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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汪洋到了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的海关入口前。他伸出手穿过几个高大斯拉夫人身体间的狭窄空间，将手掌大小的暗红色本子递给接待员。接待员面无表情，翻开护照，点点头。现在他只需要接受那个坐在海关闸口的透明玻璃小格子里的正式官员的检查——谢天谢地，汪洋终于排上队了——这里的海关是个漏斗，泪水、汗液、空调灰尘和飘着的西瓜酮混合出了新的味道，一种红眼航班的味道，一种沸腾的海水的味道。
海关官员是个年轻人，金色中发，穿着深色制服，上衣口袋里插着三支颜色不同的圆珠笔。他从没用过这三支笔，但他喜欢它们在胸前的碰撞，假装那是勋章。护照穿过玻璃挡板上仅有的狭小开口，落在桌上发出啪的声响。海关官员抬起头，左眼挑起，眉毛上多了三道弧线，眼神里既有无聊也有困惑。接着他扭头看向汪洋身后不断延长的队伍和不停沸腾的海水，叹气摇头，无可奈何。
汪洋走进机场大厅，这里没有座位，甚至很难说是大厅。旅客来来往往，像他一样的疲惫、苍白、不知所措，仿佛置身于迷宫，脚步声在圆顶下重叠。巨幕玻璃外的鸽子咕咕叫着。跑道路灯发出浅黄亮光，流过车窗，一旁的地勤穿着反光马甲，看见航站楼里的影子。过去的十二小时，汪洋一刻也没睡着。他靠着墙，用力吸气，面前只有一条路。
一条笔直、狭长、铺着花岗岩、吊顶灯管照明雪白的路。成串的指示牌黄底黑字，游客抬头就能看到。俄英双语，偶尔出现阿拉伯语、简体中文和法语。但这条路不通往任何地方，确切地说，不通往登机口。
它的尽头是免税店。一个正方形透明区域，围了圈红色招牌。店内挂着迪奥和香奈儿的海报。接近三米高的约翰·德普捧着吉他，双手被篝火染成橘皮，脸上有米色射灯的圆环，盯着走过的顾客。五号香水和德普一样高。
汪洋走进免税店，听见购物推车车轮的响声，出现在左边，沿着弧线，慢慢移动到右边，旋转。当他们走过货架时，他们就去抓上面的东西。有人拿着帆布袋，上面印着张笑脸，圆滚滚、胖乎乎，纯粹的卡通形象，看不出族裔和性别。汪洋猜测它可能是个男性，因为它的短发，当然他也知道这样的猜测非常冒犯。它的样子欢快、可爱，缺了一口牙，表现出某种愉悦的同时又带着人畜无害的愚笨和童真，随着布料滚动。他在玻璃瓶中翻阅，找出一罐蜂蜜，放进包里，接着在四排彩色纸盒子里寻找。汪洋往前走，从指示牌下经过，进入道路转角，看见一些日语罗马音。植村秀，汪洋这认识它。他听实习生们聊起过这个牌子。
这是《调性》杂志社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实习生们会一起去聚合大楼旁边的购物中心的地下广场吃午饭。那是个下沉式的圆形空间，开着十四家餐厅和两家花店，香水专柜间穿插着面对年轻市场的设计师服装品牌，但还没有哪个品牌能从地下一层搬到地上一层。经常有人从那里带花回来，而这些花会在之后一周被陆续丢进垃圾桶里。午饭期间，实习生们会针对未完成的工作以及一切从正式员工，也就是编辑，手里兜兜转转来到自己身上的差事展开讨论，其中谈到的最频繁的事是在实习生们看来毫无必要的、编辑口中的“实际错误检查”，编辑们用来称呼撰稿人作品里真的需要被删除或修改的字眼的词语，和“校对范围”、“文本流”、“软拷贝”、“硬拷贝”、“开发”、“发展性编辑”一起享有一本专门用来解释含义与工作场景的薄薄的白皮书。在这项工作中，实习生们只需要将他们相信的撰稿人写作过程中犯下的错误和Word文档的自动拼写检查功能认为的“错误”区别开来，然后用不同颜色的下划线进行标记——关于下划线颜色使用的具体细节写在他们入职时人手一份的《格式规定》的pp12~14——再然后把被标记文档副本和原始文档都用电子邮件的形式转交给领导他们的编辑。
不少实习生认为，此举极为低效，因为通常撰稿、编辑、实习生们都在同一个区域办公，有时实习生的工位还会被安排在撰稿旁边。他们可以直接询问撰稿关于文档的意见，效率应该会大大提升，减少编辑所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只有极少的撰稿有专属的助理编辑和主编，相比于待在聚合大楼，他们把更多时间花在了机场。但实习生和撰稿直接进行沟通的行为在《调性》内被明令禁止。所以，针对这项规定的抱怨总会在实习生们的午餐探讨达到对话高潮的时候忽然插入，把他们抑扬顿挫的语调和脸上露出的更多在青少年讨论政治问题时容易出现的不甘推向一种隐而不发的愤怒。这些与他们小心翼翼的用餐姿势和干净清晰但环环相扣没有尽头的说话方式形成极大对比。
他们几乎总是穿着比地下广场里像树杈那样包裹着餐厅的设计师品牌售价更高的衣服，极为克制的黑白灰，以在大学时会被同寝嘲笑为过分正式的姿态向共进午餐的每位同事传递他们心中的《调性》应有的调性。汪洋曾在他们结束午饭回到四十一层后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点外卖的问题，那样他们就不用把用抓阄的方式选出今天中午谁先在编辑的瞩目下离开工位，走进电梯，下沉到0层大厅，穿过马路沿江岸走十五分钟去到地下广场，接着孤零零地站在广场中央的褐色正方形瓷砖上给他认识的每个同僚发消息问他们是否有意参加团体午餐并且确定餐厅是哪个当成是每天早上的第一件大事，也不用在午餐时忙着感谢他人的帮助。并且原本汪洋有更多的，很适合放进《调性》只有一页的日常版面，再不济也能为内容大纲增加点乐趣的问题，譬如，什么时候该做出是否参加聚餐的决定？为什么他们选择的简餐远远多于正餐？怎么判断中午该吃沙拉还是碳水化合物？如何计算盘子里的蛋白质上的酱汁的卡路里总数？还有一些更加衍生的话题，诸如，那些餐厅怎么样？值得排队去吃一顿吗？你真的会往《调性》上投放写他们的文章吗？还有什么餐厅是他们从来没有踏足过的？他们是更愿意在第一时间赶到新开的餐厅还是愿意等待评价后再择日而定？从体重管理的角度看，奶茶和淀粉摄入哪个更负面？一个人吃饭不行吗？火锅呢？一个人逛超市呢？一个人看电影呢？一个人逛游乐园甚至搬家呢？为什么你们更喜欢迪士尼而不是欢乐谷？该怎么看待烟花对郊区空气质量的影响？电子书还是纸质书？有多少是本地人？放在客厅的懒人沙发到底该花多少钱？如果非要比较，是做工还是设计更影响你买衣服？你更喜欢哪个编辑？因为他的性别？为什么申请了《调性》的实习岗位？为了留在《调性》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以及为什么非得是《调性》？为什么你觉得选择一种你相信的生活方式如此重要？还有就是你真的相信这里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吗？
但是没有实习生回答汪洋的问题。他们总用腼腆的眼神看着汪洋，支支吾吾，以最无可挑剔的无害的语气回避汪洋的问题，极力掩饰着内心对那些提问的反感。这时候，汪洋知道，该回到工位继续修改报道了。
实习生在过道里慢慢形成了松散的团块。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实习生们总喜欢站着，除非有哪个编辑走进团块，坐进墙壁里——墙上有个内嵌的圆角矩形，内侧裹着红色编织面料，可以坐两个人，很安静。甚至，老实说，安静地有些诡异。人们在坐进去的一瞬间就会意识到，四十一层的噪音是种虚构，声浪之下没有任何东西——否则他们不会坐下。
一位发行编辑实习生站在团块中心，穿着很有趣的纪梵希西装。纯黑色，没有扣子，取而代之的是一枚回形针样式的锁扣，一块银色金属，连接着流苏下摆。她加入《调性》的时间只有三天。人事经理亲自带她走进了四十一层，什么也没说，也没对她漫不经心的态度做出评价。她站在办公区通往电梯的直角上，左手叉腰，右手甩着工牌。人们的脸滑过工牌表面的透明塑料。现在，她嚼着口香糖，没摘耳机，戴着玫瑰金手镯的右手伸出几根手指托住脸部弧线，微微侧头，看向窗外，想要做出那种只会出现在广告摄影模特脸上的遥远和不在乎的眼神，并同时保持微笑，看着极为可笑。接下来的几天里，编辑们肯定能听见实习生的嘲讽。她身边围绕着两个助理编辑实习生和两个版面编辑实习生，看得出来其中一位刚刚分手，下了极重的眼影盖住红红的眼眶，以至于看上去有点像两个大号黑眼圈（更多出现在从更高的楼层意外走下来的员工的脸上）。发行编辑实习生忙着安慰她，把手放在了她的背上，从发行编辑实习生的表情不难看出，她讨厌普拉达。时尚板块的实习生喜欢待在团块外围，穿着刚刚收到的样品，享受来自团块内的隐约羡慕。截止目前，团块里还没有男生，可编辑却奇怪地由男性占据了主导。
发行编辑实习生说话时的声音很小，汪洋只能勉强听清。她在讲述一些交往中的细节。很显然谈论自己的男友可以取悦构成团块的大部分人，同时又不会触怒余下成员，至少在表面上不会，并且也不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哪怕她的确在谈论极为具体的细节。他在距离聚合大楼不远的金融公司上班，刚刚升职成了投资经理，就在恋爱纪念日当天（礼物是这个手镯。她相信她们明白她的意思，正用小拇指摸过手镯表面，大概螺丝钉内凹的触感就是它的价值）。他们没有回家，在能看到江景的酒店订了间高级大床房。我的体脂率是20%，她打开回形针扣子，露出腹部两侧带着阴影的线条。西装夹克里面还剩一件灰色运动内衣，勒住下胸廓的松紧带上没有商标。实习生里有人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是Lululemon。她脱掉套装西裤和高跟鞋，赤脚走到窗边，接着脱掉内裤，在床上坐下，立刻往屁股底下垫了个鹅绒枕头，看着江景，不准男友脱掉白衬衫和裤子，要求他跪下来。她以前有过直接往时尚界发展的念头，她所在的尔湾分校有很多同龄的女生想要这么干，是一种显著的潮流，她觉得自己不应该放弃。于是她尝试了几个月，仅靠苦菊和圣女果活着，每天花一小时在健身房慢跑，偶尔在沙拉里加几片薄切的生三文鱼。很快，烤焦的蛋白质气味就填满了她的梦境，她会因此惊醒，感觉血液被抽空了，然后没来由地开始哭泣。几天后，她去找了心理医生，医生让她停止节食，给她开了维生素片，装在一个透明的橘色塑料瓶里。这让她意识到自己没法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也让她感到难过，好在，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她已经瘦了下来（具体原因是焦虑、忧郁还是自律并不重要，当时她的室友成功靠着健身照片在Instagram上积攒了十二万粉丝，每天都会收到他们发来的和挂在她卧室墙上的海报高度相似的照片）。之后她再也没允许自己胖回去过。她说，男友花了很长时间，而那感觉十秒不到就从她的身体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显得过去的半小时出奇漫长，非常漫长，漫长得我必须想些更严肃的问题才能打发掉它，她说。
什么问题，时尚板块的实习生问。那个问题是，她环视四周，看见有编辑抬起头，双眼像水面上的浮草，脸上有不解和困惑，但很显然不打算阻止她。那个问题是，我该不该找个女朋友。实习生们笑起来。笑声有很多种。有些被捂住嘴的手变得模糊，有些很细碎，有些掺杂着食物尤其是干酪的气味，但都很克制，没有咽喉抽动的声音，也没有大口吸入空气而不停咳嗽的声音。接下来的一瞬间，笑声突然停止，实习生们看着别人，目光谨慎而充满疑虑。他们中大部分人把手指放在了嘴唇上，变得严肃，变得沉默，变得深思熟虑，似乎为她的问题触动。他们都很聪明，来自名校，考试成绩极为出色，而且极为擅长价值分析类的问题。所以他们更有可能在思考，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出发，刚刚的故事为什么好笑。或者，他们该怎么回答，他们是不是可以回答，以及，性爱和女同性恋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是说，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为什么不自己试一试呢。没准这才是我该有的样子。”她说，“不管怎样，我很高兴我在这里。”
“你是说聚合公司还是《调性》？”
“当然是《调性》。”她回答，“聚合公司太大了，我还没去过更高的楼层。”
“我去过一次。”分了手的实习生说，她从背后感到了热量，“和我们这里不太一样。那里什么也没有。”
“但是《调性》什么都有，尤其是年刊。”另一个助理编辑实习生说，“我希望我能留下来，至少要留到年刊发行的时候。”
“后来发生了什么？你还没把故事讲完。”终于，有个男性实习生加入了团块，年级更大一点，老老实实地挂着工牌，没有把它别在腰带上，然后把腰露出来。他在其它传媒公司工作过，是本地人，而且有辆宝马M4，是父母出钱给他买的。他拿着一盒沙拉，沙拉表面铺着满满的薄切牛肉，撒着白芝麻，还有棕褐色的尼斯酱。它看着太不像沙拉了，有些实习生心想，接着是一段背景里有键盘声和交流电嗡嗡声的沉默，那些声音哪里都有，已经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了。“而且留在《调性》很困难，留在聚合公司就容易多了。你总是可以选择其它部门。”他继续说，透过他咀嚼牛肉片的口腔。从看向他的实习生的脸上，汪洋看见了一些发自他们内心的，他们更愿意保留给自己而不是直接说出来的不满，并且他们陷入了更加复杂的思考。他们不会回答他的问题，连试都不会试一下，因为他们讨厌他，功利、世俗、一点问题里潜在的凝视，或者他身上淡淡的汽油味和他对直列六缸发动机的痴迷——有几天，当他开车驶过地下停车场出口时，他会故意把车搞得很响；就是那种一串，也有可能是接连好几串的“哒哒哒”的爆炸声；这不会惊动坐在拦车杆旁的玻璃隔间里的保安，他们很少从手机屏幕里抬起头，只会惊动站在人行道上抽烟的实习生们——但是他们也不会拖长音节，简单地回答“那—好—吧”。他们不想这样，态度上太过敷衍，又太过明显地展现了好恶，消除了他们想保持的神秘感。他们认为神秘感是《调性》的关键词，而且契合《调性》自带的早熟的世故。
“没什么。”她回答，“我只记得早餐还不错。”她边说边往茶水间移动，团块跟着她，像风中蛛网，在松弛和紧闭间变换。“对了，你们看到发行办公室的新一期样刊吗？他们给植村秀拍得产品图太好了。”
那是渲染图，汪洋的嘴无声说着。他弓背向前，双手手指皆在键盘上摸索，透明的网格从他的眼膜中略过。白光和文字在其中弥散，光标跳跃着。他直起身子，伸着懒腰，看见实习生坐在会议室外的长椅上继续吃沙拉。一滴酱汁从塑料叉子间隙落下，滴在黑色皮料上，缓缓流淌，形成一道C字形曲线。他，还有那群叽叽喳喳的刚刚摆脱青少年身份的男女和汪洋一样，受过体系化的人文本科教育。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件好事。《调性》杂志社的实习生们似乎是来自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享有相似的出身、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观点，就像冥冥中的安排。这一现象在汪洋成为《调性》成员后的第一批实习生中就有体现。偶尔，在经历好几届实习生后，他们会迎来一两个不太一样的新鲜血液。譬如，被头戴式B&O隔绝了外界声音的格蕾雅。她正坐在工位上小声哼唱着。
汪洋不知道格蕾雅到底叫什么。像汪洋认识的绝大多数留学生那样，格蕾雅把自己的中文名锁了起来。但汪洋知道格蕾雅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这写在她的简历中，人类学和艺术史双专业。并且他听格蕾雅提起过，她原本最想去的大学是哈佛，曾在一封发给哈佛大学招生委员会的电子邮件里用“我的女神”称呼它，并在进入哈佛大学RD阶段的“准备名单”后，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每日都会经历的惴惴不安。这很少发生在她这种人的身上。她很少感觉痛苦，极少哭，在她目前的整个人生中，真正的哭泣可以说只有两次。一次是收到哈佛大学的拒信，另一次是和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前男友分手。但她在芝加哥大学过得也不错，觉得除了冷，那里不像传闻中可怕。她喜欢用带亮片的眼影，会用粉底，但很少打腮红。长发的金色明显是漂白的结果。她就坐在汪洋旁边的办公桌上，和汪洋隔着一个透明挡板，两腮鼓鼓地盯着电脑屏幕。汪洋甚至能看到她脸上被粉底压得卷曲的细小绒毛，很白，带点粉色。最近她一直在“头发该染什么颜色”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湖蓝色与勃艮第红色正角逐“下一个发色”短名单提名的最终位置。结果可能取决于潘通年度颜色，也可能取决于《调性》的时尚版面，不过最大的可能性始终是她会找个只能预约上门的明星工作室把两种颜色都放到头上。如果不满意，她还可以漂白重来。公司里很多人羡慕她的发量，经常私下夸她，也有很多实习生有着和她类似的纠结，未必是发色，也可能是第二天约会要吃的法式甜品的风味取向筛选，是要杏子酱还是柠檬酱？是要更多柠檬皮还是柠檬汁？再者干脆回归苹果和蜂蜜？或者是时尚与荷包容积的悖论，困顿于经典、潮流、复古形成的闭环中。
事实上，融合公司的很多高级分析员都觉得《调性》的实习生们恰恰是最受《调性》影响的群体之一。汪洋还经常听到格蕾雅是实习生里最努力的人的说法，原因大概率是她必须用努力来掩盖自己难以写出一个简单陈述句的事实。这一问题在留学生里变得越来越常见了。纯正学院派带来了精英派头的同时也带来了艰深学术用词和复杂从句语法的枷锁。她很努力，每天到达公司的时间比大部分实习生早小半个小时，过去半年没请过假，积极找人寻求写作方面的帮助，看上去迫切想要留在这家杂志社。如果不是她用来装Macbook Air的背包的表面全是深棕色双字母印花，并且她经常从包里掏出一个典型萝卜干形状的口红，如果不是汪洋知道她的父亲掌握的大型食品原料供应企业正在为绝大多数主流甜食生产厂商提供反式脂肪酸含量极低的氢化植物奶油和口感接近餐厅现做热巧克力但不含白砂糖的甜菊糖苷-玉米淀粉可可脂合成巧克力糖浆，并且很快将与聚合公司新推出P2C平台进行深度合作推出他们首款“0糖，0卡，0罪恶”3.0时代甜食{迄今没人知道1.0和2.0时代是什么【汪洋第一次听到3.0的时候正在吃它的样品，并且觉得样品长得像块用石头，有着灰色的起皱的质感介于奶油和煮熟了的土豆间的口感。据悉原因是当时他们还未找到合适的抗氧化剂，在防止外壳变色又不改变味道。不过它的内里确实精妙，犹如新鲜苔藓在舌苔上肆意生长，只可惜甜得发麻，一下子不能吃太多（食品科学家们在正式版里显著降低了甜味剂的比例，生产样品时他们对于这种甜度是蔗糖一千倍的新型化工制品还不足够了解。他们忘了甜感不仅涉及舌头和受体，同时是一种精准、微妙、与快乐息息相关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引发满足、富裕、心安理得。）。所以汪洋只咬了一口。他垂下手，把蛋糕放回盘子里，用膝盖垫着盘子。蛋糕在潮解，从空气里吸收水分，表皮变得湿润、滑腻，最后会从固体融化成一滩夹着颗粒状软团的非牛顿流体。它变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汪洋感到了被催促的错觉。他可以想象成品将被设计地多么精致，像一盆如陶瓷般光滑的浅色玫瑰，催生着消费者的罪恶感。他们必须吃得足够快才能抵消由此产生的焦虑。他看向站在自己身边的服务员，意识到他一直盯着自己，注意到他制服马甲领边别着的海绵小球。它是黑色的，很好地与马甲的黑色融为一体，只是反光稍有不同。服务员大多戴着这个海绵小球，站在每个手捧样片的人身边，让本就足够拥挤的环境变得更加拥挤。冷风从一边吹进汪洋坐在的阴影之中，让他起了鸡皮疙瘩。服务员们站着，视线扫过在场所有人，观察反应、语气、细微动作。他们眼里的一切更像是网、地图、直线交叉的坐标系，而不是具体发生的事情。但是有人嚼着口香糖，有人感觉头疼，有人捧着《调性》，倒映在银灰色的镜面里。《调性》的油墨闪着金属光泽，颜色严格遵循莫兰迪的方案，封面是个穿着海军大衣的英俊男人，捧着杯咖啡，坐在长椅上。他背后靠着的清水混凝土是美术馆的外墙，身边有一扇半开的木门，门边停着复古造型的钢架自行车。他在笑，嘴角的弧度很自然，给人以无忧无虑之感，同时他又如此成熟，修长的手指和脖子，膨胀的血管，下垂的白色短袖领子，线条柔软而流畅，散发着吸引力。还有一抹阳光照在他头顶。】，但是这不重要，汪洋已经习惯了这种广告策划部有太多的命名方式了}，母亲忙着为人工智能插画网站的社区规则提供版权相关法律咨询服务的同时从中拿到了分红，汪洋可能会相信她的努力并从中发掘一点值得欣赏的精神。
格蕾雅优雅、休闲、自然。“具备女性特有的自信”，现任主编时常这样夸她，而她会说谢谢。如果她没有躲开他放在肩膀上的指腹长有老茧的右手的话，她的感谢可以变得更有说服力。与此同时，这个小动作与她大方的笑容和微微前倾的身体角度极为不符。看见了这一切的汪洋就站在他们不远处的离茶水间最近的办公桌前，刚刚把手写大纲交给另一名实习生，希望他能整理成电子文档，接着他们斜上方的墙壁直角中的摄像头。反射被光滑球面拉伸成了奇怪的形状。
实习生办公桌上的刷步数神器工作着，来回摇摆，静音电机有节奏地、持续地响着。《调性》的办公区域整体来说是个大正方形，连接着诸多形状各异的小几何体，它们符合某种可被欧几里得和黄金分割原则解释的美学。Outlook新收到的两封邮件从显示器右上角浮现，实习生赶忙调整坐姿，人体工程学椅的气压杠杆吱得叫了一声。新风系统在他头上运转，吹动出风口的深红色塑料条带。一团废纸从他手边滚落，分毫不差地掉进铁制垃圾桶中。垃圾桶是空的，纸团掷地有声。这里是聚合大楼第四十一层，一个几乎完全透明的空间，超白玻璃和磨砂玻璃分裂了地面，铺着人造羊毛材质的灰色吸水地毯，LED灯光的色温固定在6500K，唯二的绿色盆栽放在会议室的深色橡木桌上。阳光从东南面的落地窗照进来，穿过玻璃间的缝隙，留下线的痕迹。封面编辑盘腿待在区域尽头，缩在藤制摇椅里，脊柱弯曲，背靠软垫，坐着尾椎骨。他的嘴角抽动，深陷眼前的平面几何色块与漫画肖像的组合之中。藤椅向上是玻璃的夹角，装着摄像头。它正缓缓移动，扫过一片扇形区域，在另一摄像头的区域边界停了下来。
《调性·时尚》板块的主编办公室里坐着赵佩妮和她的实习生。桌子下她双腿交叉，露出吉米周高跟鞋，脚踝很白，像是能看到皮肤下面球状的骨头。她交换了双腿交叉的次序，丝绸面料摩擦皮肤，把裙子两侧的开叉提到了膝盖以上。她一边无端联想着便士的发音，一边听实习生向她汇报新一周的样品清单。她的手指抵着嘴唇，很难让人觉得她没有舔舔它的念头。现任主编和格蕾雅的对话还在继续，摄像头反射中的距离忽远忽近。人事部门一定可以找到很多解释这件事的角度，汪洋想，尤其考虑到他们找了家专门的法律顾问团队接手性骚扰案件。额外安装监控摄像头正是他们给出的建议。这种配备红外传感器和索尼一英寸工业高速CMOS的全时设备可以确保即便办公室一片漆黑，也不会有任何一只老鼠能在办公桌上为所欲为。即便真有什么人瞒住了它们，安保部配备的新的荧光剂和紫外灯也能从中找到证据。然而关于是谁负责保管它们的录像和是否有人二十四小时盯着它们的录像的问题依旧没有获得公司的官方解答。有小道消息称，为了管理数千个摄像头每日产生的海量数据，公司租赁了城市郊区的一家服务器农场。他们会派人上门拷贝数据，清空硬盘。之所以叫“他们”，是因为这是一家员工约为二十人的全男性组成的小型公司。不过汪洋不觉得格蕾雅会引发需要法务团队介入的纠纷，并非因为她长得不够好看，汪洋知道，好看与否不能作为判断性骚扰是否成立的不管是实证还是逻辑上的因素，两周前公司特意举办的主题说明会上重复提到了这点，况且就汪洋的观察而言，格蕾雅是个相当好看的实习生，比这里的绝大多数实习生都更加好看。她和汪洋身高近似，有健身的习惯，喜欢白色丝绸衬衫和黑色牛仔裤，通常麂皮长筒靴也是黑色的——这里的气候使她在绝大多数时候不用穿太多——而是因为，汪洋认为，现任主编迄今为止无所作为，没有将幻想，幻想格蕾雅躺在丽思卡尔顿酒店大床房的纯白床单上，伴随着潮湿的抽插声和他讨论康德、古登威泽尔和纪尔兹关于“内卷”的具体解释，落地窗下车水马龙，国金中心散发着钻石光芒的场景付诸于现实，从而害自己陷入性骚扰纠纷里的理由与他自身的能力无关。他有勾搭异性的充足经验。在《调性》上一轮实习中有人声称看见现任主编带着实习生去了酒店，而他那时只是助理编辑。
尽管王柏（bai）林平静得像是无事发生，但主编还是要求他前往第二十七层的人事部。他坐在人事经理办公桌前的转轮椅上，每次轻轻转动，都会在地毯上留下一道不深不浅的印记，膝盖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向前，做出尊重中略带讨好的表情。办公桌上有个拉丝不锈钢制成的圆形烟灰缸，经常被人当成是宠物狗食盆——巧的是人事经理确实养了只宠物狗，他和格蕾雅提起过，和她一样，养了只金毛——它的表面现在被扭曲的倒影占据了。人事经理对王柏林的姿态表现得无动于衷，但他接受了王柏林的解释，说自己只是带着实习生替美食版面被困在上一个主厨采访中的美食记者走访柏悦酒店的新餐厅。接受这只是一起职权重合事故比开始一场调查容易得多，何况王柏林的实习生并未对此提出异议，美食记者也还未从被迫停职中返回。人事经理没有更多问题，送王柏林离开人事楼层。
在汪洋记忆里，这引发了一系列后续争议。起初，只有少数几个实习生在谈论人事经理做出的决定。他们站在茶水间，各自倚靠桌子或墙壁，身形犹如扭动的纸条，举着马克杯。杯子的颜色很多，像一串楼层中央漂浮着的气球。立顿商标露在杯子外面，棉线被染成了棕红色，留下水痕朝地面延伸。汪洋从手冲壶的水柱里看到他们的影子。
他放下水壶，在桌前坐下。咖啡液面上有个气泡在旋转，表面跟着影子的窃窃私语不停颤动，突然破裂。他们的声音变小了一点，但汪洋还是听得足够清楚，能辨别他们分别是谁。他可以现在就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打断他们的闲谈，再把领导了这场闲谈的人单独叫进会议室，用无可辩驳的理由和职权优势，一半玩笑一半警告地告诉赵婧彤不要再对人事经理发表什么看法，尤其是关于职场性别不公、女性歧视和性骚扰的那部分，顺便还能打听一下她为什么想在这时站出来大肆传播观点，还是说她想从中获得什么。看在人事经理很少找自己麻烦的份上，汪洋知道，这么做能减少人事经理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要面对的麻烦，而且他还知道，人事经理现在要对付的麻烦已经不小了。尽管在《调性》以及除开聚合大楼第六十六层外的绝大部分员工看来，甚至包括人事部本身，人事经理活该处理现在的麻烦。他们会说，从公司高层的角度出发，人事经理需要面对的不是麻烦，而是亟待完成的事项。这么说也没错，归根结底，那只是一场内部会议必然会得出的结果而已，早在人事经理听说会议的大概内容，刚刚看到邮件通知，要从被磨砂玻璃封闭起来的办公间出来，走向位于六十六层的大会议室前，他就知道结果是什么了。
他一直不喜欢大会议室，6606是个在他眼里有点古怪的数字，并且虽然那里有个长方形的巨大落地窗，能看到西边江面的美景，天气好时，阳光洒在水面上的样子就像块金箔，通风系统的噪音永远更吸引他的注意力。他总可以在吹出金属栅格的气流里找到让自己不舒服的嗡嗡，接着注意到围绕着会议长桌的椅子转动时发出的滋滋声，再因为与会人员用干擦马克笔在白板上写字时持续不断地尖锐刮擦而起一身鸡皮疙瘩。和大多数人相比，人事经理的鸡皮疙瘩有着奇怪的特质，每当它们与人事经理每天穿着的白衬衫（他有十件一模一样的白衬衫，每日更换，并且一定要在每周三将要换下来的白衬衫送到离家最近的干洗店）发生摩擦，人事经理注定会感到疼痛。一种锐利得仿佛神经末梢突然开始不停自我鞭打的疼痛。不仅仅发生在肉体层面，还发生在他心里。
那天，人事经理坐在靠墙那一排的座位，将尾椎骨贴着培训椅的塑料，忍受着参数化分析小组成员喋喋不休，努力在公司高层面前维系住注意力，生怕它忽然涣散。与此同时，他知道他最在乎的人看不到他的努力，因为他一直背对着自己，姿势从会议最开始就没变过。他的脊柱像一条拉直的金属，颅骨两侧被切削过一般，平平地往下，肌肉没有一丝颤抖。参数化分析小组成员设计的全新人事工作构架使人事经理痛苦，他们写下新内容的速度比自己的阅读速度还要快。一串潦草的中文、大写英文字母、德语长单词和数字符号。即使他们没有解释他们是如何从蚁群和蜂群中获得灵感的，如何将个人意志纳入复杂的整体系统进行考量，如何确信波尔茨曼的观点将以“涌现”的方式赋予系统本身一种难以用语言解释的目的性，人事经理也看得出来，他们的设计和传统人事管理办法没有一点相容的地方。他们不考虑那些在人事经理刚刚进入聚合公司时需要学习的东西：人性，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人性的复杂，并要将这与企业联系起来。但对那串写在白板上的文字来说，人性并不存在，人只是承载自我意识的单位，而自我意识是种幻觉，进化过程中意外诞生的幻觉，与智慧无关——钠离子、钾离子乃至神经递质与智慧的关系都更大一点——足够复杂的系统能自发地涌现令人难以理解的高度智慧的东西，因此系统自身的复杂度比个体重要得多。人事经理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漂浮着的已经剥开的大核桃，这时，楼下不远处的城市环岛中，汽车的喇叭响起来。
这是个好天气，人事经理看着窗外，苍蓝之下只有寥寥几片的尾部拖着细丝的云朵心想，连疼痛都缓解了不少。阳光洒在江面上，像块被七十度弯折起皱的金箔。紫色鸟群从窗前略过，贴的很近，让人能看得清它们略微有些发白的腹部和透着矿物色泽的羽毛，似乎也能听到它们扇动翅膀的声音，以至于人事经理注意到，他一直关注的人这时动了。颈椎两侧的肌肉推动他的脑袋，以肉眼非常难以察觉的速度朝左偏移，最终停在一个能确切看到窗外但又能继续聆听会议内容的位置上。像人事经理一样，他也在观赏鸟群，并从它们不停变换的阵型中得到不算罕见的感悟。在不同的人那里，这种感悟不尽相同，对人事经理来说，它是个有关职业危机的问题。为此他思考良久，久到思绪穿过颅骨，离开身体，飘向足以俯瞰大地的A350的机翼上。他坐在那儿，当王柏林被要求来对他陈述时，他就坐在那儿，双脚悬在机翼外侧，脚下是钢化玻璃碎裂时出现的景象。这是他第一次注意到摩天大楼散发的墨绿色，街道被透视法缩小到极限，成排汽车在大地的尽头蠕动着消失。它们冒着热气，影影绰绰。阴影交错之中，人是个比灰色稍深的点，无数点像可口可乐开瓶时的气泡一样，聚在一起，随着某个人事经理从来没用上过的物理法则肆意晃动。当王柏林讲到他带着实习生去酒店的目的时，他看到一个身影穿过马路，上身穿着白色衬衫，打着领带，夹着装有简历和学历证明的牛皮纸袋，正朝聚合大楼的正门走去。汪洋相信人事经理从那个刚入职的身影里看到了自己的人生（这似乎是他这个年纪的男人看到年轻人时总会发生的一种事情，似乎他们必须得在他人身上投射自己的整个青春），也相信在这整个王柏林试图从人事经理近乎的眼神里读取有效信息的过程中，人事经理都没有听到王柏林的话，相反他沉浸在短暂的灵魂出窍所带来的晕眩中，把自己置于一个由街景和回忆构成的万花筒，并真的成功拼凑了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故事。至于这个故事是什么，汪洋现在还不知道，他只知道，如果他现在阻止赵婧彤继续说下去，人事经理的职业危机焦虑将有可能得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但汪洋一动不动。他有安静观察的习惯。观察和写作息息相关 {这不是汪洋的结论，而是爱德华多·库普查克的看法【善于观察是种美德。爱德华多说。他和汪洋坐在酒吧一片不被灯光击中的阴影里，唯一一点能勉强照亮薯条的冷蓝色亮光来自悬于吧台上方的电视。电视里正在直播的洋基队和巨人队的比赛。爱德华多不是这项运动的观众，所以他刚刚一直盯着面前的淡色艾尔。现在他抽回凝视着白色泡沫转个不停的目光，抬头看向半小时前走进酒吧，坐在吧台边的一对情侣。汪洋没有搭话，他也看着那对情侣。至少你是个喜欢观察的人。我可不觉得到处乱看应该被叫做观察，汪洋说。他握着啤酒杯，冷凝水沿着杯壁滚下来，滴在地上。如果你没有得ADHD，那你多少会从你的到处乱看里获得点有用的东西。放心，我没有得ADHD，不然我肯定会用诊断证明来逃掉你的考试。我从来没说持有相关证明者可以免除考试义务，爱德华多又往嘴里放了根薯条。他喜欢一根一根吃薯条，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蕴含在这个有时在别人看来颇具仪式感的进食方式里。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介意做个非典型的美国人。而且你还是最年轻的哲学教授，脾气不佳是种荣誉。嗯哼。但这和观察有什么关系？汪洋问。首先你要明白一点，这是个异常缺乏观察的年代，爱德华多捻掉指尖的盐粒后说，你注意到他们换了多少话题了吗？在过去的半个钟头里吗？大概是上一周全部的推特热点。但听上去他们什么也没说，爱德华多接着讲，没有内容，没有结论，没有参与。虽然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把泰勒·斯威夫特的新专辑和大马士革空袭放在同一个话题里，但他们刚刚确实这么做了，爱德华多喝了口啤酒，淡色艾尔在温度低于四摄氏度时有种类似桃子的甜味，而且我们刚刚也这么做了，没有内容，没有结论，没有参与。看起来你想把这个现象总结为Zeitgeist。汪洋笑着说。现在我知道你有好好上课了，不过我更倾向于把它当成某种特质，背后的事实是现在有太多事情在同时发生了。然而伸出手，我却什么也感受不到。汪洋说。是的，你出生在高压锅里。我还是没明白这和观察有什么关系？善于观察意味着你得保持沉默不是吗？否则你就主动介入了一些事情，爱德华多说。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一串音节在汪洋这里传递出火药燃烧的气味。他沉默了好久，没看爱德华多，视线在电视和情侣间来回切换。球场上人头窜动，叫声四起，混合着浅蓝色和棕色，端着盘子里放满汉堡的松鼠皮套站在马蹄形露台朝地面延伸的水泥台阶上，看向宽阔的草坪。他能听见沉闷得嗡嗡声和直播间里两个男人时高时低的对话，他们正在谈论这场比赛的重要性，谈论球场上的色彩缤纷，谈论在人群上方像水中浮萍那般展开的巨大旗帜，谈论在场的五万人全部离开后会产生多少垃圾，谈论这些垃圾可能来自那些食品工厂，谈论食品工厂和美国经济的关系，谈论这场比赛带来的信心将如何用文化为发展带来一针强心剂。他们什么内容都聊，却从未谈到和坐在电视机下方的情侣的低声细语重叠的话题，而他们还在谈论泰勒·斯威夫特，谈论新专辑主打歌曲的最后一个重音到底为他们带来了多么强烈的震撼，仿佛一颗落在他们心弦上的重磅炸弹。一行小字从电视直播画面下方的区域飘过，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对北约的谴责。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汪洋回答，可如果有时我不得不成为事件的一部分呢？相信我，爱德华多忽然笑起来，当有事发生时，我是说那种真的会改变人生的大事发生时，当事人总比你想得还要寂静无声。为什么？我不知道，爱德华多摇了摇头，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和我哥哥有关的故事。噢，你是说尼克。你怎么知道的。我不久前刚见过他一面，他亲口告诉我的。你在说什么？先讲故事吧，我待会告诉你的，不过他似乎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当时汪洋正在和他谈论有关未来的可能选择。那天下午，汪洋从新泽西出发，驱车前往他和爱德华多约定的酒吧。车是汪洋问室友借的，一辆全新的黑色福特野马GT。若是在平时，哪怕是和室友同时坐在这辆车里，譬如感恩节当晚（汪洋忽然意识到自己坐副驾驶的次数比室友的女伴还多，起了鸡皮疙瘩），他也会觉得它的5.0升V8引擎有些过于吵闹。但他今天不想关心驾驶过程中的噪音问题，除了路况——汪洋捕捉到了红灯跳转成绿灯的倏忽而过的高亮白光，整个过程像心跳，红绿位于曲线的左右两侧——汪洋的大部分注意力分给了耗时良久的让他深感不舒服的思考。他已经不舒服很久了，所以在感恩节到来前汪洋找过大学的课程选择指导办公室。办公室在学生中心地下一层，汪洋比预定时间早半小时到了那里，这是他第一次来，以前他觉得自己根本不会来这儿，因为他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所谓正确，不过是他的决定符合身边所有人对他的全部期待。在此以前，他从未想要过未来，此刻其实也一样。想、选择、欲望，对汪洋来说，它们没什么大区别，即便有个人告诉他，这些东西是某种为了特定目的（比如说，青年群体的稳定性）而刻意创造出来的概念，他也不会有太大的震动，只是会进一步对自己的矛盾感到不满。一方面，他的的确确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孤身一人的自由在他手里如同一柄尺寸不对却又锋利的厨刀，他可以用它做些选择，切除他拒绝的选项，但也有可能在不经意间造成名曰“失误”的巨大伤害，他不愿意去冒这种根本上无异于投掷飞镖看看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能命中靶心的风险。他或许有一次机会，最多两次，将有三个可能结果，一无所有、极少的收获和他暂时无法想象的跃升。他知道他不属于可以无限投掷飞镖直到穿过的群体，所以他至少得保证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或者说，不给太多人，包括他的父母在内，带来麻烦。毕竟他知道做出选择的全部成本暂时还由他的父母代为承担。良心、道德、责任，和这几个词比起来，他走进地下一层时切身感到的不安要真实得多。整条走廊都要比他想得更狭窄，灯光也有些昏暗。他坐在办公室外的长椅上，静静听着从天花板和墙壁后面传来的低音，音量不高，几乎只有一阵微弱地震动。另一方面，他为现状不满。不是说他有多讨厌经济，或者他做得不够好。刚好相反，他的GPA是3.8，虽然不能说非常出色，但也不至于会让汪洋责备自己发挥不佳以及感到对未来的恐惧。他就是不满，从上课到作业到考试，他每做一点事，每向前完成一点东西，他都会感到不满。是空虚，是无聊，他说不清楚，更不知道他学到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服务于一个可能在未来对他有所帮助的目的。他甚至不知道这个目的本身是不是有意义。上课时，他喜欢坐在最后排，视线扫过前排的每个人，尽力捕捉他们的所思所想，他试图通过这一行为帮助他借由他人可能的理由知道自己前进的动力。很可惜没有成功，否则他不需要仰天望着天花板，在脑海中排演可能发生的对话。他预想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譬如他为什么想从经济专业转向文学，是因为和他的教授阿瓦多·斯隆不和还是因为他真的从华兹华斯的《水仙》里品味到了很不一样的知识。一种与他人隔阂的、抽象的、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的知识。亦或他相信华兹华斯成功地跨越了两百年与他建立了对话，他也能从中感到华兹华斯的平静。再者，他未必喜欢文学，而是某种移情的假象，是他对微观经济学的厌恶，以及对这背后的经年累月，可以被简单概括为东亚父母通病的期待的厌恶。连最简单的答案汪洋也想好了，一切矛盾都只是因为一时糊涂。然而那位坐在办公室里的戴着玳瑁色大圆角矩形框眼镜的头发斑驳花白的中年女士没有问这些问题。她穿着黑西装和白衬衫，指尖有节奏地击打键盘，发出琴键一样声音的同时在屏幕上调出了汪洋的成绩单。如果你愿意，你当然可以选择这么做。她告诉汪洋。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然后呢？然后什么？你还想知道什么？我的意思是，汪洋说，这难道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会影响我的未来的选择吗？我不应该更谨慎，更细致地对待它吗？是否愿意真的不会让我的决定听上去过于草率吗？但他并没有把这些问题真的问出来，理由很简单，汪洋在面前的女士的脸上读到了介于轻蔑、困惑、关心和百无聊赖间的表情，使他开始觉得这位女士长着一张深刻的脸。不，事情不是这样的。她摇了摇头，似乎听到了汪洋想说的话，好像汪洋不用张嘴也能发出声音，并且这个声音会在天花板和墙壁间不同反射，带着接近合成器效果的回音。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这件事很简单，只要你愿意就行。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汪洋感谢了这位女士，离开办公室，并在向上的楼梯走到一半时记起来他忘记问这位女士的姓名了。但他确实知道该怎么做了。他回答住所，登录账号打开个人页面，研究了一番经济专业的必修课，接着第二天去了一趟书店，买了两本二手教科书和一本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小说，又回到住所，研究了一番成绩单，确信没有必要改变。此刻，距离他成为《调性》的资深撰稿还有十年。他关掉电脑，躺在床上，什么选择也没做。过了一会，不是很久，可能是半小时的徘徊与梦境和现实的困倦后，汪洋意识到，就在刚刚，他给自己创造了更多的问题。不做选择当然是一种选择。没有必要非此即彼也是对的。他活在一个暂时可以无需担心温饱以及未来的家庭乃至阶级肯定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这不代表他就应该躺下，并且装作他已经做出努力的样子。尤其考虑到他还得弄明白他真的适合写作吗？他真的可以强迫自己每天写点什么吗？他真的不会因为不知道该写什么而陷入更深的恐惧吗？真的不会因为每天在键盘上消耗大量时间而陷入更深的焦虑吗？真的不会拿起一本书试图找到某种创作的解决之道然后愤怒地用力把书丢到墙上而吓他的室友一跳吗（他特别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晚上，否则他可能得给室友找个心理医生）？真的不会在某天忽然意识到寂静、舒适、时间和金钱中的任何一者都不真的属于自己从而大发雷霆、郁郁寡欢、自暴自弃并搞糟一切吗？还是说，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事实上除了最后的问题，其它事情都发生过，有些发生在汪洋成为资深撰稿的道路上，有些发生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汪洋从来都不是个性格和善的人，在不少实习生看来他称得上暴躁，也正是暴躁使他陷入了日后每次他回忆都会感到些许难以描述的害羞和尴尬地坐在学生中心地下一层走廊里的半个小时的焦虑——就在几天前，汪洋和女朋友分手了，根本原因是汪洋的暴躁，浅层原因是汪洋对过早到达纽约的寒流不适。而汪洋坚持理由只有后者。任谁都受不了站在零下十度的街上和人讨论经济学问题。分手当晚，汪洋向室友解释。他们两个都坐在沙发上，赤脚踩着地毯，头顶是盏明亮温和的吊灯。室友是个瘦瘦长长的高个子，留黑色圆寸，戴着银色项链和一副黑框眼镜，眼镜两侧，眼镜腿前端各自镶着一个银黑色哥特十字，板材上有不少划痕。他捧着一碗玉米片，表层浇着肉酱，还在冒汽，边吃变笑。汪洋的眼睛眯着，看到室友雾蒙蒙的镜片上的自己的倒影。你在笑什么？汪洋问，他有点受不了室友的笑声。你身上有种可能我这辈子都没法理解的气质，我不知道这是你的问题，还是你这类的人的问题。室友回答。客厅的吊灯晃起来，逆时针缓慢旋转。气质？汪洋皱起眉头。就是。室友咀嚼着玉米片回答。他看向冰箱，还没下定决定去拿可乐。等等，汪洋打断室友，什么叫我这类人。怀有奇怪信念感的人。信念感？相信一定要活得足够特别或者执着于道德上的对错，你知道的，就是你总是和我讲的那些东西，自由主义、集体主义、左翼、右翼，以及为什么环保主义会搞糟一切。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没错，这不是个问题，只要你真的相信它们那这就不是问题，但它很容易造成问题。否则你也不会和她分手了。这样说不太公平。汪洋从室友脸上挪开视线，盯着吊灯投下的还在转个不停的阴影看了一会，接着看向地毯。他的脚趾下意识地蜷缩，抓住了地毯。室友的螺旋图案羊毛袜看着像只放大的棕色虫子。她喜欢我的理由好像也是这个。你看，我们的身份唯一没有对调的原因是你现在可以把你的难过变成目视虚空的忧郁，而我只会去发朋友圈。室友耸耸肩，用力将身体朝沙发远离汪洋的一角推动，很快，他像融化的蜡烛那样沿着沙发流淌下来。你这样纯情的留学生已经很少见了，说着室友又往嘴里丢了块刚好是标准等边三角形的玉米片，芝士肉酱挂在边缘，没准你比我更适合当工科生。我好像……我不觉得我难过。那你现在的状态叫什么？困惑吗？或许是。那么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你是个不太善于观察，也不太喜欢观察的人。什么意思？你觉得结论比过程重要，总结分手的原因比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重要。我还是没懂。你去帮我拿罐可乐我就告诉你。汪洋帮室友拿了一罐可乐，易拉罐壁上有结冰的冷凝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一个笑话。室友单手打开易拉罐，发出吮吸液体的声音，音量大得和吊灯的铰链发生了共振。写代码就像画鸽子，最好的情况是它长得像个完美的毕加索白色鸽子并且会用翅膀飞起来，最坏的情况是它根本不像个鸽子也根本飞不起来，最常见的情况是，它长得像个被打湿的掉毛鸽子，侥幸飞了起来，谢天谢地，在经过漫长的害我通宵的debug之后，它飞了起来，但它没用翅膀，用得是脑袋，它把脑袋当成了螺旋桨飞起来。与此同时，作为它的创造者，我完全不能理解发生的事情。你猜我接下来会做什么？找出具体原因？不，我会关掉编译器，然后把作业交了。它飞起来了，我不在乎为什么。听上去不是个正确的学习态度。汪洋接过可乐喝了一口，眼神呆滞，像在发呆。我的解释是有些问题不是我这个本科生可以弄明白的，室友又耸耸肩，玉米片跟着发出脆响，但是呢，我的意思其实是，你和我分析分手的原因没什么用，不如给我讲一下具体发生了什么。这是个很长的故事。我知道，你们从高中起就认识了，上次你带她回家的时候讲过。啊，感觉好尴尬啊是不是。尤其是我的听众还是你的时候！汪洋瞥向一边，使劲摇头。室友意识到汪洋不打算在这时候就把故事告诉他。他没猜对理由，不是尴尬，而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抛去在初中一年级看完《拯救大兵瑞恩》后兴奋不已写得那个超级盟军士兵战胜超能力纳粹僵尸的六页A4纸，这是汪洋要完整讲述的第一个故事。他得想想怎么让自己讲故事的方式听上去像福楼拜那样客观。很可惜，直到感恩节那天他把故事告诉室友时，他也没能成功做到。或许恰恰是因为汪洋的不客观和笨拙，加之他在当晚的经历，室友才能笑得过分大声以至于汪洋听到了天花板震动的动静。】？他带着这些问题开车，希望爱德华多能给他一点回答，可以分享一下感受【爱德华多·库普查克的处女作《一份真假参半的记录》在黑色星期五发售了，故事有关一个被困在中阴界的一代移民（被困理由是阴间无法确定他的身份，只能暂时让他在中阴界的办事处等待）如何回忆人生，观察儿辈与孙辈的生活，从中理解当代美国文化的诡秘，并意识到自己该迎来真正的死亡的全过程】，至少能告诉他如何在工作和创作间保持平衡。他们在酒吧聊了三个多小时，结论很简单：学会观察，沉默地观察。}，《调性》的读者又偏爱发生在真实世界里的有关“爱与和平”和女性友谊的故事，所以汪洋不觉得自己应该阻止赵婧彤——毕竟最终结果不过是你得重新调查整件事，汪洋对人事经理说，接着和《调性》的全体职工一对一聊天而已。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人事经理问。
“赵婧彤有着强烈的好胜心。”汪洋回答。要是能再来一遍，她应该选择加入校队，接着参与进省级的高中校际体育联赛，因为这能从根本上释放她的不满，还有日益发酵的嫉妒。好胜心可以帮她做得很好，使她有能力在训练阶段保持规律作息，严明时间安排，也能助她学会什么是真正的纪律、耐心、专注，而不是上课时学科教师反复提到的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到的事情，以及团队协作为什么重要，如何在剧烈对抗中保证精神状态的良好和到底什么是人类心灵完美平静的理想状态。最重要的是，她将认识到没人可以在比赛中永远保持胜利，不管你承受过多么严格的训练，又以哪种外人无法知晓的方式保持着体能，对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变得谨小慎微，像脑海中存有一张真值表一样分辨可能带来不可逆损伤的事件，甚至能在月经第一天坚持参加比赛，在上半场第一节开始后三十秒就抢得篮板并斩获首粒进球，在最后一节中用背部挡住对手为队友争取胜利前的十秒时间；或者明知体温已经开始不停升高的同时毅然接受教练让你替补上场的要求，坚持着踢满全场，在加时赛中再次扳平比分后才最终倒下，并在病床上听到球队拿下了点球大战的消息，你都得在某个时刻承受失败。而在它到来之前，你不认为它会是你的阿喀琉斯之踵，因为它不过是为队友的移动方向感到困惑的零点五秒，加上膝关节的轻微颤抖和一滴流入眼眶的汗水；你以为你有能力弥补罚球失误，但第二球也没进，变得愈发急躁，你相信你什么也没做，可裁判频繁吹响哨子，将你判罚下场，而你只能坐在长条板凳上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细节加上失误，过去以你无法想象的具象与你正在经历地全部不满叠在一起，你心里清楚，你还得忍受很久，但在比赛中落败已然命中注定，没人会责怪你，但这不妨碍你在更衣间嚎啕大哭，然后在日后漫长的一场场比赛中对失败的痛苦感到熟悉，最终忽然发现，你不可能理所当然的获得胜利，总得学会接受失败。或者更简单点，学会接受失败意味着着学会变得平静，这是赵婧彤在面对王柏林的实习生时从未做到的。说到这里，汪洋停了下来。在人事经理眼中，他皱着眉头，单手托住下巴，摆出深思熟虑的姿态。他在回忆王柏林的实习生的名字，发现自己想不起来，这串字符和他一早上在地铁上看见的其他千百个面孔一起离开了他的记忆。他看了一眼在桌上散开的A4纸，还是没有找到王柏林的实习生的名字。总之，汪洋说，你应该知道王柏林的实习生叫什么。
“我记得。”人事经理点点头，“都是她惹出来的麻烦。”
“我以为你会觉得王柏林才是源头。”
“我以为你会比现在更喜欢王柏林一点。”
“为什么？”
“他以前是你的实习生。”
“我还有别的实习生。”汪洋耸了耸肩，向后靠在椅子上，有点后悔没把咖啡杯拿上来，“很多人都留在了聚合。”
“只有王柏林留在了《调性》。”
“公司的要求资深撰稿必须配一个助理编辑。”
“没有别的人选吗？”
“当时没有。”
“现在呢？”人事经理拉开抽屉。里面装着个红色长方形纸盒。接着又关上了抽屉。
“现在我连实习生也没有。”
“公司迟早会给你再分配一个的。”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承认只有王柏林受得了你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很困难吗？”
“不如让我承认我来《调性》的时间只比他多一年。”
“他是你的助理编辑，所以如果你觉得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他导致的，那么你也得为此负责。”
“我当时在出差。”
“嗯哼。”
“而且助理编辑本就不该负责采访。”
“助理编辑不应该，助理编辑的实习生也不应该，事实上所有的实习生都不应该这么做。他们只有一份工作，那就是检验你们写出来的东西，接着把结果交给编辑。他们只需要坐在椅子上玩手机，顺便等待指令，上班下班，接着换个地方玩手机，而不是把一起职权重合事故变成性骚扰案件。但她还是去了，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她还是去了。”
“这毕竟是一份创意型工作。”
“这是一间编辑远比撰稿多的杂志社。”
“为了防止我们犯下在无意间冒犯读者的错误。”
“在他们成为编辑前他们得先学会别犯错误。”
“这不是她的错。”
“那是谁的？”
“王柏林想要的人是赵婧彤。”汪洋摇头，“我还要继续讲下去吗？”
“我听着。”
“刚刚说到哪了？”
“赵婧彤应该参加体育竞技。”人事经理回答，“为什么她没有？”
“我不知道，不过很显然体育竞技正在变得不受关注。”
“把体育作为爱好写进简历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很少看公司的人事档案。”
“下班去看比赛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观众总会越来越多的，这是最常见的商业现象，体育比赛要扩张它们的收益规模。他们关注的不是竞技，是大型表演。体育明星也只是一种商品，兜售努力、自律、荣誉，并为此生产一种人们自愿为其辩护的信仰。潮流与叛逆，还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购买之上的人性。观众喜欢用购买来彰显品味，与众不同。但这不是体育竞技，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他们从未真正参与过的对抗，自然也不会把胜利与否看成是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我理解为什么赵婧彤没有在乎过体育竞技能给她带来什么，她知道那肯定不是学业、事业乃至人生的成功。”
“听说《调性》要新增户外板块。”
“还在讨论阶段，而且体育竞技和户外不是一回事，《调性》暂时没有招募体育记者的打算。”
“所以真正的重点是她的好胜心，或者可以说，她产生好奇心时，错误已经铸成了。”
“是的。”汪洋说，在赵婧彤出生两年后，她的妹妹出生了。和妹妹相比，赵婧彤要更安静一些，更普通一些，也更不聪明一些。这不是说她真的不够聪明，事实正相反，差不多从小学三年级起，当她意识到学校里有一件只要她愿意并且努力就可以不输给妹妹的事情后，她就一直保持着年级第一的成绩直到高中。只是比较起来，赵婧彤显得笨拙，因为她在妹妹先变得备受老师和其他孩子的家长关注后才明白自己能够做得一样好。至于其它方面的比较，在她看来，总是非常不合时宜。她不知道谁更像妈妈、谁更像爸爸、谁更聪明、谁更懂事、谁更符合父母期望、谁有更好的成绩、谁更受男孩子欢迎等诸如此类的该怎么回答，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直到人事经理笑着要求她坐下，她才意识到提问者很可能只想让她难堪而已——妹妹从未回答过这些问题，只会同情地看着赵婧彤。她是你的妹妹，父亲告诉赵婧彤，她比你小，没你懂事，还在长大，而你是姐姐，你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并且你应该回答这些问题。你该好好学习，好好考试，做个榜样，而不是对妹妹的全班第一无动于衷。很多时候，赵婧彤希望自己能故意让成绩变糟，这样她就有理由告诉父母更合适自己的道路是去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而去非一所排名还不错的综合性大学学习历史、经济与政治。但可笑的是，赵婧彤不能下定决心搞糟一切的原因是每当她想到妹妹有可能一脸无辜地站在客厅对角的冰箱边旁观她和父母的争执，并对父母拿她做例子来羞辱自己无动于衷时，都会感到强烈的不甘，接着催生出更强烈的好胜心，从而帮助她保持良好发挥。与此同时，赵婧彤从未和妹妹发生过正面冲突，为此她要感谢母亲。这位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成功商人不仅在满是男性肌肉力量的领域站稳了脚跟，还买了一套有三间卧室的房子，所以赵婧彤不用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也没体验过被侵占资源的委屈。况且母亲从不打压她，那是父亲的家庭职责（父亲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压妹妹，只是赵婧彤觉得父亲更针对自己，理由是妹妹远比她更擅长数学），反而经常夸奖她，充其量有点虚伪。相比真心实意的赞赏，母亲更多时候似乎沉浸在由夸赞带来的自我满足中，赵婧彤的个人形象则长期不变，永远是个听到来自母亲的每次有些许细微变化但整体相同的，说她是个聪明又好看的姑娘【当赵婧彤开始有意识地反思自己过往的人生后（大概发生在她频繁和不同人交往的那段时间里，有好几次，她都成功做到了同时保持两到三个约会对象），她不禁对母亲非得在聪明后面加上漂亮感到了不满】，有着不一般的好奇心和毅力的夸奖时会笑着点头，微笑里自信的同时又对母亲提出的，认为她还能在个别学科上继续进步（哪怕上升空间只有一两分），或者赵婧彤和年级第二的差距太小（甚至年级第一由几个人并列）之类的针对细枝末节的批评相当谦卑的女孩。所以当赵婧彤愈发意识到家里人更喜欢妹妹，也就是她初一第一次登台表演话剧，发现答应了她的父母都没来参加因为他们选择先去看在学科竞赛颁奖典礼上拿金牌的妹妹后，她决定改变个人形象。她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只想有别于妹妹。
初中头两年的赵婧彤表现出了家人难以理解的叛逆，既愤怒又好斗。她故意在各种课上和老师唱反调，在办公室与班主任大吵大闹，不管老师怎么劝都不参加学科竞赛，而且将大把的自修时间花在了琴房而非教室。面对父母的责问（也可以说是关心，取决于你怎么理解这件事），她总是一言不发，沉默得显得蛮不讲理，甚至不顾父母的阻拦在双休日执意和班上田径队的男生单独去了近郊的水族馆。但到了初三，她突然安静下来，在妹妹和父母大吵时久久待在卧室闭门不出，只有父母主动开门进去，才会看到她垒在桌边的厚厚一沓模拟考卷。而当母亲夸奖她懂事了时，她又只会报以微笑，不管饭桌上的父亲怎么提及前两年中她的桀骜不逊，她都表现得毫不在意，不会尴尬，偶尔向妹妹撇去同情目光。赵婧彤心里明白，她是个很好的演员，所以她可以演好她想要的形象，也能在高中和大学戏剧社中占据一席之地。那时，她意识到，表演是生活体验的具体表现，不由地让她相信，她曾有机会变得平静。只要妹妹能继续叛逆，并朝着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方向不断进步，只要她能继续扮演成一个和妹妹不一的人，只要她扮演的温顺能继续下去，这种温顺最终会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但在高中时，她遇见了王柏林的实习生。
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做？换做是你，面对你的对手，你会怎么做？如果她不是你的对手，只是碰巧从外表到气质到内里都与你的对手十分相像，能让你光看见她，就想起来过去十数年经历的不值一提但又切实存在的不公，一种在注意力上被忽视的不满，以及一连串没有任何回答价值的问题，你又会怎么做？如果她对你毫无恶意，尽管看上去她与你的对手一模一样，但她对你毫无恶意，甚至隐约间你意识到，她早已向你伸出了友谊的橄榄枝，以至于你发现她不仅像你的对手，还有着你的对手没有的品质，阳光、开朗、纯洁，和你一样好斗，却从不装得无辜、独特。无欲无求，也从不同情地看着你，你又会怎么做？你是否愿意暂时放下来自遥远过去的成见，把她当成陌生人，尽可能真诚地看待她？还是这只会让你更加难受，让你显得像小人、阴暗、不可理喻地抱着根本应该面对另一个人的不甘？你为什么要拒绝她的友情？当然，你没有拒绝她，只是未从心底将她视为朋友，因为你觉得那样你就不是你了。你需要你的好胜心，需要这十数年来积累的愤怒，更需要在所有事情上都做得比她更好，否则你就不是你了，否则你连妹妹都赢不了，否则……你不知道你该做什么。不，你在心里为自己辩护，不，你从没想过要赢，而是希望她做得不要更好，加之一点点说出来就容易显得恶毒的诅咒——你有颗无所适从的报复心，因为你不再是年级第一，因为你不再是个温顺的人，因为你喜欢的男孩不喜欢小提琴，不喜欢戏剧，更喜欢钢琴，更喜欢舞蹈，更喜欢她——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做？
赵婧彤大概会感叹命运，她也应该感叹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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