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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6年“十日货船事件”与新功能主义城市的兴起

2036年“十日货船事件”与新功能主义城市的兴起

一篇写于2077年的历史论文

SPECIAL ARTICLE2077-01-30
2036年新伦丁尼市的分治一直被认为同时是城市规划,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划时代事件。从城市规划的角度说,这是“新功能主义城市”兴起的源头;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说,新伦丁尼市为世界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提供了新的范式;而国际关系学者们,如以乔万尼(2055)为代表的“城市国际主义学派”则强调新伦丁尼市的分治与“环洋城市网络”形成的关系以及政府间的合作的新模式,并呼吁学界重新思考思考“世界城市”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对于诱发新伦丁尼市采取分治政策的“十日货船事件”的发生过程,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其发生过程非常之短暂,许多事件的发生过程并没有被会议讨论记录下来;其二是因为能被拿来进行参考的通讯记录都被存于档案库内还未解封,没有办法进行研究;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事件的中心人物议员阿诺德(后来为市长,此处为了避免与前市长伯纳德的混淆称为议员阿诺德)在当上市长后的第二年因为受贿被判刑,审判的过程非常之简略,也有诸多未被公开的细节,但人们要求公正审判的压力却迅速被另一个事件转移了:议员阿诺德与卫生局长查理的通信记录被曝光,也就导致了阿诺德的在人民心中的英雄形象产生了倒塌,要求公正审判的呼声也就因此不了了之。然而,由于通信记录本身过于片面,以及其中涉及的诸多疑点还未被解决,历史学家们对于事件原本面貌的追寻一直没有结束,直到去年,即2076年,40年的保密期结束,新开放的文件才让学者们对事件的原因与过程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
本文将先大致叙述事件的背景,已知的发生过程以及之后的变化,再通过对比曾经开放的文件与新开放的文件,来尝试提供一个较为综合的解读。

背景

自2029年叶状病毒(以下简称L-29)肆虐全球以来,各国独立、合作研发了多种予以应对的疫苗,但在病毒的诸多变体面前皆表现出无法及时应对的状况,在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财力后,各国逐渐放弃了消灭病毒的举措,并在“环球卫生机构(Global Health Institution)”的建议下采取了共生政策,即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并根据当前流行病毒类型的传播力与致死率来选择疫情的防控力度。
然而,2034年的病毒在南洋海域及周边国家的变体不但有了更强的致死率,而且提高了在海洋生物间的传播能力与水中的生存能力。这项变动直接打击了环南洋港口城市的经济贸易与人员交流情况,而经济地位的削弱也让环洋城市在本国的政治决策中处于了边缘地位,各国的中央政府都不再将资源放在海港城市的疫情防控上,反而设置内部关卡防止疫情扩散至内陆,环港城市群也就处于了半孤立半自治的位置(Besty,2040)。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人口的锐减(因为疫情和逃回内陆城市)和出现新移民的困难,新伦丁尼市实行了严格的疫情的防控措施,防止高致死率的病毒进一步减少人口,同时只通过几个固定的关口与内陆城市交换商品,并维持十分有限的海上贸易与严格的检查,其他环洋城市纷纷效仿。
但是,2035年的冬天世界疫情的加重让新伦丁尼市同时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出现了空挡,大批的失业者缺少补助,同时,由于病毒已经几年未经历变异,许多“康复者”声称自己已经获得了抗体而不应该继续被这么严格的管束,而另一批人则畏惧病毒的致死率,要求维持管控,两种声音在新伦丁尼市内获得了数量相仿的支持者(Power,2040)。
2036年的2月3日,一艘货运轮船在新伦丁尼市港口被检出携带病毒并不被允许靠岸,在移动到指定港口的过程中遭遇了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剧烈风暴,于印马海峡附近搁浅损坏。原材料和基本生活用品供应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新伦丁尼市的经济困难,物资紧缺和通货膨胀激化了原本就紧张的形势,要求放款管制恢复经济的人群和要求延续现状的人群开始了公开的对峙:第一波的大规模抗议发生于2月5日,许多参与游行的人(尤其是相信自己获得了抗体的人们)声称疫情并没有如宣传中的那么严重,是政府的管理失误以及过分强调疫情的紧张状态导致了市民生活的困难和商家的倒闭。他们无视检疫管制,在工会主席纳齐尔的带领下与失业者联合会一起要求重新规划城市的行政功能和管理方法,将港口附近的地区设立为经济恢复常态的自由区(即后来的复兴区)。第二波抗议发生于2月9日,参与者批评政府的不作为行为,没有很好的管制住前一波抗议游行,导致本来压制住的疫情又一次大规模传播,加剧了可能带来的危险——这些“无声的抗议者”选择了用瘫痪政府网站的方式来“安全地”表达他们的诉求。
就在双方对峙导致城市瘫痪的第三天,即2月12日,一直宣传其城市分治理论的议员阿诺德劝服了市议会并以萨姆斯河为界将城市分为南部的“复兴区”和北部的“健康区”,“复兴区”将以经济恢复为重心,减少政府规范并鼓励私人投资,政府支出中的福利救济被缩小比重,转向与私人资本合作的产业中;而“健康区”则实行配给制,政府支出被更多的用于建立医院和卫生间检查站,接纳来自复兴区的病人,大多数的居民以远程办公和网络交流取代线下会面。针锋相对的抗议活动在2月15日渐渐平息,该事件也因此被学界普遍称为“十日货船事件”(Lodluw,2056)。

分治的形成与议员阿诺德的成败

分治的最初阶段,议员阿诺德依靠其在政府、开放派与防疫派等不同意见的民众中的成功协调,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取代了前市长伯纳德;同时,由于前市长伯纳德是由中央政府指派的,且在之前对于民众的呼声采取了保守和不对话的态度,这一举措同样有政治意义:反映了民众对于中央政府对新伦丁尼市弃之不顾的不满以及要求自治的决心。
在议员阿诺德在位的一年中,他顺利地引导了居民的检测和迁居,同时在健康区设立了无人快递系统,线下会议隔离室,完善了网络的基建,甚至将曾经的广告飞艇换上了自然风光的屏幕来鼓励市民的居家生活;在复兴区,议员阿诺德放宽了工资和物价限制,同时鼓励私人和小微企业的贷款和海外投资,成功扭转了GDP的负增长(Hauge,2040)。然而,上任一年后,正当城市分治的规划即将彻底完成的时候,议员阿诺德却突然因为受贿罪被调查,紧接着又被曝光出与卫生局长的通信,被迫离职。虽然此时市长的位置空了出来,但由于分治已经形成,卫生局长查理和财政局长肯弗莱便以代理副市长的身份分别管理两个城区。
对于议员阿诺德的指控,来自于两份文件,其一是哈克尔公司投资协议,其二是议员阿诺德与卫生局长查理在“货船事件”当天的通信记录。哈克尔公司自2034年起便与新伦丁尼城维持着紧密的贸易联系,而在事件中受损的货船也归其所有,在城市分治形成后,哈克尔公司不出所料的在复兴区成为了主要的投资商。然而,哈克尔公司在新伦丁尼城的分部颇为神秘,记者的屡次走访均没有成效,而在前工会主席纳齐尔离开后,工会也对于该公司压榨工人的传言缄口不言。2036年底,议员阿诺德与哈克尔公司签署的投资协议被泄露,其中:
  1. 三.一年内不对哈克尔公司员工的劳动条件进行调查
  2. 七.将污染处罚的阈值上调至36%
  3. 附加款项1:一年内将卫生站的建设承包与哈克尔公司
均被认为与新伦丁尼市商业法相违背。同时,哈克尔公司的投资总款项的核算并不清晰,有50万美元的投资不知去向,财政局长肯弗莱却提供了换算后同样数额的欧元被转入了议员阿诺德名下海外账户的转账记录。而让议员阿诺德彻底失去支持的却是他和卫生局长查理在2月4日的通讯:
尊敬的卫生局长查理,
货轮的运输速度较之前些次更快,我们有理由怀疑货船经过了疫情高发海域,同时码头区域发现了身份不明的多人聚集,请务必以双倍严格的检疫应对。
此致
A
基于这封通讯以及后来含混不清的供词,加上商业上可怀疑的部分,杰克博士在他的论文《城市治理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Jack,2045)指出,议员阿诺德与哈克尔公司谋划了这一场事件,阿诺德借助“十日货船”推行他的城市分治计划,并通过高支持率取得市长的地位,再加上50万美元的报酬;相对的,阿诺德在掌握权力之后,要确保哈克尔公司在复兴区的商业垄断地位。
然而,这种结论未免过于草率,史学界一直在对其中几个重要的细节提出疑问。维斯塔安教授在他的新书《港口城市的法律、行政与治理方式》(WESTARNE,2049)中,质疑了为什么议员阿诺德的转账记录会通过财政局长肯弗莱展示,以及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证明该海外账户在确实属于议员阿诺德,尤其是在本人始终持否定态度,且缺少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而左翼社会运动历史学家博尼克斯博士在《21世纪上半叶的工人运动史》中(Bernicus,2055)则更直接了当的提出了几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工会可以短时间内知晓,准备并领导第一场抗议?为什么在事件前期高度活跃,且与议员阿诺德交往甚好的工会主席纳齐尔不声不响的被抹除了?为什么在分治后的复兴区中工人和工会的地位都较之分治前大幅降低?

新开放文件所带来的进展

2050年,人工肺的普及彻底让人们摆脱了L-29的一系列变体所带来的困扰。新伦丁尼市与诸多效仿它进行管理的城市也在逐渐减少疫情对规划的影响,虽然市政府对于两个城区不再像以前一样严格区分,行政也在逐渐复原为曾经的模式,但文件依然处于保密期内,也就使得对于“十日货船事件”的研究依然处于停滞状态。值得庆幸的是,去年,也就是2076年,正好是四十年的保密期到期的时候,解密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财政局长肯弗莱,前市长伯纳德与哈克尔公司代表的线上会议纪要
  2. 2月3日工会内部的通讯
  3. 工会主席纳齐尔的日记
  4. 2月4日防疫小组给卫生局长查理的报告
在与前市长伯纳德和哈克尔公司代表的线上会议纪要中,财政局长肯弗莱多次表达了来自失业者联合会和工会的压力,以及经济不景气可能带来的对城内财政稳定的担忧,“基本生活用品紧缺,养老保险和失业救济都发不出来,就那点儿开销也花在抗疫上了,我们的就业和税收怎么办?”前市长伯纳德则一直持一种含糊不清的态度只是在不断强调“维持稳定,多方协调”,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然而,在财政局长肯弗莱和哈克尔公司的代表谈到初春的第一批货物的时候,前市长伯纳德却突然提出“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更开放的态度来对待货物,以满足当下更迫切的需要”,并且指示财政局长肯弗莱,“要对在危难时刻帮助我们的朋友表示感恩”,财政局长肯弗莱立刻表示“会在将来继续加强与哈克尔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哈克尔公司的代表旋即也表示“愿意为合作伙伴排忧解难,包括通过一些海外账户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遗憾的是,相关的账户证明并没有在文件中被记载,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也表示,部分文件在2067年冬天的洪灾中损毁了。
从货船到达到首批抗议者出现之间的工会的内部通讯同样显示出可疑之处。2月4日,我们可以从记录文件中看出,工会主席纳齐尔 “并不知晓哈克尔公司货船到来的具体时间”,而更值得怀疑的是,海港区的工会的联络人向他报告,询问“为何前来进行装卸和运输的码头工人并未在工会注册过”。而阅读后来被公开的工会主席纳齐尔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似乎对这一点早有预测,“想也能知道肯定是D雇的那帮流浪汉,他嫌我们给工人争取的底薪和失业救济太高了,就想着从工人内部瓦解我们的组织地位。等着吧小子,让我来教你什么是码头工人。”(Dave,2076)
虽然没有留存下来的实物证据,但议员阿诺德在之后的供词中声称他获得了媒体内部的隐秘爆料,提到在2月3日傍晚一艘行程不明的货船靠岸了,而在当日稍早时候码头已经聚集了一群并未正确进行个人病毒防护的不明身份人员。出于对公共安全的考虑,议员阿诺德紧急致信卫生局长查理并要求严格的检疫。然而,根据2月4日检疫部门的内部通讯,防疫小组面对的是“一群愤怒的穿着制服的码头工人”,指责卫生部门和“腐败官僚与资本家一起培养工贼,挑动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第一天的冲突逐步转变为了第二天的大规模游行,也就成为了“十日货船事件”的开端。然而,在之后的协商中,虽然工会的要求被实现,以港口为中心的半区恢复了经济的开放,工会的地位却在此次事件中下降,连议员阿诺德在在上任后也迫于政府同僚的压力,同意财政局长肯弗莱颁布修正法案,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对劳动法的重新解读(Bernicus,2077)。

结论

至此,我们可以在怀特教授的文章上(White,2065)做进一步的解读:财政局长肯弗莱因为受到来自工会的要求和经济不景气的压力,和前市长伯纳德合谋签订了一份与F的协议并选择了便宜的进口原料和补给,同时进行了大量的权钱交易(quid pro quo),并为了削弱工会的影响力选择了让非正式的工人参与货运,得知情况的工会主席纳齐尔非常愤怒,带领码头工人试图抢先一步进行货运。而对情况不了解但是接到爆料的议员阿诺德出于对公共安全的考虑立刻联系了卫生局长查理,于是防疫小组感到并和尝试强制进行检疫,在这个过程中和双方发生了冲突,也就耽搁了船只的卸货和检疫,而害怕事情败露的财政局长肯弗莱立刻要求哈克尔公司召回货船,也因此发生了沉船事件,进一步恶化了对峙的情况。事后财政局长借此胁迫上任的议员阿诺德对工会进行了打压,同时在复兴区给予哈克尔公司大量的投资机会并允许哈克尔公司压榨工人。同时,由于担心议员阿诺德在查找事情的真相,便在分治即将形成之时迫使议员阿诺德下台并接受调查,在通过放出的书信和阴谋论转移舆论的压力。
虽然伴随着义体的普及,出于防范流行性疾病的考虑从地理上将人们隔绝开已经不再必要,但新伦丁尼市城市分治的思想依然成为了城市规划界的重要议题。高速市内轨道交通的发展,网络基建所带来的完全远程办公的可行,和服务行业信息公开化的政策改革,都让人们在市内的生活通行无比便利。而这次新功能主义的尝试也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规划思想:城市被按照地区进行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割,以确保最高度的经济效率,但同时通过基础设施的保障,确保了市民能够真正进行自由的选择。然而,当我们回顾新伦丁尼市的分治历史,我们能看到在完善城市规划和治理的路上,许多群体的经历,包括工人,医生,公务员,失业者,甚至一些被半胁迫式迁居的市民,都值得让我们在2077年以一种更为谨慎和多面的视角去学习,了解,和解读这整个历程。
Bibliography:
乔瓦尼.乔,重新思考世界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2055,哈沃德出版社,新阿姆斯特丹
Antony Besty,the history of cities in Southern Ocean, 2040,Fabian Press,Lontini
Alireza Power,the radicalization of street politics, 2040, Route Press,Lontini
Joseph Lodluw ,The New Berlin,2056,Oxbridge express,Oxbridge
Christinian Hauge,A miracle?an analysis of post-plague economy,Camford express,Cambridge
Kraye Jack,城市治理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2045,VTB出版社,新东京港
Odd WESTARNE,港口城市的法律、行政与治理方式,2049,Fabian Press,New Massaile
Gramsy Bernicus,21世纪上半叶的工人运动史,2055,worker express,Petrolgrad
Kotini Dave,History in Diaries,2076,Oxbridge express,Oxbridge
Bernicus,21世纪新左派运动的模式,2077,worker express,Petrolgrad
Broad White,以新视角解读十日货船事件,2065,worker express,Sterli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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