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去偷东西是为了以后永远不用偷,他仍然是个小偷;没有任何曾经背叛自己原则的人,能够与生命维持单纯的关系。因此,当一个电影创作者说,他要先拍一部赚钱的电影,如此才有力量、财源拍摄自己梦想的电影时,这纯然是一种欺骗,甚至更糟,是一种自欺。他今后将永远不会去拍他自己想拍的电影。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宁浩从拍荒诞变成了真荒诞。他总是知道的,可他不能说,也不愿说。前者有一个路人皆知的原因(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懂得隐晦),后者则是畏惧直面自己。他装傻了四十分钟,终于在最后沦陷了:
“现在电影还是电影吗?
它还是你想做的那件事吗?”
看不懂首段没关系,如果没有看过《十三邀》许知远采访宁浩的这期访谈,自然也会云里雾里:知道什么?不能说、不愿说的是什么?装了什么傻?什么沦陷了?很隐晦。隐晦的一大境界在于证明自己是个智者,次一点的可明哲保身,但隐晦的前提始终是利己的。一个人隐晦,百个人隐晦,弊病就此被默认存在,却又在智识上被遗忘。只有当某件实例刺激到人们时,假意的幡然醒悟才集体爆炸,瞬即又鸦雀无声。反反复复,周而复始。而问题始终在那里,不争不抢,挑逗着人们的神经。
当然,宁浩自己也有苦衷。毕竟他是主旋律电影的总导演,直言对他来说不仅意味着丢饭碗或封杀,甚至有可能按上某种莫须有的历史罪名。他尚可理解,只是与他一样的人都太安静了。一片肥美的死水。既然他们选择失声,就只能依靠浅薄的虚伪且自大的不切实际的电影爱好者(我)来将问题继续延展:“电影还会是电影吗?”
作为电影专业的学生,我不得不承认,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是空中楼阁。八九十年代的电影浪潮更像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在那个求知欲过甚的年代,一场画展如同在北京高峰挤地铁般,四五层楼乌泱泱满是人。而如今,学电影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甲方的要求,而画展剩下的大多为知识炫耀者,或昂贵的人。
把问题衍生到其他艺术门类上,均适用。最直观的“音乐还是音乐吗?”、最无异议的“舞蹈还是舞蹈吗?”、最失智的“美术还是美术吗?”、最被遗忘的“建筑(戏剧)还是建筑(戏剧)吗?”、最有争议的“文学还是文学吗?”……综合来看,是全民艺术素养缺失,更深层的,是生存压力。换言之,在物质尚未满足时,人们对精神力量会持保留态度。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个既定事实,而在于当人们满足基本生存后的选择。
有一次在咖啡馆写作业,听到一个中年妇女与朋友的对话。谈吐不凡、逻辑清晰,且对物欲没有高的要求。她说:
我已经在太原有两套房,即便夫妻二人不上班积蓄也足够养自己与孩子。不过丈夫是个劳碌命,老人也有自己的退休金。自己并没有想去北上广深定居的想法。奋斗了大半辈子,余下日子想去旅游、出国,好好享受一番。
话已至此,似乎是理想主义者追求的一种生活状态,但话锋一转,她谈到了自己的烦恼:
我很羡慕那些出口成章的人,也想去看点好书、好电影,但总是静不下心看不下去。去北京看拉斐尔的艺术展,我总奢望自己能看出点什么,越想越难过,发现自己什么都看不出来。身旁有个央美的教授带着妻女去看,他讲到什么基督教史、什么文艺复兴时苹果的忌讳①,我都听不懂,云里雾里的。我唯一羡慕的是他身旁围着一群学生,津津有味地听,我一下子觉得差距触手可得,仿佛只有我是井底之蛙。直到听见一个女孩问同伴“你能听懂吗?”我才心安些。
看展居然得不到快乐?那我去拍照吧。我到青海湖,想自拍一张,却被儿子说老土。发到朋友圈里,也没多少人点赞。失落比景色更辽阔的包紧我。旅游也得不到快乐。你说,我是不是一辈子就只能去看短视频和娱乐的东西了,关键是我真能体会到快乐,一有快乐我就很满足了,可它又消失得太快了。我抓不住它,却知道在哪里能得到它,所以我就瘫死在它身上了。
一个人去赚钱是为了以后不再赚钱,那他一辈子只会赚钱。即便他曾经胸怀大志(或想自由),可人不是静止的。当他一味赚钱时,他已经被塑造成一个钱奴,即便自由也只会拿利弊来分析一切美好之物。到最后,只有娱乐不会让他挫败,会哄着他快乐。究竟是短视频选择了人们,而是人们选择了短视频,过于复杂。但结果是,当娱乐成为主流,“繁琐”会被抛弃。价值被遗忘、思想被湮没,世间仅剩无骨的笑声。
即便冯小刚用偏激的口吻讽刺了观众,但他所言的并非没有道理②。不可否认,电影逐渐为迎合而迎合。当电影不再充当引导者,转而阿谀奉承,那它的衰败是必然的。而更无力的是,电影没有选择。“没有人输得起,所以好莱坞必然走向僵化”③。
我曾经被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互联网上的电影要收费?更有甚者,直接大问道:为什么看电影要收费?我曾经误以为电影公司的工作制度很有弹性,以至于当老大说“午餐点来的机会很多。”时,我以为躲开996而自喜,可随后却当头一棒。一部集时五分钟,集数二十部的短剧的前期策划,我们常常干到凌晨两点。一整个下午的头脑风暴,与制片的撮合、剧本的修改、选角与选场,像机器般缜密的进行。那电影呢?彼时在大连正拍摄一部电影,在墓地,为了遵守墓园关门后不能拍摄的规定,剧组连着两个月早上五点起床,赶着拍摄。不是只有演员,摄影、场务、服化道、制片、厨师、各级助理等各司其职。而拍摄阶段后,还有剪辑、宣发、遇紧急情况的公关……
电影,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而是一群人、庞大资金与资源分划整合设计后的产物。且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天天加班,也没有抱怨的余地。很少有项目像电影一样将个人与集体紧密相连,除去生存、兴趣外,强烈的道德负罪感也会迫使人们必须按计划完成所有工作。所以,它需要收费,且它输不起。一旦它输,意味着投资方、拍摄方、线下影院赔钱,如果长久的输,数以万计的人们将失去工作。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疫情时的现实。
另一个问题是灵感的枯竭。一个强烈地感受是,在电影工厂工作是件压榨灵感的事。这或许就是张艺谋所说的“(好莱坞)创作不自由”。即便是广负盛名的迪士尼,也会拍出像《魔法满屋》一样的套路电影。
对于创作者来说,“激发”灵感与“压榨”灵感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前者注重自发,单读有一个水手计划,挑选青年作家去世界各地旅行,只负责提供部分资金与手续,其余放任。这是一个激发灵感的案例,目的是尊重创作者本身的感受,在不同视角下相同时空中也会产生不同灵感,但注定是漫长的过程。“十年磨一剑的东西越来越少了。”④用心炮制的菜品正在被麦当劳代替,对文学来说如此,对电影就更急迫了。一场剧本研讨会,全中国最顶级的编剧汇聚一堂,为了创意与吸引眼球的设置绞尽脑汁。老派的编剧秉持着能言善辩的优良传统,唯一有误的是与受众脱轨。
新生代编剧面露空洞,谨言慎行,不知是想不出、不愿说、不敢说还是疲惫。一下午效果甚微,可又很用功,笔记密密麻麻。时间限制摆在那里,意识形态限制摆在那里,数方的期待也摆在那里,十年,既不赚钱,也不一定大放异彩。没有保证,谁也不敢赌。唯一能寄予的,只有人的灵感迸发。
我们回过头来看问题本身。“电影还会是电影吗?”的三个电影分别指代的内容。前者是电影自身,后者是艺术电影,其语境是商业电影主导的电影世界。商业与艺术像是阴阳,阴盛阳衰时助阳,反之亦然。无论是塔可夫斯基还是杜拉斯,他们所坚持的是创作者本身的独立性。在《电影观众》中,杜拉斯愤然道:
“我永远迎合不了这些观众,也不愿迎合他们。我知道他们是谁。我知道他们无法改变,无法触及。但我们也是高不可攀的。”
她给伍迪·艾伦⑤的评价是“像是缝合而成的”,即非连贯的。这句评价的前提是,在同时代或上时代还有像伯格曼、戈达尔、雷诺阿、布莱松、塔蒂、卓别林⑥一样的人物。可如今我们能谈论谁呢?我们谈论谁的电影都像是缝合而成的,反而伍迪·艾伦成为了最连贯的那位。而我们又能依靠谁呢?毕赣?总不能希望他靠模仿塔可夫斯基来超越他吧。文牧野?总不能希望他每次都能在封闭中寻求现实主义吧。胡波⑦?会讲故事的已经埋入黄土了。
那我们放低要求,将目光转向艺术最高学府的在校生们。看过一些北电导演系毕业作品:《歧路父子》、《影的告别》、《山雨欲来风满楼》、《交班》、《爷爷的小戏文》。拍得不错,老师教得也很好,我指在技术层面。那编剧呢?张艺谋曾说,中戏戏文的学生,什么都没写过,就被影视公司签约了。名利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我们继续放低要求,那些有艺术灵气的籽料。他们一部分迷惘,大部分狂妄,过早成为了生活圈中的权威。享受艺术性与知识带来的崇拜与欲望。混迹、放浪、自大又悲悯、自艾、空虚,却无人引导(没有可以引导的人,或他们不愿引导)。满足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至此,我们没有人可以依靠了。只有无间断的批评、失望,再逐渐放弃电影。观众们一边质疑美学(哲学精神)的价值,一边又渴求真正艺术的诞生,结果显而易见。
并非是好莱坞不自由,而是电影不自由,创作不自由。并非是艺术电影没有价值,而是能欣赏的观众少了,求知欲与艺术感在快餐时代冲击下,消失后便很难有重构的可能。并非是电影不艺术,而是没有艺术的土壤。教育没有美学建构,艺术通识没有普及。所有年轻的艺术家们都在自我摸索,还常常被嘲讽、不断被否定,只因金钱是唯一价值。艺术与商业从未像今天如此对立,或许,过度对立的又不仅于此。
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笨拙,在时代无法逆流又希望和平的前提下,唯有从头开始。从教育开始,从美学开始,从包容开始,从自由开始,从承认差距开始,从艺术家的执着开始,从尊重一个愿意独行的人开始。这就是一件数十年磨一剑的事,没有巧活,艺术一直苛刻。它始终高贵,放弃的是我们。
①:苹果在拉丁语中拼做“malus”,与罪恶(malum)之间只差了一个字母,读音也极为相近。公元四世纪,号称“古代教会最伟大学者”的圣叶理诺用拉丁文将希伯来版《圣经》重译为通俗拉丁文版《圣经》,这一版本对中世纪影响极大,而苹果与禁果的联系也由此在拉丁文的影响下日趋稳定。十六世纪中叶,特兰托公会议定这一版拉丁文《圣经》为天主教法定版本,在此背景下欧洲众画家以苹果形象指代禁果自然也便不足为奇了。在英语中,男人的喉结被称为“亚当的苹果(Adam’s apple)”,讲得就是亚当在吃苹果时被上帝发现,情急之下将苹果核卡在喉咙中,于是形成了喉结。该注释为科普。
②:原话是“什么叫观众关系?说到垃圾电影,是不是有很多垃圾观众才形成了有这么多垃圾电影?可能冒犯了在座的各位。中国电影现在让观众吐槽垃圾遍地,一定是和大批的垃圾观众有关系。对不对?如果不去捧这个场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制片人也就不去制作垃圾电影了。往往垃圾电影票房还很高。”
③④:引用作家唐诺观点。
⑤:伍迪·艾伦(Allen Stewart Konigsberg),美国导演、编剧、演员,美国艺术文学院荣誉成员。
⑥:如有可能,非常希望大家去看他们的电影。包括塔可夫斯基与张艺谋、宁浩早年作品,毕赣《路边野餐》、文牧野《我不是药神》、胡波《大象席地而坐》。
⑦:胡波(1988年7月20日-2017年10月12日),笔名胡迁,中国内地作家、导演、编剧,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因《大象席地而坐》的时长等问题与制片爆发冲突后自缢,年仅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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