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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太平天国战争,相信很多人的脑海里都只是认为这中国封建时期的又一场农民战争罢了。稍微再回忆起初高中学过的历史教科书,可能会想起这场战争与以往的农民起义相比规模更大了、反抗的对象除了封建统治者之外也多了一个帝国主义势力。而《近现代史纲要》中也为其赋予了反抗外来侵略和抗击封建势力的政治属性。
然而,这就是这场持续了13年的内战所包含的全部吗?
事实上,这场发生在1851—1864年(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的农民战争,比中国两千年以来的任何一场农民战争都要特殊。他的规模之大、参与势力之多、思想理念和政治斗争之复杂,以及最重要的:战争之残酷,都凸显于历代农民战争之中。

正由于太平天国战争发生于中国近代,我们能够得到最详细最全面的关于这场战争的资料。20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战争中共导致中国人口减少多少始终争论不休,较为保守的估计下,人口损失是2000万—3000万,出于中游的数字为5000万左右,也曾有激进估计为一亿。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是中国人口损失最多的农民战争

关于战争中人口损失的原因,除了最直接的战场军队减员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现今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难以接受的。本文将视图从这场战争中对非战斗人员的暴行出发,去探究在距离现在只有150年的中国大地上,曾发生过怎样泯灭人性却在当时习以为常的残酷事实,以及这些人为的苦难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的同胞身上。

一、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大屠杀概况


自1851年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天国在短短10年间就已占领中国最富饶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在天京事变后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平天国似乎很难继续突破现有的格局,而旷日持久的战争也朝着更为残酷的大规模战役发展。新被提拔的曾国藩立誓要尽快扫平叛乱,而重视结果的另一层意味往往是不计较过程。

事实上,整个战争期间进行屠杀行为最多的恐怕也就是曾国藩的湘军。如1861年9月湘军曾国荃部攻占安庆后进行屠城,“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1864年7月湘军攻占南京后对城内两万余平民进行屠杀,精壮男子做苦力后,剩下“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皆遭杀死”。此外湘军在南京城还存在掳掠和纵火的行为,使南京遭到严重破坏。
与之对应,太平军在攻略城池时也存在屠杀行为,其中最为普遍的为屠满城。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在满城“屠驻防婴孺无疑,复驱隐匿之妇女出聚宝各门尽于桥上杀之,河水皆赤”。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城市在太平军攻占后的人口损失主要是居民自杀所致。如金坛城“士民约六七万人,自六月以后,如事急,多预为死计;且有先自杀者。及城陷,争先就死”。常州城“无分老幼,尽登陴,婴城固守”,太平军攻占后“老弱妇女饮刃自缢赴河池者又二三万人”。
焦土政策和大规模焚掠是造成战区人口损失的另一大原因。呤唎记载:“(1863年)当忠王军队初自南京渡江时,扬子江以北三百英里内,尽成不毛之地,撤退的清军将这一地方摧毁殆尽,以图用可怕的饥饿困阻太平军的前进”。太平军对待团练兴盛的占领区也实行报复性焚掠,如江阴和句容等地多处聚落遭到毁灭。事实上,焚掠产生的饥荒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除了战时对平民的暴行外,杀降事件也值得注意。如1861年湘军于安庆屠八千太平降军。更为知名的是淮军苏州杀降事件。李鸿章将投降献城的八王处死,并屠城内降兵一万余人。

二、太平天国战争中屠杀事件的原因探讨


首先值得讨论的是战争中的屠城现象。太平军在江南地区扎稳脚跟后,便将宣传重心从宗教移至汉民族主义,这也明确解释了他们屠满城的原因。与之对抗的是曾国藩的儒学宣传,他称对方将“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但令人疑惑的是,湘军相比于太平军进行的屠城更为严重,这与曾国藩个人的理学信仰和“爱民”的治军理念显得格外矛盾。
但实际上我们稍加分析便能发现,湘军屠城这一现象是由当时的诸多因素综合造成的。首先的原因便是军队层面的地方主义。地方团练的出身决定了湘军具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成员大多来自湖南一带、军饷发放由地方士绅捐赠和征收厘金支撑、军队的实际最高指挥权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这些因素在湘军日后的屠城行为中均有所体现。由于安庆和南京的围城均十分艰苦,围城时间漫长,期间又存在多次敌军解围和拉锯战;使得湘军士兵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之下,思乡之情蔓延,攻城之后难以保持军纪;同时极不稳定的发饷也造成了进城后的大肆掠劫行为。
军队指挥权的地方化则是湘军屠城的另一重要原因,也即军队领袖个人意愿的不确定性。湘军始终遵从曾国藩等极少将领的指挥,使得这支军队地方化、独裁化,因此将领个人的情绪和意愿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军队整体的行为。1860到1861对安庆的闻攻中曾国藩本人曾多次陷入绝境之中,使得他本人的情绪消沉且对战事的看法不稳定。他在日记中称自己给儿子的信“略似写遗嘱之式”。战事明朗后情绪转好,在与其弟通信中道“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在攻破南京后曾国藩却又“禁杀良民、掳掠妇女”。可见曾国藩在面临多变的战事和强大的精神压力时,他的理学素养并不能完全克制住他的个人决定与行为。

相对于湘军来说,太平军的军纪总体较好。即使是后期战事紧张时,太平军主力的李秀成部正规部队依然军纪严明。如1861年底杭州被忠王攻陷,“因忠王有令不许伤百姓一人,故杭州百姓并不加兵”。而与太平军相关的平民伤亡的原因主要有三:

(1)守城民众参与抵抗,太平军报复杀民; (2)民众自杀; (3)太平军统治地区民众参加团练伤亡。

这些原因皆可归于民众受封建纲常伦理思想影响这一共同原因之中。由于苏南一带受儒学伦理思想较深,且与太平军的纲领和政策背道而驰,因此上述三类民众行为也较为普遍。常州、无锡、江阴、苏州等地的百姓也因此死伤惨重。
杀降现象则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作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战争手段,杀降的目的有打击敌军士气和削弱敌军潜在实力等。而苏州杀降时常胜军将领戈登与李鸿章的矛盾和以现今视角评判李行为的矛盾是相同的,即封建时代的战争传统和近现代的战争观念之间的矛盾。无论是清廷的政治观还是曾李的理学思想都局限于古代以来的战争思想,而在戈登和其他西方人中根深蒂固的不杀降观念也在同时逐渐体系化,形成国际红十字会和日内瓦公约等实体。因此,在苏州若无其事地处理降兵降将的李鸿章怎么也想不到,常胜军首领戈登居然会因为此事愤然要求清政府处死他。
同样的,焦土政策也是中国古代的战争思想之一。清军和太平军均采取过坚壁清野的政策,而19世纪前后中外也均存在大量的焦土战略案例,战略的效果也十分明显。只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焦土政策下的饥馑和疾病对受波及民众的伤害巨大。

可以看出,这场战争中发生的各类残酷事件都有着各自方面的原因。但以我们如今的眼光来看,时人对暴行的麻木在今日显得格外的荒诞和难以置信。因为150年前的中国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相比,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已是天壤之别。

三、对太平天国战争中屠杀现象深层原因的探究


在上一部分我对太平天国战争中各类非人道事件的原因进行了分别探讨。但正如我在第二段结尾所说,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哪方的屠城或杀降其背后都有共同的原因,而这一共因正是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意识的缺失

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在辛亥革命之后发扬光大。因此19世纪中叶的中国仍然是由封建宗法、天命观念构建起的国家,无论是清廷还是底层民众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都不了解。1858年英法舰队驶向天津,“船搁浅在烂泥地时,船员会把绳子抛向民众,岸上的人会帮忙将船拉离泥地”。正如民众不会因为舰队是外来入侵者而抵抗,湘军士兵也不会认为安庆和南京的民众是本族同胞而停止杀戮。
民族主义与屠戮同胞之间的关系亦可从西方的事例中得出。邹容《革命军》引俾斯麦语:“我欧洲人以平异种为功,未闻以残戮同胞为功。”但在200多年前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期间马格德堡市也曾被同民族的天主教联军屠城,约25000平民被杀,联军指挥官冯·帕本海姆伯爵称“自耶路撒冷被罗马攻陷以来没有比此更糟糕和更该遭天谴的事情”。而在这场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起源。也就是说,在民族主义尚未兴起而处于宗教和封建领主统治之下的欧洲也会产生屠戮同胞的事件,而到了两百年后民族国家作为基本政治单位的西方自然已经不会发生同胞相残之事。
对于中国来说,民族意识的觉醒一方面需要民族主义理论的成熟,另一方面则需要民族危机的深刻。此时中国面临十分严重的内乱,民族矛盾相比之下只能位居次席,且国人对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了解和引入也近乎为零。

事实上,除了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我们用今日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件时油然而生的愤慨和悲痛之情,也是因为21世纪的人们早已接受了人道主义这一概念。而人道一词也是由日本红十字会1877年使用汉字翻译国际红十字会的概念,而被中国红十字运动者引入中国。在国际红十字会刚刚创立的时期,战争双方在屠城或杀降时也自然无法从“人道”这一角度进行价值评判。

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在此方面才逐渐与国际接轨,从狭隘的种族主义到“五族共和”,再经历抗战的民族战争洗礼,最后将民族主义精神深深扎入国家精神之中。因此若站在如今的视角去评判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事件,实际上是以如今的价值标准来约束过去之人。但这不代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种种不人道事件情有可原,相反,我们应该痛定思痛,通过对这些惨痛事件的回顾与剖析来警示今人,不让这样的悲剧在这片大地上重演。
而民族主义发展到了现在,这一在世界各地根深蒂固的思想和精神是否还能继续为世界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那就是本文讨论范畴之外的另一个问题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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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佚名氏:《庚申常州城守日记》。


[5] 莊毓鋐、陆鼎翰纂修:《武阳团练记》,《光绪武阳志馀》,光绪十四年版。


[6]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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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沈梓:《避寇日记》,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八册,2004。


[12] 裴士锋:《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3] 侯竹青:《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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