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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关键的永元四年(公元91年)四月二十三日,大将军窦宪连同他的数名掾属在这一天风光返抵洛阳国都。如今不难相见窦宪一行军势所受到的热切欢迎,先是在郊区受到九卿之一的大鸿胪迎接、封赏,随后估计还能在洛阳街头得到百姓的瞩目。
随后在日常的政务工作期间,除了两位弟弟先前因为犯事被撤职以外,大致上没什么能令他糟心的消息。最让窦宪头疼的反对者司徒袁安在一个月前去世,从太常转调接替袁安的丁鸿看上去并没有表现敌意,而从皇帝侍讲的桓郁也不是一个刺头。
前者丁鸿在给汉和帝的奏疏中一度称窦宪“虽欲敕身自约,不敢僭差”,私下尚且如此,公开上可想而知;而桓郁则是通过窦太后才获得幼帝侍讲的职位,算是半个自己人估计也不为过。
除此之外,皇帝在其他的人事安排上也不构成多大的威胁。光禄勋交给还在朔方的度辽将军邓鸿,算得上是窦宪信任的人,新任的羽林左监曹褒则只不过是博士。因此,对窦宪来说,眼下的情势自然“没什么好害怕的”。

永元四年六月:来自汉和帝的闪击

然而,就在窦宪回到洛阳两个月后的六月五日,汉和帝早早返回北宫。根据《后汉书》记载,汉和帝在那里突然任命司徒丁鸿为太尉兼卫尉,勒令北军五校尉和执金吾在驻屯在南北宫外,同时命令关闭洛阳城门实施戒严。随后他下令缉拿窦宪女婿射声校尉郭举、前卫尉邓叠及其弟步兵校尉邓磊。
兵权的争夺底定,汉和帝于是派遣谒者仆射收缴窦宪的大将军印玺,等于剥夺了他的职务,同时将窦氏侯爵遣返封国,不久之后迫令窦宪、窦笃、窦景自杀。
以上的一系列行动可谓迅速得不似真实发生的事情一般,突如其来的发展不免给人一种冒进的感觉,这里给出以下几点令人疑窦之处:
首先,北军五营中至少有两营是直接受窦氏集团掌控,其他营部则俱参与到窦宪北伐的过程,在不经过改组的情况下,依赖北军驻防皇宫外围发动对自己顶头上司的政变或许有些不妥;
其次,执金吾尽管已经不是窦景所管辖,但是曾经以五百缇骑闹事的执金吾军备是否在窦宪眼皮子底下改组也是个问题,如果答案是否,那么汉和帝调度执金吾后对窦氏清算会不会太冒险;
其三,如果汉和帝已经对这些部队已经颇具信任的话,那为何汉和帝不在本该是皇帝形式职权的南宫下令,而是要到北宫去?
总而言之,这场行动是在汉和帝尚未完全掌握宫禁宿卫的人事之下展开,其冒险性相信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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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东汉洛阳城防的工作分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范围 1、洛阳城内,皇宫以外: 执金吾负责治安警备,北军五营负责城防军备,城门校尉值守洛阳城门(不包括南门的平城门),三支部队互不统领,相互制衡。 2、皇宫内、宫内省外: 宫禁范围内主要由卫尉负责,卫尉麾下设有: 公车司马令,长官洛阳南门与宫南阙门(或称北宫门、司马门,是皇宫两重南门外边的那一道宫门); 宫掖门司马,共七人,分别执掌七道宫门; 南、北宫卫士令,分别长官南宫与北宫内部安全,但是不允许进入皇宫内部的“省”区内。 3、宫内省内各殿、台的维安: 省禁范围由少府旗下的黄门令、钩盾令掌管,大多数为宦官。 4、天子行在: 皇帝随侍的维安工作则交给卫尉和黄门令、钩盾令共同协调负责,参与的主要有虎贲、羽林及各个中郎将。
这些疑问如何解答,由于笔者的阅历尚且欠缺,无法提出准确的答案,只能通过一些自认为合理的推测来解释。
首先,考虑到先前提及的,邓叠的母亲和窦太后的私交甚笃,因此邓叠也因此可能拥有进出北宫的权限,毕竟连都乡侯刘畅都能通过邓叠母亲进出宫廷。同时,《后汉书·窦融传》中有提到郭举和邓叠因密谋篡位经常出入皇宫和邓氏母亲商谈。
因此,我们可以推敲出汉和帝可能是抓住一次郭、邓二人进入皇宫的时期派人将其拘禁起来,同时实施洛阳戒严。
其次,汉和帝在发动政变时的两件军事措施:屯卫南北宫、闭城门,前者动用的力量是执金吾和北军五校尉,而后者不可避免动用到城门校尉的权限。
这些部队都不是汉和帝理论上能直接掌控的,即便是将丁鸿改派太尉,没经过整编改组的部队其忠诚仍颇为可疑。
不过如果把《后汉书》的文本看的细一些,可以看到范晔使用了“勒兵屯卫”一词。所谓“勒”更多的是驾驭的意思,如果对于兵士采取“勒”的行为,不难想象更多的是一种限制活动范围的做法。
因此,与其认为汉和帝让他们出动参与戒严工作,不如认为是命令军队驻屯岗哨,不可轻举妄动,直到解决掉他们的上司,然后通过稳定副官的方式安抚部队,最后派遣非军系的朝廷使者衔诏令使窦氏家族成员遣返封国。
不论如何,这次的冒险以汉和帝的果决和行动迅速而大获全胜。

待到六月五日傍晚,洛阳城解除戒严,执金吾与北军五营各自归队之时,一切都尘埃落定,窦氏集团宣告覆灭,余者不过是对其党羽的清剿工作而已。

失控的“倒窦”运动:连坐窦党的代价

永元四年下半,窦宪、窦笃、窦景分别在汉和帝的逼令下自尽,各地也开展对窦党的清算工作。首先遭殃的是没有跟着袁安一道联名反对窦宪出兵的前太尉宋由,尽管他同样反对窦宪册立北单于,但是仍因连坐自尽,当年曾上书谏议宋由与窦宪切割的太尉掾何敞也没能逃脱牵连,他被解除职务,遣返回籍,近十年后才复出。
接着,清理的矛头指向常年在北方的耿氏家族,前度辽将军、光禄勋耿秉因于永元二年去世而幸免,但是他的儿子耿冲则被废除侯爵之位,经过长年的赋闲才好不容易当上汉阳太守;前大将军左校尉耿夔也因此被免官、夺爵,直到战事再起才有启用他。
此事还波及到曾在大将军帐下担任幕僚的史学家班固,他也在这一次的“倒窦”运动中被收监,最终死在监狱里。或许有点黑色幽默,当初汉和帝心心念念的《外戚传》很有可能正是《汉书》的篇章,汉和帝吸收了这本书的经验,却无意中将这本书的作者牵扯进来,最后还为此丢了性命……
由于这次的秋后算账波及面广,导致《后汉书·韩棱传》以“棱典案其事,深竟党与,数月不休沐”来形容这位掌管官员奏劾的侍御史的工作。其中不少借此机会扳倒异己,甚至为了湮灭自己和窦氏的交往关系而滥权的情况,引得在河南尹张酺懊悔地请求汉和帝赦免诸窦中情节较轻的窦瑰。

窦宪案的意义:常态化的的政治零和博弈

关于窦宪案的意义,有人的焦点在外戚对皇权的侵凌,有人则看到皇权对功勋家族的清算,有人则关注宦官在政治舞台上的登场,还有人如王夫之所见:“朋党之兴,始于窦宪之诛乎……尽举其宗族宾客名之以党,收捕考治之,党之名立,而党祸遂延之于后世。
诚然,不论何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根据,窦宪侵夺皇帝的封王之权、汉和帝对窦党的大规模清理、宦官郑众斡旋在几位宗室之间等。但是,前三种观点,无论哪种也似乎没有那么有强烈的说服力。
如,窦宪尽管罪行颇多,但终归是功勋卓著,对其返回封国后即刻令自尽似乎又有那么点违背东汉政权以宽宥著称的传统,而且有破坏东汉帝国几大勋贵之间的平衡;
而汉和帝方面则急需改组政府系统以重塑皇帝的威信,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是至少算是“矫正”,从而巩固了皇权;
最后的宦官则是最欠缺推敲的观点,尽管郑众封侯是事实,但是郑众的角色也仅仅是斡旋于宗室之间,连参与抓捕来到皇宫的郭、邓二人的可能性都不是很大(因为若是如此,受到封赏的宦官不可能只有郑众一人而已)。
于是笔者倾向于认同王夫之的意见,这次的“帝后党争”是围绕在政治权力的绝对把握,由皇帝向外戚家族发动的政变行动,并且通过在朝的影响力,渐渐组织起各自的集团、派系。最终在皇帝的胜利中,一方的集团彻底被铲除。
由此,集团化的博弈以清算边界、广度、深度的不确定而更为巩固,也更不择手段。这是缘何在将来的外戚、皇帝、官僚、宦官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规模也愈来愈大,最终在中央朝廷的自我毁灭中,被远离核心蛰伏在外,却羽翼渐丰的地方势力所吞没……
窦宪篇完,下会预告:外戚邓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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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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