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概说：简单聊聊中古中国的历史拐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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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八王之乱”是一场发生在西晋灭亡东吴，结束三国分裂局面十一载之后的公元291年的宗室王内斗，事情的起因十分简单，就是围绕在继承权争议和两宫政争完全激化后爆发的内战。
这场内战直接导致西晋宗室残杀殆尽，国力严重损耗，原本内附汉人王朝的各族胡人纷纷反叛。南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汉人王弥的前汉政权先后攻破洛阳、长安两京，捕杀晋怀帝、晋愍帝，进而导致大批汉魏以来的贵族世家消亡——包括汉献帝、刘禅的两支世系，而曹魏的宗室后裔则是由于受封陈留，有机会南渡而保存血脉——最终，以琅琊王司马睿和王导在扬州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政治格局告终。
如此激变本当是中古中国最惊心动魄的一页，由于这段历史的复杂性的因素，导致义务教育阶段不可能细讲，对历史感兴趣的各种人群也不愿意读这段，即便是在历史学界，中古史一向是较为冷门的学科方向，这都使得群众对两晋南北朝史的认识甚是有限。许多人也因而对CA工作室是否掌握这段历史的问题表示担忧，毕竟这是连国人都不大能掌握的历史片段。

于是，在下不才，索性借此机会稍微推广一下这段变幻无常的“大动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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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插一句私货，本人在全战系列表示要以中国为题材的时候就很希望CA能制作南北朝时代，尽管考虑到文化影响力，这样的希望只是奢求，企划选取三国题材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但是一想起自“八王之乱”起，到“五胡乱华”、“祖逖北伐”、“苻坚崛起”、“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北魏汉化”、“六镇之乱”等乱世沉浮足以提供玩家更精彩的篇章故事，便令在下暗自窃喜。毕竟中古中国史的学者们大多有着一种希望从边缘的阴影里走出来，让自己的研究更为人所知的妄想（笑
三代成晋：“八王之乱”的隐患根源
提及“八王之乱”的导火索，相信还是不少人知道其直接渊源于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与晋武帝司马炎的皇后杨芷及其父杨骏外戚的矛盾。由于晋惠帝的昏聩少智和杨骏在朝中的庞大势力，使得贾南风借助于楚王司马玮的力量铲除杨氏外戚，同时启用宗室成员、司马懿四子、司马衷伯伯、汝南王司马亮进京辅政。
然而手握重兵的楚王司马玮和皇后贾南风又对其感到忌惮，于是贾南风使司马玮诛杀司马亮及若干朝官。随后贾氏复以司马玮矫诏为由处死司马玮，从而引起其他宗室的不安。最终在贾氏罢黜晋惠帝另一庶出的太子司马遹后，赵王司马伦首先发难，攻陷洛阳，以此引起八王之乱。

就概述而言，能向未曾接触相关内容的读者们系统性地描述这一系列的发展，让八个宗室王的互相征伐、势力消减能使人容易了解依然是足够合格的了。
但如此一来，许多结构性矛盾的细节便很容易忽略掉。比如，为何无子的皇后贾南风缘何选择罢黜当时颇富威望的太子司马遹呢？为何楚王司马玮自进兵洛阳到枭首而亡之初，各诸侯王选择审度时势，直至司马遹被废黜才有所行动？以及为什么八王的起事是各个迭起，摇摆不定？
为了提交一份在深度方面更进一步而又不失简易性的文章，要做的便是接下来寻线追踪“八王之乱”祸起根源的目的之一，从司马氏取代曹魏，成就晋朝之初就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着手，探讨西晋才经二代便迅速衰亡的趋势、历程。
从家族到皇族：未能完成的蜕变
关于引发“八王之乱”的结构性矛盾，吕思勉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第三章一开始的一段话乃是一个关键线索：
八王之乱，原于杨、贾之争，杨、贾之争，又原于齐献王之觊觎大位。推波助澜，譬彼舟流，靡知所届，君子是以作事谋始也。
作为有深厚功底的历史名家，吕思勉的洞见自有卓越之处，值得后世参考。不过，这也引来围绕在齐献王的一系列疑问：齐献王是谁？齐献王凭什么觊觎大位？齐献王觊觎大位缘何引发杨、贾之争……云云。而若是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向前推，从“三代四人的司马家族经过多年经营之后取代曹魏称帝的系统性进程”开始。

高平陵政变：司马家族势力的膨胀与挑战
熟稔三国史的读者们想必知道司马家族是通过高平陵政变取得某种程度的优势，然而，司马懿铲除曹魏宗室之一的曹爽引起朝官的不安。
尽管曹爽对权力的收束和垄断是这些官员们选择支持司马懿的原因，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也会支持司马懿的专权，或甚至篡位。曾经帮助司马懿劝说曹爽投降，并允诺“事只免官”的元老重臣蒋济临死前的悔恨便是箇中写照。

加上司马懿仅仅在两年后便病故，因此，留给司马懿长子司马师的外部政治环境还有诸多挑战。这个挑战在司马懿临死前就有爆发的势头，在当年同样属于曹魏边防重镇的淮南边将之一的扬州刺史王凌便抓准时机起兵，为因应王凌的叛乱，司马懿甚至不顾全身的病痛，亲自携子上阵平叛，足见事态的危机，也反映出各方势力对司马家族的蠢蠢欲动。
为了缓和司马家族和亲魏朝官之间的紧张关系，接任家主并为大将军的司马师试图通过南征东吴巩固自己的威望，于是，在其授意之下，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镇东将军诸葛诞分别提交平吴计划。司马师选择了诸葛诞的方案，以大将军的身份出兵。
然而事与愿违，他在南征濡须城时被东吴守将诸葛恪杀得大败而归。并且引得诸葛恪战略反攻的企图，与蜀汉联合东西夹击。所幸南方边将毌丘俭等人应对得当，加上紧急派任司马师的叔叔司马孚赴前线督战才得以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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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蒙进曰：“曹操兵来，可于濡须水口筑坞以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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濡须一地长期以来一直是魏吴对峙的前线地带，曹操、曹休、司马昭曾在此向东吴进攻，为吕蒙、朱恒、诸葛恪等人所击败。

这场惨败对司马家族而言是一次沉痛的打击，是司马师集团的合法性危机。他这时只得以宽容的方针怀柔参与战争的边将，通过同魏明帝曹叡的皇后郭氏家族联姻巩固地位，并且以严格的“朝纲整肃”排除任何试图以此威胁其地位的人。
嗣后，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在安东将军任上检讨败局时，王修的儿子王仪便因提出“责在军事”的意见，便被司马昭认为企图归罪于司马家族而将其处死，此事可以作为此次战役失败对其族的威胁有多大，以至于忌惮如斯。
不过，松动的合法性与领导能力的“软弱性”给予其潜在对手充分的信心，因此在诸葛恪北伐失败及司马师挫败李丰与夏侯玄的反司马政变计划，继而废黜魏帝曹芳、改立曹髦的一年后，之前在淮南力战防御东吴来犯的几员大将——毌丘俭、文钦发动第二次淮南叛乱。

这一次，镇南将军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本试图通过诸葛诞与夏侯玄与曹爽的关系拉拢都督豫州军事的镇南将军诸葛诞共同起事，但是诸葛诞由于与文钦素来不和，加上他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也许还有对淮南专制大权的觊觎，他倒向司马师一方，两方联手很快地平息了这次叛乱。
然而，战事过程中，司马家族的大当家司马师却由于宿疾在战争期间加剧，导致战后不久猝死于许昌。
司马师的突然死亡让司马家族陷入十分混乱的境地：
首先，司马师虽然是大名鼎鼎的司马懿后裔，但是在司马师的表现看来，他未立寸功，只凭借高压统治和征剿功勋大将的叛乱才勉强挽尊，而他的弟弟司马昭则因为履历尚浅，威望还不足以服众。整体而言，这一支脉的政治威望还不如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
其次，司马师膝下无子，唯一的男性继承人是司马昭的次子过继给他的，而且当年此人尚处年幼，如果贸然承接大位恐难以因应眼下的紧迫情形。而洛阳方面也希望抓住这次机会分化司马家族同其支持者的联盟，当时的魏帝曹髦曾下令让随司马师出征凯旋许昌的司马昭留驻当地，使傅嘏率兵返京，但是司马昭果断接下司马家主之位，自行接管大军。这才让权力猝然一转到司马昭的房支上来。
司马昭之心：“代魏成晋”下的矛盾
司马昭接任之后，对司马家族的危机还未解除，对东吴战事的失败、淮南二叛的影响仍然存在，于是司马昭选择加强司马家族作为曹魏臣属的政治关系网络，用较为宽容的姿态笼络各个家族，期间尽管还是爆发了诸葛诞主导的淮南三叛以及杀害“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等。总体而言，司马昭还是希望尽量联合更多的家族势力。
尤其是在曹髦驱车自领亲兵剿灭司马家而被射杀的“高贵乡公事件”之后，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司马家族同曹魏朝臣家族的交往过深，姻亲网络彼此牵连。

比如淮南二叛的发起者毌丘俭之妻出自颍川荀氏，是司马氏支持者荀顗、荀勖同族，而淮南三叛的发起者诸葛诞甚至就是司马伷的妻弟，后来司马伷受封琅琊王，而承嗣王位的孙子正是东晋的开国皇帝琅琊王司马睿。

一方面也在于司马家族的发展历程，不同于前朝汉、魏属于一种“体制外”的再造，而是“体制内”的建构，司马氏自司马懿开始在曹操帐下担任基层工作，随后进入曹丕的太子府，从而在曹叡时期巩固地位以及广泛的交流网、关系网，司马家族的荣衰很大程度仰赖关系网的内部扶持，因此成为一种共生的关系，而在这个魏晋鼎革之际，如若因一己的强势使得关系网的离心离德，那么只会落得淮南诸将那样先后迭起而被各个击破的下场。
因此，司马昭才能允许如其叔父司马孚与陈泰为曹髦痛苦，要求彻查凶手，或是庾纯怒斥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又以“高贵乡公何在！”讽刺其不忠等怀念故主的行为。当然，这一切还是又边界的，比如王仪这种触动到司马氏合法性的问题，仍是会被严厉追究的，因此史书上对这段时代的描述才会出现“外宽内忌”等既“宽容”又“残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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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这是司马集团得以历经多长变故后依然能化险为夷的重要因素，并在司马昭的牵头下，邓艾、钟会成功击破蜀汉，后主刘禅投降，司马昭受封晋王之后便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那么眼下最重要的问题便转移到了承嗣问题上面了，在司马昭受封晋王的时候已经53岁了，确实是需要考虑继承人事宜的时候，那么先前提到的问题也因此摆到了眼前，是立自己过去给司马师的次子司马攸为世子呢？还是立自己的嫡长子为世子？
纵览两人的经历，司马攸的政治威望和任职履历都十分优秀，早在王凌的淮南首叛时，司马攸就随军从征，司马昭去世前他还先后担任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卫将军等职务，也拥有自己的人脉网络。而这些都是司马炎所缺乏的。
而且，司马攸的身份也提供他一定的合法性，他先是司马师唯一的儿子（养子），再是司马昭自己的次子，立司马攸为继承人既在宗法上符合嫡长子的礼仪规范，由司马懿长子司马师的世系传承家族香火，同时减轻因排斥自己支系而带来的心理压力，毕竟司马攸也是自己亲生的。

最终导致司马昭转向立场的，是最核心的司马氏支持者，比如前豫州刺史贾逵的儿子贾充、汉尚书令裴茂之子裴秀、“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等人逐一表态对司马炎的支持。这些人大多是长期且坚定的司马家拥护者或姻亲，比如贾充，他的便是赫赫有名的贾南风，同时贾充还是下令成济射杀曹髦的主事者。
对于只能通过广泛的官僚集团支持来取代曹魏的司马家族而言，这些最坚定的盟友的意见势必举足轻重，于是司马昭最终在咸熙元年（公元264年）指派司马炎为副贰相国事，稍晚再立其为世子。
因此，当司马昭在筹备并预备启动篡位计划前夕暴毙时，一个缺乏执政经验、政治声威欠缺，近乎仰赖司马氏的联盟家族簇拥而立的司马炎接任晋王及司马家族的族长之位，继而接过其父亲的篡位计划登上帝位，如此形成晋初的强朝臣、弱君王的政治格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