Express”的记录。
而同一天,日陆军常陆教导飞行师团的小林雄一军曹在船桥市上空驾驶“屠龙”战斗机撞落了一架B-29轰炸机,小林当场毙命。这是第二种 “Rover Boys Express”被击落的说法。但哈普本人否认“Rover Boys Express”遭到了日机的撞击,他回忆道:“那正是我们的吃饭时间,一架日军战斗机突然出现,只用一发炮弹就给了我们致命的伤害。”
所以目前无法明确知道,究竟是谁击落了“Rover Boys Express”。
“Rover Boys Express”的十一位机组成员中,只有五位活着回到了美国。哈普一直在寻找另外六位战友的下落。战争结束五十年之后,他才从美国国家公文馆中得到了相关资料。
根据一名日本宪兵队成员的证词,当天共有六名美国飞行员跳伞降落,其中五名被日海军神之池机场的海军航空队人员拘押,后移交给土浦宪兵队潮来分遣队,在当天夜间就送到东京宪兵队本部。根据哈普的回忆,他并不是和这五人一起被带往东京。在六名被拘押的机组成员中,领航员哈罗兰(哈普)、机长史密斯、驾驶员爱德华兹、机电员克努佩尔、雷达手尼克逊生还,投弹手格雷斯失踪。
和哈普的记忆不同,除了空中阵亡的尾部射手拉特之外,中部射手卢卡西维茨、左舷射手巴维里和右舷射手霍拉蒂都没能成功跳伞,而是和飞机一起坠落身亡,机械师弗朗茨在被日军发现时已经死亡,日军称他因降落伞没有打开而身亡,但是美军调查后不排除被当地居民杀害的可能。他们五人被就地掩埋,遗骸于1945年12月18日被美军发掘回收,移送到位于横滨的美国陆航基地,后被送回美国安葬。
投弹手格雷斯下落不明,目前仍归为战时失踪。
2000年回国后,哈普不断地在公司、学校等场合进行演讲,希望能与大众分享自己的感受,鼓励那些处于人生低谷的人们寻找自我。但无论如何,他都强调决不要美化战争。“我并不是英雄,也永远不想再有那样的经历。”他评价道:“但是,那种经历确实给了我一种难以剥夺的自信,使我坚信自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2004年6月22日,海法秀一去世,得年七十九岁,葬于东京都大田区。
2011年6月7日,八十九岁的雷蒙德•“哈普”•哈罗兰在加州门洛帕克的退伍军人疗养院和家人一起庆祝女儿佩琪的生日。美国太平洋时间当天2000时,疗养院员工扶他上床休息,半小时后,哈普安详去世。
同年11月18日,哈普被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丹曾说,每当有B-29机组成员去世,父亲都会以同一首诗寄托哀思,现在他终于和“Rover Boys Express”的战友们团聚了。
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更没有睡去 我已化作千缕微风 吹过无限宽广的天空 我是金黄稻穗映照的阳光 我是滋润你心的轻柔秋雨 清晨我变成鸟儿轻声唤醒你 夜晚我变成星星守护着你 请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 我不在那里,更没有死去
I
范克里夫大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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