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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篇中,我们提到曹腾作为东汉第七代皇帝汉顺帝刘保太子时期的伴读侍从,汉顺帝也十分亲近曹腾,因此在汉顺帝经历被废黜太子、被禁止出席父皇丧礼,然后又受到孙程等宦官襄助夺回皇帝继承权之后,曹腾因而跻身如宦者职官的中高层。
幸运的是,这一时期的东汉内外朝官员似乎尚未对宦官抱以身份上的歧见,原因上回也提到,由于东汉儒林和官僚之间的文化风气受到王莽的教训而高度推崇对皇室的忠诚,在这一点上,宦官在延光政变中很好地展现出这样的品质。
同时,孙程本人及部分当初参与政变的宦官,其直诤性格也为这个群体赢得尊重。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孙程曾经为时任司隶校尉虞诩受中常侍张防诬陷一案上表游说,甚至不惜当着汉顺帝及在场朝官的面叱喝随侍顺帝身侧的张防:“奸臣张防,何不下殿!”嗣后还经常为虞诩上表请功。
河北望都一号墓现已被确认为孙程墓
这样的氛围之下,曹腾的晋升自然也将少了许多道德上的顾忌,不过其事业的巅峰恐怕还需要等到汉顺帝的继位者,汉桓帝的登基才算来到。

顺桓变局与曹腾显荣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汉顺帝在南宫的玉堂前殿去世,得年二十九岁。其后继位的是年仅三岁的汉冲帝刘炳,但是他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在同一个地方逝世,就和汉殇帝、北乡侯一样。
似乎是为了避免外戚邓氏和阎氏的故事,又似乎是由于顺帝时期生前重视儒生、广招太学生的缘故,这一次皇室继承人的选定开始向外朝官员公开征询意见。刚从大司农晋升为太尉的李固,以及接替李固为大司农的杜乔两人牵头带领大部分朝官选择拥立清河王刘蒜。
刘蒜是汉章帝的玄孙,是其长子千乘王刘伉的曾孙。据说他为人守礼、风度翩翩,于是为李固等人所看重。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汉顺帝的皇后梁氏及其兄长梁冀倍感压力,他们认为刘蒜过于机敏,不容易掌握,而且年纪较大,使得垂帘训政的时间较短,于是两人力排众议,指定刘蒜同祖异父的堂弟刘缵为皇帝,是为汉质帝。
但是,令梁氏意想不到的是,刘缵虽然只有八岁,他的聪慧似乎不亚于刘蒜,而且很早便展露出对梁冀的厌恶。史书上记载,他有次指着梁冀说他是“跋扈将军”,招致梁冀不满,于是密谋毒杀了汉质帝。
为了避免储君之事再掀波澜,梁冀似乎产生了向外朝官妥协的想法。他再次征召了刘蒜入京,按两汉的惯例,这是当皇帝无子嗣时,为了选定新继承人采取让备位人选先行入宫的办法。
这时,曹腾发挥了作用,曹腾先行拜访过刘蒜,却受到刘蒜的不尊重。或许是由于接受儒家观点的刘蒜出于意识形态的想法而出现对宦官的厌恶。这让曹腾倍感羞辱,他想梁冀说了这件事,最终使得梁氏集团再次退回刘蒜,立汉章帝的曾孙(比刘蒜长一辈)、河间王刘开之孙、蠡吾侯刘志为皇帝,是为汉桓帝。
曹腾因而以“定策有功”受封费亭侯,晋升大长秋。

梁党、阎党、太学党:从倒梁到党锢的谯县曹氏

或许会有人认为曹腾经过这件事情与外戚梁冀联合了起来,但是当汉桓帝联合他的贴身侍从扳倒梁党之后,曹腾并没有被问责,爵位也没有被剥夺,由此可见曹腾和梁党的关系若非疏远,就是汉桓帝决意倒梁后有出一份力。
那么这样可以判断曹腾重回宦官集团了吗?这似乎又有点说不通。首先,曹腾在汉桓帝借用机要侍从倒梁之后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封赏;
其次,那些曾帮助汉桓帝倒梁的宦官如徐璜、单超、左琯、具瑗、唐衡等人纷纷因朝官接连奏劾而被处死或贬官的同时,曹腾也没有因此被牵连。
两件事说明了曹腾始终在梁党和阎党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且最终得到范晔“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侍四帝,未尝有过”的积极评价。
至若真当要为曹腾找一个较密切的关系网络的话,太学党反而才是和谯县曹氏关系最好的一个集团。
所谓太学党其实是个过于狭窄的称呼,他代表着东汉中晚期一个说新不新,说大不大的特殊官僚集团,甚至他们能不能被称为官僚都是有疑议的。前面提到汉顺帝时期广招太学生,他在洛阳南边的城外扩大了太学的规模,并提拔相当一部分在此读书的学子。
但是,在东汉官僚结构,纯粹以儒学知名而为官的,实际上并不在多数。他们只是一些有少部分经营人才任职于朝廷,大部分学子在洛阳城外的太学学习的书生。
这些学生既没有经过职业官僚的事务培训和经验,也未尝完全透析皇宫里的政治氛围,有的仅是对儒学思想的知识储备,以及对理想的坚持。然而,正是这些人拥有强烈的参政热情,并且展现出明显的价值倾向,他们针砭朝廷的官僚,批评他们认为的腐败分子,也推推崇朝中为官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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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汉时的选官体制被称为是“察举制”,这项政策要求各郡每年向朝廷推荐优秀人才,标准主要有三类,一是孝廉,指有符合这两种品德的人;二是秀才,指知识储备渊博的人才;三是贤良方正,指乡里认同的德才兼优之士。此外当然还有明经、明法、明算,还有属于紧急征辟等,在此便不展开。 通常来说,被地方官选为孝廉、秀才(后因避刘秀讳改为茂才)、贤良方正的人,大多是早在其公府任职的官吏,而地方官部下的决定权,除了副官的郡丞,大多数在当时是完全掌握在其本人手上,此法称为“征辟”。 因此,为了能保证“征辟”人员的能力,地方官往往会咨询过去退休的官员,人选也基本上出于郡望之后,考虑到为官的能力和知识在当时十分仰赖家族内部的耳濡目染和教育,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官僚的仕宦之途,其实不一定有儒学教育参与其中,尽管由于东汉时中央到地方的教育系统的完善,使得乡里之间儒学思想家越来越活跃,许多消极参与政务活动的儒学知识分子越来越受到时人的尊重,比如荀彧的叔叔荀爽、著作《五经正义》的郑玄,其次还有马融、许劭都是其代表。 因此,汉顺帝兴修太学一事使得这些终身学习儒学知识,却较少受到官僚业务培训的书生能够来到洛阳,并且在权力核心的外围(地理上)参与政治讨论。
太学生的热情和那些被判定为精神领袖的大臣显然打动了一部分的传统官僚,在汉桓帝初期他们的压力迫使梁冀以激烈手段杀害太尉李固、杜乔(两人先后皆为太尉),为的是排除刘蒜在朝中的支持者。
汉桓帝中期开始,由于徐璜等五宦官权势滔天、家族蛮横、贪污腐败,民间甚至以“五侯”表达他们心中的愤懑和恐惧。来自太学生和他们第二代的精神领袖刘膺、杜密的抨击自然越来越多,认同太学生精神的朝官也频频发来奏劾“五侯”及其党羽的公文也随之剧增。
宦官与太学生的矛盾终于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爆发,导火索是一年前,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奏劾请杀中常侍侯览母子,于是侯览唆使张俭的同乡——朱并反告张俭结党营私。
该案经过宦官数度运作之下,被汉桓帝信以为真。于是当年他下令抓捕李膺、杜密等人下狱,并通缉太学生。随后由于牵连甚广,加上州郡各级官员的反弹,才将搜捕改为解散太学、勒令学生返乡归籍并终身不得录用。
这件事后世称为“党锢之祸”。
自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到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党锢期间,中间虽曾短暂解禁,李膺、杜密也得以重回朝廷,但是很快又在窦武与陈蕃密谋推翻宦官失败后(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以更激烈的方式卷土重来。
这一次直接导致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
分布在洛阳内外的儒生纷纷潜逃求生,前面提到的张俭则因名声在外,顺利出逃塞外,但是一路上帮助他的人家纷纷被追责,一时间“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就在这时候,谯县曹氏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史迹不多,但是还是可以知道不少的党锢士人曾经避地曹门。比如南阳出身的何颙在差不多时期的时候见过曹操和荀彧,并给予曹操“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的品评。
李膺的儿子李瓚也曾在曹操尚未初出政坛时,把他评价为:“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还告诫他的儿子说:“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其实也说明他于曹家是有所认识的。
其次,根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在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时,有名叫做曹鸾的永昌太守上书建议汉灵帝解除党锢,当时因此被汉灵帝收监处死。这名叫曹鸾的人物很有可能出自谯县曹氏。
不仅如此,曾出任益州刺史的官员种暠有一次参劾曹腾的不法行为,原因是在斜谷关搜出蜀郡太守的上计掾贿赂曹腾的信函,但是汉桓帝以书信没有到曹腾手上为由放弃追查此事。
若是按其他宦官的秉性,种暠必定会被报复。但是曹腾并不这么做,相反的,他还经常上书推荐种暠的能力,让种暠最终提拔到司徒的职位。嗣后种暠和曹腾的儿子、曹操的父亲曹嵩说道:“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
这样的故事估计不止发生在种暠身上,根据记载,曹腾所举荐的人才还有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其中张奂作为凉州的军政长官,其征战功勋应当是最为世人所知的一位。
以上种种一再说明谯县曹氏在党锢期间秘密保护党锢士人的行动,为曹氏在朝官之间赢得一定的敬重,如此保障这个家族长期在朝廷的社交圈占具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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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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