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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章节的主题内容,在前面的篇章里,已经有了铺垫。而且相对来说篇幅要短了很多——毕竟前面说那么多。但是虽说如此,可以说的内容还是特别的多。很多内容并不是直接来自GEB这本书本身,而是一些可以引申到外面的相关资料。所以这一篇笔记的篇幅依旧不敢保证,很可能篇幅并没有什么缩水。
这一章节并没有对话的内容,乌龟和阿基里斯都没有出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间奏曲的章节。主要内容是刘易斯·卡罗尔的无意义诗《Jabberwocky》(“炸勃龙”,不过原文里第三个字是赵元任翻译这首诗为了配合弄了一个生造字——上面一个“卧”下面一个“龙”)。整篇内容就是这个《Jabberwocky》的法文、德文、英文和中文的内容对比,法文和德文是上个世纪的翻译作,而中文版引用的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版本。(现在中译版其实还有别的版本,但是这首诗因为本身的特殊性,所以赵元任的版本很有意思)。
这里在形式上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提示,结合之前提出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而我们知道自然语言对于我们的心智和思维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所以甚至可以说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心智——并不是完全不同。那么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映射”吗?人与人之间,彼此独立的大脑是如何产生交流的?而我们彼此之间又不是完全不同,人类的大脑共性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围绕这一章节的主题所问的问题。
同时这里还尝试使用比喻对比的方式来试着回答问题——这一章节使用地理图来比喻大脑,就如同上一章节使用蚂蚁群来比喻大脑一样——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繁琐的系统,而且同时我们试图在搞清楚问题的同时,我们也面对着一个自始至终都一直存在着的巨大障碍:“自指”。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章节一直都在拿外部的系统来对大脑进行比喻,而试图搞清楚我们自身的大脑是什么样的。
本章节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大脑能否在某种客观的意义上被局外人所理解呢?

二:英、法、德、中组曲

这里的标题和内容上面有多重的映射,这里依然还是保持之前那些对话章节的形式——映射巴赫的音乐作品。巴赫写过大量的组曲,《英国组曲》和《法国组曲》都是很著名的作品。这里的篇章标题应该是映射这个内容,当然仅仅只有标题而已,主要内容却是刘易斯·卡罗尔的对话。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在正本GEB的内容当中。刘易斯·卡罗尔的影响非常明显,前面关于阿基里斯和乌龟的对话就直接来自于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
这些相关的部分虽然相比于主题来说都是细枝末节的,不过还是值得注意一下。侯世达在这样写作的时候,试图发掘出这么多内容,在形式之上的某种隐含的特殊关系。——即使之后有人批评说这是侯世达有意为之,但这却很有意思。
1·组曲(suite)
先来说说组曲,组曲是一种音乐体裁:是一种套曲形式的器乐曲或交响曲,即各自独立的不同乐曲的组合。组曲的定义在历史上有些变化。大概在1750年之前的时候,在巴洛克音乐时代为古典组曲/舞曲组曲,所有套曲都是同一调式,都是从舞曲演变来的。而在1750年之后,组曲则是指一组器乐乐章(调性不固定),乐曲往往取自戏剧配乐或者芭蕾舞剧配乐,所以18世纪中以后可以算现代组曲。
巴洛克组曲的前身是16世纪的时候,琉特琴曲和键盘乐曲中成对或者成组的舞曲。到了17世纪初,一些德国作曲家开始出版成套的四首或者更多器乐舞曲。组曲中的几首舞曲如果在主题上相互关联,就被称为“变奏组曲”。
巴洛克时期的组曲虽由舞曲组成,但实际上并非作为舞蹈用途,而是经过风格化后供大家欣赏或演奏用的音乐。舞曲风格化的现象在文艺复兴晚期便已存在,舞曲所组成的组曲也在当时便略具雏型。到了巴洛克早期,组曲则是主要的乐器作品类型之一。 巴洛克中期以后,德国音乐家佛罗伯格Johann Jacob Froberger (1616-1667)为组曲设计了一个较固定的组合方式。
弗罗伯格的键盘乐组曲按照:“阿勒芒德—库朗特—萨拉邦德”的次序排列。(这几种都是来自于法国、德国、西班牙的舞曲形式)而在“阿勒芒德”或者“库朗特”后面还可以跟一首“吉格”(英国舞曲形式)也可以不跟:
阿勒芒德舞曲 (allemande),是一种四拍子中速的德国舞曲;
库朗特舞曲 (courante),是一种三拍子快速的法国舞曲;
萨拉邦德舞曲 (sarabande),是一种三拍子慢速的西班牙舞曲;
吉格舞曲 (gigue),是一种极快速的英国舞曲。
1693年出版的佛罗伯格的组曲,以“阿勒芒德—库朗特—萨拉邦德—吉格”的形式确立了下来。这个组曲的顺序后来被巴赫和亨德尔所采用。巴赫的组曲(《英国组曲》、《法国组曲》)和帕蒂塔(单独为一种乐器缩写作的组曲,巴赫用帕蒂塔称呼他写作的这系列组曲)还包括一首或者几首法国式舞曲(华丽风格),如布雷舞曲、加沃特舞曲、小步舞曲、帕斯皮耶舞曲,接在萨拉邦德舞曲之后。而在帕蒂塔里,有时候还接在库朗特舞曲的后面。
这里补充一下,帕蒂塔(partita)的意思为“分隔”,这个叫法最早出现于17世纪初,到了17世纪末被德国作曲家拿来称呼组曲体裁,为什么会这么叫至今不明。(帕蒂塔是一个意大利词,所以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误会)比如巴赫的羽管键琴帕蒂塔六首,法国风格组曲和小提琴独奏帕蒂塔三首。也就是说虽然有“组曲”和“帕蒂塔”的不同叫法,但实际上只是名称不同,形式上就是组曲。
组曲形式是17世纪在法国开始发展起来的,后来加入了英国的基格舞曲,作曲家可随意选择不同的舞曲将其组合成为组曲。许多作曲家写过组曲,巴赫的钢琴曲《英国组曲》和《法国组曲》,亨德尔著名的《水上音乐》和《焰火音乐》也是用组曲形式写的。他们经常在萨拉班德舞曲和基格舞曲中增加新的内容。巴赫为大提琴、小提琴、长笛和其他一些乐器都写过组曲。亨德尔写过22种调式的组曲。
17世纪以后,组曲被认为是一种过时的老形式,很少有人再写组曲。19世纪时,组曲又重新流行起来,但已经演变成现代组曲。
现代组曲一般只保留一首舞曲,其余的有从歌剧、舞剧和其他戏剧配乐中选出的乐曲片段,如《天鹅湖组曲》等,甚至可以从电影音乐中选出。乐章的数目也是自由的,只是最少得有两个乐章,最多甚至达二、三十个。调性也可以改变。所以有很多民族音乐家采集民歌曲调写组曲,著名的如芬兰的西贝柳斯、挪威的格里格和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等都写过组曲形式的著名乐曲。
这里对话篇章隐射的是巴赫键盘套曲的名作《英国组曲》(BWV 806-811)与《法国组曲》(BWV 812-817),两部作品各有六首。“组曲”的用字皆是“Suite”。
两作之名都不是巴赫所取,而是后人加上,可能只是作辨别用途,与其音乐内容无太大关联。《英国组曲》的结构与《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极为类似,基本都是由四首基本舞曲组成,并在最前面加上前奏曲,萨拉邦德和基格舞曲之间还插入其他舞曲。《英国组曲》常展现出意大利的风格和书法,特别是在那些分量颇大的前奏曲中都能看到巴赫对协奏曲原理的熟练运用[90]。《法国组曲》结构上则不放置前奏曲,但其插入曲的数量与种类却是随着编号越往后而越多,并且其整体气氛相较《英国组曲》与《键盘组曲》更为轻盈优雅。
2·关于《jabberwocky》诗与刘易斯·卡罗尔
“jabberwocky”这个词,是刘易斯·卡罗尔生造的一个词。这个词的意思可以解释为:无意义、无聊等。所以卡罗尔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无意义诗。——这首诗出现在《爱丽丝镜中奇遇》的文本中。他开创了这种“无意义诗”,后人常有模仿之作。(还诞生了混成词这种生造英语词类型:混成词指由最少两个词语或词语的一部分结合而成的词语或词素,该新词语的意义和读音集组成部分之成。一般而言,混成词是新词,例如cyborg“生化人”,普遍代指cybernetic organism“自动化生物”。与合成词或称复合词的不同在于,混成词本身是一个词素,虽然其意义和读音由两个以上的词素融合而成,但混成词不可以拆分为词素。)。同时这个词所指的也不仅仅只是这首诗,在刘易斯·卡罗尔的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仙境》中,“jabberwocky”也是红心皇后麾下那头恶龙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管那头龙叫“炸勃龙”。(记得《黑子的篮球》剧场版里那支美国街球队好像也叫“jabberwock”——“奇迹彩虹队”VS“街头炸勃龙”?23333)
这里要想说清关于这首“无意义诗”的话,还得先从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说起。(刘易斯·卡罗尔实际上是个笔名)。
查尔斯·路特维奇·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1832年1月27日-1898年1月14日),笔名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英国作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摄影家,以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梦游仙境》与其续集《爱丽丝镜中奇遇》而闻名于世。
刘易斯·卡罗尔出生于英国英格兰柴郡霍尔顿区Daresbury村,在家中的十一个孩子里排行老三。当他十一岁的时候,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卡罗全家迁移至了位于北约克郡的Croft-on-Tees村,并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五年。
他早年受教于家中,从小就是一个拥有着极高智慧的人——例如他在七岁时便开始阅读《天路历程》(《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是英格兰基督教作家、布道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著作,于1678年2月出版,是一首基督教的寓言诗,后来也被认为是小说。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英国文学作品之一,现今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同家里的其他几位兄弟姐妹一样,他有着口吃的毛病。当他十二岁时,他被送到了位于里士满市的里士满文法学校。
1846年,年轻的道奇森被送到了拉格比公学,虽然他对这里的生活并不算满意,但是他在学校的表现却非常出色。例如当时这所学校的数学系硕士R.B.马耶尔就曾说:“自从我来到拉格比公学后,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比道奇森更有出息的人。”
他于1849年离开了拉格比公学。次年5月,他获得了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资格——而这也是他父亲所就读的学院,并于1851年1月正式获得了定居的资格。但是,在他刚刚入学两天后,他就收到了来自家中的噩耗:他的母亲死于“脑炎”(当时年仅47岁)——确切地说,可能是脑膜炎。
他的早期学术生涯在明亮前途与不可抗拒的诱惑中摆荡。他虽然并不总是刻苦学习,但是拥著不凡的天赋,所以总是能轻松获得成就。他于1852年获得了牛津大学数学学士考试的一等荣誉奖,紧随其后又获得了由他父亲的老朋友——爱德华·布弗里·蒲赛颁发的奖学金。在1854年,他得到了最终数学学术考试的一等荣誉,幷获得了全学生中的第一名,得到了文学士的学位。
这之后,他留在了基督堂学院学习与教学,但他在接下来的一年却没有得到一个重要的奖学金——因为他自己认为他没有能力获得这个奖学金,便没有去申请。但即使如此,他作为一名数学家的天赋还是让他在1855年得到了基督堂学院的讲师职位。他在此教授数学二十六年。虽然刚开始他对留在基督堂学院并不太高兴,但他仍然一直待在这里担任著各种职务,直至去世。
刘易斯·卡罗尔在他很小时候,有一只耳朵就聋了,在十七岁的时候,又得了百日咳,有可能导致了日后虚弱的肺部。此外,他的口吃也给他后来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影响。传说他的口吃只在他与成年人交流的时候才会发作,而在与儿童对话的时候却不会,但这说法并内有证据支持。
因为许多他友人的小孩记住了他的口吃,但是成年人却没有注意到。他本人似乎比旁人更为在乎他的口吃,例如,传说他将自己化为他文学作品《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角色渡渡鸟,用以讽刺自己说不好自己姓氏的事实。但是这一再流传的事实却无留存的第一手证据支持,他的确将自己称为渡渡鸟,但这是否因为口吃未能确定。
虽然患有口吃,但是这却并没有影响他的社交生活。在当时,卡罗尔精通社交的诸多方面,如唱歌,讲故事与诙谐幽默。他是一个被视为很会娱乐大众的人,并且他从来不惧怕在别人面前讲话。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并且也是字谜游戏方面的专家。 在卡罗尔出版其早期作品与《爱丽斯梦游仙境》两部作品之间,他步入了前拉斐尔派的社交圈。
在1857年,他结识了约翰·拉斯金。他还认识了但丁·加百列·罗塞蒂及其家庭,以及威廉·霍尔曼·亨特、约翰·艾佛雷特·米莱、亚瑟·休斯等艺术家。卡罗还对乔治·麦克唐纳的童话有着很多的了解。麦克唐纳的孩子非常喜欢卡罗尔的“爱丽丝”系列作品,而这也推动了他对这套作品的出版。
卡罗尔在政治、宗教与哲学方面偏向保守。马丁·加德纳曾经把他比喻成一名“慑于主而倾向于陷上欺下”的托利党人。而威廉·图克维尔则在他的《牛津之回想》的著作中, 评论刘易斯·卡罗尔“严厉、羞涩、精确,沉溺于对数学的幻想中,警惕地把持着自己的威严,在政治、逻辑理论以及社会理论上固执地保守生活,就像爱丽丝梦境中的广场一般”。卡罗在哲学与宗教上同样有着兴趣:他曾经就许多哲学论点写过一些著作。例如他发表在英国《MIND》杂志上的理发师悖论,就激起了当时许多逻辑学家的回应。 (注意,这个悖论虽然确实和罗素悖论有关系,但并不等同于罗素悖论,理发师悖论仅仅是罗素悖论一个通俗比喻
让刘易斯·卡罗尔闻名于世的文学作品,正是《爱丽丝漫游仙境》及其续篇《爱丽丝镜中奇遇》。甚至很多人可能都并不知道刘易斯·卡罗尔其人,但是依然知道这两部文学作品的名字。其影响力有多大自然不必多说——除了骇客帝国、西部世界等众多流行文化的作品当中可以找到它的影子之外,英国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其名著《控制论》和《人有人的用处》中多次引用《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段落,来和有规律的客观世界进行对照。数理逻辑学家贝·洛隆在《数学家的逻辑》一书中引用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原文。这里的GEB自然也不例外了,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关键是,还不仅仅是被通俗文化所提到,还是被这么多学术著作引用)
那么看过了刘易斯·卡罗尔的生平之后,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他的作品是这么的与众不同,具有着这么多值得深挖的地方。(有意思的是他的这种对语言的荒诞运用反照其逻辑本源的做法,和中国古代的名家还真有点相类似
没有办法去把语言等同于思维,话不能这么说。但是语言确实是思维的某种具象化、某种方面的模型、我们可以触及的、可以研究的对象。语言含有两个部分——形式和“意义”(也可以说“内涵”),这和思维很像——思维的构成方式(大脑的软硬件)和思维本身。当然这样的对应是不精准的,不过实际上也不存在精准的对应,因为只要一讨论思维,“自指”的怪圈就套住我们了——摆脱不掉。
那么有了这个前提,可以来看看刘易斯·卡罗尔的这首“无意义诗”。当语言或者某种形式显得晦涩的时候,说明它存在一些不同寻常的结构。还记得之前第五篇笔记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意义”之所在。任何信息、符号都是三层结构构成的——形式、形式同构、“意义”。而当我们面对“无意义诗”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有意思的是“意义”并不是在一个固定地方的,它有时候会跑到浅层来,在浅的层次嘲笑的看着我们的深入发掘。
名家的那些“白马非马”之类的反逻辑问题等等,也是有着类似的研究方向。“无意义诗”有“意义”吗?当然有,它的意义正是自身形式本身。当我们试图打破形式的枯槁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任何存在都要受制于形式。但是这种像是“无意义诗”这样的“语言游戏”能让我们有什么收获呢?他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松动了形式的钳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这些感到“深奥”、“晦涩”。形式松动之后,“意义”渗透出来了——渗透到形式当中去了,不再那么泾渭分明。这让我们对于“抽象”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三:心智与思维

这一章节前面说过了,篇幅上来说要比之前的章节简短的多。但是看似是这样,实际上能牵扯到的东西却非常非常的多。首先就是之后要介绍的,在阅读这个章节的时候,当笔者看到书中给出的第一幅草稿图的时候,脑子里立刻联想到的是“多重草稿理论”这个词。
有意思的是,就是在“西部世界”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当时记得重轻老师介绍书籍的时候,GEB后面紧接着就介绍了丹尼尔·丹尼特的《意识的解释》这本书。并且提到了其中着重介绍的“多重草稿理论”,笔者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很惊奇,而且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单纯的巧合。而之后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证明了笔者的猜想。GEB的作者侯世达和丹尼尔·丹尼特两人确实认识,而且就在侯世达写作GEB的时候,丹尼尔·丹尼特还给过他一些帮助。他们两个人确实互相交流过各自的理论,于是这一章节恐怕是不可能绕过丹尼尔·丹尼特。所以在开始本章节内容之前,必须得先大概的了解一下丹尼尔的理论才行。
然后本章节也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思维游戏,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试图来描述本章节的核心问题:大脑之间是否存在映射——通俗点来说,你和我和他当然是各自不同的,但是我们的大脑在生理解剖的范畴内来说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不同的人;人与人之间的思维究竟是有着怎么样的存在关系——哪里相同哪里不同?
就像前一章节的蚁群比喻一样,这一章节的地图比喻也是类比于大脑“思维”。但由于描述的非常复杂,往往看到后面就会找不到方向。要想能够看懂,这个比喻的对应关系就必须时刻提起。——这也是为什么看这类书会觉得那么吃力的原因吧。后面还会提到一位叫做卢卡斯的教授的一篇论文,这位教授以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来反对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侯世达对此结论提出了激烈地反驳(在当时,现在有所不同),并且会在后面几章节有详细的论述。
1丹尼尔·丹尼特其人和他的“多重草稿理论”
丹尼尔·丹尼特全名:Daniel Clement Dennett,作为家中的长子(有一个妹妹)出生于1942年3月28日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是美国哲学家、作家及认知科学家。其研究集领域中于科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特别是与演化生物学及认知科学有关的课题。他目前是塔夫斯大学的哲学系教授、Austin B. Fletcher 讲座哲学教授及认知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
丹尼尔虽然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但他也在黎巴嫩渡过了其部分童年。这是因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美国大使馆文化专员的身份,秘密担任战略情报局的防谍特务工作。在丹尼特五岁之龄时,他的父亲因不明的飞机意外过世,其母便将他带回马萨诸塞州继续抚养。
他有一名担任调查报道专员的妹妹夏洛特·丹尼特。 中学阶段就读于著名的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1963年,在哈佛大学取得其文学士学位前在卫斯理大学渡过了一年的时光。于哈佛大学期间师承科学哲学大师威拉德·冯·奥曼·蒯因。后于牛津大学师承于吉伯特·赖尔(Gilbert Ryle),为赫特福德学院的成员,并于1965年取得其在哲学的哲学博士。
丹尼尔·丹尼特的学术生涯开始于2009年,09年4月丹尼特开始担任塔夫斯大学的哲学系教授、Austin B. Fletcher讲座哲学教授及认知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另一名主任为瑞·杰肯道夫,Ray Jackendoff)。 丹尼特形容自己为“自主学习者,或更准确点说,透过非正式的学习途径,从世界上不同范畴中最出色的科学家中得益”。
他是福布莱特奖学金、两次古根海姆基金奖(Guggenheim Fellowships)及行为科学进阶研究中心奖学金的得奖者。目前为怀疑性探究委员会(Committee for Skeptical Inquiry)委员,国际人文主义学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Humanism)的人文学人。于2004年他被美国人道主义协会(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选为年度人道主义者。2010年2月他入选为摆脱宗教基金会(Freedom From Religion Foundation)名誉榜的杰出成就者。
丹尼特是坚定的无神论及世俗论者,美国世俗联盟(Secular Coalition for America)咨询委员会成员,及明智思想运动(Brights movement)突出的支持者。有媒体将丹尼特、理查德·道金斯、山姆·哈里斯及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称作新无神论的四骑士。(这是在梗天启四骑士吗?)
丹尼特把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算法过程(虽然他所指的漫长算法过程中也包含了一定的随机性)。这一想法与另一演化哲学家兼古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的想法有所冲突,当中古尔德较倾向认同演化的过程当中包含很多关键性因素,而自然选择只是其一。
丹尼特在演化的观点上是一名强烈的适应主义者(Adaptationism),符合由他所提出的意向立场理论(Intentional stance)及另一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演化观。在《达尔文的危险想法》一书中,丹尼特较理查德·道金斯更强烈地捍卫适应主义的看法,并用了一整个章节去批判古尔德的观点。 这源于一场由古尔德与艾德华·威尔森及其他演化生物学家,就有关社会生物学及其衍生的演化心理学的漫长辩论。当中古尔德及理查德·路温顿(Richard Lewontin)一直持反对意见,但丹尼特、道金斯及史迪芬·平克则表示赞成。
古尔德及其支持者一直对丹尼特反复说明他的论调有点过敏,而且认为他误解了古尔德对他的反对言论是包含了指责他为“达尔文原教旨主义”的成分。 丹尼特的理论对另一演化心理学家杰佛瑞·米勒(Geoffrey Miller)有显著的影响。他发表了支持模因学(Memetics)在哲学上为一实用工具的专著,包括一套于2009年由哈佛大学有关“心智/大脑/行为”讲座系列,以“大脑、电脑及心智”为题的演讲作品。
这种纯机械论式的结论,暂且不谈是不是正确。(很多人可能直觉上觉得反感,但是目前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解释。所以这种看法可以当作是一种假设性的结论,保持一个中立态度看待会比较好)但是对于人工智能来说,这样的理论确实具有着帮助和一定的启发性。同样侯世达也面对过这样的辩论,本章节会提到关于卢卡斯的一篇论文
现在丹尼特与其妻居于麻省的北安德沃(North Andover),育有一子一女及三名孙子。此外他是一名沉迷航海的水手。 2006年10月,丹尼特因急性病主动脉夹层而被送院。经过9小时的手术后,它甚至更换了一个新的主动脉。在一个网站上他分享了这次经过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他的感受,及对所有医护人员及过去的科学家的欣赏及感谢。在有关的分享中完全没有“临终遗言”的味道,反而是对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的感谢。根据他的描述,当他被告知其亲友曾一度为他祷告后,他忍住了冲口而出的一个提问:“那你们有否为我献上一头公羊?”(笑出声,心态还不错)。
在《意识的解释》这本书里,丹尼尔·丹尼特提出了他对于大脑和意识思维的理论:通过现象学研究,思维的“内审”和“自视”极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偏差,会让人混淆“内部”和“外部的”的本质区别。——把接受外部的推理输出误以为是内部自推理。早年笛卡尔那一派的“自审”已经被现在的学术界所质疑,改用行为主义倡导第三人称视角,它避免推测在人的心智中发生了什么,只有“从外部”收集到的事实才可算作数据。所以丹尼尔·丹尼特第一个要反驳的就是笛卡尔的理论。
笛卡尔剧场假设心灵中也存在观察者,它是自我感的源头。笛卡尔剧场是近代以来通过自省方式来阐明心灵结构的最著名的哲学结论,在今天成为认知科学中最普遍的意识解释模型。但这个模型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哲学上它坚持第一人称经验不可被物理消解;科学上它陷入后退论证和小人论证。因此正面临着被替代的可能。
“多重草稿”模型就是一个解决笛卡尔理论的方法,为了消解这些问题,它就不得不推翻笛卡尔的理论重新构建。它认为各种各样的思维活动之所以发生,靠的是平行的、多轨道的、对感觉输入的诠释与细化过程。进入神经系统的信息处在连续的编辑修改过程中并且同时在许多其它地方进行,但没有哪个地方是为了将处理结果储存在意识中而必须经过的,事实上很多处理结果是否能够最终出现于意识中,要依赖于其它地方的一些信息。
外界的输入在大脑中会产生怎样的意识,这并不是一个确定的问题。它会受到其它输入的影响,例如后续输入。大脑在处理输入信号时,往往会存在一个时间上的限制,如果不能在此限制内完成处理,那么大脑将会抛弃或者简化处理此一信号,例如将其与后续信号合并。有一些神经学方面的实验结果似乎正在证明这个理论,但是目前来说依然还处在未验证和未被认可的阶段(有些理论本身就受到了质疑)。
简单来说,这个理论的结论就是:“所谓的意志是物理化学过程的一种现象而非本质,一个自发的意志行为在大脑的发动是以无意识开始的。”
以“多重草稿”模型来看,那么知识就只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但并不完全为人所有。需要通过一些反应和刺激才能够强化对于知识的提取,也就是我们对于自身的把控是不完全的。(甚至极端点说我们控制不了自己)如果我们不承认在大脑中存在一个“笛卡尔剧场”,那么如何解释语言的产生?
丹尼尔列举了一些现象:弗洛伊德认为那些既非随机又非毫无意义的语言误用(口误)在心理学上存在着深层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误用现象恰恰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意识需求,间接或部分满足了讲话者受到压抑的交流目标。
另一个例子是反思,我们对于自身的很多行为和意识往往是后知后觉的。这说明言语的形成要先于我们的意识。而且通过一些病态的案例:失语症、虚谈、幻听等表明,有些时候语言过程不需要“笛卡尔剧场”就能够产生。
丹尼尔·丹尼特的理论正确与否,暂且不提。毫无疑问这会引发很多争论的,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要想摆脱自己的主观基本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丹尼尔的理论正确与否不是重点,关键在于,毫无疑问他的理论对于人工智能的实现是有一定启发性的。几乎可以肯定侯世达在写作GEB这部分的时候,一定有和丹尼尔交谈过。而以丹尼尔的“多重草稿”模型再回过头来看侯世达后面关于“自想国”的比喻,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联系。(有点联想到《西部世界》里的情节,福特博士说过:二分心智理论虽然拿来解释人类思维是错误的理论,但是不代表完全没有意义和价值,可以拿来当作构建host心智的理论基础。所以很多时候错误的理论未必要被全盘否定,确实也可以在一些方面获得启发。当然能对这个作出判断的必然是领域当中的专家学者,并不是谁都可以的)。
2·我和你,心连心?
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一章节的讨论是建立在前面两个章节的所有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前面的笔记里面也提到过,前两个章节提出的关于大脑的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结构的理论,是一个假设性的理论。这一章节的内容建立在前面的假设理论之上,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先急着去论证理论的正确与否,先顺着这个思路看下来。(有些时候人们太过于看重结果的正确性与否,而忽视了中间的过程。哪怕那个过程最后得出的结论未必是正确的,也不代表着没有意义。但这可能是今天主流价值观的去向吧,唯结果论,简单明快便捷……也许仅仅只是惰性使然?)
既然我们已经加定了在大脑中存在着层次非常高的活跃子系统(即符号),下面就可以回到两个大脑之间可能有的同构或部分同构这个问题上了……
……我们关心的是在符号层次上是否可能有大脑之间的同构:这将是个对应关系,不仅把某一大脑中的符号对应到另一大脑中的符号,而且还把触发模式对应到触发模式。这意味着以相应的方式把两个大脑中的相应的符号联系起来。这是真正的功能同构——当初我们试图描述所有蝴蝶的不变量时,说的就是这种同构。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人类的两个成员之间不会有这样的同构。否则,就他们的思维而言,他俩将完全不可区分,因而他俩必须要有完全相同的记忆——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过着一模一样的生活。就是孪生的人都没能——哪怕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接近这种理想状态。
理想实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接近实际结果,但接近实际结果毕竟不是等同于实际结果。物理方面还有可能进行试验来对理论进行验证和校对,可是我们对于大脑的研究的困难就在于这里——完全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而目前来说,我们能够把握到的最接近思维的东西就是语言了。所以这一章节的很多论述的表现形式载体就是语言,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万分小心——因为始终不要忘记这是一个“自指”的工作,很容易就会让你找不到方向。
把语言看作是思维的一种现象,然后借由对这个现象的研究让我们进一步把握其背后的规律。这是一个研究方向,当然对于思维的研究远不止一个研究方向。哪一个方向能走的更远我们也不知道,虽然在低层次上,广度和深度之间是矛盾的,但是如果上升到高层次的话,这种矛盾有显现出了一种完美的协调性——你要想走得更深,你就必须看得更广。
前面举出的例子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大脑之间的映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我们自己和自己比呢?大脑绝对不是一个静态的系统,而是一个动态的自适应系统——这一点已经在神经网络上得到了证明了。这个特性的把握,可以对我们的进一步理解起到帮助作用。
当你回顾自己几年前写的东西时,你会认为‘糟透了!’并且对过去的你付之一笑。更糟的是,你也许会对你五分钟前写的东西或说的话也这样看。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说明你没有充分理解你刚才的自己。你现在的大脑到你刚才的大脑的那个同构是不完善的。那么,同构于别人的情况怎么样呢?以及同构于别的物种……?
这一段书中的原文,对应于上面介绍丹尼尔·丹尼特举出的关于佛洛依德的例子,是不是有点意思?同时也要联系到前面两篇系统里,对于人类的视觉神经网络和哺乳类动物:猫、狗,还有灵长类动物:猴子之间的比较。虽然视觉神经系统只是大脑的一个部分。记得上一篇笔记里提到过,我们对于视觉信号的判断总是晚于接收,同时这里又提到了我们对自己语言的理解也似乎要慢半拍。这些现象都说明,不论是语言生成还是视觉接受,一直到我们大脑做出判别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过程——至少它们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不是一条路到底的。否则的话,就不应该有“延迟”的情况出现。
以语言为例:我们不同的人在对同一种语言的理解上,都存在着理解偏差,这是同一种语言情况下的不同大脑之间的“同构”举例,那么不同的语言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确实有一部分,是有同构的!
请想想当你读法国十五世纪的诗人佛朗索瓦·维雍在监狱里写下的诗句时,你所跨越的障碍。另一个人类成员,在另一个年代,关在监狱里,说着另一种语言……你怎么能希望在译成了汉语之后,你还能从那些表面词句中感受到其背后的含义呢?然而的确有丰富的涵义表达出来。
因此,一方面,我们可以放弃所有奢望,不再去寻找人们之间精确的同构软件,但是另一方面,很清楚,某些人的思维之间比另一些人的思维之间有更多的类似之处。结论似乎很明显:存在着某种部分的软件同构,将思维风格相似的大脑联系起来——具体说就是,(1)所有可选符号的对应,(2)符号的触发模式的对应。
关于这个部分的问题,最直观的一个例子就是:“翻译”的工作。正巧笔者最近一段时间也算是亲身经历了一下这样的工作,对于后面讨论的问题确实有点体会。关于语言的“翻译”问题其实在第五篇笔记关于“意义”之所在的部分其实很详细的提到过。但是这个论题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引子了,要注意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不仅仅是“语言”,而是以“语言”作为形式来讨论我们的思维。这两个看似相近,其实概念上完全不是一件事。
很明显,要做到“词达意”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自指”和“同构”充斥在语言当中,而这些正是混淆我们理解真正“意义”的障碍。可怕之处在于,你甚至没有办法把这些缺陷从我们自己的思维里分离出来,并且永远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它们的影响。但是反过来来说,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用语言交流的,这点毫无疑问。还记得最开篇的时候关于大脑和计算机处理WUJ形式系统的区别的讨论吗?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似乎我们之所以可以跨越“语言”中的种种障碍,建立交流,恰恰是因为我们大脑可以进行模糊化处理,而不那么精准的去对应“意义”。这种暧昧化的摸棱两可的处理方式反而让人与人之间可以建立起“交流”,所以我们知道单纯的“同构”对应关系,来解释大脑与大脑之间的交流是有问题的。
但什么是部分同构?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而且由于下述事实而变得更加困难:没人找到过适当的方法来表示符号的网络及各种符号的触发模式。有时候对这样的符号网络的一小部分可以画出一个图,每个符号在图中表示成一个结点,在每个结点处都引进或引出一些弧线。这些弧线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触发关系。这样的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我们对概念间的‘邻接关系’的直观见解。然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邻接’,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其作用也各不相同。”(这张图在书里给出来了,“语义网络”的一个片段。笔者在看到这张图的时候,联想到了丹尼尔·丹尼特的多重草稿模型。但是丹尼尔的理论在这里仅供参考,不要给二者之间划上等号,这很重要)。
这种图解的另一个问题是把一个符号简单地看成了‘开’或‘关’,这是不准确的。虽然对于神经原确实如此,但对于更高一层的神经原集团就不是这样了。在这个问题上,符号比神经原复杂——这你也许料到了,因为它们是由许多神经原组成的。符号之间交换的信息要比仅仅是‘我现在被激活了’这一事实更为复杂。后者更像是神经原层次的信息。每个符号可以由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激活,而激活的类型又影响着它会去激活的那些别的符号。这些缠绕在一起的触发关系怎样用图形的方法表示——真的,它们是否能被表示?——还不清楚。
比喻的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跨国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先帮助我们把思路继续下去。这是有帮助的,有些时候我们先进行下去,获得的结果,反过来可以作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参考。假设那些复杂的缠绕触发关系是可以用图形来表示的,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会觉得两幅这样的图是同构的,或差不多是同构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书里给出了一个关于两张蜘蛛网的例子,我们用蛛丝的节点、还有蛛丝长度、角度去找对应的话,这种方式肯定是没有结果的——世界上不存在两张完全一样的蜘蛛网。但是我们可以上升到大尺度来看,蜘蛛网在大体上确实是相似的。这里提供了两个视角:总体的和局部的。比较直观一点的对比,是艾舍尔的那副《蝴蝶》的画。下面的大蝴蝶细节很多,很具体。花纹、翅膀边角都有不同,然而随着画面上升到上面,蝴蝶各自的特性都消失了,逐渐的变得相似——它们的“共性”被显现出来。
另一个更加贴近抽象的例子,是语言之间的例子。这就是前面刘易斯·卡罗尔的“无意义诗”为什么还要特别用四种语言来写,语言的对照例子,也适用于上面的看法和对比:“我选择这个例子,是因为比起普通的文章,它也许能更好地说明在两个不同的网络——在某种层次上分析时是两个极端不同构的网络——当中,试图找出‘相同的结点’这样的问题。通常在语言中,翻译的任务要直接得多,因为原先语言中的每个词或短语,在新的语言中一般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词或短语。对比之下,像‘jabberwocky’这样的诗,其中的许多‘词’不带有通常的含义,而是纯粹充当邻接符号的激发者。然而,在一种语言中邻接,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就是遥远的。
翻译工作这个领域,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诠释。这里存在着的对比,就是不同的语言映射人与人的大脑之间的不同之处。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依然可以建立起沟通和交流,“翻译”就是建立起这个沟通的桥梁——寻找对应的“同构”关系,而且并不是精确“同构”而是模糊“同构”。
对于翻译来说,除了“意译”这个最基本的要求——词语之间的“意义”对应之外。实际上我们知道翻译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一个词并非独立,而是有着和其它很多词联想的关系——很像神经原对吗?而这些构造,会激发截然不同的情况。
近义词:为什么是“近义”?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意思相近,但还是有不同之处。而如果我们给每一个词都做一个“词义”联系网的话——就是说,以一个词作为发散中心,借由这个词我们能联想到的其它词。我们把近义词的联系网对照过来看,有趣的是虽然可能存在部分重叠,但是大部分我们的联想网络是不同的——但联系网的中心的含义明明是很接近的。
这还只是同一种语言里面出现的情况,两种不同的语言对应,情况就更加复杂。汉字是象形字,比起英语来,其表现力要强大得多。而当我们把英语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当中的可能性和选择也多的多。我们有:单纯的意译、也可以“音译”(在意译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要求读音接近,那么由于汉字的象形表现力,意译的部分就会偏移到这部分来)……甚至是在文法上我们也有对应——有翻译者喜欢用古语习惯来表现古英语的那种腔调(漫威的漫画汉化里,雷神就经常满嘴文言文233)。所以有时候说:“翻译”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创作,这个说法不算夸张。
“……判断显然是种美学上的判断,不会有确定的答案。这种翻译工作的乐趣也是无穷尽的。
当面临这类例子时,你会认识到精确得无遗漏的翻译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即使是语言翻译这种反常的困难情况,似乎也能获得某种粗略的等价。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读不同译本的人的大脑之间实际上是不存在同构吗?答案是:在所有这四首诗的读者的大脑之间存在着一种粗略的同构,部分是总体的,部分是局部的。
3·“自想国”游戏——来看看人与人之间的异同
书里在这里给出了一个思想游戏,这个游戏的性质和前面的WJU形式系统画字符串的性质相类似。主要就是为了更加形象地表达上面大段论述的,不同大脑之间的,或局部、或总体的这种飘忽不定的复杂“同构”关系——侯世达管这种关系叫“准同构”。
那么现在假设这么一个填图游戏,给你一张粗略的中国地图,上面画出了详尽的山水地貌,但是没有文字标注。而这个游戏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文字标注全部写出来。注意:这是闭卷考试,是没有参考依据的。所有人必须只依靠自己所知道的来写。
那么有意思的地方开始了,假设我们开始写了。首先很明确的,那些大城市、地标、有名的地方和线路的正确率绝对是最高的。因为这一部分几乎是我们的共识:京上广等一线城市,台湾香港这些重要城市,大面积的省区、四川、西藏、黑龙江,重要的地理标志:长江黄河、三峡地区、青藏高原……
自然,你会从大城市及主要公路开始,这些你都很熟悉。然后你填得越来越细。当你的只是用尽了,而你又知道那个地方应该还有些城镇、道路的时候,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编造一些城市名称,表上你估计的人口数目。你可以借助自己的想象的道路、车站、公园等等再现那个地区的风味。每个地区都这么做,直到填满整个地图,这项工作大概相当艰苦,你要花一番功夫。最终产品是你私人得‘带有个人想像的中国版图’——你个人的‘自想国’。
这个例子接下来会变得有点奇幻,假设你自己填出来的这张“自想中国地图”变成了现实,然后你在自己的自想国里去旅行,手上拿着的却是“现实版中国地图”。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这里之所以不是拿两张地图来直接对比,而是要进入幻想就是要知道,这种对应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在自想国里面,原版地图失效了吗?并不是——因为我们很清楚,一些主要地方是一致的。然而,当沿着路线继续走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了。多出来很多地图上没有的东西,不只是名称不同,甚至可能位置都变了、甚至东西本身都变了:地图上说这里有山,但这里却是平原。原本是城镇,却变成了湖泊。
还记得前面关于总体与局部之争吗?而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了,当问题复杂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整体和局部的分别方式在这里是不管用的。侯世达提出了另一个不同方向的看法:中心性和普遍性。
自想国与中国版图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区别,但却仍然是很相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它们的最重要的城市和交通路线能够彼此对应。它们之间的差别表现在诸如旅行时较少经过的线路,小规模的城市等等。注意,这一点既不能由局部同构来刻划,也不能由总体同构来刻画。某些对应确实到了非常局部的层次——例如,在两个北京中,主要大街可能都是长安街,两者也都有天安门广场——然而在两个西藏,大概除了拉萨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同样的城镇了。所以区别局部与总体在这里不能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的就是经济、通讯、运输等等而言城市的中心性。一个城市在这些方面越是重要,就越能肯定它会在自想国和中国两者中都出现。
在人工智能领域,计算机科学领域,地理比喻是一个经常用到的比喻。因为这个形式比较贴切,我们知道地理其实是一个符号化的复杂系统。所有地图上标注出来的都是符号,而那些符号对应于现实世界中的大量信息——比如说地图上标出上海或者北京,当看到这个符号的同时,这个符号已经包含了:城市、风土、经济、形象、文化、饮食等众多复杂信息。

四:大脑的复杂系统

1·大脑的通道
我们这个地理类比已经说得够多了,现在,我们回到大脑之间的同构问题。读者可能很想知道为什么如此强调大脑同构这个问题。两个大脑是同构的,或是准同构的,或者是根本不同构的,这有什么要紧的?回答是,我们有一种直感:虽然别人和我们在一些重要方面有差别,但仍然在某些深入的和重要的方面和我们‘相同’——这是我们人类智能的核心。若是能够确定这个不变的核心,然后描绘出什么样的‘旁枝’能够添加上去,从而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成为那个抽象而神秘的所谓‘智能’的独特体现,那将是很有教益的。
依然还是存在着一些最基础的“同构”在发挥着作用,所以不同国家的人依然可以进行学习,并且运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但是母语始终是母语,依靠着长期的积累训练,一个人是可以“流利”的使用自己学习的第二语言的。但是说到这里我们有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依然还是可以感觉到有哪里是不同的。
假设一个外国人学会了在正常频率下使用所有的词,这会使他讲话真正流利吗?可能不会。在词汇层次之上还有联想层次,它作为一个整体隶属于文化——包括历史、地理、宗教、童话、文学、技术等等。例如,要能非常流利地说现代希伯来语,你需要精通希伯来语的《圣经》,因为这种语言吸收了大量《圣经》的短语和它们的涵义。这样的联想层次深深的渗入每一种语言。然而在流利的同时仍然有各式各样的变化余地——否则,真正流利说话的人就会是那样一种人——他们的思维是最没有生气的!
尽管应该认识到文化对思维有很深的影响,但却不应过分强调语言在引导思维过程中的作用……”确实某种意义上来确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外国人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从文化上的,而不是语言上的。这种不同的差异不应该被混淆。
按照“自想国”的比喻来看,在“自想国”当中的旅行,就可以看作是“思维过程”。但是要强调的是,实际的大脑过程,依然还是更加复杂得多的东西。这个比喻仅仅是帮助我们更理解“思维过程”的形象化——把握“抽象”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地理比喻当中的那些符号,本身依然还是死的,然而大脑却是灵活的,哪怕是从最小的一部分来看也是非常灵活的。
这里有个问题:一个想法若充分经常地在一个人的大脑中重现,它就会逐渐地组块化(凝结)而形成一个单独的概念。这和自想国里非常怪诞的一种事件相对应:经常重复的旅程会以某种奇异的方式变成新的乡镇或城市!如果还要继续使用自想国比喻,记住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城市不仅代表基本符号(例如,表示‘草’、‘房子’、‘汽车’的那些符号),也代表着由于大脑的组块化能力而产生的符号——诸如那些表示‘螃蟹卡农’、‘回文斯’或者‘自想国’这类深奥概念的符号。
“自想国”来比喻大脑,还有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按照旅行来说,我们有起点、要经过一些地方,然后到达某一个地方,再开始下一次的旅行。这是一条有序的线路,非常的清晰明了。然而按照大脑来比喻的话,那么“自想国”的旅程显然就不是这样的。按照现象来说,实际上是,在“自想国”里,我们可以随时的出现在任何一个随机的地点——换言之,可以按照任何期望的次序激活任何一个符号系列。(找不到规律可循)
这样一来,大脑似乎就是个不分青红皂白的系统了,它能吸收或产生任何一种思想。但我们都知道并非如此。事实上有一些思想——我们称之为知识或信念——与随意幻想或幽默开心的荒唐念头有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我们怎样才能揭示出梦、瞬间即逝的想法、信念以及各种知识之间的异同呢?
书里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存在一些特殊通道,让我们可以随机地出现在“自想国”里面的各个地点。这些隐藏的潜在通道不同于一般的道路,有些可能不是直接可以看见,有些要通过可能需要一些条件触发。如此一来,结合原本就存在的“表面通道”。就造成了我们看见的,那些非序列的特殊激发情况。(这种解释方式确实说得过去,性质上来说就好比是:我们解释所谓“随机”只是一种我们还没有理解背后规则的现象。以机械决定论来说——不存在“随机”)
也就是说,任何离奇的、曲折的、间接的通道都可以分解为一些不离奇、不曲折、直接的路段,而这些短小的、直接了当的符号连线就代表人们可以信赖的简单思维——信念及各项知识。要是认真想一想,这其实并不令人惊奇。道理很简单:我们能够虚构出来的事情,都是以某种方式根植于我们所体验到的现实中的,不论两者有多大的差异。梦也许就是这种在精神的自想国里随意的漫游。局部地看,它有意义——但整体上看时……
2·高层次之间的比较
侯世达特地选择了刘易斯·卡罗尔的“无意义诗”几种不同语言版本的比较来作为例子。前面提到过,翻译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思,单独以中文翻译这件事来说,我们就能找到好几种版本——书里给出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侯世达就知道有三个中文的翻译版本。
首先是我们可以原原本本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内容全部翻译出来,这个时候的翻译,虽然我们能明白中文意思的表达,但是会觉得很奇怪。正因为是老老实实的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甚至连外外国名字都翻译过来了。于是这个版本的翻译就觉得很怪异——一股浓重的外国味。因为我们知道外语的名词有时候是指特定的实物,但有时候也会拿来做名字。按照这种翻译方式,我们往往会在文章里读到类似:“旗舰街”、“十字架平原”之类的地名,感觉特别的奇怪。
然后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翻译,用音译,来代替意译——比如说“十字架平原”可以换成“克若斯平原”。这样一来读音就变成了单纯的名字,而在另外再出现同样的名词的时候,用意译来表示。以这种意译和音译的不同翻译方式来表示和对应,同一个词在不同时候的表示。(比如把“克苏鲁的呼唤”换成“克苏鲁打电话”?)
译者是否只需字对字把原文译出来,添加无数的脚注,用令人感到折磨的说明文形式来解释原文的精神。也许译者应该努力在汉语中重建那些双关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改换了许多内容上的细节部分,但保持了原文中的核心内容……译者是否应该仅是原原本本把这一段译成汉语,加许多脚注来解释那些英语词的意思?换一种方式——即重写这个段落,对这本小说在汉语中的集中不同译本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好?毕竟,这种选择是旨在用一种易懂并有说服力的方式,提出一些有趣的翻译问题以供讨论,而非让读者皱着眉头费劲地去弄懂用一种不是他们母语的语言描述的事情。但若是译者走得那么远了,有什么必要还是讨论原来那本俄文小说?海明威的小说或者加缪的小说是不是也行呢?也许不行。什么时候你才离原文的精神实质太远了呢?什么是可以变通的,什么是实质性的?
可以说,语言的差异也是形式上的差异,而在一些实际上的“内涵”部分还是一样的。记得那个TNT系统当中,一个自然数的不同字符串表示吗?情况类似于此,当然要复杂的多的多——通过前面“组块化”的论述我们已经看到了“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了。这里介绍语言翻译的问题,是为了引入后面关于计算机语言的翻译问题。关于计算机语言的层次问题,在之前的笔记里有过描述,这里不妨再说一点:
“计算机语言(computer language)指用于人与计算机之间通讯的语言,是人与计算机之间传递信息的介质。但是其概念比通用的编程语言要更广泛。例如,HTML是置标语言,也是计算机语言,但并不是编程语言。计算机系统最大特征是指令通过一种语言传达给机器。为了使电子计算机进行各种工作,就需要有一套用以编写计算机程序的数字、字符和语法规划,由这些字符和语法规则组成计算机各种指令(或各种语句)。
在20世纪40年代当计算机刚刚问世的时候,程序员必须手动控制计算机。不久后,计算机的价格大幅度下跌,而计算机程序越来越复杂。于是,新的集成、可视的开发环境越来越流行。随着c、pascal、fortran等结构化高级语言的诞生,使程序员可以离开机器层次,在更抽象的层次上表达意图。(把低级的机器语言组块化变成更高级更抽象的汇编语言,然后再更进一步变成高级语言)
由此诞生的三种重要控制结构,以及一些基本数据类型都能够很好的开始让程序员以接近自然语言的方式去思考和描述问题。然而随着程序规模的不断扩大,在60年代末期出现了软件危机,在当时的程序设计模型中都无法克服错误随着代码的扩大而扩大,甚至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考程序设计方式和程序设计模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由此也诞生了一批支持此技术的程序设计语言,比如eiffel、c++、java等。这些语言都以新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即问题就是由各种不同属性的对象以及对象之间的消息传递构成。面向对象语言由此必须支持新的程序设计技术,例如:数据隐藏,数据抽象,用户定义类型,继承,多态等等。”
侯世达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程序之间的比较”,两种截然不同的计算机语言之间如何进行比较?很明显从低层次上没有办法进行比较——一个三十六位字长的计算机机器语言和一个十六位字长的机器语言怎么比?没得比。书中的回答很明显,要比较的是“高层次”的部分:直白的来说,两种程序语言是干什么的?它们在高层次看来,在干的是同一个任务,所以这才有了可比性。
“……所以,你不是在比较硬件,也不是在比较软件——你是在比较‘以太件’——那些在软件背后的纯粹概念。在你能实行任何一种有意义得交之前,你必须从低层次中拔出某种抽象的‘概念骨架’,不论你是在比较用两种不同的计算机语言写成的程序,还是比较两种动物,或者是比较两种不同的自然语言写成的句子。
这就啊我们带回到一个以前提出来的问题上,那是关于计算机与大脑的:我们怎样才能理解计算机或大脑的一个低层次描述?在这么复杂的系统里,有没有一种从随便什么合理意义上说都是客观的方法,可以从低层描述中抽出高层描述?
……现在我们该从大脑的角度来研究上述问题了。这时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人的大脑也能在高层次上被‘读出’吗?有没有对大脑内容的客观描述?”这个回答是肯定的。类似的情况在前面就已经有了描述——《蚂蚁赋格》里面,食蚁兽对于“蚁群”的描述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人对于自己大脑,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组块化”描述。我们用自然语言描述意识活动——这就是一种高层次的“客观描述”。
但是:“注意,我们的描述中没有任何关于大脑中那一部分的神经元层次上的信息:我们的描述是高度组块化的,以至于我们甚至一点都不清楚我们描述的是大脑中的哪一部分。这恰好和那个程序员的例子成为鲜明的对照:他的组块化描述来自对存储器全部内容的每个部分进行有意识的分析。
说白了,侯世达这里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对我们的大脑做出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完全清楚的描述?就好像程序员可以看明白,一个程序从机器语言到高层语言的全部运行一样?这里要问的问题很明显:我们能否真正完全了解自己?(所以笔者这里会引入丹尼尔·丹尼特,以及后面会提到的约翰·卢卡斯等人关于大脑是否可以机械化论述的内容)
3·自我意识何在?
很明显,在上面提到的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至少在这本书里。侯世达的观点更加偏向于丹尼尔·丹尼特——我们当然可以解构清楚大脑的全部运作原理,因为大脑只是机械化的物理和化学造成的现象,而我们是可以完全掌握这些规律的。(注意,侯世达这里是偏向,因为这样的理论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支持了人工智能,那么作为一个人工智能专家,偏向于这样的理论解释太正常了——只是如今侯世达博士的看法可能有所改变)。
侯世达认为有可能可以对大脑进行组块化描述:“但有了这个描述后,不是一切就突然清楚明白了。问题是,为了从大脑状态中抽出组块化描述,我们需要一种语言来描述我们发现的东西。看起来,描述大脑的最恰当方式是枚举它能具有的各个种类的思想,以及它不可能具有的种种思想——或者也许是,枚举它相信的事情及它不相信的事情。如果这是我们再进行组块化描述时为之奋斗的目标,那就很容易看出我们将碰上什么样的麻烦了。
麻烦是什么?很简单——大脑的状态是如此的自由,以至于可能的描述有无穷多个,哪些是“合理的”?说到这里是不是会回想起之前提到过的关于“素数”证明的问题?“自然数”有无穷多个,“自然数”也有无穷多个?如何把它们枚举出来?(所以很明显,在这里是把大脑看成了一个超级复杂的形式系统,但只要是形式系统,我们就有可能把握其推导规则——“大脑运作原理”)。
通过自想国的地理比喻,来看大脑的“思维路线”:旅行者会根据外在情况的变化而选择“路径”,而实际上“路径”不止一条,也就是说“路径”的选择收到来自外来的影响:“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大脑的状态本身不具有说明哪条路线将被采纳的信息。外界环境在决定路线的选择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不同的环境下,同一个大脑中可以产生出彼此冲突的想法。任何有价值的高层次大脑状态读出形式都必须包括对所有这类彼此抵触的想法的刻画。实际上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全都是一大堆矛盾的混合体,为了把他们统一起来,我们总是在一个特定时刻只表现出其中的一个方面。选择什么是无法预料的,因为事先并不知道什么条件会对选择施加影响。大脑状态所能提供的是——如果恰当的读它——对路线选择的一个有条件的描述。
也就是说要想描述大脑状态,就还要描述出配套的环境刺激。而后者是无限多个的,我们不可能悉数列举,只能选择一部分“合理”的情况。这也就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不存在精确详细的大脑高层次描述(面对无限情况的有限选择)。但反过来说,这样看来,来自外部的激发,确实在大脑中存在着“对应符号”。
就像前面已经指出来的,新概念总能从已有的概念中形成,而且可以争辩说表示这种新概念的符号不过就是潜存在每个个体中等待着被唤醒的休眠符号。它们也许在这个人的一生中从未被唤醒,但却可以宣称那些符号一直是存在于那里的只等着恰当的环境来触发它们的合成。”当然这部分,是作者提出的假设性的探讨,而不是实际得出的结论。且不管这个方向正确与否,至少先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看看会碰到什么。
问题讨论至此,必然要涉及到关于“自我意识”的内容了。我们能否察觉到自己大脑内部的“符号”互相触发么?如果能,那说明我们有自我意识,如果不能则说明我们没有。问题当然没有这么简单:“直观上这在某个层次上有道理,但在逻辑上却不太说得通。因为这样一来就会迫使我们去寻找一种解释这种机制(觉察所有活跃符号的机制)的说法,如果这种说法还没有包括在我们至今所给出过的描述里。当然,一位‘唯灵论者’不必看得这么远——他只需断言所有这些神经活动的觉察者就是灵魂,而灵魂是不能用物理词汇描述的,那就够了。不过,我们将试图给出一个‘非唯灵论者’的解释,说明意识出现在哪里。
我们这个有别于‘唯灵论者’的解释——这也是个令人困惑的解释——是停在符号层次上说:‘这就是它——这就是所谓的意识,意识是系统的一种性质,每当系统中有服从触发模式——多少有点像前几节描述过的触发模式——的符号时,这种性质就会出现。’这么简单,似乎太不够了。这怎么能说明关于‘我’的知觉,即自我意识呢?
实际上侯世达在前面的描述中已经提到过了这个情况——多层次结构当中的那些中间层次。当我们把思维过程理解为“符号”层次的时候,那么自我意识,按照这里的解释来说,就是“符号”层次的组块化——也就是比“符号层次”高一个级别:“子系统层次”。这个解释似乎有一定的说服力,首先是它因为已经接近了“最高层次”(大脑整体),所以有时候我们难以分辨。其次是,大脑中也有不止一个“子系统”(大脑就是“子系统”的组块化),这就可以解释内心冲突、自我矛盾的“现象了”。
要注意的是,这么多“子系统”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本身就由各种不同的“符号”所构成。侯世达这里的即使是:“自我意识”是大脑中众多“子系统”的其中一个(可能是比较强力的那个,所以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感知自身想法等等:其实是“子系统”之间在互动。“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就是海量“符号”的聚散,参照《蚂蚁赋格》里关于“蚁群”的比喻。
要强调的是,上述的描述看似简单,但是实际情况是到“子系统”这个层次的时候,情况已经复杂的难以想象了。而基于前面“量变产生质变”的理论依据,那么到了这个层次,会产生类似于“灵魂”这样的神奇感觉也是可以解释的了。侯世达这里的解释实际上,还是遵循着早期人工智能的思路——计算机复杂度超过一定的界限,就能产生“意识”。而把这个思路反过来,就是这几个篇章里,解析大脑的“意识”的思路。还是要反复强调,这里是假设性的探讨(笔者敢肯定,持反对立场的人看到这里一定会骂侯世达胡说八道的。但笔者还是建议平常心看待,假设性讨论仅供参考,没有必要太为这个较劲。)

五:大脑机械论和反机械论之争

本章节的内容显然是涉及到了关于大脑本质的一些问题,也牵扯到关于“意志”等等方面的探讨。前面介绍了丹尼尔·丹尼特,并且结合这一篇章的论述,可以看得出来,侯世达在这里还是比较偏向于大脑机械论这一方的。(这不废话么,人工智能基本上多少都会偏向机械论点,否则人工智能的实现就无从谈起)。
但只有一家之言显然是不够充分的,所以在这个章节的后面部分,侯世达列举了一个反方的论点——约翰·卢卡斯教授的论断。这是六七十年代,学术领域里引起很大反响的,关于AI和反AI的争论。这场争执到今天还没有结束——只要大脑一天不被完全理解,这场争论就不会结束。
《心灵、机器与哥德尔》(Minds, Machines and Gödel)由约翰·卢卡斯(John Lucas)于1959年撰写的哲学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人类数学家不能被图灵机准确替代。受到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影响,他认为对于任何这样的自动机,都会有一些它无法证明的数学公式,但是人类数学家可以看到并证明为真。本论文以机械论作为哥德尔论证的机制。 卢卡斯于1959年将该论文提交给牛津哲学学会。首次出版于《哲学》(Philosophy XXXVI,1961年),后转载于《心智模型》与《心灵、机器与哥德尔》。
GEB里引用了这篇论文,内容还不少——整整四页内容(直接引用)。这还只是本章节的,后面还有反复提及。侯世达在后面的内容里表示过,自己写作GEB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为了反驳卢卡斯教授的论点。不过有意思的是,侯世达说,卢卡斯在论文中证明IA不能成功的论点,恰恰和自己写作GEB引用的论点相类似——两个人都拿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当作自己的理论证明依据。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陈述如下的事实:在任何一个表达能力足够强(能表示算术)的形式系统中,总是可以构造出一个自指命题,使得该命题为真,但不能在该形式系统中被证明。牛津大学的哲学系教授约翰·卢卡斯认为这一结果恰好反映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
卢卡斯首先论证任意一个用来证明算术命题的算法都可被视作一个形式系统,然后根据哥德尔的结果,该形式系统中总存在一个自指命题使得该命题不能在系统内得到证明,但另一方面人却总是能够看出这样的命题为真。由此他断言,人对真理的认识能力严格强于依据算法进行动作的计算机系统。
卢卡斯的论证在当时就引发了巨大的反响,GEB这本书也可以算是当时这场激烈争论的产物之一(毕竟那会正是AI领域最积极向上的时候,这等于被泼了冷水)。但约翰·卢卡斯并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这样论证的人。
同样来自牛津大学的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一九八几年,要晚一段时间了),在卢卡斯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反对人工智能的观点。彭罗斯认为人通过一种所谓的“反思”过程来判断自指命题的真假。他认为这种“反思”过程是通过人的直觉来完成的,而这些直觉不能被形式化,必须超越于任何算法行为。彭罗斯用不同的论证方法分别证明数学家对真理的发现过程不能被视作一个形式系统,或者能保证可靠性的一个算法。
在前一证明中,彭罗斯用反证法论证:假设这一过程可被视作一个形式系统,则根据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一定存在一个该形式系统不能证明的自指命题。但由人可以判断自指命题为真可知,假设必然不是真的。在后一证明中,彭罗斯通过给出一个简化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实际上就是图灵关于停机问题不可判定性的变种)论证,不存在一个保证可靠性的算法(不要求完备性,即问题虽然有解答,但不要求该算法一定能给出),使得其能判定给定图灵机在给定输入下一定停机。基于这一结果,彭罗斯进一步论证,由于数学家总是可通过数学论证来判定该类问题,因此,数学家的思维过程一定不是算法的。
约翰·卢卡斯和罗杰·彭罗斯的论证被称为卢卡斯-彭罗斯论证,是到目前为止最具影响的反AI论证。当然这个论证,肯定是要面对整个AI领域的挑战。但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有办法真正成功论证自己的正确,或者对方的错误。(哥德尔本人可能也算是反机械论者,从他后来未发表的本体论证明和他的宗教信仰来看。从不完备性定理的证明之后,哥德尔应该是觉得人类的推理能力过于强大,所以机械无法把握——肯定有人会反对,只要结论已发表,就必然面对质疑,哪怕它是严谨的。)
复杂程度的确经常引起质的不同。尽管听起来难以置信,结果可能就是:在某种复杂度级别之上,一台机器甚至从本质上都不再是可预知的,它开始自行其是,或者换一种富于启发性的说法,就是,它也许开始有它自己的心智了。当它不再是完全可预知和完全可驾驭时,它也许就开始有它自己的心智了,它能做出一些我们承认是需要智能的事情,而非仅仅是出错或随便瞎猜,同时那还不是我们事先编好程序的。但若是这样,就那些行为所处的背景而言,它已不再是台机器了。在机械论者的争辩中,关系重大的不是心智是怎样形成的,或心智可能会怎样形成,而是心智是怎样活动。对于机械论者的论点来说,关键是心智的机械模型将按照‘机械原则’运转,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各个部分的运转去理解整体的运转,而每个部分的运转或者取决于它的初始状态和机器的结构,或者是在一定数目的确定的运转之间作一个随机选择。如果机械论者造出了一台机器,复杂的这一切都不能很好地保持下去,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讨论而言,它就不再是一台机器了,无论它是怎样建造的。相反,我们应该说是创造了一个心智,和现在人类生育是同一种意义。于是产生新的心智的方式就会有两种:传统的方式——即妇女生小孩——和新的方式,即建造非常非常复杂的系统:比如说电子管和继电器组成的系统。当谈到第二种方式时,我们应该注意强调,虽然创造出来的东西看上去像台机器,但却不是真正的机器,因为它不单是部分的总和。一个人仅仅知道它的构造及其各部分的初始状态,是无法说出它将会做些什么的,他甚至无法说出它能力的极限在哪里,因为即使给它一个哥德尔型问题,它也会正确回答。事实上我们应该简单地说,那些没有被哥德尔问题所难倒的系统因此就不是图灵机,即,就它们对哥德尔问题的反应而言,在这种意义上,它们不是机器。
这段落是书里引用卢卡斯论文的一部分,侯世达说卢卡斯从卡罗尔式的悖论跳到哥德尔再跳到图灵,再到人工智能,再到简化论和整体论,全都塞在了短短两页纸里面。现在我们知道侯世达为什么说他们引用的论述材料是相似的了,后面的章节还会有内容提及这篇论文。因为侯世达打算针对性的提出反驳论点,反对卢卡斯的论证。

六:后记

这章节的内容看似是对大脑机制的分析,但实际上引入了机械论和反机械论的争论。这涉及到AI领域的一些很核心的事情(甚至涉及到了AI的存在意义),所以涉及到这部分的时候,人们的表达总是会很激烈。其实只要涉及到表达自己立场,表述论点,产生争议方面,人们都会变得很激烈。有意思的是,在这种时候,理性和感性其实在发生共同的作用。所以有时候把理性和感性分看开是不是不太合理?毕竟大脑自己就可以产生自相矛盾的思想。
这一篇内容说是说不多,结果还是写了那么长(两万多字……)。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了。写一篇少一篇(虽然篇幅超级长),一如既往的,向愿意看到最后的各位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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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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