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过年期间哪儿也没去,窝在家里总得找点事做,于是重看BBC2的纪录片《文明》(Civilisation),也在这里向有兴趣的朋友安利一下。
这部纪录片的主创,是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肯尼思·麦肯齐·克拉克男爵。1903年,他生于一个优渥家庭,自小受到系统良好的博雅教育,阅读了维多利亚时代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的著作后,对艺术史产生兴趣,遂终身投入。
肯尼思·克拉克在学术方面最为人所知的成就是对裸体画的研究,毕业于牛津三一学院后,二十二岁时即受命掌管牛津的阿什摩尔博物馆,三年后成为伦敦的国家美术馆馆长,三十五岁封爵,六十五岁成为终身贵族。
他在面向大众的艺术节目方面亦成就颇丰。随着战后电视的普及,各路媒体也纷纷瞄准这个广阔的新市场。早年即有丰富广播节目经验的肯尼思·克拉克在1957年与ITV合作,策划了一档题为《艺术真的不可或缺吗?》( Is Art Necessary? )的黑白艺术史节目。节目于翌年推出后好评如潮,他又于1966年制作了ITV和竞争对手BBC合作的《英国王宫》( The Royal Palaces of Britain ),这部彩色纪录片令人耳目一新,此外他还于同年策划制作了记述马奈、德加和库尔贝的《法兰西三杰》( Three Faces of France )。
1966年,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二台(BBC2)主管大卫·阿腾堡建议克拉克策划一部全新的彩色艺术史纪录片,并将其打造成主播彩色节目的BBC2的看家之作。克拉克为此策划了《文明》,这是一部十三集彩色纪录片,照例由他自己写稿、出镜主讲,自西罗马帝国崩溃讲起,一直聊到二十世纪初。因担心观点激烈引来争议,特地在副标题中写明内容为“个人观点”。
《文明》的拍摄过程历时三年,摄制组走访十三个国家,取景一百一十七处之多。随时而来的便是严重超支,这部十三集的纪录片,成本最后高达五十万英镑。为稀释成本,BBC2不得不在播放时每集每周放两遍。
1969年《文明》开播,万人空巷,有二百五十万人次观看。十三周的播出结束后,本片远渡重洋在美国播出,同样引爆观看热潮,观看人数多达五百万人次。同年,以讲稿为底本的同名书籍刊行,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史佳作。
下面这篇译文,是《文明》图书版的第一章内容,从艺术史角度讲述西罗马帝国崩溃前后,直至公元1000年间的历史。翻译时,对本片DVD套装的字幕多有掠美,这套字幕也一直是我翻译学习的范本,十分精彩。
我的脚下就是巴黎艺术桥。塞纳河的一侧坐落着静谧、理性的法兰西学院,它始建于1670年,当时还是一所学校。河对岸则是自中世纪起一直造造停停,直至十九世纪才完工的卢浮宫,一座无比自信、无比壮丽的古典建筑。举目远眺,天际隐约可见巴黎圣母院的轮廓,它或许算不上是最讨人喜欢的大天主堂,却拥有哥特艺术世界最为肃穆灵智的正立面。沿河修建的排排房屋,亦是城市建筑的仁爱、理性之典范。而房前树下的那些书摊,不知滋养过多少代莘莘学子,为他们奉上精神食粮,亦不知曾满足过多少代书痴书迷,让他们得以畅游狩猎藏书的文明猎场。巴黎各大院校的学生们从这座桥上匆匆而过,一百五十年来从未间断。他们步入卢浮宫,尽赏其中的艺术瑰宝,随后回到自己的书斋,高谈阔论、梦魂萦绕,期待自己有朝一日能为这伟大传统添砖加瓦。也不知有多少像亨利·詹姆斯这样的艺术朝圣者不远万里从美洲赶赴此处,驻足这座桥梁,畅享这万古积淀的文化芬芳、畅享那置身文明之心的灵魂激荡。
文明究竟是什么?我说不上来,至少现在无法以抽象意念表达。但我想,只要它在我眼前出现,我就不可能视而不见;而我眼前的景象,正是文明的表征。罗斯金曾云:
“伟大国度的史记有三部——功绩史记、文学史记以及艺术史记。若想对该国历史融会贯通,三部史记缺一不可,但最值得信任的是最后一部。”
在我看来,他这话说得十分中肯。作家与政客无时无刻不在制造长篇大论,但它们本质上都不过是意向声明。若问我何者更能反映出社会的真相,是建设部长的演讲,还是他在职期间兴建的建筑物?我会选择相信建筑物。
但这并不表示艺术史就是文明史,差得远了。蛮夷社会也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事实上,蛮夷社会的狭隘,让他们的装饰艺术拥有了奇特的强度与活力。公元九世纪时,人们眺望塞纳河,会看到维京海盗船的船艏缓缓出现。当代人在大英博物馆欣赏这只船艏,会觉得它是一件令人心悸不已的艺术品;但对当时蜗居在河畔小屋里的瑟瑟寡母来说,它可就没那么值得赞叹了——对她的文明来说,这只船艏的可怕程度绝不亚于一艘核潜艇的潜望镜。
我脑海中不仅浮现出一个更极端的例子,那就是罗杰·弗莱收藏的非洲面具。我记得,当他买下这个面具并将之挂起后,我们都完全同意这是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恐怕大部分当代人士都会意识到,它比观景殿的阿波罗像更令人心旌摇曳。阿波罗像在重现世间后的四百年间,被奉为世界上最令人称奇的雕塑作品。拿破仑曾将这件梵蒂冈宝物掠往巴黎,这恐怕也是他最值得称颂的功绩。如今这座雕像已彻底被人遗忘,只有导游会领着旅行团过来看看,这些带队导游,已经成了古典文化薪火传承的唯一希望。
不管其艺术性如何,我都认为这尊阿波罗像体现了优于非洲面具的文明地位。二者都是精神的具象,传达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息——换句话说,那就是我们的想象世界。非洲人以恐惧、黑暗的方式表达想象力,在那个世界,人们只要触犯禁忌,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小失误,就得遭受极为恐怖的惩罚。而对希腊人来说,想象世界却充满光明与自信,他们的神明和我们自身相差无几,只是更加华美,诸神委身凡间,为的是教导人们理性与和谐之道。
正所谓巧言无益,希腊-罗马世界照样充斥着迷信与残暴行径。尽管如此,这些形象之间的对比背后仍潜藏着某种意蕴。这说明曾几何时,人类真正关心自己的肉体和精神,这种关心超乎他们为生存所作的日日挣扎,也超乎他们与恐惧的夜夜争战;人们迫切地发展这样的观念与感受,以追求心目中的完美理想——理性、公义、健美的形体,他们希望这一切都能完美平衡。人类通过神话、歌舞、哲学体系以及他们加诸可见世界的秩序,满足了这样的需求。他们想象力的结晶,也是一种对理念的表达。
西欧继承了这样的理念。此理念在公元前五世纪于希腊萌芽,毫无疑问,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创造,如此完备、如此令人心驰神往、如此令人赏心悦目,所以几乎原封不动地传承了六百多年。当然,其艺术最后变得刻板而传统。五百多年来,放眼地中海,你能看到的建筑语言、雕像、戏剧、神庙全都千篇一律,无论希腊、意大利、法国、小亚细亚还是北非,无一例外。在一世纪时,你若步入任何一个地中海沿岸城镇的广场,肯定难以辨认自己究竟身在何处,那情形,跟当今置身机场的现代人也差不多。那栋所谓的“尼姆的凯利宅邸”,其实就是在希腊-罗马世界随处可见的小型希腊神庙。
尼姆离地中海很近。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力伸展得更远,一直开拓到莱茵河、开拓到苏格兰边境。不过,当它延伸到卡莱尔时,已经略显粗糙,一如那雄踞西北前沿之地的维多利亚时期文明。当时的人们想必认为这是一个固若金汤的世界。当然,其中有些部分毫发无伤地留存至今。这座被称作加尔桥的高架水渠离尼姆不远,其坚固程度远胜蛮族的破坏力。此外,还有成堆的碎片,将阿尔勒的博物馆挤得满满登登。
“我用这些碎片撑住我的废墟。”(艾略特,《荒原》)
当人类精神复苏,石匠们又模仿这些碎片,为的是装饰当地的教堂,但这都是时隔许久的后话了。
发生了什么事?吉本洋洋洒洒写了六卷巨著,来论述罗马帝国的沦亡,在此我就暂时按下不表。但细品这一看似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的确让我们稍稍洞悉了文明的本质:看似复杂、稳固的文明,实则脆弱异常,随时可能被摧毁。文明的大敌又是谁呢?首先就是恐惧——对战争的恐惧、对入侵的恐惧、对瘟疫和饥荒的恐惧。人们出于恐惧而不愿建设、不愿种树,甚至不愿安排下个年度的农耕计划。还有对超自然事件的恐惧,这就意味着,人们因此不作质疑,不愿改变现状。古典世界行将就木之时,遍地皆是让自信荡然无存的无稽仪式和神秘宗教。再有,就是无聊,一种万事皆休的绝望——生活安适优渥的人常会有这种感觉。一位名叫卡瓦菲的当代希腊诗人曾写过一首诗,揣摩古典世界某座城市——类似亚历山大——的居民日日等待蛮族入侵的心声。终于有一天,蛮族拍拍屁股走人,祸害别处去也,城市逃过一劫,但城中居民大失所望——被入侵总比百无聊赖好吧?当然,文明的发展的确需要某种程度的物质繁荣,好让人们温饱之余从事休闲娱乐,但更重要的是信心——对所处社会的信心、对其哲学及律法的信心、对自身心智及力量的信心。加尔桥的建造方式不只是工艺技术上的一大胜利,更展现出对律法与纪律的信心。活力、能量、生命力:所有伟大文明或文明时期,都有丰沛的活力作为后盾。人们有时会认为文明存乎于细致感性及机智对话中,这些都是文明悦人的果实,却并非文明的组成部分。一个社会可以既拥有这些尔雅温文的特质,同时却仍僵化死板。
那么若有人问起,希腊与罗马的文明为何崩溃,真正的答案便是:它们疲态尽显。而最初涌入罗马帝国的入侵者们也是筋疲力竭。此类事件时有发生,他们似乎步上被征服者的后尘,在同样的弱点面前俯首称臣。他们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抱有高度敌意。我想他们大概懒得去摧毁罗马世界那些宏伟的建筑,但也压根儿没想过要去维修养护,觉得还是住在临时搭建的小屋里比较自在,让那些老旧宫阙自生自灭去吧。当然,人们维持正常起居习惯的时间比我们预期的长多了,向来如此。角斗士们仍在阿尔勒的竞技场中捉对厮杀;在奥兰治的剧场,剧目照常上演。即便到了公元383年,像奥索尼乌斯这样的卓越政治家仍可安然退隐,在波尔多附近的田庄一边打理他的葡萄园(即现在的欧颂酒庄)一边咏歌赋诗,和中国唐朝的士绅生活别无二致。
文明江河日下了好一阵子,但是在七世纪中叶,一股新兴力量崛起,它信仰丰沛、精力旺盛,并且决意征服其他文化。这就是伊斯兰文明,其力量源自它的单纯。早期基督教会在神学辩论上浪费大量精力,这场辩论持续三个世纪,期间充斥无边暴力,又极为精妙。但先知穆罕默德却宣讲历史上最为简单的通行教义;这赋予他的追随者无与伦比的凝聚力,足可媲美当年的罗马军团。短短五十年间,古典世界兵败如山倒,徒留其灰白骸骨,在地中海的碧空下兀自悲凉。
古老文明的源头断了根,而新文明若想生根发芽,就得面向大西洋。尚有希望否?有时候人们对我说,他们宁愿弃文明而就野蛮,我想他们大概没有真正体会“野蛮”的含义。他们和亚历山大的居民一样,觉得文明生活实在太过无聊。然而所有的证据都显示,蛮夷生活的无聊更是不可名状。撇开生活的不便与困苦不说,蛮夷生活是没有解脱之法的。同伴乏善可陈、无书可读、入夜之后伸手不见五指、没有希望,一面是汹涌的大海,另一面是一望无际的沼泽与森林。多么惨淡的生活啊,而盎格鲁-撒克逊诗人们对它早已不抱任何幻想:
“智者自知其可怖之处
大好土地白白荒废
而今许多地方高墙耸立
强风吹袭
冰霜凛冽;杳无人迹……
造物主让此地千疮百孔
这里没有人声笑语
徒留古老巨石。”
看来就算活在世界边缘的小屋里,也比在古老巨石的阴影下苟延残喘来得好一些——在那里,你随时会被新一波浪人洗劫。至少第一批西行的基督徒是这么想的。他们来自地中海东岸,那里是修道生活的起源之地。其中一些人曾定居在马赛和图尔;当生活日益艰险,他们想尽办法寻找康沃尔、爱尔兰或赫布里底群岛最偏远的地方。他们的人数众多,令人称奇。公元550年,一艘载有五十名学者的小船抵达科克城。他们在这里四处游荡,想找到一个安全些、并有小批志同道合之人的所在。看看他们找到了哪儿!立足于十二世纪法国或十七世纪罗马的伟大文明回顾这段历史,很难相信西方的基督教竟以斯凯利格迈克岛这种地方为据点,苟延残喘了这么长时间——差不多足足一百年。这座岛屿位于距爱尔兰海岸十八英里的海中,是一块巨岩之顶,海拔七百英尺。
浪人社会和这个闭塞的学术小圈子截然不同,那么浪人靠什么传承自己的文化?不是靠书籍,也不是靠建筑。答案由诗文可见一斑:黄金。盎格鲁-撒克逊诗人若要描述美好社会,就免不了要提到黄金:
“曾有过许多人
在黄金的闪耀之下兴高采烈
酒足后意气风发
骄傲展示战甲
凝视金银珠宝
凝视堆积如山的财富
以及熠熠生辉的琥珀”
浪人所到之处绝对少不了工匠;他们迫切地想赋予漂泊岁月一点定性,为粗鄙生活增添一丝美感,于是便将这些欲望一股脑儿倾注于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地中海艺术的对象是人,甚至更早的埃及也是如此。然而浪人们整日在野林怒涛中挣扎,他们挂心的是藏身密林的飞禽走兽,对人一点儿不关心。
他们对黄金及加工宝石的热爱,以及认为它们反映着理想世界及拥有某种神奇魔力的想法,一直持续到这段挣扎求生的时期结束为止。若说工匠拯救了西方文明,也不无道理。浪人可以带着工匠同行,金属工匠能制作华美的武器和饰品,所以他们和那些以诗歌赞颂勇气的吟游诗人一样,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对酋长来说不可或缺。
然而抄写书籍,需要更稳定的生活状态。不列颠群岛的两三个地方便暂时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安全保障,爱奥纳岛就是其中之一,安全又神圣。我小时候就住在爱奥纳附近,所以几乎年年来此,每次造访这里,就一定会感受到神的存在。这里并不像其他圣地——如德尔斐或阿西西那样,令人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但爱奥纳会让人感受到静谧和内心的自由。为什么呢?是因为遍照此地的光吗?与马尔岛阴郁的山地相比,这里地势平坦,还真有点希腊的味道,甚至有些像得洛斯岛。是因为那深紫色大海、白砂与粉色花岗岩的组合?还是因为那些传承西方文明的圣人留下来的遗绪?
爱奥纳之父圣哥伦巴于543年从爱尔兰来到此地。在他抵达前,这里似乎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所在,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这里更是凯尔特基督教的中心。据说这里曾有三百六十个巨大的石制十字架,结果几乎全数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被扔进大海。没人知道留存至今的凯尔特古抄本中,有多少是在这里抄写的,又有多少是在林第思凡的诺森伯兰岛上抄写的;不过不打紧,因为它们都展现出地道的“爱尔兰风格”。
这些抄本写得极为漂亮,那些清晰圆润的字母,记述着君临西方世界的神之真言。抄本的装饰极为繁复精美,古怪的是,负责装饰这些古抄本的人,似乎对古典文化或基督教文化的形式一无所知。它们都是福音书,但几乎不见任何基督教的符号,唯一的例外是象征四位福音书作者的东方式恶兽。人类出现时,形象简陋可笑。其中,还有一处特别注明“Imago Hominis”——“此乃人类之肖像”。然而书中那些纯用于装饰的画页,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瑰丽华美的抽象装饰艺术品,其精美细致让所有伊斯兰艺术品瞠乎其后。我们顶多看上十秒钟,然后就转而阅读文字内容,但试想一个目不识丁的人,若一连几周都没别的东西可供消遣解闷,那么这些画页在他眼中就有了一种几近催眠的作用。在爱奥纳装帧完成的最后一部书籍,或许正是《凯尔经》。没等《凯尔经》完成,爱奥纳修道院的院长便被迫逃往爱尔兰。大海变得比陆地还要骇人危险——北方蛮族出动了。
“如果每颗头颅都有一百条舌头,”一位当代爱尔兰作家写道,“也不足以描述列举爱尔兰人民因那些勇猛激愤的异教徒而忍受的苦难辛酸。”凯尔特几乎丝毫未变。但维京人可不同于早先的浪人,他们拥有令人啧啧称奇的神话,日后,瓦格纳更为其增添了一抹浪漫主义色彩。他们的符文石给人一种几近神奇的魔力之感。他们也是欧洲最后一支顽强抵抗基督教的民族,中世纪晚期的维京人墓碑一面刻着沃坦神的符号,另一面则刻有基督教符号——可谓“面面俱到,万无一失”。维京人的确残忍贪婪,但也在欧洲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些海盗不只是烧杀掳掠,他们的精神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说到底,这就是哥伦布发现新世界的精神。
若想找到代表大西洋民族的象征、一个足以与象征地中海民族的希腊神庙相抗衡的象征,那答案就非维京海盗船莫属。希腊神庙坚实沉静,维京海盗船则灵动轻盈。有两艘较小的维京海盗船留存至今,它们曾在葬礼上被用作死者的寝陵。其中一艘用于远洋航行的称为果克斯塔船,它在水中就像一朵不沉的硕大睡莲,这里展示的其实是一艘复制品,它曾于1894年横渡大西洋。另一艘是奥瑟伯格船,船艏雕饰乃是无穷无尽的波动,其韵律至今仍是伟大的罗曼装饰艺术的基础。此外,别忘了还有那脍炙人口的冰岛萨迦,我们不得不承认北方蛮族是有文化的,但那算不算文明呢?林第思凡的僧侣大概不会同意,阿尔弗雷德大帝不会同意,那位举家居住在塞纳河畔的寡母也不会同意。
文明不只意味着活力、意志和创造力,而是一种早期北方蛮族所不具备的理念。不过在蛮族横行西欧时,这种理念又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我该如何定义它呢?简而言之,就是对永恒的追求。浪人和入侵者身处持续不断的变动,他们不觉得有必要规划下次远征、下趟航程或下一场战争之后的事,所以从没想过要建造石屋或著书传世。普瓦提埃的洗礼堂,是唯一一栋自狄奥多里克陵的时代之后,保存至今的石造建筑物,它实在简陋得可怜。建造者努力想要用上一些罗马式建筑的元素,如柱头、三角楣饰、壁柱等,但他们对这些建筑元素的功用懵懂不知。不过,至少这栋建筑很坚固,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小窝棚。
我一直觉得文明人渴望时空归属感,所以时时刻刻瞻前顾后。为此,读写能力便意味着极大的便利。
五百多年间,西欧在这方面的成就可谓捉襟见肘。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便是:在此期间,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识字之人寥寥无几。查理曼学会了阅读,但一直没学会写字。为了练字,他将蜡板放在床头,却说自己抓不到个中诀窍。才智过人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到四十岁时才自修学会识字,还写了好几本书——不过,这些书籍大概都是在讲习时口述而成。许多伟人,甚至包括传教士在内,多半都是对着他们的书记员口述,至今仍是如此,这样的景象,在那些作于十世纪的画作中也时有体现。当然,多数高级神职人员都识字,早期抄本中最受欢迎(也往往绝无仅有)的插绘,是福音传道人的肖像。在十世纪,它们成为彰显这种几近超凡的成就的象征。在一块十世纪的象牙浮雕上,圣格里高利正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然而他本人却曾摧毁过多部古典文学作品,甚至整座整座地铲平图书馆,免得这些著作引诱世人,让他们从《圣经》上分心。在这一点上,他肯定还有很多志同道合之人。由于这样的成见与毁坏,前基督教时代的文学作品竟能留存至今,实在令人惊耳骇目。事实上,它们也不过是勉强过关而已。我们在九死一生之际逃过一劫,继承了希腊与罗马的文明。
我们是如何幸存下来的?尽管环境与机遇千变万化,但总体来说,人类智识的波动不大。数百年间,几乎每位有识之士都献身教会。而其中一些人——例如那位来自图尔的历史学家格里高利——更是睿智无比、少有成见。很难说凯尔特修道院中存有多少古代典籍。当爱尔兰僧侣在公元600年前后来到欧洲时,在图尔和图卢兹等地发现了一些罗马手稿。但修道院若想成为文明的守护者,也需要最起码的安定,而法兰克王国是西欧第一个安定下来的国家。
他们的安定来自战争。所有伟大文明早期都是以战场上的成功为基础的。罗马人是拉丁姆最有组织也最残暴的战士,法兰克人也一样。克洛维和他的继任者们不仅征服他们的敌人,还运用连现代人都觉得惨不忍睹的酷刑巩固自己的优势。征战、征战、不停地征战。在这些公元九世纪的插画中,马镫第一次出现,那些喜欢以科技来解释历史事件的人坚称这就是法兰克骑兵屡战屡胜的原因。有时候,我真觉得七世纪和八世纪就像一部演不完的西部片,加上早在公元八世纪就出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警长和治安官,让这部大戏更为生动;但实际情况骇人多了,因为他们没有丝毫骑士风范和侠义精神。但战争是必要的,若铁锤查理没能于公元732年在普瓦提埃打败摩尔人,西方文明也就根本不会存在;若是没有查理曼的南征北讨,就不会出现一统欧洲的理念。
查理曼,是罗马世界沦亡后第一位踏破黑暗的英雄人物,成了神话和传说的主角。亚琛存有他的圣骨匣,这是在他驾崩五百年后制作的,匣内装有他的一小片颅骨,充分反映出中世纪盛期对他的看法。若他地下有知,应该也会含笑九泉——黄金与珠宝。根据与查理曼同时代的传记作者描述,他本人其实和神话中的描述相去不远。他威风凛凛,身高超过六英尺,有一对锐利的蓝眸,只不过,他的声音尖细刺耳,留的是八字胡而不是络腮胡。他是个孜孜矻矻的行政官。被他征服的土地——巴伐利亚、萨克森以及伦巴第,都被治理得井井有条,超越了那个半蛮族化的时代。他的帝国是人为的产物,但认为他拯救了文明的陈旧观点,其实并不算太离谱。因为大西洋沿岸的世界正是通过他,才得以重新接触地中海沿岸的古典文化。他死后,帝国陷入一片混乱,但不再像先前那般千惊万险。文明终于站稳了脚跟。
他是怎么办到的?首先,在出色的教师兼图书馆员——来自约克的阿尔琴的帮助下,他搜罗群籍,命人抄写。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留存至今的拉丁文手稿只有寥寥三、四部,我们对古代文学的了解,全都拜查理曼开启的古书搜集抄写作业所赐,而几乎所有在八世纪时尚存于世的古典作品,都得以留存至今。通过大量抄写古书,查理曼的抄写员发展出历史上最优美、最实用的字体。所以,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者想找一种清晰、优雅的字体来取代复杂的哥特式字体时,便决定回归加洛林手写体。因此,这种字体大致上原封不动地流传至今。
接受了帝国思想的查理曼不仅研究古代文明,也仔细端详衰败古文明的古怪化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拜占庭帝国。四百年来,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人们生活唯一不受浪人影响的城市。它自称文明,也是当之无愧。君士坦丁堡涌现出一些历史上最臻完美的建筑和艺术品,但它完全隔绝于西欧之外,部分是因为使用希腊语言文字,部分是出于宗教分歧。不过,个中主要原因,是它不愿卷入西方蛮族的血腥斗争,因为光是东方蛮族就够他们头痛的了。总体来说,拜占庭与西方极为疏远,就连伊斯兰世界都比它更接近西方——毕竟,是伊斯兰世界为西班牙南部地区打下了文明开化的基础。三百年间,从未有一位拜占庭皇帝踏足罗马城。当伟大的征服者查理曼在公元800年造访罗马时,教宗加冕他为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完全不顾君士坦丁堡已经有一个名义上的皇帝。据称,查理曼事后曾说这次加冕是个天大的错误;或许他说得没错。藉由册封查理曼,教宗就可宣告自己的地位高于皇帝,这也成为未来三百年间征战的原因或借口。然而历史并不是那么好论断的,也许中世纪神权与世俗皇权的角力,正是欧洲文明得以延续的命脉所在。若任一方取得至高无上的优势,整个社会很可能变得像埃及或拜占庭文明那样死气沉沉。
查理曼从罗马打道回府时,曾路过拉文纳。拜占庭皇帝在那里兴建、装饰了一批豪华壮丽的建筑,他们自己却从未造访此地。查理曼在圣维塔教堂看到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马赛克镶嵌画像,发现紫袍加身竟是如此风光(我补充一句,他一向只穿朴实无华的法兰克式罩袍)。他回到自己位于亚琛(他因为喜欢泡温泉,而选择落脚此处)的住处后,决定仿造圣维塔教堂,作为自己的宫廷礼拜堂。这当然并非一件完美复制品,他的建筑师——来自梅斯的奥多,无法驾驭早先建筑的那种复杂性。但相比之前那些粗陋的石造建筑物,如普瓦提埃的洗礼堂,它实在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成就。自然,建造它的工匠和那些大理石柱一样,都来自东方,这是由于在查理曼的治下,西欧再次与外部世界互通有无。他甚至接受了《一千零一夜》中那位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敬赠的礼物,那是一头名叫阿布尔·阿布兹的大象,它在萨克森战死,象牙被制成象棋棋子,其中几枚留存至今。
查理曼帝国的版图北至丹麦,南抵亚得里亚海,他积累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惊人财富——珠宝、贝雕、象牙和珍贵的丝绸。但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书籍——重要的不仅是内中文字,也包括书中的插绘和装帧。皇家图书馆绘制的书籍无比精美,被送到西欧各个角落。在那个年代,书本极为珍贵,所以在装订时极尽奢华之能事,它们通常是以金箔、珠宝装点的象牙饰板。其中只有少数完整留存下来,但即便黄金和珠宝被盗,象牙饰板还是得以留存;近二百年中,这些具体而微的浮雕精确反映出当时欧洲的知性一面。
查理曼死后,帝国四分五裂,形成当今欧洲的雏形:西边是法国,东边是德国,以及洛塔林基亚——亦即我们所说的洛林——法德双方为了这个地方争夺不休。到十世纪,德国部分由萨克森统治者的后裔管辖,三位奥托先后被加冕为皇帝。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欧洲在十世纪进入了一个黑暗野蛮的阶段,几乎和七世纪时别无二致。之所以有此结论,原因在于他们是以政治史和文史的角度为出发点,若品鉴罗斯金所说的“艺术史记”,则会有大不一样的解读。因为让众人跌破眼镜的是,十世纪产生的艺术作品,其炫目、细致、精巧的程度不亚于任何时代。
在十世纪,基督教艺术已自成一派,其风格之后贯穿整个中世纪时期。在我看来,这个藏于亚琛国库的洛泰尔十字架是从古到今最动人的艺术品之一。十字架的一面装饰华丽,宣告其至高无上的宗室地位。珠宝和金丝围绕着奥古斯都大帝的浮雕,是世俗皇权的文明极致象征。另一面,则仅有一片银箔,但银箔上精工镌刻着耶稣受难图,其融合强烈苦楚的美感,更让其正面显得俗丽。这是一位伟大艺术家的极简巨作,一如马蒂斯设计的凡斯礼拜堂,但这件作品的情感更为浓烈,显然出自信徒之手。
我们早已习惯性地将十架苦像看作基督教的核心象征,难怪在得知受难图这么晚才出现在基督教艺术中之时,会如此震惊。在最早的基督教艺术中,受难图几乎从不出现;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十架苦像位于罗马的圣萨宾纳大教堂门上,但也只是被藏在人们几乎看不到的角落里。说穿了,早期教会需要皈依者,就这一点来说,苦像的作用弊多于利。因此,早期基督教艺术家着重凸显神迹、治愈以及那些让人充满信心的主题:如耶稣升天和复活。圣萨宾纳大教堂的苦像看上去并不讨人喜欢,表现手法也很呆板。早期教会硕果仅存的几件受难图皆是小心翼翼,以免引起信徒任何情绪上的联想。正是在十世纪,人们摒弃了欧洲长久以来的成见,让受难图成为基督信仰感人至深的象征。曾有人为科隆的格洛大主教制作过一尊塑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形象此后几乎未曾改变——双手上扬、头颅低垂、身体痛苦扭曲。
到了十世纪,人们不仅意识到耶稣受难的肉体意义,还能将之升华为仪式。书中的插绘和象牙雕刻首度呈现出对弥撒象征性力量的觉醒。请看,这帧书封浮雕上呈柱状排列的人物,在望弥撒时是何等庄严肃穆。他们不就是新体制的中流砥柱吗?
这些充满自信的作品显示出,在十世纪末叶,欧洲涌现出一股优于任何国王或皇帝的势力:教会。你若拦住当时的普通居民,问他是哪国人,那他肯定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他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位主教的辖区。教会不仅是组织者,更是人性化的。注视奥托王朝时代的象牙雕刻,或十一世纪初叶,人们为希尔德斯海姆的贝尔瓦德主教制作的壮观铜门时,我会想起维吉尔那段赫赫有名的话——他在融通古典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方面居功至伟。维吉尔笔下的英雄埃涅阿斯遭遇海难,深恐自己身处蛮夷之境,随后他环顾四周,看到一些浮雕,于是说:
“这些人有悲天悯人的胸襟。死生无常之事,会令他们心悸。”
人,不再是“Imago Hominis”——“此乃人类之肖像”,而是拥有人性冲动和恐惧的血肉之躯;也拥有了人性道德观,以及对上帝的信仰。时值公元1000年,在很多杞人忧天之士担心世界末日来临之际,蛮夷浪人漫长的霸权时代终于画上句号,西欧即将进入第一个伟大的文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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